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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连载六)

探史 · 2015-01-2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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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乌有之乡,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三章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在武装斗争高潮时期

  (1965-1973年)

  第一节 历史性的砂盟9.19坤甸会议

  1965年9月17至19日,砂拉越解放同盟在印尼坤甸秘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简称“9.19会议”)。会议由文铭权主持,出席会议的除砂盟中央委员黄纪作和林和贵之外还增加了黄纪晓、叶存厚、杨柱中、贝文对、蔡瑞新、谢焉素、刘顺胜、田云端、李玉兰等人。此次会议是自1962年砂盟遭受敌人严重破坏之后首次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砂盟过去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并讨论了在新形势下的奋斗纲领和斗争策略,对北加里曼丹革命工作做了全盘部署。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时机业已成熟,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解散砂拉越解放同盟,并委任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三人组成建党工作小组以具体负责此事。当时的想法是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后即成为领导北加里曼丹革命斗争的最高组织。而刚成立不久的“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则作为其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等党正式宣布成立后,砂拉越解放同盟即告解散,所有砂盟盟员如无特殊原因都将直接转为党员。砂拉越解放同盟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砂拉越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此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一个奋斗目标更高的组织-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替代。“9.19会议”另一项重要决议是扩建武装队伍和创建革命基地。会议决定将革命活动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活动区,或称两个基地。东部是指砂拉越第二省以东的所有边区地带,计划将它逐渐建设成为武装斗争的大本营和党领导核心的驻地。会议决定派黄纪作、林和贵、贝文对和蔡瑞新先行到东部去开创这项工作,并决定以林和贵为首。后因林和贵没按决议去东部(原因?),黄纪作就成为东部的主要领导者;西部是指砂拉越第一省和印尼境内的阿桑山与双空一带,由黄纪晓、杨柱中、谢秀玲、李玉兰负责领导,以杨柱中为首。“9.19会议”还决定文铭权除了继续负责北加里曼丹革命全局的指导性工作之外,暂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叶存厚、林广民等同志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直接参与阿扎哈里领导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的工作,以扩大国际影响和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砂盟也意识到与印尼共产党协作的重要性,认为这关系到在边区合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9.19会议是关系北加革命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也更发扬了党的民主。它对北加革命工作的全盘部署,它对筹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它对扩建武装队伍和创建革命基地,它对东西部两个革命活动区的划分和对干部的分配与使用是基本正确的。

  9.19会议也正式宣告我们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已取得不小的成绩,革命将开始逐步进入武装斗争阶段。所以盟又对第三项革命总方针作了补充,即“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

  9.19会议的胜利召开,它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使在印尼西加的盟组织,在印尼9.30政变后的险恶环境里,不但避免了被瓦解和一网打尽,还加速了砂印边区武装斗争的开展,也才能更早把武装斗争发展到国内,拯救了面临被瓦解的国内革命组织。

  9.19会议后,砂盟内部所出现的宗派斗争和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9.19会议的产物。而是会议后文铭权立即离开自己的领导岗位和林和贵又无法填补文的领导空缺,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有着重大的关系。

  我们从林和贵《我的告白》中,可以了解到他对9.19会议取否定的态度,他不但认为这个会议撤了他的职,还有又决定把他调到东部,而他爱人则留在西部。这对他个人名利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第二节 北共的筹建

  历史性的砂盟坤甸会议,也是北共的建党筹备会议。当这个建党筹备会召开的时后,砂盟已活动了12年,它为党的筹建和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等等方面,都已创设了必备的条件。从各方面看,这时,应该是党的筹建和建立的适当时机。但会议后不久文铭权又去了中国,9.30政变之后,他再也不能回来,使党的筹建搁置下来,也使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出现了从砂盟到党建立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这个过渡阶段,还是继续由砂盟起领导和组织作用。

  第三节 西部印尼边区组织内的宗派斗争

  杨柱中还在国内的时后,对林和贵的官僚作风和男女关系已有意见,关系已不够融洽。到印尼之后,杨对林的领导作风、个人私生活和对同志的生活、学习、工作的处理有更多的意见与不满。1965年底。林撤上边区前又没有与杨沟通,所以当杨发觉林也撤上西部边区(林本须去东部)时就感到不满和产生怀疑。林虽违背9.19会议的决定而留在西部,大家也还推举他为西部的中心领导,但他还是无法隐定内部,更演变成林和贵和黄纪晓为一方与叶存厚和杨柱中为一方的宗派斗争。双方的矛盾主要是对同印尼右派统战的决裂时机,对如何反击印军的杀害,对边区基地反围剿战略战术等等的争论,以致不小的影响到双方的感情、团结和合作。

  林和贵上边区前,已感到组织上不重用他。上了边区又感到干部的不尊重,所以他面对这时的内部斗争就更容易采取较消极和不够负责的态度。对解决矛盾,他缺乏想方设法,深入同志,积极沟通,热情化解矛盾,而显得沉默、清高和孤独。

  1967年2月7日,当内部的矛盾还不是很剧烈和公开化之前,他就带了身边的几位同志主动地离开了当时西部边区的最高领导中心,即逊空基地,并主动放弃对西部边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同时积极准备回国(由他当时亲信提供),忍心丢下革命重担和抛弃战友。

  当叶存厚和杨柱中知道林和贵决心离开边区基地时,他们感到不满,并立即召开民主批判大会,对林进行缺席的公开批判,使矛盾公开和扩大化,对革命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至今,对这场曾影响革命重大深远的宗派斗争,林还说他没错,无须负任何责任,还是那么主观自大!

  1966年中,西部国内出了陈传淦内奸,同时西部边区领导内部的宗派斗争正趋向剧烈化,这使砂盟陷入新的组织危机。

  第四节 陈内奸事件

  1962-1965年前后陆续共有十几位省委和两位组织部干部被捕,敌人制造了一批叛徒,有的被迫当政治部人员,还更企图从中逼出内奸。

  1966年中,第一省省委会直接最高负责人陈在古晋亚答芭被秘密逮捕,并在一个星期内当了内奸。

  陈被捕后第七天终於出事,而且就准备结婚。陈出现后,还约见古晋市委书记许丽卿,她有警惕而没有赴约,但有派人到约会地点侦察,而且发现有可疑的人出现。

  陈秘密被捕后又放回,他以为别人不懂,还打着革命的旗帜,继续在组织内工作和活动,但为的是敌人而不是革命。

  陈一当上内奸就被许丽卿识破,所以当陈召开他当内奸后的第一次三人省委会过程中,为了引起赖锦玉的警惕,她冒险把陈当上内奸的事告诉了他,但他不怎么相信,还直接去追问陈,使他更加的警惕。

  陈重回革命组织后首先要各单位呈交整个组织系统,不但呈交化名还要呈报真姓名,这是很严重违反组织严密的规定;因为每位上级领导,只能了解直属两层属下同志的真姓名。为了掌握组织的秘密,陈还故意把工、学和农部门的高层干部集中到郊区搞“集训”,搞大暴露。当他的这个做法被责问时,他却狡猾的推卸是联络员搞错。

  陈了解了组织系统之后,他还调查组织的经济。他要各单位呈上经济报告。他捞集了很多钱财,也买了地皮。他后期,生活豪阔奢侈,经常炖鸡吃,吃不了就倒掉。

  当时古晋市委的力量最强,陈为了了解更多的秘密,他软硬的施加压力,以争取参加市委的工作。市委的工作,有工、农、学、政党、出版和地下通讯联络(属於盟中央的)。有一天,陈懂的一位负责第二省联络的女同志失踪了,两天后出现时精神恍惚,身上有伤疤,她推说是踏脚车跌伤的。但奇怪的是,她总是要上级同志快走。同时通过她寄出的文件,也总是没有收到。后来,这位女联络员便跳楼自杀。

  原先由市委主持的《学习报》,后来也为陈所控制。刊物的内容,没有以前的革命和战斗性,却充塞一些黄色的、谬论的东西。当刊物的内容被质疑时,陈辩解没有审查。后来,《工农报》的命运,也脱离不了陈的魔掌。

  敌人通过逮捕、审问,通过有关的组织和人的关系,沿藤摸瓜,也榨取外省的许多情报。接着敌人就进行有计划的破坏革命。1966年12月6至8日,敌人就实行第一次全砂大逮捕,第一省捕了57人,第二省20人,第三省20人和第四省22人,总共是124人,这是第一、二级组织内的成员。1968年6月26日又逮捕了一百多人,这些主要是组织第三级以下的成员。

  这次内奸事件,被迫害的还有省委许丽卿,她不愿意同流合污而被长期监禁;曾繁皓受到一定的污染,后决心认错改过,但战死於海口区反围剿中;赖锦玉曾口头答应与敌人合作,不过后来摆脱了敌人的操纵,没有造成对革命明显的破坏;相反的避免了可能对革命的大破坏,因为赖对林和贵回国前后的情况是清楚的,如他向敌人提供情报,林的处境是很艰险的。

  1967年,陈到印尼山口洋大白树村开会,林和贵说还不能识破他的内奸角色。倒是他参加开会站岗时,突然受到印方逮捕,受到印方审问时,他暴露了他是马方特务人员的身份,恰巧被同时被捕的群众听到,这位群众放出后,才把他听的情况告诉了我方,才真相大白。陈被捕两三天后,就用直升机运回砂拉越。回国后,他仍然干他的罪恶勾当,直到林和贵1968年中回国时,他才闻讯逃到吉隆坡去躲藏。

  陈内奸事件,一开始就被发觉,可惜第一省那时没有一位更高级的领导能够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加予扼制,才使得第一省的革命组织被敌人操纵大约两年,并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破坏。

  第五节 林和贵的回国与恢复了西部国内的革命组织

  自从印尼9.30政变之后,从马印对抗到马印联合围剿,我们在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部队,所处的整个斗争形势已起了根本的转变。

  进入了马印联合围剿时期,印军对我们西部边区基地的群众实行杀、抢、砍和烧的四光政策,极其野蛮和残酷的镇压群众,同时也向我军发动连续不断的疯狂军事围剿和进攻,再加予组织内的严重宗派斗争的破坏,所以到了1968年开始,边区的武装斗争已面临很大的危机。

  在这同时,西部国内自1966年中陈被秘密逮捕后,很快当了内奸,并在内奸的协助下使到第一省的革命组织也很快的被敌人政治部掌握和支配,应尽快从敌人手中夺回这种支配权,不然对第一省革命组织的破坏就更大。

  1968年中,不论在西部印尼边区或国内,我们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斗争都处於危亡的关头。林和贵能够这时回到古晋海口区,并建立起领导中心和开展对叛徒和内奸的揭露和批判,从而从敌人和内奸手中夺回革命的领导权,也收编了从边区归来的人员,使组织得到巩固;同时结合改编军队和开展武装斗争,使组织从巩固走向新的发展。

  第六节 国内革命组织的重新巩固与发展

  自从1962年6月22日,英帝逮捕和驱逐了文铭权、黄纪作、雷皓莹、陈绍唐、王馥英、沈钦炎、阮春涛和温立宪等地下和公开的高级干部之后,一直到武装斗争在国内爆发之前,敌人都不断的开展大小的逮捕镇压,国内革命斗争处於节节败退,组织的力量和革命群众的力量都受到较大的削弱,革命面临不小的危机。

  可是1967年初,当北加人民军开始在第二省砂印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时,组织立即得到巩固和发展。当1968年尾,北加人民军进入第三省国内开展武装和民族工作,也立即促进了组织和革命的巩固发展。当1969年7月13日,西部在古晋海口区宣布改编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并开展武装斗争时,组织和革命就兴旺起来,共同发出革命的神奇力量。

  在国内武装斗争高潮时期,除了党得到巩固发展之外,第一省和第三省的农运和学运也巩固发展;还有东西部印尼边区和第三省的民族工作都有广泛的开展。可惜,在敌人的破坏下,这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巩固发展。从1967至1973年,是国内的武装斗争高潮时期,革命组织和民族工作都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而巩固发展,也随之受挫而被削弱。

  第七节 在武装斗争高潮中宣告了党的成立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建党筹备会,於1965年9月19日召开。但由於战争的困难环境,在克服了重重的难过之后,东西部才取得联络,而且建党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下去,才由林和贵和黄纪作商定建党的正式日子是国内武装斗争最高潮的1971年9月19日,并共同公开宣布和开始吸收党员。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文铭权,委员林和贵、黄纪作和王馥英。中央委员会之下分设中央第一和第二分局: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委员黄纪晓和谢嫣素,负责砂拉越西部的工作。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委员贝文对和洪楚廷,负责砂拉越东部的工作。

  第八节 党在武装斗争高潮的政治思想工作

  党在武装斗争高潮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除了主要继承砂盟的教育内容与形式之外,还有不同的发展与提高。

  在这个时期,党主要是建立在军队里,党的部分政治思想工作也通过部队进行,例如党员和部队战士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开思想检讨会和亮私会,开政治动员会和各种纪念会,集体听各种革命广播台,写日记和小字报舒发思想情怀,开展五好战士评比会,等等。这些政治思想教育形式,更加的实际和丰富,并提高了政治思想工作效力。

  我们的武装斗争高潮,几乎都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而发展的,所以它对我们的斗争,尤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影响是不小的。

  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大力号召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大学毛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大力鼓吹反帝反修、下乡上山、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和狠斗私-闪念等等。这对於党的理论与思想建设,打下更强固的基础;使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更丰富和形式更多样化;也使党更能发扬革命的彻底精神和革命的大无畏英雄气慨,更坚决地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在文革的影响下,我们太偏重於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使知识面不够广。我们太过藐视敌人和困难,夸大了精神和主观动的作用,因而不够实事求是,对敌斗争易犯过左的错误。我们也夸大了批斗的威力,对思想改造的破私立公和狠斗私心一闪念也抓得太紧,造成过多的斗争和过多的精神负担。对犯错误的同志也容易出现过早过激烈的斗争。事实上,当武装斗争爆发之后,我们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不是右。

  在这个时期,北共中央没有出版党报,西部有出版《劳动报》、《解放报》、《新闻报》,东部印尼边区有出版《朝阳》和《人民军报》,国内第三省还有继续出版《群众报》、《解放之声》、《农民报》和《学生报》等,以供党员、人民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阅读。

  第九节 党的海口区会议

  为了解决与西部领导的联络和开会问题,1968年底黄纪作特地从印尼马罗河尾基地到第二省边区。当1969年初,叶、杨壮烈牺牲后,黄就只有争取和林联络与召开会议而已。在当时,第一省和第二省之间的联络还相对方便,但黄还至少两次派专人去一省找联络。一次派警卫队员辛泽标化白去,为期一个多月。另一次还特派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指导员杨传兴去,却被出卖而被政治部官员古博光请到古晋西连路17哩警察所去“做客”。在海口区会议前,黄曾向洪楚廷泄露,他感到林对联络和开会都不够主动和积极。林对联络和开会所拖的态度,这对海口区会议不能是个好的预兆。

  党的海口区会议,是於1972年8、9月间在古晋海口区森林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和委员黄纪晓、谢嫣素及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没有人负责主持会议,采用大家谈的形式,会议只开了几天就休会。

  从坤甸会议到海口区会议时间相隔约7年,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印对抗早已变成马印联合,东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部队都坚持不了,并已完全撤进国内。这时国内第一、第三省的武装斗争虽还是处於高涨,但也呈现民族工作和杀敌夺武难於突破的困境,1970年开始狱中的分化淘汰也明显的涌现,而且华族也即将可能面临敌人建立新村的严峻考验。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召开的海口区会议,所负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要总结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少的,会议的成败,对党和武装斗争的影响是不小的。

  会议后,由黄纪作传给中央第二分局的是:(一)新的革命总方针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开展游击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努力搞好各条战线的工作,积极支援和配合武装斗争。”(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统称为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军。(三)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副书记黄纪晓,委员洪楚廷。(四)通知洪楚廷准备好船只,接送黄纪作及其随行人员到拉让江地区。除此,就没有别的文告和说明。此外,由中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各国共产党总览》,它报导“1972年8月,北加共中央举行会议,会议增选洪楚廷当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洪楚廷向林和贵核对时,他表示可以这么说。从这次会议所传下的决定,令人感到会议对印尼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都没有较好的研究总结,对党中央的健全没有加予处理,军队的统一领导机关没有建立起来,对如何突破民族工作和杀敌夺武没有新的指示,对国内武装斗争即将可能遭到敌人实行“新村”的镇压也没有对策,对新的革命总方针也都没有作任何说明,所以这次会议没有给全党带来新的有力号召和鼓舞。

  会议后,黄纪作身边的人员,很快就传出海口区会议中,双方谈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议后,双方随同的工作人员,都有反映这次会议是有争论和不够融洽的,不是令他们感到鼓舞的。黄纪作的随同人员黄赛莺和范国强,因发现领导的不和而很快产生对革命失去信心,决心送黄纪作到了第三省就放弃革命。还有其他同行的同志的情绪也不很好,黄纪作自己也心情较沉重和表现不够积极。这证明,这次会议不是带来鼓舞,而是带来了消极不革命的思想。

  林和贵对这次会议,会后只谈好的,开口不谈消极的,有意掩盖矛盾。所以,会议对他属下的影响,除了个别,一般就不明显。

  黄纪作曾向黄冠俊透露:海口区有谈7-10天。会议期间,有谈别后的一般情况、形势、新的革命总方针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合并问题。当谈到军队合并后谁当政委与总司令的职位上谈不下。还有黄纪作对林和贵处理叶存厚和杨柱中的问题也出现了剧烈的争辩。从以上黄纪作的透露,可证明海口区会议中已出现了林、黄的宗派与权力斗争。

  还从以下几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可以判断海口区会议也是一次分裂会议。这些情况主要是:(一)会议后,黄纪作传达黄纪晓调到东部当二局副书记,后来林和贵反复否认没有参与这个决定。(二)“和谈”之后,黄纪作写信给黄纪晓,也写给洪楚廷表示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决定,唯独不写信给林和贵。(三)黄纪作签了《谅解备忘录》之后,曾约见洪楚廷并在私下交谈中透露西部组织内问题的严重性,要弄垮了再重组,洪表示反对。(四)大约1973年11月底,黄纪晓和洪楚廷的一次私下交谈中,黄认为林和贵立党为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是被架空;他还认为林和贵贪生怕死,必定会放弃武装斗争。(五)“和平行动”开展后,黄纪晓藉口找联络,实则把林和贵周围的人,能够动的统统都拉出来,砍断林的手脚,局外人是难於理解的。当再也拉不到人时,又通过官方广播电台以密码通知,以动摇领导中心,主要是林的警卫队。(六)1974年初,黄纪作在与曾佩雄、蔡南生等同志的交谈中,他表露他和林和贵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曾表示异议;黄还表示黄、林之间的斗争,即使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许多年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以上这些情况,反映了黄、林之间矛盾很尖锐,已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分裂的道路。

  林和贵大加否定9.19坤甸会议,他却花言巧语地说成为“当年的海口区会议我们还是开得团结、融洽和愉快的。”引自《历史回顾,我的告白》

  不能开好海口区会议,会议中所呈现的党内宗派和权力斗争,从而产生党内的分裂,是黄纪作走向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前导因素。

  第十节 党受到右倾投降路线毁灭性的破坏

  黄纪作走上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前,必然有个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他在第二省边区武装斗争所面对的困难(如民族工作、杀敌夺武及人员的逃跑牺牲,等等)和失败,可能是他思想立场变化的开始,海口区会议中的宗派和权力斗争已使他决心走上组织的分裂,这也更容易促使他最后走向投降的路线。不然,就没有可能在他的亲信黄赛莺公开呼吁他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的两三天后就紧接派黄纪权和张和云送信给当时的州首席部长,以个人名义主动要求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也更不可能在通过两三天的接触和谈就签了《谅解备忘录》,宣布反马武装斗争的死刑。

  黄纪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独断党军大事,这重要是跟他的革命和武装斗争立场的动摇,以及跟他的党性、组织纪律性差是分不开的。另一面,当时党中央的不健全,没有党的中心领导,他对林和贵也失去信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纪作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能够造成大的破坏,这是由客观的困难和领导的错误所促成的。客观的困难上,当时在印尼边区的武装已坚持不了都撤进国内,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都遭到不小的挫折,不论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省的武装力量都主要集中在华区;同时又面临敌人在华区农村建“新村”的打击与镇压,革命和武装力量的保存也必将遭遇不小的困难。狱中革命力量,也出现明显的分化淘汰。因此,为了更好的坚持武装才有利用《谅解备忘录》实行精兵简政的错误决定。如果没有以上的困难,黄纪作的错误路线是不可能发挥大的作用的。再加以错误路线一出现,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总司令和中央二分局委员黄纪晓立即积极响应;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省委,为了坚持武装斗争和推动公开合法斗争而错误的利用《谅解备忘录》,出人毁枪,对错误路线也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林和贵对错误路线有先觉之明,但没有坚持武装斗争之志,也顺流而去。这样,客观的困难和领导的错误的相互作用,错误路线便没有受到多大的阻挡,就任意的破坏革命。

  自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和我们的革命斗争进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巩固发展,是必随着武装斗争的起落而动的。所以当一个党军的最高领导之一公开宣布武装斗争的死刑,对动摇党心、军心和民心,特别是对动摇狱中同志的心,无疑是一门重炮,必然对党军产生毁灭性的破坏。

  几十年后的今天,黄纪作还自认为他1973年的"和平谈判”和“和平行动”是为了纠正林和贵决定武装斗争的错误而提出和实行的,而且还说是无私和为了挽救革命的。

  第十一节 党在武装斗争高潮时期的发展规律

  当1965年前后,我们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开始得到发展的时后,北共的前身砂盟也得到巩固发展,但随著就组织内出现宗派的斗争以至产生分裂和反围剿犯上死守边区的左的错误,致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瓦解,其余留下部队也不得不撤进国内,提早结束西部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当部队回到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砂盟也随国内武装斗争的开展而巩固发展。但当国内发到高潮时,党也於1971年宣布成立,可是却由於1972年海口区会议中所呈现的宗派、权力斗争以至又产生分裂,并犯了1973年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印尼边区和国内的武装斗争的开展,使砂盟和党得到巩固发展,但两次组织内的宗派斗争和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却使革命组织的元气大伤。

  宗派、分裂和犯机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党在武装斗争高潮时后的不治之症?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产生不出更多彻底革命和更高智慧的革命高级干部,不但领导力不强,而且高级干部之间产生了矛盾,都不能以革命大局为重,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另一方面,党的中心领导远离领导岗位,对高级干部可能出现的矛盾不能加予防止或进行调解。所以在这个时期,党一产生了高级干部的矛盾,都解决不了并以悲剧告终,真是革命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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