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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连载八)

探史 · 2015-01-3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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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乌有之乡,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低潮时期

  (1974-1990年)

  第一节 坚持武装斗争低潮初期的国内外环境

  在1974年开始,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还处於高涨,美苏争霸也越演越烈,特别是印支三国的抗美战争已非常高涨,缅甸、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人民武装斗争还在坚持。在国内由於受到1973年投降路线的严重打击,革命同志和群众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情绪是很低落的,但少数精干还是能够坚持武装斗争;要重新发展武装斗争,主要要靠国外有利形势的促进,国内一时还难有可供利用的机会。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保留下一股武装斗争的火种,以等待时机和创设新的武装斗争条件。

  第二节 牢内党组织的瓦解

  在“和平谈判”之前,牢内大约有三几百人坚持斗争,在受到“和平行动”震撼之后,只剩下40多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尊严和清白,不愿屈辱的走出监牢,所以申请去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但经过申请,中国不接受,也只好死了这条心。1977年12月10日,最后一批九位政治拘留者:黄冠俊、丘恒山、黄拔怡、王信龙、刘秀、陈仁福、古坤隆、钱学仙和卢文明(最后一个出)走出六哩集中营,最后结束了坚持10多年的监狱斗争战线,牢内党组织也随之瓦解。

  第三节 西部党组织的坚持与瓦解

  经过了1973年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打击破坏之后,北共中央第一分局的所有成员都放弃武装斗争,第一省委也只有曾佩雄和潘瑞清自愿留下坚持斗争。而曾佩雄希望出去的,但看到没有其他的领导愿意留下领导斗争,他才主动的留下和同志们并肩的战斗下去。

  曾佩雄和潘瑞清共同领导留下的52同志,他们为了更好的领导和坚持斗争,建立了西部党的领导核心组,正组长曾佩雄,副组长潘瑞清,组员:杨祖国、黄元兴、官木荣,他们分散在马当、石角、西连路12哩和伦乐边区等地活动。群众普遍消极害怕,敌人实行不断的政治进攻和疯狂的军事围剿,也得不到领导的指示,处於孤立无援的状态。从1974到1980年的6年里,牺牲和离队的损失过半。

  到了1980年中,国内很难再坚持下去,去联络领导人又受到责怪,所以只得独立自主的决定把部队剩下的人员撤到印尼边区重建基地,经过约两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自供自足。虽然解决了部队生存的粮食问题,但是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还是更加的低落下去,党和部队不但不能得到新的发展,反而不断的削弱下去。

  重回印尼边区重建基地的6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时间不少,就安排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大家学了不少的毛语录。定期开党组织会、庆祝会、谈心会等。定时收听北京广播电台,如解放军之声、马来亚革命之声,等等。这使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和坚持斗争得更好。

  1981-1984年,先后曾派九个人到印尼西加群众区去,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群众工作。1986年头,农历初四,我们全部的公开活动人员都被印尼情报部逮捕。随后,印方又通过潘瑞清(已被捕的干部)表示愿意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10位同志,已感到坚持武装斗争的意义不大,也同意印方和谈的建议。於是双方通过和谈和取得协议,并於1986年6月结束武装斗争,西部的党组织也随之最后瓦解。显然地,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派太多人员出去公开合法活动,必将导致加速党和军队的最后瓦解。

  曾佩雄能够在很孤立和很艰险的条件下,带领同志们团结、英勇的战斗了12年,而且内部不出现宗派和权力斗争,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这跟他能够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同志和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并能够与大家同甘共苦,是密切联系的。

  第四节 东部党组织的坚持与瓦解

  (一)北共主席的3.9声明

  1974年3月4日黄纪作与砂拉越首席部长耶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公开发表,文铭权主席1974年3月中通过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发表3.9声明严正指出:“放下武装,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是犯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错误,并号召同志们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文主席的这个重要声明,在同志们中,起了很大的震动作用,引起了同志们对对路线问题的热烈讨论。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们学习和讨论文主席声明之后,同志们更坚信停止武装斗争的作法是很错误的,是很缺乏根据的,更坚定了对武装斗争的信念。后来文主席还不断的通过电台表示黄纪作的路线是错误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同志感到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的政策也是有错误的一面。

  (二)拉让江下游出现小宗派活动

  革命转折后,1976至1977年,在下游第一军区出现了刘吴“左”倾小宗派活动,给革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带头搞“左”倾小宗派的是活学,他是第一军分区的副领导,另外一个是吴云,他是一个层基干部。革命转折后,他们立场就有了动摇。当时,活学对工作消极,不爱劳动学习,不爱到群众中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讲究物质享受,更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吴云对工作散漫、不负责任,怕苦怕死,理论脱离实际,思想感情压抑。他俩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利用国内领导犯路线错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和“捍卫文铭权路线”为藉口,在一部分同志当中挑拨是非,散布流言蜚语,散布对当时领导第一、二军分区工作的温贤定和拉让江地区主要领导人洪楚廷的怀疑与不满,带领与影响一部分认识水平较低的同志,对继续坚持与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同志进行不正确的斗争,逐步形成小宗派活动。

  刘、吴他们的“左”倾小宗派活动恶性膨胀到了76年5月底达到最高峰。在这之前,他们单独研究和批判路线,并秘密地制定对付领导的计划。他们的行动计划是:首先和温贤定碰面时,要他明确表明对路线的态度。开展批判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准备去找洪主任(楚廷)。若还不能解决问题时,再打算找OMT宣委王连贵。再不能解决问题,就按他们的办法“革命”下去。在一切部署就绪后,5月底,他们来到温贤定的住点。温明确告诉活学,领导上已经搞通路线了,也认为留下精干的策略也是有错误的,并争取8月份左右进行公开的批判。活学只再三强调他们那一部分同志要见温贤定,都丝毫不透露包藏的用心与行动计划。

  5月27日,温贤定去见刘、吴这些搞派别的同志们。在温来到之前,活学早就布置好场所和不寻常活动。在进口处做起了门楼,上面大字写着“坚决打倒修正主义!”在住点的会场周围张贴许多显目的标语,如:“打倒黄纪作叛徒!”“打倒投降主义者!”“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等,大字报栏上贴满了许多指责拉让江地区领导和路线的大字报;例如:“自投降事件发生已近三年,但是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然坚持其路线,对文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指示不顾”,“向修主义当权派夺权!”诬陷温贤定“会陷害同志,要警惕!”公然指说温“没有能力当领导,要由群众来选举”,古吹“谁反对错误路线的功劳大,就由谁来当领导…”,“若死不悔改,林彪、刘少奇等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当领导同志进门时,他们中有同志就高喊:“打倒修正主义!”“彻底批判三省(即拉让江地区)的错误路线!”顿时场面呈现一定的紧张气氛。

  温贤定跟他们谈路线问题时,他们有的一昧指责领导同志,有准备的直追问一些已经说明的问题,有意刁难与打击领导同志,提高他们自己。

  5.27的斗争黑会,是一次不必要的错误斗争,客观上起着给敌人利用来打击革命,对内起着消极的作用。但他们认为,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次胜利;认为是群众起来斗修正主义的开始,是很好展现群众力量的体现;认为5.27就是好,谁反对5.27斗争,谁就是压制新生事物,就跟谁斗到底!扬言什么,谁否定(甚至不尊重)5.27斗争,谁就是修正主义!

  后来,洪楚廷和温贤定跟他们总结路线斗争时,查问5.27斗争,活学当时是主要负责,却推说许多情况不懂,解释说5.27不是斗争,只是“提意见”,说什么“没有人领导”,是同志们“自己随便搞的”?……后来领导同志指出许多事实后,吴云等人才支支吾吾的说是“没有很好准备”的斗争。他们就是这样搞两面派,拉邦结党斗领导,在搞宗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跟领导同志分开后,吴云就公开向属下提出要跟敌人“谈判”,而他自己终于在77年6月27日,在制造的所谓“被捕”事件而投到敌人那里去了。同年12月22日,活学也带了6个亲信(一个是才入伍半年的新兵)向敌人投诚了。

  刘、吴“左”倾小宗派活动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给同志与群众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客观上起了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妨碍了学习与工作,给革命增添了困难;打击了党和领导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从刘、吴“左”倾小宗派活动,从中我们可以认识与体会到:

  (1)要重视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和主观唯心,因为这些错误思想往往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

  (2)要注意处理好组织上的一些问题。干部的调配恰当与否,对内部与工作关系很大。若把思想问题较多的干部和同志放在一起,往往容易出些问题,因此要注意调配。使用干部要从多方去考虑,在用过程发现不恰当就因时因地及时处理。对闹事的干部要正确区分其思想性质,若是有宗派性质的,就要注意把他们(尤其带头的)分开。同时,也不要让他们远离领导单独工作,以防闹独立性和叛变投敌。

  另外,要注意处理好组织地位问题。搞宗派者往往个人名利严重,疑心重,往往在组织地位容易引起信任与不信任问题。因此,处理组织地位问题,一定要严肃谨慎,若有差错就及时纠正,不要让其演变成严重化与复杂化。

  (3)提高党性,增强纪律性。党内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本着党的利益,顾全大局,做到互相尊重,彼此谅解。有意见,不要轻易扩大到同志们与群众中去,要坚持党内来解决。有什么问题就诚恳的、坦率的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正确地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做到求大同存小异,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4)以最快的速度把损害、破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如果能透过刘、吴的闹事、搞派性等种种现象,抓住其实质上搞宗派和不革命的本质,就不必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与破坏。

  (5)凡是真心要革命的同志,都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搞机会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宗派主义;有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三)在党内进行批修

  我们正式搞通了路线之后,立即进行批判错误路线的准备工作。在公开批判错误路线之前,秘密号召出去的同志重回部队,并于1976年8月22日开始行动。我们也在8月22日正式响应文主席批修整党的号召,公开正式的批判错误路线。我们分别的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进行批修,并于1978年底胜利结束。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批修整党,使我们对错误路线,对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战略问题的错误也有更深的认识,也为了党打下更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拉让江中游9.19会议的胜利召开

  为了总结斗争经验和制订新的政策,1977年9月19日在拉让江中游民族区召开了9.19会议。会议由洪楚廷主持,出席这次会议有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党员代表共22位。会议修改了党的路线、方针和制订了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新战略任务,也决定恢复北共中央第二分局的活动,推举洪楚廷为第二分局代理书记,王连贵为副书记,温贤定为委员,也决定组织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司令部,推举洪楚廷为总司令兼政委,副政委为王连贵,副总司令为UBONG,司令员为温贤定。这次会议是团结战斗,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更高举武装斗争红旗的一次胜利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党是更加的正确,党和军队也更加的健全,更加能够战斗了。这次会议,更有力鼓舞了同志们,也更有力的推动了工作。

  9.19会议-结束,就组成重建边区基地突击队。经过了同志们四年多的艰苦奋斗之后,初步创造出一套粮食自力更生的办法,并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自给,初步解决了武装斗争的一大问题-粮食问题,为武装斗争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促进了党的巩固。

  (五)印尼边区德卡兰河基地会议

  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自1982年2月5至24日,在印尼边区德卡兰河基地北加人民军总部举行二局的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中,就受到敌人军事围剿的干扰,同志们发扬了团结战斗的风格,将会议开完开好。

  会议总结了四年多来的工作,研究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并通过了若干主要决议,如《关於若干问题的决议》、《干部革命的七项规定》、《游击区政治和文化生活规定》等。

  会议也肯定了四年多来的工作成绩。认为:在国内外形势更不利的压力下,在武装力量进一步削弱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同志还能坚持革命,这是可贵的;我们仍然坚持了一定的华区农村、城市和伊班区的工作,并重建了边区武装基地,并经受马印夹击的初步考验,还开展了一些战斗;突破与文主席的联络,统战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经济工作也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等等。这些成绩是取之不易的。

  会议认为,发展革命力量是保存革命力量和巩固建设基地,以及战胜革命低潮的关键一环。会议号召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来为发展革命力量和为打开北加新的革命局面做出最大的贡献。

  会议一致推选洪楚廷为北共中央第二分局书记,王连贵为副书记,温贤定为委员。

  (六)开展东北武装斗争

  为了扩大党和军队的活动,以利於坚持长期的斗争,边区会议决定组织突击队向东北挺进,即开展民都鲁、美里、林梦和老越等地的武装斗争。

  1984年2月12日,东北突击队在王连贵直接领导下宣告成立,并在俞诗东和刘华荣的直接带领下於2月18日踏上东北的征途。这在武装斗争的征途上,应该是踏上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东北突击队是在我们有了长期的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之后走上征途的,所以尽管对新区人地生疏,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敌军的大力阻挡和疯狂的围剿,但突击队表现英勇善战,应付自如。在几年的活动中,已深入广泛的侦察了东北方,也接触和宣传了许多各族的群众,还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并创造了广泛的回旋余地。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伤亡,也没有一个离队。这有力的鼓舞了老区的同志们。

  (七)边区基地部队的离队浪潮

  从1977年底至1985年中,我们在印尼边区坚持了约8年的基地斗争,它对一定时后的内部巩固和保存是有效的;但在国内外革命和武装斗争形势日益低落的情势下,对推动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发展是不够明显的。

  1985年中,坚持印尼边区斗争的意义已比较小,坚持的条件也比较差;把印尼边区基地撤进国内边区的民族区坚持,不但能够利用木山和群众更好解决粮食问题,也能更好的开展民族工作及其他的工作,因此,决定把印尼边区基地撤进国内边区。

  当我们把部队撤到国内边区民族区时,我们的同志就接触到暗藏在木山的政治部代理人与政治部人员和革命家属又通过各种办法极力鼓励放弃斗争,这时如果没有高的革命和民族尊严与气节,是很容易离队与放弃斗争的。

  在这次离队浪潮爆发前夕,我们边区还有队员41人,之后仅留下20人,出去的占21人,而且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委员兼北加人民军司令员温贤定和北加人民军副总司令乌榜 (Ubong)也离开了党和军队。这是进入了革命和武装斗争低潮以来,我们的党和军队所遭到的一次最大的削弱和最大的打击。

  (八)最后的战略部署

  经过了1985年离队浪潮的大破坏之后,党和部队又相对安定下来;1987年初东北突击队又胜利归来,并创设了开展新区的必须条件,所以为了党和军队能更长期坚持斗争下去,我们作了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战略安排。

  1987年中,我们又把仅存的50多位武装人员分成几乎对等的两部分:一部分由洪楚廷带领,坚持老区(拉让江地区)的斗争;一部分由王连贵带领开展新区(主要是民都鲁和美里)的革命和武装斗争。

  经过新老区三年多的奋斗,显示都能坚持斗争下去,而且新区已活动到了林梦河,进了汶莱境内并上了长屋;还吸收了6位男女普南族青年(其中四位是本南人)参军。

  实践证明,新的战略安排,是有利於党和军队的坚持和长期斗争的。

  (九)在武装斗争低潮时期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经过1973年错误路线的震动和激发之后,党内同志们在政治思想觉悟上发生了新的变化,独立的思考和见解都有突击的表现,再也不那么盲从。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得到更好的发挥;如更多的同志能够参与各种决策的制订,一些职位也更多的通过选举产生。

  在这个武装斗争的低潮时期,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与形式同过去不同斗争时期所坚持的,还是大同小异。

  党还是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容,主要学习毛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也着重选学习列宁选集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等等。通过以上学列著作的学习,为长期坚持革命和武装斗争,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

  为了使同志们能够明确的跟着党的革命路线前进,党还带领大家学习和复习党的总路线、总方针和组织方针,以及《关於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等等,以发挥出共同的战斗力量。

  为了坚定大家的革命和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党还纯正大家的革命动机和强化革命的动力,党还鼓励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闷念,彻底为人民服务。当革命和武装斗争处於危亡关头,党更号召大家发扬革命和民族气节,将斗争进行到底,不成功也须成仁。

  每天除了规定收听北京广播电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之外,有许多同志还收听国内外的各种广播电台,除了充实革命的思想与知识,也更认清国内外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

  在政治思想的形式上,党内小组生活、思想和工作报告始终坚持,亮私会,写日记,写小字报,五好战士评比会,各种座谈会、研究会、纪念会也在部队内长期坚持,这使党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充实和更丰富多采。

  在出版上,党内出版的《红星》,军队出版的《人民军报》也坚持出版到最后。这对强化党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统一党军的思想和行动,以及对激发大家的战斗热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没有以上种种政治思想工作,长期不断的贯彻、充实和激励,是无法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低潮的。

  (十)北共中央第二分局被迫解散

  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签订了和平协约,结束长达40年的武装斗争。紧接,1989年12月15日,马来西亚政府通过砂拉越政治部主动向我方建议通过和谈以结束反马的武装斗争。

  我们接受和谈建议,主要是根据以下情况:(1)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已很低落,基本上是革命与战争已转化为和平与发展。(2)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受到1973年黄纪作的错误路线破坏之后,革命与武装斗争就很快被和平与发展的形势所取代,到了这次的和谈前夕,各民族群众对反马的武装斗争大都持消极态度。(3)在孤立而少支援,在多打击而少鼓动的长期斗争低潮中坚持艰险奋斗之后,还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也难於再承担斗争的义务。这是接受和谈的主要根据。此外,我们也广泛的争取各方同志和群众的意见,他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再坚持下去意义不大,前途也不乐观,可以结束斗争,我们才决定接受当政者的和谈建议。

  在和谈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谈如何结束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当谈到拟定和平协议时,对方突然要求我方解散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经过激辨之后,我方被迫只得接受解散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

  当革命迈入了武装斗争的时期,砂盟和北共是随着武装

  斗争的发展而巩固发展的,没有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党,

  也就没有了革命的一切。这是我们誓死都要坚持武装斗争的最大根据。

  第五节 重建非武装斗争战线的失败

  1973年我们利用《谅解备忘录》把部分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遣送出去,希望这当中有部分人能参加公开合法斗争,重建非武装斗争战线,配合和支援武装斗争。后来十几年的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

  重建非武装斗争战线和配合支援武装斗争,为什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主要是:(1)当我们把76%的武装人员送出去,监牢的大部分人也不得不出来之后,整革命形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权已控制在敌人的手中,革命和武装斗争已呈现空前的低落。而我们的敌人,为了打击革命和武装斗争,早已下决心在我们的社会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在1973之后,天更赐良机,使他们加快开发森林资源,以发展社会,更稳定了统治基础,我们就更加被边缘化。(2)统治当局,绝对不会让我们从武装和监狱出来的前领导和同志,重新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活动;一旦被发觉,必定坚决的打压。从星、马、砂拉越和汶莱,自从公开阵线的左派活动被镇下去以来的几十年,连左派的公开活动也几乎不见踪影,那么公开上的具有革命色彩的活动,就更难产生了。(3)从武装出去的领导已失去同志和群众的信任,很难起号召和组织的作用。(4)许多干部和同志遭受1973年“和平行动”打击之后,悲观消极,为了职业和家庭就忙得透不过气来,心有余而力不足;少数职业和家庭生活没有问题的,但他们已没有心。(5)自从1973年以后,起初国内斗争形势虽不好,但国际斗争形势还可以。不过自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随之越南海上“船民”不断涌现和中越边境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都日益往下滑落,就很难有好的可供推动武装斗争和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势可用。更何况,许多人对於1973年“和平行动”之后,国内的斗争形势已发生了质变,即革命和武装斗争已被和平与发展所取代的大变化都是后知后觉,再加上我们有不少的主客观弱点,更无法与敌人争一日之长。有以上深厚的因素,不能重新开展公开合法斗争,不能重建非武装斗争战线,绝非主要是有人坚持武装斗争所促成的。

  从过去几十年的公开合法斗争的现实看,几乎是一片空白,应该可以证明:停止武装或削弱武装斗争去推动公开合法斗争,不但推动不了公开合法斗争,而且还大伤了武装斗争,甚至使革命更早宣布彻底的破产。什么“和平谈判”和“和平行动”是无私的,是为了纠正武装斗争的错误和为了挽救革命,这是难於令人信服的。

  第六节 革命武装斗争低潮中党的巩固与发展

  在革命的武装斗争时期,党的巩固与发展,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兴衰而起落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必然规律。

  在1973年武装斗争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后,我们决心保留一股武装精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和迎接新的革命形势。但事实上,武装斗争经过了17年的艰苦奋斗,由於敌人的强大我方弱小,无法通过建基地和实行边搞(主要是伊班民族工作)边打(指杀夺武)以改变群众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所期望新的革命高涨,不但从未出现,而且每况愈下,甚至迎来一个伟大革命时代的即将终结,致使党和军队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还有从另一方面看,在1973年之后,我们国内的政治斗争已由和平与发展代替了革命与武装斗争,掌握这个政治主流是统治当局,而且他们是自觉和有能力的实行一定的社会发展和改良,以孤立和打击我们,使我们长期处於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何况,我们的军队是弱小的,党又不是执政党,要顺应群众和平发展的需要,就难之更难了。

  附录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委员会主席声明

  (1974年3月9日)

  同志们,最近发生了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在这之前,我们党曾尽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批人终於走上了向敌人服膝投降的道路。尽管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或被骗走上这条道路的。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能不严肃指出,这是一条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们决不回避事实,我们承认我国革命斗争确实遭到了重大的挫折。我们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这个背叛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我们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相当部分的军队被瓦解了,武器被销毁了。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党和军队那怕是在数量上减少了,却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我们神圣的历史任务,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利益,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工具。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屠杀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共产党人,野蛮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反动政权推行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在它的庇护下,外国大财团都纷纷前来大量投资,每年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额利润,封建官僚买办阶级也大发横财。所谓“独立”后的这么多年,劳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通货膨胀,物资飞涨,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反动政权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正在卑鄙的、有计划的把反动的奴化教育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我国人民当前的革命对象。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解决它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更无法避免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灭亡的时间可能早些,也可能迟些,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加速它的灭亡。我们干革命为的是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的是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利益。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不能改变的,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国内“马来西亚”反动政权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在对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调整,高唱“中立”、“不结盟”的调子,在国内,则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推行对外讨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人民群众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总结出一条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维护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鲜血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政党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虽然有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工会会员,几百万农会会员以及几千万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之下,几十万人头落地,革命队伍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免于遭难的兄弟党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又继续前进了。远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义者们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取得合法斗争的榜样,曾几何时,一旦发生反革命政变,阿联德政权一夜之间就垮台了。同志们,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宝。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维护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二者的相互关系”。二十几年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织。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们什么时后遵循上述教导去做,我们的工作就向前发展。我们什么时后违背上述教导,我们的工作就停滞不前。现在党成立了,军队建立起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前进!我们能因为战斗环境的困难而藉口改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吗?我们能因为发生了某些可耻的叛变情况而亲手搞垮自己的军队吗?不能,绝不能。

  同志们,武装斗争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我们的党是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成立的。在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自己只有一支仅数十人的小队伍,武器又简陋,后来,发展成为几支在各个地区活动的较大的支队。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反动派,每年付出了数以千万的经费,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反动军队,残酷的、反复的“围剿”我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果他们不积极送衣、送粮、送子弟参军,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难,当然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出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所谓政策和策略。同志们,敌人说我们被打垮了,是真的吗?不是,我们几百人的一支队伍垮了,不是被敌人打垮的,几百支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丢了,不是被敌人夺去的。同志们,我们没有垮,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我们就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的红旗是永远也倒不了的。党不但没有垮,在党领导下,相当的一批武装队伍还存在,我们将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将继续在城镇中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武装斗争,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我们绝不会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它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敌人的疯狂挣扎表明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党在这里号召,在部队里,在农村中的,在城镇内的干部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所有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高举革命红旗,继续奋勇前进!党将继续率领群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只要我们能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我们紧握枪杆子,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让一切反动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嚎叫吧!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文铭权

  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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