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哪些电影让你印象深刻?
估计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涉及到这些影片：《变形金刚4》《布达佩斯大饭店》《冰雪奇缘》《星际穿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X战警》《银河护卫队》《明日边缘》《卑鄙的我2》《霍比特人2》《美国队长2》《地心引力》《辩护人》《亲爱的》《白日焰火》《分手大师》《心火怒放》《同桌的你》……美国电影即使不占绝大部分，也绝对占据了半壁江山。
好莱坞电影从二战以来，便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相对垄断的地位，并且日益影响着观影者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品位。“我看美国大片仅仅是为了娱乐，怎么会影响我的价值观念呢?”你心里也许不爽。近期出版的法国学者雷吉斯·迪布瓦的《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一书，有助于你看清好莱坞电影背后的玄机。
迪布瓦想告诉读者的是，好莱坞电影不只是大家所认为的旨在推广美国生活方式，更是要强加给观众一种思维方式。因为美国政治权力始终对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从而将美国意识形态彻底植入好莱坞电影的形式和结构之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电影批判理论出发，围绕好莱坞的电影审查制度、奥斯卡评奖体系、好莱坞各个时期经典类型片、好莱坞电影中的主角和配角的选择和设置、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女性别关系、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黑人、越南人、外星人、和其他突变人种的形象设计和叙事结构，以及相同题材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手法等各个角度，针对好莱坞电影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精确、细密的分析。
作者研究表明，美国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够完全控制好莱坞，主要依赖于好莱坞的审查制度。这个审查制度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海斯法典》为代表的道德层面的审查;第二个是以“猎巫运动”为代表的公开的政治审查;第三个是以“电影分级制度”为代表的经济审查。
《海斯法典》自1934年开始施行，直至1960年。该法典成为美国保守意识形态里清教徒、甚至是反动思想的一把利器，因而实现了对好莱坞影片道德层面的控制。它以道德法典的形式，一一列举了所有可能违反良好道德规范的禁忌。法典禁止影片出现以下影像和主题：躶体、贩卖白人(卖淫)、性欲反常(包括同性恋)、通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分娩的场景(即使仅是一个侧影)，以及所有一切被认为有失体面或者猥亵的场景(过于暧昧的姿态，过于热情的拥抱，等等。)与此同时，电影导演还必须尊重宗教和爱国情感(譬如对国旗应始终充满敬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正面塑造犯罪的人物形象。最后，法典文本还附加了一个清单，罗列了亵渎神灵或者辱骂性的花园，以及其他不恭敬的内容。
除了道德审查之外，还有公开的政治审查。事实上，从1930年代末开始，好莱坞就成了反共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这一政策后来随着冷战、麦卡锡主义和臭名昭著的“猎巫运动”逐步激化。美国非美调查委员会(简称HUAC)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电影故事方面制定新规范，强化《海斯法典》”，并无比希望将“共产主义阴谋家”从好莱坞电影公益中清剿出去。自1947年起，非美调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疯狂地将被怀疑为亲苏的电影人列入黑名单。大批左派艺术家如约翰·贝里、朱尔斯·达辛受到牵连，卓别林甚至流亡欧洲。作者指出，这一行动的实际目的就是要让一切被认为“反美”的颠覆性信息从此从国内的银幕上消失。社会评论从此被禁止了。“猎巫运动”间接的鼓励了反共排外、保守反动的电影的制作，例如《铁幕装置》《巨大威胁》等。
1950年至1960年间，审查显现出放松的信号，偏执疯狂、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逐渐缓和，为了迎合观众们的新口味，《海斯法典》也渐渐从它的原型中消失，并最终被“电影分级制度”所取代。分级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为大家所熟知，例如“G”级代表大众级，即所有年龄均可观看;“NC-17”级则禁止17岁以下观众观看。这一管制电影的新方法看似无伤大雅并且更加宽松，但实际上与之前的方法有着相同的目的：影片涉及的题材、语言、躶体、性以及暴力场面将由若干名有资质的人士进行评判，他们有权不事先通知就取消影片的放映资格。某部影片一旦受到严厉评判，例如被归入R级或NC-17级，则无缘大多数观众。如果这些“重口味”的电影想进入绝大多数美国影院，就只能重新剪辑。因此，作者认为，分级制度是一个阴险的制度，表面上导演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要想获得他们想要的级别，就得把影片剪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好莱坞分级制度已经内化为制片人、导演、编剧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一种自然的或者自觉的自我审查机制及行为准则。那些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的玩家将被排挤出市场。这就导致电影审查变得相当隐蔽，甚至让观众产生了好莱坞没有审查制度、可以自由表达的错觉，也更不会想到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必然结果。
除了这些施压式的审查手段，作者认为，自1928年建立的奥斯卡评奖体系又以奖赏最佳影片的名义，显著影响了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与生产，并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提示和诱导观众应该喜欢什么，又应该憎恨什么。它奖赏那些得到一致认可的影片，如保守严肃的、史诗题材的文学改编作品，或者大型历史题材作品，例如《飘》《卡萨布兰卡》《王子复仇记》《国王的演讲》——获奖的都是没有颠覆意义且无伤大雅的作品。至于电影导演，这个体系也以同样的方式排斥异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卓别林、奥逊·威尔斯、斯坦利·库布里克等享誉世界的杰出导演未能获得奥斯卡奖。
电影审查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呢?或者说美国的意识形态究竟如何从主题、叙事和美学层面在电影内部发挥作用的呢?作者提炼出了五种基本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逐一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一、将“啊，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乐观主义确立为好莱坞电影的主旋律。在这一电影观念中，观众被要求接受一种被动的态度，要在梦境中忘却自我，任由自己被置于一个由美丽的神话世界编制而成的摇篮中。二、将大团圆结局作为约定俗成的叙事结构。坏人受到惩罚，好人得到奖赏;美国则向我们重申，它才是最正义的国家。三、将等级化的个人主义和成功故事作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和美学基础。主角大红大紫，配角则默默无闻。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强化了这一个人主义，将人物的等级关系作为样板，强加给观众和社会。另外，许多好莱坞叙事都建立在成功故事的基础上，这一意识形态意味着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这一达尔文主义的个人成功观，将社会中出现的不平等合理化：失败的人失败的唯一负责人是自己本身。四、简单的将善恶二元论作为好莱坞剧情的决定因素，从而蒙蔽观众对于社会问题真实原因的认识。“恶人”必将遭受惩罚，一切都将回归秩序，好像任何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五、以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对他者的否定为准则，建构一个塑造英雄、典型的好莱坞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建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规范。好莱坞影片中的主角几乎都是男性、白种人、异性恋甚至是基督教徒，所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角色都沦为陪衬，充当一些经常是负面的、至少是可有可无的次要角色。
本书的前两章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梳理与建构，其后几章以具体的电影作为分析脚本，支撑上述论断。例如在《泰山在好莱坞》一章，作者通过分析系列电影《人猿泰山》，指出这些电影将非洲的形象弱化成为一个原始、落后和堕落的地区，而西方文明(美国)的使命就是将黑非洲从野蛮和蒙昧主义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因此，将美国是文明的传播者，是善美的化身，是“救世主”这些意识形态巧妙的进行了背书。又如在《印第安人、黑人、越南人、阿拉伯人、外星人以及其他突变人种》一章，作者通过对《战栗黑洞》《一个国家的诞生》等影片的分析，揭示出，他者无论如何，无论其形象是否一直在被重新定义，永远发挥同一个作用：制造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可以辨识的敌人，从而更好的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个政治共识和国家身份之下。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基于对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因素的揭示而彻底否定好莱坞电影。作者认为好莱坞电影不是铁板一块，也绝非政治宣传片，是多样化的，好莱坞电影属于私有范畴，是来自五湖四海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企业家的劳动成果，无论如何都与政治宣传无关。同时他也强调研究影片中的意识形态与品位无关。他警示评论家必须透过好莱坞电影的华丽场面和感官刺激，理性地对好莱坞作品进行文化解码，从而为广大观众提出客观而中肯的评论意见，使观众不至于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像建构的迷人幻想彻底蒙蔽和误导。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从来也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赏心悦目的娱乐消遣——好莱坞电影也自然不会告诉你，它里面“有”意识形态。阅读这本书后，相信你会学会一个新的技能：找出美国电影里那些潜藏的、隐含的内容。毕竟，意识形态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对此浑然不觉还傻乎乎的接受好莱坞宣扬的价值观。就算接受，我们也要先甄别良莠好坏嘛。
杨煜超，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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