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不保护本国产业的失败者：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

第十二章  不保护本国产业的失败者：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

作者：左大培 

拉丁美洲各国16世纪初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19世纪初陆续独立。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美国独立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拉美各国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发达的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片面地靠出口导向的产业来发展经济，不为保护本国产业而限制进口，结果是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按当年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1981年为12758美元，英国1979年为6340美元，而拉丁美洲的两个富裕国家，阿根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0年为1982美元，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委内瑞拉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900美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阿根廷”、“美国”、“委内瑞拉”、“英国”条）。

可以说，拉丁美洲是19世纪美洲大陆经济发展中的失败者，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为保护本国制造业而限制进口。当然，阻碍拉美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某些因素所起的作用还比不保护本国制造业的作用大得多。不过，这些不利于拉美19世纪经济发展的因素几乎都与不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宁可说，不为保护本国产业而限制进口，是拉丁美洲19世纪存在的那些妨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起作用的集中表现。

第一节 独立时拥护自由贸易：

历史条件导致的悖论和误区

19世纪初拉美各国独立后，普遍的政策倾向是对外实行自由贸易。这不是由外国强加的，而基本上出自统治拉美各国的精英们自愿。这种自由贸易的意愿，还助长了19世纪后期拉美各国的那样一种政策偏向，这种政策偏向不是限制进口为国内企业保留本国市场，而是片面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

本书前边的理论分析和援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为保护本国产业而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有利于经济落后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但是统治拉美各国的精英们却在独立后热情地推行自由贸易，这似乎有点奇怪。19世纪初的拉美各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其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前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追求独立的拉美各国精英们拥护自由贸易的悖论。

使谋求独立的拉美各国精英们拥护自由贸易的特殊历史条件有两个：首先是制造业企业主的势力与北美相比相对较弱。到18世纪末期，拉丁美洲各国在生产量和贸易额以及在城市的建立和商业城市的规模上，都超过了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发展水平。英属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独立时，单是巴西的出口值就3倍或4倍于英属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的全部输出额，而整个拉丁美洲的出口总值则超过英属十三个北美殖民地全部输出额的27倍。当拉丁美洲已经建立了很多城市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还只有分散在各处的不大的居民点。1776年墨西哥城和哈瓦那各自的人口都远远多于北美最大城市费城的人口。不过，到18世纪末，就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说，拉丁美洲则较北美落后，它没有象英属北美殖民地那样发展的工业。到处盛行的大庄园制和雇农制、奴隶制阻碍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3—44页，第七章，263—264页）。拉美与北美相比城市大而工业落后，表明拉美与北美相比商业贸易更强而制造业弱。制造业弱造成拉美的制造业主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弱，无法对政府政策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争得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

另一个使谋求独立的拉美各国精英们拥护自由贸易的特殊历史条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控制和掠夺，而限制拉丁美洲从其它国家进口商品和高进口关税的政策，也是这个控制与掠夺拉美的政策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使谋求独立的拉美各国精英们按照简单的逻辑，把自由贸易当成了他们追求的独立自由的一部分。而拉美各国独立时，恰逢英国在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英国人借赶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之机进行拉拢宣传，更使拉美各国的政治精英们陷入了拥护自由贸易的误区。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控制和掠夺

拉美各国是从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的。对拉丁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西班牙人来到新大陆时怀抱的意图是：把真正的宗教带给异教徒，把贵金属运回西班牙。当时西班牙在经济上赞同一种形式很简单的重商主义。它认识到，由于本国生产的商品比英法的商品昂贵，它不得不禁止可能的进口以保护本国手工业，从而保证它的手工业者独占它的殖民地市场。因此，西班牙禁止它的殖民地同欧洲国家之间的任何贸易，也禁止它的殖民地相互之间的贸易，把尽可能多的商业提供给被赋予特权在西半球经营海运的人士。这使得拉丁美洲内部实际上不存在贸易。18世纪下半期查理三世将国内政策侧重点转向在政府指导下有利于国内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放宽对贸易的限制。但是这些措施为数太少，而且为时过晚（Tancer，11－13页，18页）。

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拉丁美洲后，宗主国和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生产规定了许多限制。在工业方面，禁止殖民地矿场采用新式的改良的操作方法，或禁止殖民地从事与宗主国利益相矛盾的工矿业生产。例如，西属殖民地明令禁止采铁，私人采铁被当作刑事犯罪行为。当拉普拉塔地区出现了用土产驼马毛制造帽子的作坊时，政府便在18世纪70年代末期下令，以后应将全部驼马毛输出到宗主国去。在农业方面，禁止殖民地栽种宗主国能生产的某些农作物。例如，殖民地政府曾下令禁止在墨西哥培植橄榄树，禁止在阿根廷开辟葡萄园等。殖民地政府还限制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4—265页）。

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拉丁美洲后，西班牙葡萄牙统治者力图完全垄断拉丁美洲的贸易。为了彻底实现这种垄断，西班牙政府禁止其在拉美的各总督辖区互相之间进行贸易；西属殖民地与葡属巴西之间更少经济往来。后来，在18世纪70年代，虽然撤销了禁令，但直到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各港口之间的货物交易量仍然不大。19世纪初，在西属美洲最重要的港口维拉克鲁斯（在墨西哥）的贸易额中，自西属美洲的输入额只占它的总输入额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向西属美洲的输出约占输出总额的八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拉丁美洲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极其微弱（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6—257页）。

西班牙各殖民地被严禁与外国进行直接的贸易；而同宗主国的贸易，又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官吏和大富商所专营。这种“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掠夺。他们常把一些既不值钱、用处又不大的东西运到拉丁美洲，在殖民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按极其昂贵的价格强迫配售给土著居民。土著居民被强迫购买他们所不需要的纽扣、花边、刮脸刀以及他们看不懂的宗教书籍。有时地方长官竟然强迫所辖的土著居民一律戴眼镜，以便把商人廉价得到的这种商品配售出去。这种“交易”的利润达到100—300%，甚至达到400—500%（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7页）。

西班牙和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从16世纪中叶起，建立了所谓“双船队制”，这种制度继续了两个世纪之久。每年有两个船队往返于西班牙和拉美之间。船队在去美洲和回西班牙的途中，都由军舰护送。在1765年以前，西班牙和殖民地的贸易限定只经由一个西班牙港口进行，1717年以前经由塞维尔，以后经由加的斯。在葡属巴西，最初是由葡萄牙商人驾驶自己的船只到那里去，到了16世纪末叶，也成立一个由军舰护送的商船队。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765年恢复个别航行时为止。巴西的一切对外贸易必须经由里斯本进行（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7—258页）。

拉丁美洲出口的主要是贵金属和宗主国不生产的农产品。西葡殖民者使用奴隶劳动开设的矿场生产巨量金银。西班牙以掠夺金银为主。在1748—1753年，西班牙殖民地每年出口的贵金属为农产品的三倍半，1802年还有两倍。美洲每年平均的金银出口额，1500年到1803年的3百年间增长近11倍。而在葡属巴西的出口中，蔗糖占着更重要的地位，殖民者从产糖所得的利润，比开采金矿和金刚钻所得的利润要大十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8页）。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掠夺的大量廉价金银流入欧洲，成了16世纪欧洲价格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单只在16世纪的一百年中，西班牙的物价就猛涨了三倍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8页）。

而在葡萄牙统治下，巴西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试图为它们的殖民地制定一种重商主义政策。在控制巴西同其它国家的商业贸易往来上葡萄牙不如西班牙能干，但是它在严格控制任何种类的制造品方面却更为成功（Tancer，16－17页）。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政府以政府收入的形式从拉美搜刮财富。西属殖民者对美洲殖民地榨取之苛酷达到惊人程度。虽然印度的人口比西属美洲全部人口要多四倍，但是在18世纪末西属美洲殖民地每年送到西班牙国库的收入，比英属印度送到英国国库的收入约多一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8—259页）。

殖民地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就是征收关税。在西属美洲，西班牙的产品进口税为其价格的9.5%，外国生产的但在西班牙最后加工的货物为12.5%，外国生产的成品为29%。葡萄牙的产品在巴西的进口税为其价格的16%，而外国产品则为其价格的24%。此外殖民地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许多商品实行国家专卖，收取印花税，向承租金银矿场的私人企业家收取提成（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59页）。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政府征收关税主要是为了给殖民政府创造收入，而不是为了保护拉美当地的产业。拉美从此形成了一个政策传统：政府征收关税通常是为了获取政府收入。

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从经济上掠夺拉丁美洲而在拉丁美洲征收进口关税，使征收进口关税之类的限制进口的措施给拉美人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似乎征收进口关税之类的限制进口的措施只是掠夺拉美人民、剥夺拉美人民自由的手段。这直接导致了谋求独立的拉美各国政治精英们转而拥护自由贸易。

独立前18世纪拉丁美洲的经济与英国势力的渗入

还在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前，英国的势力就渗入了拉美。这使英国后来能够乘拉美独立革命之机大举夺取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引诱拉美各国听从自己的自由贸易主张。

从17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经济和政治衰落，它们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垄断权已开始动摇。它们的贸易船队常常因遭到英、法、荷三国的海盗袭击而不能到达拉丁美洲。并且，即使在西葡船队按时到达拉丁美洲的条件下，它们运来的货物也远远不能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在17世纪末，落后的西班牙工业只能满足殖民地居民全部需要的5%。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了在经济上统治殖民地，不得不用殖民地财富去换取别国的、首先是英国的商品。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方面把殖民地财富输送到英国，另一方面又把英国的商品运进殖民地，为英国开辟了商品销售市场。1748—1753年，西班牙商人向美洲殖民地输出的本国货平均每年为400万皮亚斯特，而转口的外国货则为710万皮亚斯特（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0—261页）。

17和18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工商业迅速成长，它们千方百计要逃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苛重进口税，使走私贸易日益盛行。英、法、荷在西印度的领地成了同拉丁美洲进行非法贸易的据点。走私商甚至大胆地用武力在巴西沿岸建立基地和贸易站。1624年，在西班牙殖民地中，每有1千吨货物合法地入口，就有7千吨货物非法地入口（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1页）。

在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葡萄牙于1703年同英国缔结条约，使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巴西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英国又通过1713年的和约获得了向西属美洲输出黑奴和工业品的权利（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1页）。

从18世纪中叶起，西班牙被迫一步步放松对美洲殖民地贸易的控制，也不得不取消了“双船队制”。1765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准许西班牙商人不仅可以经由加的斯，而且可以经由9个别的西班牙港口同西印度进行贸易。1774年，允许各殖民地互通贸易；1778年，又准许各殖民地和宗主国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到18世纪末叶，开进西班牙殖民地港口的外国船只竟达西班牙船只的10倍之多，西班牙的贸易垄断权已被粉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1—262页）。

17—18世纪，在走私贸易广泛发展的殖民地，例如在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的某些地区，农产品的商品率迅速增长。西属殖民地出口的农产品总值，在174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增长了四倍以上（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2页）。

18世纪末，就整个拉美来说，工业生产的技术还相当落后，生产规模也比较小。不过，在17—18世纪，各国工业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秘鲁和墨西哥境内有了纺织工业，墨西哥的呢绒制造业中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在18世纪的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人们为市场生产着木器、铁器、鞋、鞍、器皿和玻璃；所有殖民地几乎都为市场生产肥皂和火药。墨西哥的银矿开采业特别发达。19世纪初，墨西哥的采矿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不过采矿业年产值为手工业年产值的3倍多。古巴1779年的制糖企业数目为1760年时的4倍多，在1779—1789年的十年中，糖产量又增加了1倍。在巴西，1795年葡萄牙政府取消禁止开采和加工铁矿的禁令后，18世纪末，纺织业和炼铁也都发展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2—263页）。但是总的来说，当时拉丁美洲工业发展的程度不如英属北美殖民地，制造业很弱。这使拉美的制造业主阶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第二节  独立后初期的自由贸易浪潮和

此后的关税政策

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拉丁美洲之后，发展了拉美与西欧之间的贸易。但是，拉丁美洲各国土生白人中的资产阶级形成比北美迟，本身比较软弱，他们都是从地主阶级中转变来的，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独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封建大庄园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就阻碍了资本主义关系独立发展。当时，各独立国家由于政治上还比较软弱，英国资本势力便乘机渗入。于是刚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中摆脱出来的拉丁美洲各国，就陷入英国殖民主义的罗网，成了外国资本的农业—原料附庸，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3—44页）。

19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之后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外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了各种手段使拉丁美洲在经济上政治上依附于自己，例如利用各国财政上的困难提供奴役性贷款，煽动拉美各国的内乱，挑起拉美各国之间的战争，以至直接进行武装侵略等。适应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的需要，拉美各国的农业发展了单一种植制；而在工矿业中，只有外国资本操纵的贵金属开采、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至于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这一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7页）。

独立革命时英国乘虚而入

19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后，农民摆脱了服徭役的义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商业专卖权、禁令和法规都被取消。特别是，独立革命中和革命后许多国家先后废除了黑人奴隶制（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6页）。

但是，拉美独立革命以后，大地主和天主教会所拥有的土地，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保证大地产不被分散的限嗣继承和长子继承的封建法律也继续保持着效力；并且，墨西哥等国大庄园所有主的数目还增多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每个地主平均占有的土地也增加了。大庄园制的扩展，主要是依靠剥夺印第安人公社的土地（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7—268页）。

英国乘着拉丁美洲努力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之机，企图使拉丁美洲从属于自己，最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它打着“援助”的招牌，对拉丁美洲实行经济渗透。还在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期间，英国就不断以购买拉丁美洲各国国家债券的形式，来逐步对它们进行财政和经济上的控制。在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之后，英国利用各国财政上的困难，继续向拉丁美洲进行贷款。英国对巴西的贷款，1858—1871间为1852年以前总计额的6倍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8—269页）。

英国的贷款附加了许多奴役性的条件。1824—1825年英国给墨西哥的两次贷款扣除了巨额的利息等，使墨西哥政府因此不得不举借新债。结果是，墨西哥的全部国库收入还不足以偿付外债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不得不在1828年通过允许外国人对墨西哥矿山投资的法令，给英国的直接投资开放了门户。从此，英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掌握了几乎全部的墨西哥贵金属开采业、大部分的纺织企业以及许多钱庄，它还控制了墨西哥的海关（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9页）。

英国在向拉美加紧资本输出的同时，对拉美出口也迅速增长。英国平均每年输往西属美洲的商品，1825—1827年比1807—1814年增加了15倍还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69页）。

直到20世纪前夕，英国在拉美的势力远超过其它各国，成为拉丁美洲的无敌的霸主（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0页）。

不过，英国经济势力渗入拉美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美的统治有一个重大差别：英国以与拉美独立国家友好的姿态行事，其经济上的渗入甚至往往被视为对拉美独立国家的“帮助”；再加上英国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就使得拉美各国特别愿意听信英国的经济政策主张。这样，19世纪上半期英国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就在拉美得到了广泛的信奉。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1825年南美洲的独立运动彻底结束了西班牙长达3百年的殖民统治，巴西也从葡萄牙统治下独立。南美实现政治独立后，对许多人来说，自由贸易应当同新近取得的政治主权齐头并进。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有关联的。人们认为，效法英国的经济制度将会取得类似的成果。1810年，阿根廷舆论一致主张自由贸易（Tancer，18页、29页）。当时的拉丁美洲人似乎不知道，英国过去曾采取过保护主义政策。

刚独立时，南美这些粗制滥造的政治实体仍然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吃饭。美国的亚力山大·汉密尔顿鼓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而巴西的凯鲁子爵却迷信“看不见的手”，反复念叨“自由放任，自由通行，自由买卖”这几句话。这样，南美国家在独立后，仍像以前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先进的工业国家（梅俊杰，第五章，205页）。

拉美国家不了解，采取一项同殖民时期实行的政策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至少会造成破坏，而且可能会引起全面混乱。在那个时期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哥伦比亚改变关税政策，导致了英国货的大规模进口，因为英国货享有进口制成品和价格低廉的声誉。其结果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竞争下的哥伦比亚手工业者无法谋生。而阿根廷取消贸易限制的结果是出现不可避免的失调，而且为时不短。事实上，阿根廷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取消了该国一些地区在以前年代里所获得的许多成果。而当时美国则仍奉行保护主义政策（Tancer，18－19页）。

此外，拉美人数很少但日益增多的各类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比较喜欢进口货而不喜欢本国产品。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就如同在美国一样，人们一致抛弃用原始方法生产的产品而喜爱机器制品。粗糙的家制纺织品同当地的补鞋匠和编草帽者一样，都成了产业革命的牺牲品。选用来自别的产地的产品，长期以来已成为拉美个人地位的一种标志。到20世纪60年代下层社会妇女在这方面还表现出一种狂热。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她们上街时以满头别上印有“美国制造”字样的粉红色塑料发夹而洋洋得意。她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也属于使用进口消费品的阶级（Tancer，37－38页）。

由于有钱人愿意购买进口货而不购买本地货，所以没有钱的人就不得不依靠质量差、技术水平低的本国货，从而加深了原有的偏见，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干脆什么也不买 （Tancer，38页）。

拉美群众的这种消费偏好，当然使本国生产消费品的制造业的发展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且也使拉美各国政府更难于实行限制进口的政策。

独立的拉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关税结构是它们承袭殖民宗主国的那一套关税，独立后的几十年毫无重大变化可言。例如，哥伦比亚1820年前的关税率在30—40%之间，而19世纪40年代的平均关税率则为27.9%。在维持殖民地时代关税结构不变的一般情况中，最重要的例外是巴西。巴西的帝国政府不得不承认1810年的葡英条约，该条约给予英国巴西市场的优惠关税待遇。这个条约情有可原地成了巴西的愤恨之源，它于25年后终止，被1844年关税法所取代。该税法大大地提高了关税，取消了英国的优惠关税待遇。当时拉美平均关税率为25—30%左右，仅有极少数项目实行免税（Bulmer-Thomas，第五章，166—167页）。

独立后的拉美各国不愿改变关税，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依赖关税作为政府收入的来源，也因为关税对于手工业部门起着保护性的功能，手工业仍然十分重要，手工业行会依然有一定影响，手工业者为保留旧关税奋力抗争。主张自由贸易者尽管会迫切地要求减少关税，但他们的热情却因下述认识而降低，即必须以某种方式来提高政府的收入。一个在财政收入上替代关税的明显的方法是土地税，但它为势力强大的大庄园主所深恶痛绝。因此，拉美的“自由贸易”不像英国，绝不意味着零关税。实际上，“公平贸易”是对拉美19世纪商业政策更准确的描述（Bulmer-Thomas，第五章，167页）。

19世纪中期英国在全世界掀起的自由贸易浪潮也波及了拉美。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关税自由化的倾向。巴西1844年关税法、智利1864年关税法降低了消费品范围的关税。有资料说哥伦比亚19世纪60年代平均关税率降至20%，其它资料提供的数据甚至更低。这些变化主要来于一种日益增长的意识，即如果进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话，关税削减可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因为较大的需求价格弹性会使总收益因价格降低而增加。进而，随着出口量的扩大，进口额（税基）在有些国家开始急剧上升，这使得平均保护率（税率）的削减成为可能。在纯易货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之时，这种效果更为显著。其它条件相同，纯易货贸易条件的增加意味着出口购买力的增加和进口能力的增强（Bulmer-Thomas，第五章，167页）。

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拉美最靠近自由贸易的一个时期，然而保护水平远非为零。19世纪60年代巴西对纺织品的平均税率几乎为50%，哥伦比亚对纺织品的关税在1859年高达88%。阿根廷通过对进口智利面粉实行保护性关税来发展自己的面粉业。1877年阿根廷对小麦和面粉征收关税，完全是保护性关税，在短短几年里它就从一个小麦和面粉的纯进口国（主要是从智利进口）变成主要出口国。即使是秘鲁，19世纪60年代前有些纺织品的从价税率下降，但其19世纪60年代的平均关税率也还大约为20%，而它的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鸟粪收入（Bulmer-Thomas，第五章，167—168页，175页）。

19世纪最后25年，进口价格渐渐回落，拉美主要国家的保护主义又重新上升。这一状况的实现是通过让从量税不变而提高内在平均关税率（如墨西哥和乌拉圭），通过增加关税率的差异（如智利和阿根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巴西）。这样关税制度继续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国家的关税制度包含了保护性成分（Bulmer-Thomas，第五章，168页）。

经济史学家布尔默－托马斯说：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关税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岁入。关税成为拉美所有国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它还是少数国家政府收入的唯一来源。这与美国和德国的情形大相径庭，那里关税十分普遍，但实行关税直接是为国内生产者提供保护。自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关制造业的著名力作发表以来，关税的保护能力一直为美国所承认。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因《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达到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的确，美国的关税中保护的成分如此之强烈，以致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Bulmer-Thomas，第五章，166页）如果征关税的目的是将政府税收最大化，则关税将不会很高，以便保证有足够的进口数量来为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进口关税。而保护性的关税本身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减少进口，它有时被称为“寓禁关税”，定得如此之高的关税由于使进口极少，结果可能会使政府无法增加其关税收入（Bulmer-Thomas，第五章，166页）。

直到1934—1938年间，美国还先后同11个拉丁美洲国家分别签订了所谓“互利贸易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各自降低向对方商品征收的进口税。拉丁美洲各国当时输往美国的商品99%是原料、食品和半制成品，它们过去的进口税率本来就不高；而美国输到拉丁美洲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其进口税一向比较高（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8页）。这样的互降关税实际上还是要拉美国家放弃对本国工业的关税保护。

关税等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

经济史学家布尔默－托马斯说：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关税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岁入（Bulmer-Thomas，第五章，166页）。不过，目的在提供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的关税也总会高到为国内产业提供一些保护。因此，主要是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拉美关税也不排除具有保护性的功能。实际上，到1914年，拉美关税中的保护性成分在有些国家变得相当强烈（Bulmer-Thomas，第五章，166页）。

19世纪最后25年，进口价格渐渐回落，拉美主要国家的保护主义又重新上升。这一状况的实现是通过让从量税不变而提高内在平均关税率（如墨西哥和乌拉圭），通过增加关税率的差异（如智利和阿根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巴西）。在平均数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高差异意味着增强保护性，因为高关税率几乎都是用于当地能够生产的那些产品。这样关税制度继续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国家的关税制度包含了保护性成分。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口规模使得采用现代制造业成为可能。到1913年拉美所征收的关税与进口额之比至少与澳大利亚（16.5%）、加拿大（17.1%）或美国（17.7%）差不多。有些国家如巴西（39.7%）、乌拉圭（34.4%）或委内瑞拉（45.8%）则相当高（Bulmer-Thomas，第五章，168页）。

上述数据只能是对保护率的大致估测。这首先是因为拉美国家采用官方进口额，这未必反映实际进口额。这些官方进口额可能高于实际进口额，也可能低于实际进口额，这会影响对实际保护率的计算。阿根廷1913年平均进口税为20.8%，是以官方进口额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如果采用进口品的市场价值，平均进口关税就降至17.7%（Bulmer-Thomas，第五章，168—169页）。

第二，如果很高比例的进口品实行免税的话，对那些征税的商品的保护率就会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很高比例的进口品实行免税，结果是将所征关税表示为征税进口品百分比的内在保护率就从17.7%跃为40.1%。相反，拉美的内在保护率则增加较慢。阿根廷从20.8%增至25.8%，秘鲁从25.4%增至33%，巴拉圭从32.8%增至38.1%。拉美国家的确对某些进口品实行免税，但免税的比例绝不会高过20%很多，这远比美国低，因为拉美关税最重要的功能仍然是聚敛收入。在免税名单上最重要的项目是那些与外国公司签有特别合同的免税商品。例如，按照阿根廷《1907年迈特关税法》，所有铁路公司（不仅是外资铁路公司），都可自由进口所需的免税的大多数原料。这一特权被普遍认为是极大地推动了日后的铁路网络的迅速发展（Bulmer-Thomas，第五章，169—170页）。

第三，对国内生产者要紧的，不是名义保护率，而是有效保护率。名义保护率是指对有竞争力的进口品所征的税，而有效保护率还考虑到对投入的征税，以计算因保护结构而导致价值的增加所增加的百分比。如果对有竞争力的进口品征收高关税，而对原料、中间产品投入和机械征收低关税，那么有效保护率就会超过名义保护率（Bulmer-Thomas，第五章，169页）。

就决策者方面来讲，将收入和关税保护性功能结合起来运用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这导致对某些消费品实行更高程度的有效保护。早在1864年智利平均关税降低，但消费品关税的降低比中间产品或资本货物的关税降低要少得多，所以有些制成品的有效保护率增加了。巴西对纺织业、服装、鞋类的处理是把竞争进口品高关税和产品投入低关税结合运用，所以许多非耐用消费品的有效保护率估计超过100%。不过，巴西对某些原料实行高关税率，所以严重依赖这些投入的产业就可以有低于名义保护率的有效保护率。在阿根廷，对家具、金属和建筑材料等产业的原料所征收的关税比同一行业有竞争性的进口品的关税低得多（Bulmer-Thomas，第五章，170页）。

对拉美国家来说，19世纪下半叶，外国进口价格下滑和国际运输费用下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汇率的贬值抵消，而只有那些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不能自由地改变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进口价格的下滑或国际货运费用的降低对于与进口竞争的国内生产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然而拉美第一批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只到19世纪90年代末才这样做，因为在那之前，外国进口价格大致是上升的。当然若国内价格仍比国外价格上涨得快，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就不能运用汇率贬值来作为恢复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手段。这对1914年前若干年里的少数国家而言似乎的确是一个难题（如秘鲁），当然它可通过提高关税来抵消（如巴西）（Bulmer-Thomas，第五章，170—171页）。

通常，拉美各国实际工业保护率并不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的工业保护率低得太多。然而，拉美制造业面临的不利条件是如此之多，以致其保护率几乎肯定比取得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一致的工业成绩所需要的保护率低。分析表明，在一些重要的实例中，拉美人均制造业净值低于国际比较所预言的水平。阿根廷若按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来衡量，其工业化程度相当地低下（Bulmer-Thomas，第五章，171页）。

尽管拉美保护率足以刺激大国的某些国内制造业，但拉美关税存在许多缺陷，对增长、分配和资源配置造成许多不利后果。采用“官方”进口额使得“实际”保护率难以测量，因此，由于缺乏经常的调整，保护率的变化几乎是专断的，难以预测。保护的“消极”特征会使人们对那些政府不愿意做有力示范的国家进行的投资望而却步。随着“官方”进口额的过时，对新进口品进行分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为出口商和腐败的官员按低关税类别来配置商品打开了方便之门（Bulmer-Thomas，第五章，173页）。

采用官方进口额也意味着，即使当拉美关税被称作从价关税之时，它实际上是从量关税。一方面，同一进口类别中劣质商品与优质商品按同样税率来计算，实际上是鼓励进口价格高昂的奢侈品，而不是进口那些价格低廉、大规模生产的同类消费品。哥伦比亚将这一制度执行到极端：关税是按进口品的重量来计算，这给进口奢侈品提供了极大的激励。另一方面，从量关税鼓励国内低质量的大众消费品生产，而抑制了国内奢侈品的生产。由于1913年前大多数国家工资增长缓慢和收入高度集中在上层阶层，从量进口税制可能一直鼓励的是不必要的进口高增长（Bulmer-Thomas，第五章，173页）。

1914年前，拉美大国关税都包含保护主义的成分，但一个主要用于税收目的的关税绝不可能获得与主要用于保护目的的关税同样水平的保护率。因此，美国关税保护率可能看起来与阿根廷一样高，但实际上美国的保护率高得多，因为关税集中于那些注定需要保护的产品以避免国外竞争（Bulmer-Thomas，第五章，173页）。

由于拉美关税的功能是获得政府收入，在个别情况下，一旦找到可接受的政府收入替代来源，关税就可以用来加强其保护功能而削弱其收集收入的功能。这似乎适合智利的情况。1880年后，智利随着硝酸盐出口增长获得了惊人的出口税收益。另一方面，关税也可能会如此发展：像秘鲁1850年后那样，鸟粪收入使得关税自由化和保护率下降成为可能（Bulmer-Thomas，第五章，174页）。

19世纪最后25年关税政策转向更大程度的保护，并非由于势力强大的工业社团的兴起。新兴工业家绝大多数都是移民、商人和矿场主，工业社团的影响不能与地主和农业出口商同日而语，而对地主和出口商而言，关税收入是为中央政府筹措资金和偿还外债的一种相对无痛苦的方式，因为关税主要影响国内消费品和进口消费品的价格，其费用主要由城市消费者承担（Bulmer-Thomas，第五章，174页）。

第三节   19世纪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

独立后拉美的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出口取得了外汇，才能从更先进的北欧国家进口制成品（Tancer，19页）。因此，在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拉丁美洲各国均遵循了一种基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出口导向增长政策（Bulmer-Thomas，第一章，21页）。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美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拉美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过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有的国家还赞同欧洲移民（Bulmer-Thomas，第三章，55页）。为向西欧和北美的出口服务，连19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建设的铁路路线也大都是通向近海的商埠，内地交通则不发达（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8页）。

强调农产品出口的偏向

独立后拉美的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出口取得了外汇，才能从更先进的北欧国家进口制成品。这些新独立的南美国家几乎一致决定加强农产品出口。到18世纪末，即使在秘鲁和墨西哥，矿业也不再是出口收入的唯一来源了。出现这一局面，是因为特别在产糖国家里劳动力和专门技术知识充裕，可能还有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亚当·斯密讨论欧洲经济发展的政策时，曾提出应首先重视农业部门，然后才能强调制造业和商业。当时拉丁美洲的领导人是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的，他们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特殊内容（Tancer，19页）。

当时欧洲对靛青、棉花、咖啡、各种染料和药品等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糖是西属美洲的主要出口品，其次是可可（Tancer，20页）。

这种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的做法，最显著的影响有三（Tancer，20页）：

首先是加强了社会和经济方面先前的那种两极分化趋势。发展这种出口农产品类型的国际贸易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地主，大多数公民的处境同他们在殖民地时代相比，即使没有绝对地恶化，也是相对地恶化。阿根廷是这一类发展的典型例子（Tancer，20、30页）；

第二个影响是单一作物的发展，这导致依靠单一商品来取得出口收入，一方面造成日益不重视农业的均衡发展，甚至达到日益不重视发展自足农业来满足居民需要的地步；另一方面，因为原料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完全依靠单一作物对发展中国家是危险的。不过，有少数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是秘鲁和墨西哥）甚至在独立时就已经实行了经济多样化，从未主要依靠过任何一种单一产品（Tancer，20页）；

第三个影响是对外国投资的依赖。它使某些部门的发展有损于这些投资者认为并不那么吸引人的其它一些部门。但是外国投资可以使上层阶级保持其价值体系不受触动，同时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以防止社会动荡。而由于国内资本短缺，因此不会有其它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这类投资的大部分投在比较现代化的部门，以及投资于专门为现代化部门使用的基础设施。其典型是阿根廷的铁路系统，这条铁路是英国投资者修建的，用来将阿根廷内地的小麦和牛肉运往各个港口。建立这一运输系统并未使全国一体化得到好处（Tancer，20－21页）。

上述影响中的每一个都破坏了各国的平衡发展（Tancer，20页）。

拉美提供原料以换取制成品这样一种国际贸易的性质，证明了拉美独立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支持拉美独立以促进英国贸易目标的实现这一政策卓有成效。坎宁曾希望拉丁美洲成为工业英国的农场（Tancer，25－26页）。

这个时期的拉美国家政府由上层分子治理，而上层分子从发展农业出口的经济政策中获利，因此对“国家利益”或“一般大众”普遍不加关注。即使有过这种关注，也无法得到贯彻。1876－1910年间的墨西哥领袖迪亚斯无法实施一项同美国建筑商就修建墨西哥铁路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南北线路建成之前完成东西线路（Tancer，21页）。

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巴西政治斗争不多，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发展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整个19世纪巴西经济的特点，却是依赖于一种单一产品，“繁荣和破产”循环往复。巴西经济最初是依靠巴西苏木，以后依次为糖、黄金、金刚石、橡胶，最后为咖啡所取代，巴西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对这些产品的依赖。巴西依靠原料出口，部分是由于它同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以换取英国承认它的独立。条约规定巴西对英国进口货征收的关税不得超过15％ ，而且规定任何其它国家不能取得比这更优惠的条件。在这以前英国就已经同巴西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关系，它同巴西的贸易额相当于它同南美洲所有其它国家和墨西哥的贸易总额，这个条约保证了英国同巴西的贸易继续处于优势地位。此外，该条约还规定：巴西将承担葡萄牙的债务；巴西将于1830年停止奴隶贸易，等等。这个条约激怒了许多巴西人，他们认为巴西没有理由承担另一国的债务，而且认为那是英国对巴西事务进行无理干涉。这个条约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阻止了巴西实现工业化（Tancer，23－24页）。

只是到19世纪40年代中叶，因为英国当时奉行强硬的废奴主义政策并企图将此政策强加于巴西，上述英国巴西条约无法延续下去，巴西才开始自立更生地发展。当时巴西的大部分贸易和工业活动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葡萄牙人对巴西国内贸易拥有最大影响，而英国人则控制了巴西的进出口贸易（Tancer，24页）。

1889年军人改变了巴西政体之后，军人也设法改进巴西的经济地位，利用赋税收入来促进经济发展。发展经济的方法是，对那些同本国产品（不论是食品还是制成品）相竞争的货物课税，而对本国制造商所需要的项目则降低进口税（Tancer，24页）。

独立后的几十年里证明了，拉美难以实现大力参与国际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巴拉圭是选择自给自足政策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Tancer，25页）。

1893年的经济衰退使人们第一次觉察到了强调进出口部门的危险。事实上，当时拉美的经济体系仍保持着殖民时代的基本特点，那就是：拉美经济发展时期和收缩时期的相互交替，主要决定于拉美出口部门的供应能力以及欧洲与北美对拉美产品的需求情况。墨西哥是最早认识这一依附性的国家（Tancer，25页）。

强调面向出口的作物，使农业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使秘鲁和智利都变为依赖进口粮食（Tancer，37页）。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除了对农业的多种经营和自给自足缺乏兴趣外，既没有提供条件使手工制造业继续存在下去，也没有建设一个更加工业化的基础。英国靠制造的工业品来进口粮食，而拉丁美洲国家却完全愿意继续进口各种消费品，以及进口资本密集度高和尖端技术的中型及重型工业品和设备（Tancer，37页）。

出口导向发展中的单一化和出口多样化

某些出口导向增长理论提出，最大限度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国家必将取得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然而，一些最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如洪都拉斯）一直处于世界上最最开放的经济之列；而巴西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与世界经济没有什么联系，却从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演变成了最富裕的国家之一（Bulmer-Thomas，第一章，17页）。

在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拉丁美洲各国均遵循了一种基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出口导向增长政策。哪个国家将产品机遇性、出口导向增长诸机制和经济政策因素这三方面处理得好，那个国家的成就就会令人瞩目。阿根廷虽然经济政策因素方面有些毛病，但拥有机遇好的商品，出口导向增长诸机制又运转正常，所以20世纪20年代在人均实际收入方面得以跻身12个最富裕的国家之列。而哪个国家在这三方面处理得不好，那个国家如海地、玻利维亚就不会有什么成就（Bulmer-Thomas，第一章，21页）。

  拉美独立后的初期到19世纪50年代，拉美的出口增长并不壮观，但至少在纯易货贸易条件上有了不断的改进。当时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拉美进口的许多制成品价格下降，而世界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则意味着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扬和初级产品生产国纯易货贸易条件的改善。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和流行的看法也都认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纯易货贸易条件最终将会得到改善。纯易货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出口能力会开始增强，关税收入增加，财政危机缓解。拉美对关税的争论没有停止，但一些政府转而放松了保护主义政策，且至少有一个国家——秘鲁的政府到19世纪50年代完全实行了自由主义政策。就连巴拉圭也在1840年之后逐渐放弃了自我孤立的政策，以实行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Bulmer-Thomas，第二章，46页）。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美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拉美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过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有的国家还赞同欧洲移民（Bulmer-Thomas，第三章，55页）。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公众辩论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19世纪中叶，自由贸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保护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外国投资和外国移民得到普遍鼓励。政府认为他们知道应怎样来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其中适度的出口税、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扩大外国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出口部门的增长怎样带动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则关注不多，因此经济政策主要与出口部门的需要有关（Bulmer-Thomas，第三章，59页）。

在这样的政策氛围下，整个拉丁美洲1900—1913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多了一倍半以上，拉丁美洲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由5.9%提高到7.9%。1870—1895年，阿根廷的输出总值上升了350%，输入总值上升了近95%，由逆差几乎占进口五分之二变为顺差几乎占进口一半（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6页）。

19世纪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1.5%。在1850—1913年间，拉美出口占GDP的份额只在0.1与0.2之间起伏，要以出口的增长带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实现人均实际GDP每年增长1.5%，就最低限度要求年均出口增长率为4.5%。而这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面临的一大挑战。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4个世界经济强国。这4国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产生进口品的需求，它们的进口需求一般比实际GDP增长得快，只有美国除外。而19世纪最后25年间这4国占世界进出口的60%左右，它们在拉美对外贸易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这4国进口增长率一般低于拉美实际GDP年增长1.5%所至少需要的年出口增长率4.5%。只有美国在异乎寻常的时期如1899—1912年进口增长率每年超出5%（Bulmer-Thomas，第三章，60—65页）。

这一时期拉美出口发展得比世界进口快，之所以如此，有4个主要原因：1. 发达国家进口结构正在改变，对拉美国家提供的某些原料和粮食的需求正在不成比例地迅速增加；2. 英国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迅速向城市迁徙导致其反思农业保护，对进口拉美初级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3. 19世纪向自由贸易的转换导致欧洲殖民地受到的优惠待遇减少，拉美在欧洲市场上承受不公平待遇的局面有所改变；4. 上段所说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4国进口的增长率是基于进口额计算的，而那些年这些国家的价格下降，使其进口量比进口额增长更快（Bulmer-Thomas，第三章，65—66页）。这些因素都是不能永远持续起作用的。这就预先埋下了后来出口导向增长失败的种子。

在这个时期的拉美，最糟糕的状况就是出口集中于单一产品和单一市场，而非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没有受到出口增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几乎注定要失败。这样的情形在拉美屡见不鲜，即使在这个“出口导向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是如此（Bulmer-Thomas，第三章，68页）。而在1913年之前，拉美各国出口集中率相当高。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希望逃脱世界萧条的影响，高集中率使得许多国家对单一商品市场的循环周期十分敏感。在1913年前，咖啡是7个国家的最主要出口品，除哥伦比亚外，咖啡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0%以上。1911—1913年咖啡占拉美出口总额的18.6%（Bulmer-Thomas，第三章，72页）。1877—1894年间，古巴的糖价降低了70%以上；巴西的咖啡价格，仅在1905年一年内就跌落了50%（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7页）。

独立后到19世纪7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农业中单一作物制的加强；而在此之后到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农业更片面发展出口作物，农业获得较快发展的，只是少数满足欧洲国家需要的出口作物或畜牧业部门，这使拉美各国成为经营单一作物的畸形农业国和西欧的原料附庸（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2—273页；第二册第十章，352、354页）。

在墨西哥，从1870年以后，咖啡、龙舌兰等出口作物的生产急剧增长，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谷物与大豆的生产却大大缩减（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2页）。

19世纪70年代，在巴西咖啡成了主要作物，逐渐在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中排挤了其它农产品。巴西咖啡的出口，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增加了将近9倍。1870年以后，巴西农业愈益向单一种植发展。1888年巴西咖啡占全世界咖啡总产量的45%，到1907年增加到85%，到19世纪末，已占巴西全国出口总值的70%以上。1871年到1919年，巴西咖啡的出口量增加了近3倍。后来橡胶的种植与出口又快速增长。巴西橡胶出口1880年为7千吨，1912年达42000吨，占全部出口的40%，几乎与咖啡相等。以后由于经不住自然条件更好、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地区竞争，巴西的橡胶产量才大大下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2—273页；第二册第十章，352—353页）。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古巴，甘蔗种植业逐渐排挤了咖啡和粮食生产。古巴1834年以前主要出口作物为咖啡，粮食也基本上能够自给。随后，美国对古巴糖的需要激增使甘蔗种植园迅速增加和扩大，工业中主要发展了制糖业。到1862年后的几年，古巴的粮食和咖啡产量甚至不能保证本国的需要。甘蔗种植园占着古巴全国大部分耕地。19世纪中叶，糖占古巴出口总值的80%，烟草占10%。1870年，古巴出口的糖已占世界糖出口总额的30%，1898年美西战争后，古巴糖的生产更比殖民地时期增多了6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2—273页；第二册第十章，352—353页）。

此外，在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也都是咖啡排挤了其它农作物。厄瓜多尔专门出产可可；巴拿马和洪都拉斯主要出产香蕉；海地、多米尼加、波多黎各主要出产糖。尽管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然条件完全适宜于种植谷物，但每年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玉米等粮食（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3页）。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古巴种植甘蔗的土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咖啡是巴西的首位农产品，一次大战后初期咖啡在巴西出口总值中占70%。1938年糖的出口占古巴出口总值的72.7%；香蕉出口占洪都拉斯出口总值的82.3%（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3—304页）。

这个时期拉美商品出口多样化的成功事例屈指可数，相互差异很大。秘鲁在19世纪80年代的鸟粪繁荣崩溃后，设法通过出口多种产品来增加出口收入，如出口蔗糖、棉花、银、铜、橡胶、绵羊毛和羊驼毛。巴拉圭的出口导向模式1840年前因自行封闭的政策而延误，后又因19世纪60年代灾难性的三国联盟战争而耽搁，最后通过出口巴拉圭茶、烟草、木材、皮革、肉类和白坚木染料才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Bulmer-Thomas，第三章，72页）。

然而，出口多样化最为成功的事例要数阿根廷。增加新出口品并没有使传统出口品下滑，阿根廷只是扩大了出口品的范围。到1913年外汇收入来自大量的谷物和畜牧产品。谷物产品包括小麦、亚麻籽、黑麦、大麦和玉米；畜牧产品包括冷藏和冷冻牛肉、羔羊肉、羊毛和皮革。在第一次事件大战前，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出口范围和出口量上能与阿根廷媲美。到1913年阿根廷出口如此之大，以致几乎占拉美出口收入的30%，而阿根廷人口只占拉美人口的9.5%（Bulmer-Thomas，第三章，72页）。

19世纪50—60年代，在阿根廷得到迅速发展的是养羊业，养羊业很快成了阿根廷畜牧业的主导部门。在1850年至1870年间，养羊头数和羊毛产量都增加了5倍左右，羊毛出口量1850年到1858年增加了近一倍半。当时种小麦不如从事畜牧业合算，到19世纪70年代，耕地面积扩大得很慢。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阿根廷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资本为满足英国需要，促使阿根廷极力向荒地移民发展农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阿根廷还从美国进口小麦，但在1876年就停止小麦的进口，并从1878年起开始向欧洲市场出口玉米和小麦。阿根廷的耕地面积1898年到1915年增加了3倍；1898年到1912年，阿根廷的玉米出口量增加了5倍多，小麦出口量增加了3倍多，面粉增加了6倍；1870年到1891年羊的头数增加近一倍，羊毛产量增加一倍半，1883年到1895年出口的肉食羊增加了2百多倍（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3—274页；第二册第十章，353—354页）。

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时期里，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曾经历过出口繁荣时期，尔后部分地或完全地被出口不景气所抵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拉美人均出口额超过或接近45美元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古巴和巴拉圭4个。按那种以出口的增长带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测算，也只有这4国能够使每年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1%（Bulmer-Thomas，第三章，83页，81页）。

这个时期拉美许多国家的出口成绩也并不令人满意（Bulmer-Thomas，第三章，85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4个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不到20美元，8个国家的人均出口额没有超过10美元，哥斯达黎加人均出口额超过20美元，智利和波多黎各都超过40美元，乌拉圭高达50美元，而且事实上自1850年以来没有太大变化，阿根廷1913年人均出口额超过60美元，古巴则是拉美人均出口额最高的国家，高达64.7美元，但这样高的人均出口额是其特殊的殖民地地位导致的。相比之下，人均出口额加拿大为51.9美元，澳大利亚为87美元，新西兰为98.8美元。而美国人均出口额仅为24.4美元，并不比拉美平均额高多少，但是美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放弃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而是注重于广阔的国内市场，迅速提高非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Bulmer-Thomas，第三章，8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受德国潜艇袭击威胁，与拉美的贸易大为缩减，而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额则增加了三倍多，单独占拉美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63页）。

从1913年到1938年，美国、英国、德国三国在拉丁美洲20国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为50—70%，大部分时间在60%以上，而这三国在拉美20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在57—67%。1928—1938年，这些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拉丁美洲购进的约97—99%是食品、牲畜、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而拉丁美洲进口的商品总值中工业品占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工业品是化工品、煤和焦煤、金属及金属制品、汽车、纺织品、药品和纸张等（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7—299页）。

拉美重要国家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出口/国内生产总值）

（1970年价格，百分比）

上表中“1928年”一列中的数字，智利是1929年的，乌拉圭则是1930年的。

（Bulmer-Thomas，第七章，230页）

第四节 出口导向下的发展无力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19世纪下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畸形片面，向欧洲北美供应食品和工业原料的采矿业、某些特定的农业和畜牧业得到了片面的扩大；交通运输、商业及信贷事业的发展，也只以满足外国资本的投资和输送商品的便利为限；无法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8页）。

大地产导致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

拉美一次大战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失败的基本问题是人均出口增长率低。因为初级产品在一战前受到的限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少，尤其是1850年以后，对失败的指责就一定要坚决地指向供应方（Bulmer-Thomas，第五章，181页）。

19世纪下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农业产量的增加主要靠扩大播种面积，农业技术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极低（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5页）。

拉美生产率提高慢的社会根源在于统治集团特意压低工资，使企业没有动力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技术和投资。拉美这个时期劳动力短缺旷日持久，造成出口增长缓慢。问题的症结在于雇主不愿采用工资手段来启动劳动力市场。尽管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古巴甘蔗砍伐工、巴西咖啡种植工和厄瓜多尔可可种植工的实际工资仍长期一成不变。政府通过限制土地的获得来增加劳动力供给所采取的种种努力，缓和了这一难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许多政府更愿意对国外移民费用进行补贴（例如巴西），或者向国外移民提供免费的小块土地（例如萨尔瓦多），而不愿目睹实际工资的上涨（Bulmer-Thomas，第四章，109页）。

许多大地主为了保证充足的劳动力而又不必提高实际工资，扩充了殖民时期业已存在的做法，即向工人提供小块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劳动。这些工人在智利被称作“佃农”，在安第斯山称为“垦殖农”、“契约农”、“佃户”，在墨西哥称为“雇农”。他们实际常常处在货币经济之外，因为付给他们的报酬是实物而非货币。即使是全年受雇从事专门行当的日工也往往是处于货币经济的边缘：这是由于提前支付给工人信贷且经常在含糊未定的情况下进行，而工人则以承担未来的职责作为回报。这种提前支付的信贷不一定因债务人的死亡而取消，相反，债务会传给其子女（Bulmer-Thomas，第四章，109页）。

雇主不愿看到实际工资上涨，这一方面将收入集中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拥有者手中，特别在出口部门是如此，另一方面又削弱了为应对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寻求节省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的努力（Bulmer-Thomas，第四章，110页）。

拉美整个农业尤其是出口农业仍然由大地产控制。边疆地区新土地的开拓、公开出售，靠近村庄的公共土地的分配，都加强了承袭殖民时期的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即使土地的出售也不能改变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因为大地产通常是整体出售而没有分割（Bulmer-Thomas，第四章，114页）。

在农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中，大地产制是一种能够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市场形势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的单位。普遍的做法是，将大地产的大片土地闲置不耕，为按市场环境的需求而增加生产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这样，大地产肯定比小地产和中等规模的农场有着更大的优势。除了可可、咖啡和烟草这些对气候条件特别讲究的作物，可以认为其出口数额受缺乏适合其种植的土地的限制，当时的那些增加私人占有土地数量的办法足以确保土地供给几乎不构成出口扩大的障碍（Bulmer-Thomas，第四章，114页）。

然而大地产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常常比实际更为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促进大地产的政治特权也影响到财政制度，怂恿政府用累退的进口税代替可能是累进的土地税。地主阶级行使政治特权，导致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操纵，并控制了国民收入中的租金份额。这一切使许多劳动力不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更为边缘化（Bulmer-Thomas，第四章，114—115页）。

拉美整个19世纪劳动力的短缺延续不断，这为国家提供了限制绝大多数公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又一个正当理由。事实上政治集团已将劳动力的短缺视为经济整体发展、尤其是出口增长的重大障碍。因此，将公社的土地转换为私人家庭地产的观点被看作是反生产的，因为农场劳动力会缺乏向外寻求受雇的激励机制（Bulmer-Thomas，第四章，113页）。

这个时期墨西哥的铁路网络也完全是致力于出口产品的运输。迪亚斯1877年至1911年在墨西哥当政。迪亚斯统治之时墨西哥农业实际工资下降，这似乎在拉美许多其它国家找到了回声。当劳动力明显不足时，这种下降几乎是异乎寻常的；政府和地主对劳动力市场的人为操纵，以及人口增长的稳定加速，减缓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只有在阿根廷和乌拉圭能够找到许多证据表明，一战前的近半个世纪里非出口农业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Bulmer-Thomas，第五章，151页）。

面对实际工资的下降或静止不动，农场主没有受到任何激励去依靠进口机器来取代劳动力。这样，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巨大提高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外的国内消费农业中不见踪影，甚至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也并非普遍现象。拉美绝大部分地区国内消费农业中技术落后状态依然如故（Bulmer-Thomas，第五章，151页）。而在美国，对劳动力匮乏的反应导致了对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以致19世纪许多全球农用机械革新均源自美国。按这种方式，美国不仅能够提高非出口部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而且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特长和资本品产业。拉美许多国家19世纪对劳动力匮乏的反应，实际上是人为地操纵劳动力市场、压制劳动力和限制获得土地。拉美大多数国家由于拒绝承认劳动力相对匮乏而付出了长期的高昂代价（Bulmer-Thomas，第五章，153—154页）。

对外资的依赖

拉美国家发行的第一批债券是19世纪20年代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市的债券。1913年英国90%以上的资本投资于拉美政府债券，主要的投资对象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债券持有者对拉美许多国家不断拖欠偿付债务恼羞成怒，他们强迫这些国家的政府将税收（通常是海关税）指定为还本付息的专款。英国的债券持有者还曾以未清偿的债券来换取许多秘鲁的国有企业。有时候债券是由私营公司发行。发行这些债券是为支持那些从事铁路、公共事业、金融服务和其它生产活动的公司的业务。这类公司中有许多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建立的，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均非本地人（Bulmer-Thomas，第四章，122—125页）。

在19世纪的拉美，外国直接投资被吸引到那些当地公司因技术和资金制约而无法涉足的领域。因此大笔的投资流入铁路、公共事业、采矿业、银行和航运业。当然铁路和公共事业所注入的投资最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也从加勒比的糖厂、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获得很大收益，而英国资本则投资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肉类加工厂。然而，在许多领域，尤其为国内市场的农业生产，外国直接投资在大多数国家的影响甚微。而且，在新兴制造业部门，外国直接投资依然作用颇小（Bulmer-Thomas，第四章，125—126页）。

在拉丁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直接投资受到的控制相当少。盛行于政界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决策者相信，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尤其外国资本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被看作为出口导向模式兴旺昌盛创造条件的关键所在。1870年后铁路网络的发展尽管并非全部由外国公司控制，也无疑对出口扩大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对来说，按每千人计算铁路的长度仍然相当低。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相当少数的部门，其中绝大多数未进入国际贸易。许多公司居自然垄断地位（例如供水）；其余公司居半垄断地位（例如铁路），许多铁路往往加强了出口专业化模式，而非鼓励多样化（Bulmer-Thomas，第四章，126—128页）。

在一次大战前的出口导向增长时期，拉美那些经济上的小国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规模。古巴和波多黎各两国的出口部门强大的外资力量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导致大量的生产收益被转移到国外。古巴和波多黎各1898年之前是殖民地，1898年之后也具有半殖民地的特征，这妨碍了这两国采取有助于非出口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Bulmer-Thomas，第五章，179页）。

就是在1913—1929年间，拉美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合同条件也极其慷慨，从而导致了低关税收益和高利润外流，这在许多国家减少了出口增长的“返回价值”，从而削弱了对与出口导向相关的非出口部门的刺激。出口的“返回价值”是指申报的出口收入中仍然留在国内的部分，用作工资和薪金、税收支付、当地原料方面的支出（Bulmer-Thomas，第六章，203页）。

不能把外国投资视为解决资本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拉美大多数国家的长期低出口率是低资本积累率的部分反映。而低资本积累率反映了国内资金流动的困难。外国投资可能是一个有用的辅助工具，但它不可能、也从未解决过拉美许多国家资本市场的基本的制度性缺陷（Bulmer-Thomas，第四章，129页）。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增加了一倍左右。1913年英国占全拉美的外国资本总额的53%。1880—1913年间，英国在拉美的资本增加了4.6倍。有统计数字表明，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1880年间接投资占69%，直接投资占31%；到1913年就变为间接投资占32%，直接投资占了68%。1880年和1890年英国资本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中，铁路部门和公用事业都占80%多（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1—34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国缩减了在拉美的投资额，美国则乘机扩大自己在拉美的投资。战后英国卷土重来，美国资本则继续在拉丁美洲到处排挤英国资本。到1929年美国与英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已经相差无几。在中美洲各国美国资本占压倒优势，而在南美美国资本则远逊于英国资本（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62—363页，第三册第九章，293页）。

英国资本主要渗入的是南美大陆各国。阿根廷的所有经济部门，毫无例外地处于以英国资本为主体的外国资本控制之下，以致阿根廷曾被称为“不列颠帝国的第五自治领”。英国资本控制得最严密的是铁路和城市交通等公用事业；而1913年全阿根廷的49000家工业企业中，31600家属于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还有1500家与外资合营的企业中英国资本也占居首位。英国的直接投资攫取了高额利润。英智硝石公司从1902年成立时起，年利润率从不曾低于16%，1913年更达到30%；莱维普硝石公司1885年利润率高达50.7%，1913年竟达150%（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4页，346页）。

美西战争后美国资本大举渗入拉美。1897—1908年，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墨西哥地区的投资额猛增了两倍半，到1913年在这些地区的投资额已与英国在该地区投资额差不多。不过在南美大陆上美国的投资额还仅及英国资本总额的4.5%。美国对拉美的资本输出，1897年全部为直接投资，1908年和1914年也都有70%以上是直接投资。而且到1914年，在采矿、石油和农业中的投资占了美国在拉美直接投资总额的约60%。1912年，美国资本已控制了墨西哥采矿业的78%，冶金业的72%，石油开采的58%和橡胶生产的68%，并在古巴取得了对制糖业和卷烟业的绝对控制地位。在阿根廷的罐头和冷藏肉类生产中，1911年美国资本即已和英国资本分别控制了各为五分之二的企业（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42—34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60—80%投放在采矿、石油、农业和加工工业部门，特别是在采矿、石油和加工工业中的投资额上升得很快。到二次大战前夕，美国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全部铁矿、铝土矿和钒的开采，控制了拉丁美洲硝石和锡产量的大部分，铜产量的90%，银产量的70%，锌产量的60%，以及石油、锰和白金产量的一半以上。美国资本还控制了许多国家的重要出口农作物的生产（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4页）。

1926年美国在古巴的投资约占当时美国在拉丁美洲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二。美国资本占有古巴耕地的四分之三，完全控制了古巴的制糖工业。古巴的铁路、民用航空、电力、电话、电报、公用事业及银行信贷等等也几乎全部为美国垄断组织所控制。一次大战后，阿根廷的进出口运输的垄断权基本上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手中。虽然墨西哥政府1938年将属于外国公司的几乎全部铁路和石油企业都收归国有，但1940年三家美国矿业公司仍然控制了墨西哥50%的黄金和61%的白银生产，以及90%的铅、80%的铜和97%的锌的生产（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5—296页）。

美国从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和贷款中，每年得到的利润约在资本额的50%以上。美国投入古巴制糖业资本的年利润率为80%（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6页）。

外国公司还掌握了大量土地，用来建立技术作物种植园，开掘矿山，修筑铁路。福特公司在巴西，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都控制着广大的土地。1910年，墨西哥全国土地约有四分之一为外国资本家所占有，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属于美国人的。被称为“香蕉帝国”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近半个世纪中，在中美七个国家里掠取的土地是这些国家全部耕地面积的28%左右（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50页、301页）。

古巴的铁路大部分属于外国制糖公司，专门用来运送制糖原料，全部铁路中通用铁路还不到四分之一。英法资本在阿根廷修筑的铁路，铺了三种宽度不同的铁轨，使得货物只能向港口单向运输，无法交叉运货，国内交通很不便利（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9页）。

发展无力的制造业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时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缓慢，最主要地体现在其现代制造业发展上的落后。

1870年以前，拉美工厂生产的市场依然太小，能源供应不稳定，运输费用也过于高昂。这一切使得只有少数工厂立足于服务国内市场，而大多数大工厂则致力于加工原料出口，糖厂、面粉厂之类的原料加工厂给拉美国家提供了现代工厂生产的第一次尝试（Bulmer-Thomas，第五章，159页）。拉美各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还完全没有自己的黑色冶金业，其它工业部门也只处于萌芽时期（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4页）。

一战前拉美早期工业化努力的结果并不显著。大多数共和国（甚至一些大国）没有对现代制造业进行任何重大的投资。最发达的国家阿根廷，就其收入和财富而言，其工业结构相对落后。实际上阿根廷工业劳动生产率比智利还低，尽管该国人均收入更高。墨西哥工业发展迅速，但它毫无利润可言，在革命前夕只占GDP的12%。秘鲁工业化在1914年前显示了停滞的迹象。巴西制造业表现出高速增长，但只有很小一部分劳动力在现代工厂干活，人均实际收入依然很低（Bulmer-Thomas，第五章，164—165页）。

19世纪下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拉丁美洲的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采矿业和轻工业，；工业生产主要是为了供应国外市场；主要工业部门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发展较快的首先是对出口品进行初步加工的部门，如阿根廷的肉类冷藏工业，古巴的制糖业等；其次是采掘业，如智利的硝石，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墨西哥等国的银，智利等国的铜，巴西、智利的铁，玻利维亚的锡等；再就是纺织、火柴、造纸、制烟、酿酒等轻工业。至于作为整个工业基础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发展（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9、35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发展，但主要限于与生产战略物资有关的采矿工业和轻工业（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65页）。

独立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墨西哥得到发展的是被外资操纵的贵金属开采业和纺织业。1841—1860年与1821—1840年相比，墨西哥白银年平均开采量上升约40%，黄金年平均开采量上升约30%。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资本还在墨西哥兴建了一些现代化的纺织工厂。在40年代中期，墨西哥在纺织工厂工作的工人有1.1万。不过当时墨西哥还有3万名手工织布工人。墨西哥的石油矿藏是1900年由一个美国资本家发现的。1909年到1911年墨西哥石油开采量在两年中增加近5倍。但由于石油加工业不发达，墨西哥的原油要运到外国去加工，而墨西哥自己消费的煤油、汽油等石油制品都是以高价从美国进口的（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2页，第二册第十章，356—357页）。

巴西独立后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工业毫无进展。但是在50年代的十年中以英国资本为主的外国资本纷纷在巴西兴建各种企业。巴西1889年废除帝制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但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轻工业，重工业几乎没有任何发展。1889年到1895年，工业中纺织工业占60%，食品工业占15%，冶金工业却只占3%。工厂集中在少数地区，20世纪初圣保罗的工业产量占全国40%（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2页，第二册第十章，357页）。

从独立革命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发展极其缓慢。在50—60年代里，近代工业和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根廷发展起来的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采矿业、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都十分薄弱，只有石油工业有一定发展。这个时期阿根廷发展最快的是肉类冷藏业，这个行业的工厂最早建于1884年，1914年已有13家现代化大型肉类加工厂，产品全部出口。此外，面粉业、北部各省的制糖工业、制革业、制皂业都较为发达，而发展最快的是纺织工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七章，274页；第二册第十章，358页）。

古巴从19世纪80年代起，几乎完全控制在美国资本手里的制糖工业迅速发展，从1877年到1894年的17年中，糖产量增加了一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古巴糖的年产量又比1894年增加了3倍。1902年美国还在古巴设立了“烟草托拉斯”，1906—1910年间它生产的51%以上的香烟供出口（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十章，357—358页）。

19世纪拉美制造业的不发达与政府不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有直接关系。本章前边已经谈到，通常，拉美各国实际工业保护率并不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的工业保护率低得太多。然而，拉美制造业面临的不利条件是如此之多，以致其保护率几乎肯定比取得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一致的工业成绩所需要的保护率低。分析表明，在一些重要的实例中，拉美人均制造业净值低于国际比较所预言的水平。阿根廷若按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来衡量，其工业化程度相当地低下（Bulmer-Thomas，第五章，171页）。

拉美整个19世纪进口纺织品的关税相当高，为当地生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正是这种保护使得手工业得以幸存数十年。而墨西哥现代纺织业一直受到政府支持，在迪亚斯统治之前动荡的半个世纪里纺锭和织机数目稳定增长。然而，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面向国内市场的工厂生产才站稳脚跟。此时工厂生产也仅限于市场规模大的巴西和墨西哥或人均收入高的智利和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等少数几国。一战前夕阿根廷制造业增加值在拉美最高，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制造业净值总额则居拉美第二，但人均增加值则非常小。即使到1920年巴西人均制造业净值按1970价格也只有16美元，而一战前阿根廷的这一数字为84美元。但那时阿根廷的人均制造业净值仍然比其它新开拓的国家要低得多（Bulmer-Thomas，第五章，159—161页）。

不过，巴西制造业生产自1870年以后发展迅速，劳动生产率并不比邻国阿根廷低得太多。一个有问题的数字说，早在1919年巴西75%的国内消费就靠国内生产来满足。不过，巴西人均实际收入极度低下，使得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水平受到极大限制。20世纪20年代初，仅有3%的劳动力就职于现代工业工厂，几乎占全部劳动力70%的农业劳动力的大部分过于贫穷，以致无法购买最基本的衣食必需品（Bulmer-Thomas，第五章，161页）。

拉美制造业的生产结构以食品加工和饮料为主，而且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的这一数字(包括出口的加工食品）一直向上攀升。第二个最重要部门是纺织业和服装业，巴西到1910年纺锭已达100万，墨西哥约73万。然而阿根廷纺织业20世纪30年代前仍非常不发达，这是阿根廷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造成的恶果，他们赞同对比较优势法则的传统理解，阿根廷的比较优势显然是农业及与其有关的工业。这样，一战前夕在拉美大多数国家食品加工、纺织品和服装业占制造业生产的75%。由于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消费品的进口额开始下降。到1913年，拉美大国的进口以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为主，消费品进口额减至三分之一左右（Bulmer-Thomas，第五章，161—164页）。

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整个拉美，工业部门仍然是出口导向模式中的小伙伴。工业产出严重依赖于国内市场，一次大战期间出口的短暂高涨，在20年代随着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廉价进口品的输入而降至原位。国内需求仍然与出口部门运行的好坏紧密相关。而且工业的成熟明显与过去的出口增长率和与人均出口水平相关联。阿根廷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处于工业最先进行列的国家，到20年代末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近20%；以1970年价格计算制造业产出为人均112美元。智利和乌拉圭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和16%，人均制造业产出分别是65美元和93美元。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的人均制造业产出均低于30美元。包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其它地方现代制造业部门仍然很小（Bulmer-Thomas，第六章，226—227页）。

最令人失望的是阿根廷。这个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人均制造业水平是如此之低，甚至比不上欧洲那些人均实际收入低、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按1955年美元价格（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1913年阿根廷人均制造业净产值为70美元。瑞典尽管人口少、人均收入低，但人均制造业净产值为145美元。荷兰和挪威人口亦少，人均GDP相同，但人均制造业净产值分别为105美元和120美元。如果减去主要加工制成品如牛肉、羊肉、面粉的出口份额，这一反差就会更为明显。尽管阿根廷是拉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其制造业部门仍然比人们从国际比较中所预期的要低（Bulmer-Thomas，第五章，172页）。

阿根廷工业化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纺织品和服装业。尽管食品加工、饮料、烟草制品、化学制品甚至金属制品都相当发达并受到极好保护，但纺织品和服装业则非常落后，远远低于巴西和墨西哥的水平。如果阿根廷的纺织业发展到巴西1914年前的水平的话，阿根廷与国外相比，其国家之间的大部分工业上的差距就会消失。如果阿根廷纺织业取得与巴西同样的增加值，该国人均制造业净产值就会增加几乎15%（Bulmer-Thomas，第五章，172页）。

阿根廷工业的缺陷应归咎于：工业和实业家没有能取得农业在农业出口国中同样的地位。发展工业的政策采取了不少，但却往往缺乏连贯性。例如，差别税则仅用于纺织业和服装业，实行高于名义保护率的有效保护率，但差额远比巴西和墨西哥低，有效保护率远远没有巴西和墨西哥两国高。根据1906年关税法，进口布料关税刚刚超过20%，显然不足以激励国内生产者，因为他们在许多类别的食品和饮料上享有超过50%的关税（Bulmer-Thomas，第五章，172—173页）。

阿根廷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而且移民主要聚居于城市地区。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首先依赖进口品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他们可能特别不愿因关税而支付高价，因为他们深知国外同一商品的“真实”价格。因此对国外市场了如指掌的移民高度聚居于阿根廷的城市，很可能就是1914年阿根廷纺织业和服装业为何如此不发达的原因之一（Bulmer-Thomas，第五章，174页）。

在历史上，阿根廷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对外贸易的增长。早在17世纪，由于欧洲市场上对牛皮的需求增加，促使阿根廷皮革出口迅速发展，推动了与制革业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形成了阿根廷的所谓“皮革时期”。18世纪末，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对阿根廷的腌肉的需求增加，出现了所谓“腌肉时期”。19世纪中叶，英国对阿根廷羊毛的需求不断增加，使阿根廷进入了“羊毛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开始从阿根廷进口鲜牛肉和谷物，促使阿根廷的屠宰冷藏业和种植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论述1920年时的阿根廷经济时指出，阿根廷工商企业的发展，铁路、水路运输的兴起以及金融业等的繁荣，都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阿根廷利用自己农牧资源的优势，发展农业、畜牧业，扩大出口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与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形差不多。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往往把阿根廷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放在同一类型的国家里。1940年英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书中写道，阿根廷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将与澳大利亚并驾齐驱（俞品根，第七章，199页）。但也就是在那些年里，西方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暴跌使阿根廷最终离开了富裕国家的行列。

尽管阿根廷的人均制造业产出水平较高，但在国内制成品满足整个需求的份额方面与其邻国相比仍嫌逊色；它比巴西、智利甚至乌拉圭都低。这意味着阿根廷工业在满足由快速出口增长带来的对制成品的大量需求方面还不是很成功。在阿根廷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纺织业、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生产均不如人意。尽管对工业品的需求很大，但微小的关税保护、服务于农业出口的社会基础设施、一批有权势的农村精英及与英国的紧密联系等均夺走了阿根廷工业家的一些可能由出口导向增长带来的潜在的利益。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首先受到了阿根廷的与进口品竞争的工业产出增加的冲击。而一小撮公司控制了大多数市场的销售，很少想去改进生产技术或在生产设计和经营方法方面进行改革，产量的增加实质上是通过增加全部要素的投入而取得的。结果是单位生产成本太高，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能使生产的制成品出口（Bulmer-Thomas，第六章，227—228页）。

19世纪最后25年拉美关税政策转向更大程度的保护，并非由于势力强大的工业社团。一战前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5国在实行工业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进展。5国在很高程度上实现了消费品进口替代，明显由国内消费品生产来满足的消费份额在50—80%之间。有些商品的国内生产实际上完全取代了进口品。但是，除牛肉和糖以外的非传统的消费品出口则不足挂齿（Bulmer-Thomas，第五章，174—175页）。

拉丁美洲1914年前缺乏制成品出口，显然是由于出口品的价格高昂或质量低劣，或两者兼而有之。拉美关税制度有利于低劣的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这类产品可能为拉美低收入的消费者所接受，但在北美和欧洲更为挑剔的市场上不可能有销路。而价高问题几乎肯定比劣质问题严重得多。在外国市场上失去关税保护使拉美企业家仅拥有较低的实际工资的优势，而实际工资的差距通常并不足以补偿生产率的差额。1914年拉美最重要的非传统出口制成品是米粉和巴拿马草帽。这两种制成品都利用了拉美出口商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多优势的原材料（Bulmer-Thomas，第五章，175页）。

拉美单位生产成本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展规模经济和开工率太低。例如，墨西哥钢铁业在1905年的开工率仅为4%。这有点异常。但在迪亚斯统治时，开工率也从未超过40%以上。当然，拉美工业化中存在的这些出名的难题，部分归咎于低水平的有效需求，同时也是由于国内贸易障碍引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州政府仍然对州与州之间的交通关隘征税（Bulmer-Thomas，第五章，175—176页）。

很显然，拉美需要关税保护为工业投资提供激励，正如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一样。只要单位成本由于国内竞争和边干边学而降低，工业就会朝出口市场发展。这种典型的幼稚产业理论在1877年阿根廷的面粉业中起了作用，但在拉美其它地方却未获成功。有人认为巴西、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关税率高得过分，但其它国家肯定并非如此。国际竞争问题更多的是由于国内竞争的失败。准入的壁垒相当高，市场非常小，因为市场受国内关税、高昂运输费用和不公平收入分配的限制（Bulmer-Thomas，第五章，176页）。

到1914年，拉美实行以自由贸易(非限制的)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另外，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密切地融入世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通过国外移民），但地区差距却比19世纪初更为扩大（Bulmer-Thomas，第五章，176—177页）。

出口导向增长的最后时光

到一次大战爆发时，国际上为初级产品提供的机会之窗开始渐渐关闭。即使在1914年前，农业保护主义已在欧洲大陆渐渐抬头。到20世纪20年代，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遇到了不太适宜的气氛，“中彩”的出口商品的成功机会开始消失了（Bulmer-Thomas，第五章，18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冲击了拉美经济。大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消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又很不稳定。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相对自由的国际贸易的存在（Bulmer-Thomas，第六章，185页）。

在1920—1921年因世界经济转向和平时期所出现的萧条中，拉丁美洲出口国经受了一次特别严重的价格下跌。在以后的几年中，价格和出口量都得到了恢复；但在1913—1929年的整个时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纯易货贸易条件有了改善。对许多拉美国家来说，1913—1929年间纯易货贸易条件恶化了，然而许多因素扭曲了由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而由战争及其后果造成的不确定性使拉美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很难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结果是，拉美不仅未能在20年代调整其对外部门与新国际环境的关系，而且相当显著地增加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Bulmer-Thomas，第六章，195页、193页）。

在1913—1929年间，增加市场份额的战略在拉美很普及、流行，并能获利，它使大多数拉美国家出口收入的增加快于同期世界出口价值的增加，并加强了19世纪已经采取的出口导向模式。许多国家20年代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出口导向增长长期行程中的暂时挫折，外部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通过调动有利于农业部门的内部贸易条件来补救（Bulmer-Thomas，第六章，202页）。

但是增加市场份额的战略充满了问题。尽管无人能够预料到20年代末大萧条的深度，但北半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和宗主国选择其殖民地的危险却是有目共睹的。市场份额战略使许多拉美国家极易受到世界贸易条件改变的伤害，而大萧条的发生加深了其受害的程度。到1928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古巴、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均控制了至少一种商品的世界出口的20%，而阿根廷在其所有出口产品方面实际上均处于世界最主要供给者的地位。在大萧条前夕，拉美经济继续奉行一种发展模式，该模式使它们在面对世界市场出现的对初级产品的不利条件时会受到极大的伤害。（Bulmer-Thomas，第六章202页，第七章23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国家与拉美的贸易大为缩减，使拉美国家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工业。一次大战后，拉丁美洲的工业在战时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墨西哥1902—1929年加工工业产值增长了5.3倍；据估计巴西工业生产总值在1914—1928年间提高了两倍，其中一半是在战后增加的；阿根廷除采矿业陷于停滞外，20世纪20年代面粉、制糖、榨油、酿酒业产量迅速增加，纺织和水泥工业发展尤其显著（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8页）。

到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拉丁美洲各国工业中，外国资本占有很大的比重，它控制着各国一切基本工矿业部门。墨西哥的石油、采矿、电气、加工工业等均操于外国资本之手。外国资本1928年占加工工业总投资的76%强。1929年，在纺织工业中外国资本生产了全部产品的三分之二，在食品工业中外资企业占产值的三分之一。在阿根廷，全部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二以及几乎整个运输业，均属于外国资本（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10—311页）。

到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丁美洲重工业的基础仍然异常薄弱，轻工业的比重很大，而且由于拉丁美洲生产大量食品原料，食品工业在加工工业中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1938年巴西加工工业全部产值中，食品工业占34.5%，纺织业占23.1%；1939年阿根廷全部制造业中食品工业占33.9%，纺织业占14.1%。在拉丁美洲极其薄弱的重工业中，基本上是生产矿物原料以便运往国外的各种金属和石油的开采部门，矿物的提炼和加工工业比重很小。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这样的基础工业部门不是微不足道，就是完全空白（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11页）。

直到二次大战前夕，拉丁美洲工业发展的水平很低，工业的技术相当落后，手工工业的比重一直很大。拉丁美洲土地面积为美国两倍多，人口约与美国相等，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其工业生产不及美国十分之一，炼钢产量仅为美国三十四分之一，纺锭数为美国的18.3%（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12页）。

第五节     大萧条冲击下转向内向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了靠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的拉丁美洲经济以致命打击。走投无路的拉丁美洲各国就此不得不转向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阿根廷。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对外贸易。以前阿根廷出口农牧产品赚取外汇以换取工业品的进口，大萧条时国际市场上对阿根廷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阿根廷的进口也随之萎缩。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感到必须实行工业化来满足其对工业品的需要，从而开始了以发展制造业为中心的生产扩展。国家通过信贷政策、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来保护刚刚起步的幼稚工业。于是就形成了以高度贸易保护为特征的进口替代格局（俞品根，第七章，199页）。

还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就有一系列销售萎缩预示了大萧条的来临。1927—1929年，阿根廷的玉米、大麦、燕麦、亚麻和冷藏牛肉的出口数量显著减少，销售困难大大增加。外销困难和生产过剩迫使古巴政府从1926年起一再限制蔗糖的生产（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5页）。

30年代大萧条的致命冲击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大萧条在拉美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中也都引起了下述连锁反应：出口收入的下降破坏了进口和政府收入，进而导致开支削减和国内需求下降（Bulmer-Thomas，第七章，231页）。

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使大萧条爆发前，巴西咖啡的价格在1929年3月、古巴的糖价格在1928年3月、阿根廷的小麦价格在1927年5月分别达到了顶点。1929年10月大萧条爆发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则是富于戏剧性的。每个拉美国家都受到了影响。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着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下跌（Bulmer-Thomas，第七章，231—232页，234页）。世界各国的萧条也使拉美的进口价格随之下降，但进口价格的下降一般不如出口价格下降得快和多。这使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纯易货贸易条件在1928—1932年间都急剧下降。两个例外是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单位价值仅下降18.5%，与进口价格的下降大致相等；洪都拉斯的香蕉出口价格由果品公司制定以直接抵偿当地的货币成本，这些年仅下降了9%（Bulmer-Thomas，第七章，232—233页）。

1929—1935年，世界市场上工业品价格仅下降了52%，而原料、食品和半制品的价格则下降了60%。与1929年相比，1932—1939年美国输往拉丁美洲的农业机械和汽车的价格仅下降10—15%，而从拉丁美洲输到美国的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则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9—300页）。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英、德三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购进的农产品数量大大减少，引起拉丁美洲农产品出口量急剧缩减。同时国际市场上拉丁美洲出口的农产品的价格跌落得极惨，有些商品的价格甚至还不能弥补其生产费用。结果是拉丁美洲各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下降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出口实物量的下降程度。出口缩减还引起农产品大量积存，为维持这些产品的市价，拉美到处进行着对农产品的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毁灭（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5页）。

拉美重要国家1932年的出口的价格和数量变化（1928年 = 100）

（Bulmer-Thomas，第七章，233页）

在30年代大萧条中，最大的一组灾难是高度的开放、出口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和出口量的急剧下降。因此智利和古巴受影响最严重。它们所受的外部冲击最强烈。古巴1928—1932年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下跌了三分之一，而智利1929—193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下降了35.7%（Bulmer-Thomas，第七章，237页）。

按1913年不变价格计算，拉丁美洲对外贸易的周转总值在1913年为51亿美元，1929年上升到68亿美元，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骤降为1932年的39亿美元，危机后1938年又恢复到53亿美元（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9页）。

到1932年末，所有拉美国家的外部平衡实际上已在低得多的名义出口和进口水平上以及稍低的名义债务偿付水平上得到了恢复。1929—1932年拉美的名义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但贸易盈余的名义额还稍有增加（Bulmer-Thomas，第七章，242—243页）。贸易盈余增加当然是由于拉美各国由于出口下降耗尽了国际储备而使外汇供给限制了进口。对那些在萧条前就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尤其是如此。1928—1932年巴西的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7%增加到21.2%，但同期巴西的出口加进口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却从38.8%下降到33.3%；1928—1932年哥伦比亚的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4.8%仅降到24.1%，但同期哥伦比亚的出口加进口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却从62.8%下降到43.5%（Bulmer-Thomas，第七章，230页）。

1928年至1932年，墨西哥的农业总产值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其原因是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大为减少，加上价格下跌。危机期间墨西哥棉花播种面积减少了61.6%，烟草播种面积减少了27.8%，其它如龙舌兰、大米、玉米等作物的播种面积也显著缩小（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6页）。

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打击下，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业，特别是基本上服务于出口的采矿业，生产大大萎缩，破产企业逐年增多。巴西的工业生产指数1929—1930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智利的铜矿石产量在危机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墨西哥主要金属和石油的开采量与危机前水平相比较，1932/1933年度下降的百分比，铜为56%，铅为52%，锌为66%，银为36%，石油则为24%；古巴的糖急剧减产，使60万劳动者失业（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9—300页）。

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到1938年，美国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都下降了近五分之二（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293页）。

转向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

拉美自萧条中恢复是从1931—1932年后开始的。对30年代拉美经济增长源的质量分析表明，在快速恢复的国家中，巴西、智利、秘鲁的恢复靠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增长，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靠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农业，古巴靠的是进口替代农业和出口增长，危地马拉完全靠进口替代农业，委内瑞拉则全靠出口增长；在中速恢复的国家中，哥伦比亚靠进口替代工业化，阿根廷靠进口替代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农业，萨尔瓦多靠进口替代农业和出口增长；而在低速恢复的国家中，乌拉圭完全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全靠进口替代农业（Bulmer-Thomas，第七章，250—251页）。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阿根廷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恢复与出口部门的恢复之间没有联系的唯一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名义的和实际的出口价值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于1932年达到低谷后仍继续下降了数年。因为20年代末阿根廷已在所有拉美国家中具有了最大和最成熟的工业（纺织业除外），这使制造业引导阿根廷经济摆脱了因大萧条引起的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突然变化而发生的衰退（Bulmer-Thomas，第七章，265—266页）。

通常将20世纪30年代视为拉美基于进口替代和进口抑制的经济恢复时期，但是即使是1929年萧条后，对外部门和对外贸易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个时期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的确重要：1928—1938年实际进口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确实下降了。然而，进口抑制在1930—1932年的萧条谷底时最严重，并导致了对消费品进口的强烈缩减。1932年后工业的增长能够满足大多数原来靠进口满足的消费品的需求，但同时在所有情况下，实际进口比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得更快。进口构成中消费品特别是非耐用消费品减少了，但经济运行仍对进口增长很敏感并仍依赖于它。没有出口恢复或至少纯易货贸易条件的改善，拉美在30年代进行成功的进口替代将是非常困难的（Bulmer-Thomas，第七章，264—265页）。

30年代拉美的工业部门被高度保护的国内市场所吸引，但没有克服它效率的低下，也没有积极参与出口市场竞争的动力。工厂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也低。工业部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源自于电力的短缺、缺少熟练工人、信贷受限制和使用的机器陈旧。到30年代末，一些国家的政府接受了必须对工业部门进行间接干预的观点，建立了国家机构以推动具有规模经济和现代机器的新的制造业活动形成（Bulmer-Thomas，第七章，270页）。

于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多数拉美国家已经采取了以下的保护民族资本的措施，如：保护关税；限制进口份额；管制外汇；国家津贴；政府的低利贷款，发展国营工业，以及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来支持私营企业等等。巴西政府对外国商品采取高额关税政策和外汇限制政策；而对国内的民族资本则以低利贷款等方式给予各方面的优待，并采取各种措施来推销国内商品（樊亢、宋则行，第三册第九章，308页）。

总之，1929年经济大危机产生的影响，比1893年经济衰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持久。欧洲和美国限制了对拉美传统农业出口品如咖啡、可可和蔗糖的消费，同时增加它们本国的比如甜菜糖的生产。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进口国工厂歇业，需要的矿石减少。这就导致了拉美出口国收入的急剧下降。而过去依赖工业世界提供制成品的国家又不能进口制成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不再具有购买制成品的资金，另一方面是因为不生产这些制成品了。因此，拉美人民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经济繁荣是不牢靠的（Tancer，26页）。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主张对于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早期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通常是对外国投资的规模进行攻击。智利这一主张的一个发言人大声疾呼反对外国投资的畸形膨胀。他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智利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智利人手中。可是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外国商业却窒息了我国在国外的商业主动精神，在我们国内则把我们排除于国际贸易之外，取代了我国的大部分零售贸易以及国家银行等等。阿根廷的一些内地省份则抨击政府许可外资开发自然资源的政策。一般而言，拉丁美洲较大和较强的国家是最早接受经济民族主义概念的（Tancer，27－28页）。

以农业或矿物采掘业为基础的出口部门的发展，导致了大部分拉美国家的不平衡状态。公共投资和投入当地的国内资本，都集中于这一日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部门，从而打下了经济二元化的基础。种植园或庄园因为有出口任务而从现代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好处，而其它经济部门如传统农业却受到了忽视。这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界将他们本国的上层分子视为叛徒。一位阿根廷作家说：阿根廷工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集中在同地主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少数人手中，各个部门的工业家和资本家都需要外资，并渴望同外资发生关系（Tancer，34－3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经济大危机都表明了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对工业国家经济的依附性。这使拉美的人们要求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建的工业，实现进口替代。这样作的原因，首先是希望拉丁美洲国家能在消费品方面用本国产品代替进口品，另一个是希望保障国际收支的平衡。此外，军人也早就看到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必要性，认为这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于是，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努力实行工业化（Tancer，38－39页，41页）。

1929年萧条后的半个世纪里，拉美一些国家——主要是些大国——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向基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这些国家虽然初级产品的出口仍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出口部门已不再活跃，商品的机遇性也失去了意义。蓬勃发展的新兴部门是进口替代工业，问题是如何将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益转移至其它经济部门（Bulmer-Thomas，第一章，21页）。

这些都导致30年代的拉美发生了重要的结构变化，该变化特别有利于大国的制造业部门和小国的国内消费农业。这些变化的范围很广，以致30年代被说成是拉美从出口导向增长朝内向发展过渡的标志，尽管大多数国家到30年代末还没有完成这一过渡（Bulmer-Thomas，第七章，274、279页）。

1948—1975年，大多数拉美国家转向内向发展（Bulmer-Thomas，第七章，316页）。

内向发展时期的问题与成就

由于单纯的内向发展时期出现了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一些国家开始从内向发展转向一种基于非传统产品（包括工业品）出口的、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型发展模式。80年代这一进程步伐加快；到90年代初，整个拉丁美洲进入了一个出口导向增长的新时代。当时对这一新模式的期望值很高，而经济史学家布尔默－托马斯却警告说：“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应忘记” （Bulmer-Thomas，第一章，21页）。

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重回出口导向发展，原因之一是80年拉美国家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时经济严重萎缩。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元数）

（Bulmer-Thomas，第十一章463页，第十二章479页）

20世纪末，经济史学家布尔默－托马斯总结说：“最正统的理论新自由主义近年来十分流行。这一理论断言，政府干预扭曲了相对价格、妨碍了具有高效的私营企业的兴起，迫使许多人从事非正规的——往往是非法的——活动，从而致使拉丁美洲失去了活力。评论家们很快就指出：这一断言不符合历史实际，拉丁美洲同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一样，国家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一种无管制的、‘自由’环境下的市场衰败。其实，193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拉丁美洲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当时的特点是：国家的作用不大，外国私人投资突出。即使国家干预不是解决市场衰退的恰当方式，也不能说没有国家干预就一定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Bulmer-Thomas，第一章，17页）

布尔默－托马斯说： “拉丁美洲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与世界经济联成一体”，“这一状况现在仍是同世界其它地区联系的唯一的以及是最主要的渠道”（Bulmer-Thomas，第一章，18页）。其实，正是这样的融入世界经济长远来说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20世纪末，世上的人到处都在传说拉美国家该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闭口不提，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20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从统计数据上看，1895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与德国、荷兰、比利时一样高；而1989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澳大利亚的15%，加拿大的11%（俞品根，第七章，194—195页）。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的喉舌们据此指责阿根廷在20世纪中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说是这种做法破坏了阿根廷甚至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

其实，仔细研究统计数据就能看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喉舌们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1895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与德国、荷兰、比利时一样高时，阿根廷在此前和此后的经济靠农业，而德国、荷兰、比利时的经济则一直靠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这不仅使以后几十年德国、荷兰、比利时逐渐把阿根廷甩在后面，而且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使阿根廷的经济一落千丈，从此成为落后国家；而德国、荷兰、比利时却能够很快恢复过来，一直保持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先进地位。

更重要的是，统计数据表明，改而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

（Bulmer-Thomas，第十一章463页，第十二章479页、484页）

1820—1928年间，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拉丁美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段，基本上都在1928—1980年间。就整个拉丁美洲来说，实行进口替代发展的1928—1980年间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比实行出口导向的1820—1928年间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高了一个数量级。就是被世界银行的喉舌们说成受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危害最大的阿根廷，实行进口替代发展的1928—1980年间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也并不低于实行出口导向的1820—1928年间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转向为本国产业保护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才使整个拉丁美洲出现了真正快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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