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04期【中外政治学前沿】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
摘要丨阿根廷政府接受转基因的原因是弥补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失败，其目的和手段是偿还外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随着转基因的推广，阿根廷遭受了生态危机爆发、种子垄断、饥荒等负面影响，其根源在于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和影响缺乏认识，且未掌握转基因核心技术，对美国和跨国公司产生依赖。因此，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阿根廷的农业发展模式被重新塑造，粮食主权受到侵蚀，国内的饥荒问题愈演愈烈。本文借助历史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转基因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丨徐振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霍特，法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阿根廷之谜”的探究方兴未艾。“阿根廷之谜”是指阿根廷为何从一个曾经辉煌和充满活力的国家逐渐沦落为经济发展滞后、国际影响力逐渐衰败的国家，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内卷化的困境而无法自拔。本文试图以转基因作为一个新的视角，来具体分析转基因对阿根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而丰富对“阿根廷之谜”的认识。
01
阿根廷接受转基因的原因溯源及其引入过程
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阿根廷、巴西等为代表的拉美大国就已经开启了早期工业化。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阿根廷工业化脚步加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这种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依附论。该理论强调发达国家借助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非等价交换来剥削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束缚，限制外来工业品的进口，独立自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最终实现本国的工业品取代进口来满足自身需求，以期减少外汇支出，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
在阿根廷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由经济民族主义激发的发展模式带有自给自足和封闭的倾向，这种闭门造车式的发展人为地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隔离，不利于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来壮大自己。当阿根廷面临经济困难和债务危机时，被迫向国际社会求助，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阶段。同时，由于阿根廷缺乏先进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生产规模也较小，因而往往出现产品成本高，质量低，规模效益缺少，外汇使用过度，国际收支困难，国内产品价格高于同样产品的进口价格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替代战略的需要，本国的货币币值被高估，导致在价格、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不利于出口部门的发展，制约了本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外汇缺口不仅没有因为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而缩小，反而有扩大之势。由于进口的增加和因外汇不足而向外国举债的结果，增加了对外国的依赖。
阿根廷在进口替代战略失败后，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在阿根廷人看来，进口替代战略借助人为干预的方式将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自身处于劣势的产业，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要素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原材料，以获取经济发展的资金和偿还外债。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而不能建立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这种“荷兰病”构成了经济转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障碍。对此，阿根廷必须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创造大量外汇，才能重振国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作物由于其产量较大、西方国家的积极推动以及适应在阿根廷生长等优势，开始被阿根廷政府大量引进，成为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以上是阿根廷接受转基因的第一原因。其第二个原因在于阿根廷政府的还债需求。
20世纪70年代，当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问题逐渐凸显、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似乎走到尽头、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选择时，石油美元以银团贷款的形式流入阿根廷乃至拉美。但当国际经济形势和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而使拉美经济发展出现困难时，外资问题在阿根廷就表现为债务危机。
从外部来看，阿根廷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石油危机和美国政策的调整。美国借助输出大量的过剩资本，向包括阿根廷之内的拉美各国转嫁危机，这是拉美外债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美国强化贸易保护政策，使得阿根廷的外部贸易环境不断恶化，出口收入大大缩减，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急剧扩大，从而削弱了偿债能力，加剧了他们的债务危机。
就自身而言，阿根廷长期奉行负债发展战略，导致外债像滚雪球似地增加。负债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而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尽管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给阿根廷人上了深刻的一课，但他们仍认为，举债发展是一条发展捷径。那么，如何偿还债务呢？基于比较优势，在跨国公司的游说之下，时任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宣称为了偿还飞涨的外债，有必要将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来替代传统的粮食生产。为此，他推行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以期实现这个目标。
阿根廷接受转基因的第三个原因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陷入危机。随着替代进口向技术含量高的层面发展，进口需求不断扩大，而出口因多种原因发展缓慢，导致外汇资金短缺和贸易收支严重失衡，进而造成经济衰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积累和发展模式内在矛盾的日益突出，经济收缩、扩张的循环周期日益表现出短期增长和长期衰退的特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并引发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客观形势要求对积累和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为此，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行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基本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在债务危机后，美欧债权国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时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附加条件，走投无路的拉美国家只得接受。刚刚当选总统的梅内姆将这一切归因于其前任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措施不力，他力图通过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国家走出困境，这使处于绝望中的民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为此梅内姆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大力支持。
梅内姆政府通过简化关税制度、降低关税等措施，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战略向外向型转变的进程。政府在对外资的管理方面也进行了改革。1989年，对原有的外资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外国投资的预先审批制度。此后，阿根廷政府向外资开放了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获取的利润汇出的大多数限制，这为跨国粮商进入阿根廷打开了方便之门。梅内姆政府通过这种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来实现对农业的新自由主义改造，为转基因农作物从美国引入阿根廷提供一个“商业友好”的环境。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阿根廷之所以接受转基因，还债是目的，新自由主义是手段，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是其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阿根廷主动推行以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公共部门进行迅速又彻底的私有化来吸引外资，使其成为私有化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方面，梅内姆政府将转基因大豆的出口收入看作还债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阿根廷国内开展私有化运动，包括港口、能源部门、农业部门的私有化。
当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本国货币比索大幅贬值，并欠下了巨额外债。阿根廷政府被迫向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而他们则提出了苛刻的援助条件，在阿根廷借款的问题上不断抬高要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阿根廷政府解决危机开出的药方是利用资源禀赋，借助阿根廷传统的农产品出口优势，通过大规模种植和出口转基因大豆来偿还大量的外债。跨国公司及其技治主义者也宣称转基因将使阿根廷的农村地区摆脱贫穷，并通过提供生态环保技术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在其他出路寻求无望的情况下，陷入危机的阿根廷政府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如同救命稻草。同时，阿根廷政府认为转基因可以减少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土壤板结和肥力下降的程度。一方面，这样可减少生产成本，以更少的投入来获得更大的产出，同时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的单一种植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增加作物产量；另一方面，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既然拥有多重优势，阿根廷在之前梅内姆政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过转基因作物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基于此，2004年，阿根廷农业部成立生物技术办公室，推广农业生物技术，制定转基因战略规划，并将转基因技术作为促进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途径。然而，这种“新事物”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当阿根廷积极拥抱新技术时，开始出现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从政府到民间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02
转基因在阿根廷的影响
阿根廷在引入转基因后爆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阿根廷政府和跨国粮商的支持下，在种植转基因大豆获取丰厚利润的诱惑下，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见表1）为转基因作物让路，以牧场、麦田和玉米地为象征的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不复存在，使得阿根廷许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影响。
大规模的单一种植虽然节省人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但以长远视之，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它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也是不可持续的。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耗竭了地力，土壤受到侵蚀，肥力逐渐下降，以致有的地区出现了沙漠化的现象。
同时，农药的使用量不降反增，进一步污染了生态环境。在初期的推广试验中，农药使用规模确实有所降低，但随着虫害、杂草对农药抗性的增加使得农民不得不喷洒更多的农药，而超级杂草的出现让毒性更强的除草剂被派上用场。这导致的后果是，转基因作物种植区域及其邻近区域受到了除草剂污染。
单一种植带来作物疾病的传播和蔓延，使农作物对病虫害的抵抗力越来越弱。因此，转基因作物导致了生物单一性，这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构成了较大的风险。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过去曾广为采用的密集型农业现在肯定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它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对环境造成了危害，但是我们并不能回到以前的更原始的农作方式，因为我们要养活地球上所有的人口。而实行基因改良的农作物可以减少这些化学污染，反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基因改良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一定会减少化学污染，基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人类对大自然认知的局限性，人类所发明的转基因技术为解决吃饭问题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另外一条替代的途径，但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应为人们所正视。阿根廷的案例即为明证，生态环境的风险不容忽视。
转基因在阿根廷不仅引发了生态危机，而且还引发了阿根廷的种子垄断并导致阿根廷出现了饥荒。
愈来愈多的外债、强行推进的私有化和撤除的政府保护性壁垒，使得原有经济效益较好的阿根廷农业，成为跨国粮商激进变革的对象和转基因推广的试验品。孟山都进入阿根廷市场后，为扩大转基因市场份额，它大力兼并和收购当地种子公司，培养和扶植该公司在当地的代理人，这种并购策略增强了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的宏观驾驭能力，还使他们获得了阿根廷当地丰富的种质基因资源，为孟山都进一步研发适合当地环境的转基因农作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农民是种子公司的主要顾客和消费者，而征收专利费或技术许可费是跨国种业巨头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问题。按照孟山都公司的说辞，该公司投入巨资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必须要有相应的高额利润作为回报。因此，在美国国内，农场主必须与该公司签署合同以支付专利费用。如果农场主私自留种并种植，将被视为侵权，孟山都有权诉诸法庭。为防止农民滥种，该公司除了使用法律手段之外，还研发“终结者技术”，力图在技术方面实现对市场的垄断。
1996年，通过商业授权，孟山都公司将种子免费赠予或以优惠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在此过程中，双方并未签署购买协议。孟山都之所以采取有别于美国国内的做法，一方面是出于扩散和推广转基因的目的，将在南美洲最先接受“新事物”的阿根廷作为一个跳板和平台，不断向周边国家渗透；另一方面是基于国际法律和阿根廷国内法律限制的一种暂时的无奈之举。按照国际间《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农民可以自行留种而不必向跨国公司支付专利费用。阿根廷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同时，阿根廷国内的《种子法》并不保护跨国公司在该国的种子专利。这导致的结果是阿根廷国内形成了转基因种子交易黑市，而阿根廷政府对国内种子市场的监管处于缺位状态；另一个结果是使阿根廷国内的转基因种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边际成本的降低提高了阿根廷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这损害了依赖出口市场的美国农场主和大豆协会以及孟山都公司的利益。
基于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政府不可能漠然置之，事实上，转基因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联合向全球推广开来的。在对待阿根廷转基因问题上，美国政府采取既拉拢又打压的策略。对阿根廷政府而言，首要的问题是通过出口转基因作物来获取外汇和偿还外债，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基于此，面对美国政府的态度，阿根廷政府采取既防范又利用的策略。维护和扩大海外市场是阿根廷转基因发展的生命线，为此，阿根廷政府密切注视生物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接受程度以及允许进入欧盟并已经批准的商业产品品种，此外，还十分关注有关国家对转基因农产品增加标签的要求或在主要目的地实行的贸易限制。同时，阿根廷政府强烈反对在其出口市场上对转基因农产品进行区别或分离交易。
然而，美国一旦停止提供种子供应，阿根廷采取的两面策略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许多欧盟国家，孟山都公司享有专利保护，同时，它们也是阿根廷农产品的重要市场。孟山都的举措无疑会严重冲击阿根廷的出口市场。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2012年曾对外宣称，孟山都的投资对阿根廷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阿根廷实现2020年粮食增产计划。但在其背后，阿根廷推广转基因导致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形成的垄断，与这种垄断相伴随的是国内饥荒和贫困程度的加剧。
机械化的种植方式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土地的集中使得阿根廷国内的农民数量减少，但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小农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一方面扩大了阿根廷国内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种植转基因大豆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诱惑是对小农生计的直接威胁。因此，阿根廷的农业发展方式不断侵蚀着其粮食主权。阿根廷民众原有的饮食包括廉价的肉制品、奶类和蔬菜，混合耕种和轮作提高了粮食产量，但随着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大豆种植取代了原有食物的生产，这些食物开始依赖进口。近几年阿根廷国内的贫困程度仍居高不下，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力解决。并且，生产结构的改变导致消费结构的变更，阿根廷国内的媒体宣扬利用转基因大豆解决国内的饥荒，阿根廷政府倡导利用大豆替代传统的以肉蛋奶为主的饮食结构，让大豆成为人们的主食。转基因的推广无法解决饥饿，阿根廷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转基因大豆的生产规模与潜在饥荒的规模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03
转基因的话语垄断及其迷思
种子的垄断带来话语的垄断，阿根廷转基因的获益者是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阿根廷政府和大农场主，将发展转基因上升为阿根廷的国家战略也是这三方的共识。虽然他们意识到转基因推广带来的问题，阿根廷也奉行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政策，但为了保障该项国家战略的顺利开展，有必要建构一种公共话语霸权。美国资深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即普通受众对事物的认知是通过媒体建构的，媒体塑造了话语权，人们生活在媒体提供的虚拟的信息世界之中。
早在冷战期间，跨国公司就在拉美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后冷战时代，随着转基因革命的开展，这种局面进一步得以强化。阿根廷经济的核心是农业经济，农业在政治议程中是优先议题，而转基因又是农业问题的核心。孟山都公司主导着阿根廷农业经济的关键部门，并影响它们的技术发展、农业发展和环境政策，同时充当阿根廷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者。特别是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转基因被视为救命稻草，因此，在媒体和公共话语之中，各方对转基因有高度的认同感。
虽然阿根廷左翼报纸对这一“共识”提出质疑，但他们的受众较少，影响力微弱，这些处于劣势的意见会湮没在主流舆论的漩涡之中。同时，受到除草剂等农药污染的农民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转基因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耕地，并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小农被边缘化。为此，他们要求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停止除草剂的喷洒，并追究相关企业和人员的法律责任。而政府一方面将争论的议题仅仅限定在技术层面，这意味着农民在农药喷洒及其影响的方面失去话语权，只有所谓的技术专家才可以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政府宣称没有证据表明农村的污染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存在必然联系。仍然不满的农民采取了过激行为，进一步导致冲突和对抗，并将政府和企业置于尴尬的境地。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国内关注的议题从农药喷洒对农民的影响，转变成上层精英对农药喷洒无害性认可和政府对农药使用的授权。相形之下，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对主流媒体大量的广告赞助确保了媒体的立场和选择性。主流媒体在支持转基因的报道方面，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从而产生共识的累积效果；在空间上，主流媒体的声音传播范围具有广泛性，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共识普遍存在的心理暗示。主流媒体在时空上的优势，给予受众一种叠加性的舆论共鸣。这种媒体的宣传赢得了公众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支持，建构了对转基因友好的“拟态环境”，而刻意忽略了转基因商业化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媒介声音在不停地向受众传播的过程中，在无形中形成了“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舆论螺旋，并不断向外扩展，最终使跨国公司和阿根廷政府建构起了基于自身利益对转基因的话语权力。
“文化霸权”的提出者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服从和服务于特定阶层的利益，它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在操控公共舆论、软化和吸纳反对势力进而巩固政权等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葛兰西特别重视媒体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媒体使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并护持他们的制度霸权。同时，阿根廷对转基因的支持源于上层精英的合作，他们更在意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和政府绩效以及霸权结构的稳定性，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并忽视了长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从而威胁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阿根廷而言，它只是出口作为原材料的大豆，沦为了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试验场。基于加工工业的落后，以及进口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考虑，阿根廷无法出口高附加值的大豆制品。因此，经济依附的模式就这样产生了。事实上，农业盈利正如石油或矿产一样，成就了一批本国精英阶层。根据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国家的众多职能特别是财富的再分配都被削弱，社会不平等就这样持续加剧。
综上所述，全球对大豆旺盛的需求、高涨的价格推动了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对转基因大豆出口的依赖使得阿根廷政府和农民在面对国际市场变化时更加脆弱。数以千计的中小农户破产而沦为社会的底层。在10多年的时间里，阿根廷集中发展缺乏高附加值的转基因大豆用于赚取外汇，逐步丧失了粮食主权。
04
中国反思：应如何汲取阿根廷“转基因悲剧”？
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于全球第六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转基因大国”。阿根廷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应始终保持谨慎态度。目前，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争议，在有关科学研究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任何出于经济、政治目的贸然大量引入转基因作物的做法都是轻率的。
其二，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对其所带来的风险应进行严格的评估，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
其三，转基因技术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和饥荒问题，因为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要追求利润和高额的商业回报，而非人道主义援助，对此我们不应抱有幻想。
其四，中国政府应该吸取新自由主义对阿根廷消极影响的教训，继续对外资种业在中国的投资进行必要的限制，坚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设定的原则。
其五，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传播知识、引导舆论、培养正确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我们需要更合理地利用媒体来进行信息的宣传。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自媒体和新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再制作，这就需要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这要求媒体从业者要有基本的职业素养和正确的立场，尊重科学和科研工作者，加大对转基因的科普力度，让广大受众以更理性、更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新事物。
阿根廷曾是一个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美誉的国家，也曾是被誉为“经济改革典范”的国家。然而，阿根廷在发展转基因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高昂的。如同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转基因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潜藏很大的风险，如何趋利避害、为人类造福，是值得科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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