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是亨利·卢斯于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命题，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美国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主导性力量;二是美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重塑世界，给20世纪打上鲜明的美国烙印。“美国世纪”反映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历史传统、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思考，成为美国决策者和精英理解美国与世界关系、阐释美国国际地位的基本概念框架，塑造了美国人对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认识。“美国世纪”也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以及决策者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对外干预和维护世界霸权地位的话语工具。
关键词：美国世纪 亨利·卢斯 美国外交 自由国际主义
面对欧亚大陆已经陷入战争、孤立主义盛行的危局，1941年2月17日，美国媒体巨头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发表社论《美国世纪》，鲜明地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且是“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第一个世纪”，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孤立主义，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为了我们(美国)认为合适的目标，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时至今日，“美国世纪”的说法早已超越了动员美国参战的原初语境，成为美国政治领袖和评论家阐发美国精神、支持对外干涉、论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话语工具，是对美国国际角色言简意赅的经典概括。
前人对卢斯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打造的媒体帝国以及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忽视了他的国际思想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关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和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外交辩论的学者，虽然对“美国世纪”命题有所涉及，但缺乏对该命题本身的聚焦以及卢斯的国家身份观念长期影响的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世纪》历史语境和文本内容的解析，揭示“美国世纪”命题的内涵，并通过梳理当时和后世政治家对《美国世纪》的反应、借用与阐释，展现“美国世纪”命题的话语力量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
一、外交大辩论与“美国世纪”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值美国国内外局势剧烈变化的时期，“美国世纪”的命题就在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机会，福特制和泰勒制促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升，使得美国在一战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的大国。罗斯福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中满怀自信地说：“与1929年经济繁荣时期相比，美国人在1940年正在建造更多的房子，购买更多的鞋、洗衣机、电冰箱、电量和纺织品，餐桌上的黄油、奶酪、肉和罐装食品也更多了。”经济实力的激增为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了物质基础，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向海外施加影响的种种努力也让一些美国人确信，美国已经具备了影响全球的能力，并已经为领导世界做好了前期准备。美国通过支持海外贸易、海外传教活动、私人团体开展海外文化和教育项目等方式，为世界了解美国提供了充分机会，并为影响世界营造了国际舆论环境。
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逼东南亚;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继而对英法开战。面对德日强势进攻态势，美国于1939年11月3日修正了《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允许交战国在美国购买军火，但实行“现购自运”原则(cash andcarry)。实际上，从亚洲和欧洲战事爆发以来，美国从没有停止过对战争的关心，但这种关注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支持对外干涉的声音。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孤立主义政策可以在这一时期保证美国安全。美国媒体在战争伊始就参与了对欧洲战事的报道。最有代表性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战地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他通过对战况的直播报道，使“远隔千里以外的美国听众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长鸣的防空警报”，激发了美国民众对英国民众的同情。虽然美国在精神和道义上与被德日侵略的国家站在一起，但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对直接参战持谨慎态度。在1940年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显示，75%的民众选择“美国政府应该禁止向日本销售武器、飞机、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但是有高达68%的民众选择“美国应该独立于欧洲战争之外”。甚至当被问到“德国战胜英国和法国之后，美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并向欧洲派遣陆军和海军参与作战”时，只有23%的民众选择“是”。
面对英法等国家对美国援助的急切需要和德日法西斯甚嚣尘上的进攻态势，美国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之间举棋不定，美国人在对自身实力、历史经验和国际局势的观察、比较中，不断思考既能维持现有利益，也能符合美国国家身份的应对之策。显然，战争提供了一个美国重新界定自身国际角色的契机，促使其扮演更为积极的国际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外交大辩论，焦点是美国要不要干涉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由此也引发出对美国长远国际角色的争论，即美国究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如何运用自己巨大的实力。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冷眼旁观，保持中立，独善其身，隔绝于欧洲战争之外。他们大多反对罗斯福的国内外政策，“认为把美国拉入战争是罗斯福的阴谋;欧洲的战争不是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战争，而是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再现”。他们反对美国援助英法、干预欧洲战争，将“反对美国创造对外国的新责任或者扩展既有义务”作为基本共识，结成松散却鲜明的反干涉主义阵营，与支持美国干预战争的国际主义者在国会、报刊、书信、广播等场合展开辩论。
国际主义者则认为欧洲和亚洲的危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应主动援助英法等国，甚至直接干涉。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主席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主张援助西方民主国家，但要独立于战争之外。1940年成立的包括亨利·卢斯在内的30人组成的“世纪小组”(Century Group)在1940年6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告同胞书》(A Summons to Speak out)，号召保卫“索姆河”，即阻止希特勒德国的扩张，主张尽快对德宣战，因为“纳粹德国是我们美国理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死敌”。
为了更好地阐述国际主义者的主张，说服美国承担起大国责任，干涉欧洲的战争，阻止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卢斯在自己主办的《生活》杂志上刊发了《美国世纪》，阐述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成为国际主义者在大辩论中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二、《美国世纪》对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阐述
《美国世纪》一文是卢斯在1940年撰写的三篇演讲稿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最早在1940年美国大学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于帕萨迪纳市举办的年会上，他就提出“世界将进入一个‘美国世纪’，否则就步入式微、覆亡的时代”。卢斯运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向公众直接传达他关于美国的国家特性和传统，以及国际地位和角色的思考。
历史学家、卢斯的传记作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认为，卢斯的《美国世纪》一文“是对当时美国人生活的‘混乱’状况以及美国与战争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一种评注”。也就是说，卢斯为美国民众直接界定了“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关于“我们是谁”，卢斯的回答是：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一方面，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具有区别于历史上其他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美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自由和民主的捍卫由来已久，到了20世纪需要美国将西方文明的火种发扬光大。卢斯认为，捍卫自由是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追求的理想，美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从17世纪、18世纪再到19世纪，北美大陆承载着众多事业和目标。其中最为重要，并将它们编织成全世界和历史上最鼓舞人心的美利坚旗帜的，是对自由的追求”。卢斯深信，“美国是伟大自由传统的至高无上的化身”，“我们这个世纪中有些东西具有深厚的传统，特别是美国独有的特性，那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一种对机会均等的认同、一种自我依赖、独立和合作的传统……我们是所有西方文明伟大原则的继承者……美国是文明理想的避难所(sanctuary of the ideals of civilization)”。
在厘定了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继承者和自由民主捍卫者这一国家身份之后，卢斯开始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他响亮地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口号，进一步阐释美国在20世纪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应该承担的国际角色，强化了对美国特殊性的论述。卢斯主要强调“美国世纪”的两层含义，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美国人要自信地承认自身的物质实力和精神力量对世界的引领和塑造作用：
在国家政策方面，从过去到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当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实践中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们一直都没能扮演好世界大国的角色——这种失败对他们自己和全人类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纠正这一错误的方法，就是从内心深处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为我们认为适合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部的影响。
卢斯详细阐述了美国将20世纪建构为“美国世纪”的具体战略和方式，即贯彻“美国式国际主义”(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在论述中卢斯将现实与传统进行融合，借用和化用国父一代和林肯总统所推崇的立国原则，来阐述美国国际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结合美国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丰富成果，综合阐述美国国际主义与历史上各个时期其他形式的国际主义的不同：
什么是国际主义？罗马有伟大的国际主义。罗马教廷、成吉思汗、奥斯曼土耳其、中华帝国和19世纪的英国都有国际主义……我们的国际主义不是从某一个人的思想中萌生出来的。它必须是许多人想象的结晶。它必须要与所有民族分享我们的权利法案、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出类拔萃的工业产品和我们的技术。它必须是一种民有、民治、民享的国际主义。
卢斯鲜明地提出，与其他西方文明国家相比，美国还是“我们时代的动力工厂、人类技术公仆的培训中心、好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不仅体现在向外传播民主的政治制度，还需要让世界接受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一切事物。美国不仅仅要成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模范国家，还要成为制度、产品、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者，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具体来说，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体现为美国的精神和物质产品在全球的普及，如美国的爵士乐、好莱坞电影、俚语、机器和专利产品在全世界的通行。此外，美国还需要在其他领域推行与民主相符的一整套经济、技术、文化和援助行动，主要包括：推行自由经济企业制度;对外输出技术和艺术，让美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电影人、娱乐业者、飞机制造者、道路建筑师、教育家指导其他国家的技术和文化发展;履行美国对外援助的“道德义务”，“我们每在军备上花一块钱，就应该在世界的伟大事业上花至少一毛钱”。
除彰显美国的综合实力之外，“美国式的国际主义”还意味着美国要拥有一种以实现和平为最终目标的世界领导力，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卢斯提出，“与罗马、成吉思汗或者19世纪的英国不同，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是对良善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智力和终极力量的坚信”。
然而，在堪萨斯州议员亚瑟·卡珀这位在外交大辩论中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政治家看来，卢斯所谓的塑造世界的各种目标都是在为美国走向干涉主义提供借口，是要让美国卷入本可以避免的欧洲冲突：“我认为解决旧世界的长期争端既不是我们的使命也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一旦我们采取干涉政策，将发现参与的是一场由他人发动、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战争。”
在为国际主义立场的辩护中，卢斯反驳了孤立主义者认为国际主义必然导致美国走向干涉主义的观点，指出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即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的世界环境：“美国的国际责任是要对她所生存的世界环境负责……如果美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对美国发展不利，美国只能怪自己。”
卢斯对“美国世纪”的构想极富宗教色彩，他声称美国具有天赋使命——带领全人类渡过战争危难，迎来一个新世界：
当我们遭遇巨大考验时，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在本世纪初对我们精神的试炼和折磨之中，作为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已经理解了我们时代的意义。现在面临这一考验的重大时刻，我们必须至少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这将引导我们创造真正的20世纪——我们的世纪。
这与李普曼的观点类似，后者认为，20世纪的世界领导地位属于美国：“美国，这个曾经在欧洲边远地区的殖民地，现在并且将来一定会变成西方地理、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罗马属于古代世界，英国属于现代世界，而美国属于未来世界。”
卢斯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与他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密切相关。卢斯出生于山东蓬莱的一个来华传教士家庭，在耶鲁大学求学，毕业后投身出版行业，创办报刊，成为地位显赫的媒体大亨。他是一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坚信通过勤奋致富可以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作为自由而独立的共和党人，卢斯坚信商业精英在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人，他相信，自由资本主义体现了美国特性。《美国世纪》的思想融合了加尔文教派的“天命论”继承了1630年马萨诸塞总督温斯洛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使命观，同时他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天定命运”观的思想精髓，呼应了19、20世纪之交“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可以说，《美国世纪》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对美国历史传统的经典阐发。
总之，卢斯认为美国是拯救世界危机的唯一领导力量，没有美国，世界将陷入独裁统治的黑暗之中;通过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式的国际主义，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美国的世纪;让这个世界打上美国的烙印，既可以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制度，又可以避免世界大战重演，促进世界和平。《美国世纪》回顾了美国捍卫自由和民主的立国传统，指出美国实力壮大带来的国际责任，明确提出新形势下美国应该扮演的国际角色，在回击孤立主义者批评的同时，指出美国的国家战略方向，是对威尔逊外交思想的发展和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集中阐释。
三、“美国世纪”引起的反响
对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世纪”让他们如获至宝，为进一步倡导美国领导世界、积极干预欧洲的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话语武器。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众议员马丁·J.肯尼迪(Martin J. Kennedy)受《美国世纪》的启发，于1941年2月27 日在国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提议建立一个由非政府成员组成的国会附属机构——“保卫和宣传民主委员会”(Committee to Preserve and Propagate Democracy)，“尽一切可能，修正我们制度存在的问题，向世界提供一个正确的民主制范本……承担起保卫民主的世界领导责任”，并全文转引《美国世纪》。
《美国世纪》对国际主义阵营的知识精英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他们赞扬卢斯立场的同时，自觉运用卢斯《美国世纪》的观点和话语来支持国际主义主张。著名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在1941 年2月21 日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刊文，表达对卢斯观点的欣赏和赞同。她认为，《美国世纪》如同一份风格鲜明的宣言，“它恳切、醒目、充满想象……比以往我们所习惯的话语更加清晰地展现出现在的机会并设计出了一种充满冒险精神的未来”。此外，她还赞扬卢斯超越党派偏见，客观评价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外政策——“卢斯先生是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七年来，他的出版物一直坚持对罗斯福当局持批评态度，但这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根据客观事实作出的评价”。汤普森认为美国应担负起属于自己的国际责任，“国际主义不仅仅是‘援助英国’，还意味着作为一个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着最大领土面积和1亿3千万人口的国家，应担负起命运交付我们的全部责任”。这种责任是美国革命的伟大遗产，应该在20世纪继续发扬光大：“尽管1776年革命事实上是一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内战，但此后它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获得了全面胜利。英联邦已经实现美国化：南非的联邦宪法是根据联邦党人的思想形成的，而联邦党人是美国革命的哲学家。”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立场的坚定拥护者，著名剧作家、时任总统顾问的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为卢斯的“美国世纪”积极辩护：那些反英分子提出的反对理由令人失望，体现出一种对美利坚民族的不自信，“这种古老的恐惧源于一种古老的自卑感——山姆大叔是傻子大叔(Uncle Sam as Uncle Sap)”。他认为，一战后美国没能参与和平事业的原因是“威尔逊不明智、迂腐和武断，孤立主义少数分子妖言惑众”，而并非理念本身是错误的;孤立主义者倡导的中立是行不通的，因为中立政策“违背了美国的本质特性，即我们对所有为自由、独立而战的人们的同情”。
《美国世纪》对美国实力的自信和美国例外观念的鼓吹，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许多民众受文中乐观情绪的渲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向《生活》杂志的编辑写信表达阅读该文后的激动心情。来自华盛顿奥查德港的沃尔特·J.克拉克森(Walter J. Clarkson)表达了自己读完《美国世纪》的乐观情绪：“当我仔细阅读了卢斯先生的文章后，我从沮丧惶恐变得愉快。”来自亚拉巴马玉兰泉(Magnolia Springs)的79岁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爱德华·Y.霍尔德(Edward Y. Horder)受到文中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美国世纪》就像是约书亚的号声，回应了这样一种需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是的，我们将往前走，不分党派，和温德尔·威尔基——罗斯福理所应当的继承人——一起帮助罗斯福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总统。”《美国世纪》也浅显易懂地向民众解释了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来自纽约的鲍勃·温克尔(Bob Wronker)赞扬卢斯的分析切中肯綮：“当其他人都在漫不经心地将火山口的熔岩块儿往外扔时，卢斯先生揭开了火山盖子。”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布兰德利(J.E. Bradley)表达了对卢斯这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社论的喜爱：“我们需要更多像卢斯先生这样的人向我们这种外行解释我们所处的位置。我已经受够了政客们的空话，更愿意看到某种真正的领导力量，而不仅仅是为了选票箱。”
在获得赞赏的同时，《美国世纪》也引发了孤立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左翼国际主义者的批评。孤立主义者认为，对外干涉将导致美国国内发展的停滞，消耗由罗斯福新政造就的来之不易的经济成就。一位读者表达了国家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满足国内人民需求，而不是盲目干涉外部世界的观点：“我们在和任何国家一道拯救世界其他国家时，必须清楚我们的位置……当我们使得三分之一不幸的美国人吃饱穿暖，变得整洁，当对民主党的信心恢复时，我们才可以展现一种统一的面貌，并顺带着向世界展现好的一面。”卢斯在《美国世纪》中未提及对外干涉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一点尤其遭到孤立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指出美国无须花费精力去关注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地区，对外干涉的结果往往造成惨痛代价。《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编辑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表达了对卢斯帝国主义倾向的担忧，他认为美国在遥远地区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美国“90%的贸易属于国内贸易”，追求伟大的帝国事业不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美国不需要对“大洋之外的民族有一种想象的认同”。1941年2月17日，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昆西·豪(Quincy Howe)在纽约古典音乐广播电台(WQXR)上批评卢斯所谓的“美国责任”太过庞大和模糊，极易导致美国的过度扩张。他提醒人们铭记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的教训：“过去20年狂热的威尔逊主义让我记忆犹新，上一次贪多嚼不烂所造成的激烈反应值得人们引以为戒。”
更多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则对卢斯将美国类比为历史上的世界性帝国表示怀疑，指出美国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等同起来的虚伪性，批评《美国世纪》一文展示出来的帝国主义倾向。昆西·豪批评道：“卢斯是写散文的吉卜林(prose Kipling)，是新闻界的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他具有一种将道德狂热和国家利益巧妙结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赋……他取得了最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在上个世纪取得的成就，即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和道德法则紧密相连。”时任威廉姆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国家》(The Nation)杂志主编的马克斯·勒纳指出，卢斯的“美国世纪”是一种旨在扩张资本主义的沙文主义者的幌子：“这里也存在一些赚了大钱的沙文主义者，他们以‘美国世纪’的名义追求资本家的权力，使得这种权力闻起来更加香甜。”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反对美国参战，认为参战并不是保卫民主制的有力途径，批评了“美国世纪”命题中包藏的对外扩张野心：
如果你密切收听广播和其他公共演讲者的演讲就会发现，近四个月以来，强调美国帝国主义的论调极为流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用华丽而热情洋溢的辞藻来装点门面……在这些话语的包装之下隐藏着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野心。……20世纪不是“民主的世纪”，甚至也不是“美国世纪”，而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世纪”（century of exhaustion），这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某种战争可能造成的结果。
“美国世纪”甚至遭到了卢斯最为尊敬的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严厉批评。尼布尔认为，“美国世纪”暴露出美国的无知和以救世主(Messiah)自居的自大心态：
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的历史判断令人感到迷惑，它们融合了美国人尚未察觉的无知，还有意将自私的利益进行合理化说明。如果我们认为二战是为了实现“美国世纪”而战，那么这种判断（顺便说一句，这和基督所修正的关于“救世主”的错误迷信极为相似）部分源于美国人的狭隘视角，他们自然地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但是这种观点也部分源于一种美国有意识的傲慢和权力欲，他们想要将整个世界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
相比于孤立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对卢斯帝国主义倾向的批评，左翼国际主义者对“美国世纪”的态度更为复杂。他们一方面批评“美国世纪”所体现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认同卢斯所提出的美国在维护国际和平、援助弱小国家方面应该扮演的领导角色。《辛辛那提大学学生报》主编罗伯特·斯皮瓦克(Robert G. Spivack)揭露卢斯所隐瞒的英国社会面对德国轰炸的部分真相——“伦敦人失去了家园、工作，在战斗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他认为“美国世纪”应该是实现“四大自由”的“民主的世纪”(Democratic Century)：
我们应该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坚持四点伟大的希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我们实现了这四点，落实我们的口号而不是作为空洞的标语，如果我们将所有民族一视同仁，保证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我们将会确信“美国世纪”意味着“民主的世纪”。
著名外交史学家、时任外交政策协会成员(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的托马斯·贝利认为，鼓吹“美国世纪”的口号，不利于打消各国对战后英语国家可能会以“监督”和“贿赂”的方式控制新兴独立国家的怀疑。战后外交政策应该遵循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证明我们对构建世界自由秩序的真挚愿望。
纽约《下午报》(PM)执行副主编哈罗德·拉文(Harold Lavine)尽管承认美国应该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仅凭一己之力无法维持世界和平，美国应该与英国、苏联共同合作，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他批评卢斯的“美国世纪”是一种“松散”形式的帝国主义(a “loose” form of imperialism)，将导致世界各国反对美国。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s)周刊称“美国世纪”的说法出自持帝国主义立场的“国际强盗”(international freebooters)，美国对欧洲重建的经济援助是针对世界所有饱受战争磨难国家的帝国主义武器。
《美国世纪》不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受到美国政府高层和外交决策者的关注。时任国务卿特别顾问的亨培克就在一封写给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备忘录中引用了《美国世纪》的内容。负责东亚事务的亨培克认为，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时任海军部第一副部长的詹姆斯·福莱斯特十分关注《生活》杂志对海军问题的讨论，在阅读《美国世纪》后认为，该文“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最为可行的蓝图”，“我们不能逃避属于我们的世界责任”。
而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显然反对卢斯的“美国世纪”。他担心，所谓的“美国领导世界”变成“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统治世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有效的统治形式而已”。他进一步说明，“无论我们是多么仁慈，其他人都绝不想要被统治。在他们看来，我们和19世纪通过武力镇压反叛者的英国根本没有什么两样”。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国内的极端批评者将“美国世纪”和德国“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相提并论时，纳粹也将“美国世纪”作为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证据大加批判。纳粹官方刊物《人民观察家报》在1942年1月15日的头版社论中讽刺道，多亏了卢斯，“罗斯福的对外宣传部门建立了起来……‘美国世纪’反映了美国人虚伪和傲慢背后的道德堕落，他们吹嘘自己富有已经愚蠢至极了，却还有着狼子野心……美国的自由民主理论不过是空洞的口号罢了”。
当时与“美国世纪”遥相呼应、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当属亨利·华莱士在1942年5月8日举行的自由世界联盟(Free World Association)晚宴上发表的演讲《平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作为左翼国际主义者，他将“平民的世纪”与“美国世纪”相区分，强调美国维护世界各国民族自决，为各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援助的良善意图，反对帝国主义。“一些人提到了‘美国世纪’。但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从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世纪——它可以、也必须是平民的世纪。也许它将是美国展现自由和责任的机会，保证平民所必需的自由和民主。”华莱士进一步解释，“平民的世纪”即个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实现富裕，美国怀有善意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工业化：
所有地方的普通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的双手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来创造自己的产业。所有地方的普通人必须学会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使得他的子孙后代可以最终为世界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剥削其他国家的天赋权利。先进国家有责任帮助新兴国家踏上工业化的道路，但不能使用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的手段。
卢斯和亨利·华莱士都意识到美国领导世界、承担国际责任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于实现方式。卢斯从国家利益出发，论述了自由国际主义将促进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的同时，给世界带来文明和进步。华莱士则更强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帮助普通人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通过援助与合作促进自由、民主的实现，而不是如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者那样傲慢地施展美国的权力。在唐纳德·怀特看来，两个“世纪”似乎也展示了美国对外施展自身影响的两种不同道路：“美国要么作为一个强国在世界独占鳌头，要么作为一分子参加到基于平等主义的国际社会中。前者所展示的是一种本质上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而后者所谋求的则是超越民族偏见的世界主义目标。”
《美国世纪》受到各方势力的指责和批评，这让卢斯感到分外沮丧。1946年，随着二战结束，美苏对抗格局开始，他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同以往的观点，他甚至想重新写一篇文章，回应各方对“美国世纪”的抨击，修正“美国世纪”中的缺陷和“离经叛道”的论断。但是不可否认，卢斯的“美国世纪”是自由国际主义者在美国参战前最响亮的发声。特别是对比1941年1月6日(《美国世纪》发表前一个多月)，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大厦发表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卢斯号召美国积极干预国际事务、担负起领导世界责任的观点显然走得更远。实际上，卢斯也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民众支持参战的舆论倾向，为罗斯福总统推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舆论支持，尽管这或许并不是他作为共和党人的主观愿望。“美国世纪”既源于卢斯个人传教士家庭的宗教激情，也出于以卢斯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美国国家实力增长和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对美国国际角色和未来方向的思考，契合了时代要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随着美国参战，自由国际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思想，而相较之下，其他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则逐渐退居次席，美国外交决策者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按照卢斯设定的道路规划美国的国际角色，最符合美国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美国世纪”已经到来，美国必须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运用强大的实力重构国际秩序，影响世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不仅孤立主义被抛弃，代表左翼国际主义的“平民世纪”思想在战后也失去了市场，华莱士本人因为反对杜鲁门遏制苏联的政策而辞去商务部长的职务。
四、“美国世纪”的长期影响
从词源来看，“美国世纪”一词并非卢斯首创，在19世纪就已广泛存在，并被用于宗教活动中。1869年9月14日纽约和布法罗举办的基督教普救派大会(Universalist General Convention)，将1770年到1870年普救派大会在北美大陆成立和发展的一百年看成是“第一个美洲世纪”(First American Century)。除宗教意义外，19世纪70年代“美国世纪”更为流行的含义是美国独立100周年的代名词。1870年7月6日，威廉·埃弗雷特在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94周年对波士顿政府和市民的讲话中，将《独立宣言》发表后的100年称为“美国世纪”。在一本收录了各州发表的关于纪念独立日100周年讲话的演讲集中，有演讲者将这一百年称为“英—美的世纪”(Anglo-American Century)，因为工业革命中的重大发明均由英国人或美国人创造，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优越性。女性普选权活动家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第一位普救派女牧师菲比·哈纳福特，讴歌美国女性在第一个“美国世纪”中获得独立和解放，认为她们享有旧大陆女性所没有的自由。哈佛大学著名英国文学教授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用“四个美洲(国)世纪”对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美洲历史进行了总体概括，即“开发和西班牙征服的世纪”、“英国征服的世纪”、“征服原住民的世纪”以及“我们国家独立的世纪”。作为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和来华传教士的后代，卢斯具有强烈的宗教理想主义理念和使命意识，借用“美国世纪”来描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目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将“美国世纪”这一最初具有宗教含义的用语，改造成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公共话语，体现了卢斯敏锐的思维。卢斯的“美国世纪”是对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一战后的低潮，通过卢斯亲手缔造的“媒体帝国”，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界人士和外交决策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对美国国家身份、国际地位和国际角色最凝练的阐述，“美国世纪”的两方面含义在二战后被广为接受，成为美国精英思考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框架，“美国世纪”这一词语也成为重要话语工具，被美国外交决策者反复使用。
美国的政治领导者经常使用“美国世纪”这一命题，彰显对美国实力的强烈自信和对下一个“美国世纪”的积极展望。老布什的演讲不自觉地流露出和20世纪40 年代初的卢斯一样的乐观情绪：“许多人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然而，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推动已经开始的变革，让21世纪成为下一个‘美国世纪’。”“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理念，活在世界人民的思想中。这个新的世界形成了，美国站在自由的中心。”克林顿在1997年1月20日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表达了实现“美国世纪”是美国历史的必然选择，维护自由和民主的历史使命将使得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
在美国世纪中，美国成为了本世纪最强有力的工业国家……我们自19世纪伊始就面临选择：从东海岸向西海岸扩张我们的国土。我们在20世纪一开始也面临选择：利用工业革命来彰显我们的自由企业、环境保护和人类尊严的价值。这些选择改变了一切。在21世纪的黎明，一个自由的民族必须选择去塑造信息时代和全球的社会力量，释放众人的无限潜能，缔造更完美的联邦。
上述总统演讲表明，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对“美国世纪”命题的解读，都将美国强大的国力和自由民主传统看成在20世纪实现“美国世纪”的坚实基础。同样，卢斯版本的“美国世纪”中的第二层含义——美国要引领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为后世领导人所继承。1988年8月18日，老布什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中获得总统提名时也运用“美国世纪”一词来表达20世纪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世界领导地位和美国对世界的善意：“我将美国视为领导者，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特殊角色的独特国家。这一直被称为‘美国世纪’。因为，在美国世纪中，我们是推动全世界善行的主要力量。我们拯救了欧洲，治愈了小儿麻痹症，登陆了月球，用我们的文化提升了整个世界。”在1992年谋求连任的演讲中，老布什重申了美国引领世界、保卫人类文明的责任：“当我们带领全世界，取得的成就和自由达到新的高度时，历史将告诉我们第二个‘美国世纪’的到来。这是我们的遗产，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命运。”
由此看来，二战后的美国领导人将“美国世纪”作为凝聚全民共识、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力话语武器。不同的是，对于具体实现“美国世纪”的方法，不同领导人因具体的时代背景和语境而有不同的侧重点。
1949年10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提出，应对苏联威胁、实现“美国世纪”的最有效途径是加强美国自身制度的活力：“美国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确保代议制政府长久的有利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能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那么我们如何证明自己能做其他国家的领袖呢?我们所有的想法，诸如‘世界领袖’(world leadership)、‘美国世纪’、‘有竞争力的民主制’(aggressive democracy)能否实现都和这一问题的回答息息相关。”
在1970年10月23日纪念联合国大会召开25周年的纪念讲话中，尼克松似乎对使用“美国世纪”一词持谨慎态度，他更认同以华莱士的“平民世纪”实现美国的国际责任：“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也不是‘美国世纪’，而是一种稳定和繁荣的结构，这将为每个国家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没有外界干扰和威胁、没有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支配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福特在1975年9月13日达拉斯的共和党女性全国联合会双年大会上，提到对“第三个美国世纪”的具体展望，强调美国的任务是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基于个人创造性，而不是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进行控制的世纪：
第三个美国世纪是实现个人愿望的世纪。这个世纪将致力于提高个人、家庭和社区生活的质量，人们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绝望，我们的人民自己作决定而不是放弃他们的未来，将其置于“老大哥”那样庞大的政府机构控制之下，抑或是人们的生活变得像《1984》中对我们第三个世纪的噩梦般描述一样恐怖惊悚。
老布什在1989年3月23日对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演讲中也使用了“美国世纪”的说法，强调新的“美国世纪”要以促进国内外繁荣、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内财政危机、加强教育体制改革、禁毒，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索太空、解决气候问题。他还注意到“快要到来的美国世纪是芯片和音乐电视的时代”，而不再是亨利·卢斯的重工业时代，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自然资源或者地理位置，而是依赖于知识”。
大体言之，自“美国世纪”提出以来，美国领导人对美国实力的自信和维护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决心从未消失，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体现在实现影响世界的方式和途径。他们都把“美国世纪”命题作为凝聚国民共识、推销对外政策的工具，一些决策者将其作为论证美国对外扩张正当性的话语武器。
2012年5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说中连用六个带有“美国世纪”的排比段落来论证21世纪是另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有渡过这一经济困难时期的恢复力……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你们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出色和最具军事能力的组成力量……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同盟……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寻求扮演我们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扮演我们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民族正在趋向我们所共享的自由和价值……最后，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特性，这一国家精神总是让我们成为例外的国家。
总之，卢斯“美国世纪”命题出现之后的美国历届领导人，既接受了“美国世纪”背后隐含的思想，也肯定了这一术语的有用性。尽管他们对“美国世纪”的阐发各不相同，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国实力的自信与美国称霸世界的决心一脉相承。
结 语
2016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历史学家办公室出版了在线出版物《美国对外关系史大事记》(Milestones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其中，“亨利·卢斯和20世纪美国国际主义”被列为1937—1945年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足见“美国世纪”命题的深远影响。尽管对“美国世纪”命题的评价众说纷纭，但由卢斯确立的两层核心含义却始终没有消失，即对美国实力的自信和美国要领导世界、影响世界的决心。不同的是，各个时代的评论者、政治家出于各自的时代背景，对如何看待这种乐观和例外论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主义者眼中，它是乐观评估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精准概括;在孤立主义者眼中它却是帝国主义野心的写照;而在后世决策者看来，它是美国思考和界定其国际角色的指南。
作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最有力的外交政策话语之一，“美国世纪”成为美国决策者和精英理解美国与世界关系、阐释美国国际地位的基本概念框架，深刻塑造了美国人对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看法。同时，“美国世纪”也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和决策者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对外干预和维护霸权地位的话语工具。这一命题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产生巨大的话语力量，不仅在于它是对20世纪美国国际地位凝练、准确的描述，更在于它深植于美国历史文化传统、契合美国“例外主义”身份观念、反映其国家理想。尽管对21世纪是否仍然是“美国世纪”众说纷纭，掩盖在“美国世纪”中的霸权主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美国或许不会放弃世界霸权的目标，“美国世纪”命题仍然会继续充当美国决策者的话语工具。
（作者王一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