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美国左翼政治家、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发表题为《华盛顿危险的对华共识——不要开启一场新冷战》的署名文章，对拜登政府竞争性对华政策以及美朝野不断升高的对华强硬思维提出批评，指出美国“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零和博弈将适得其反，导致政治局势更加危险”，进而结合经济平等、人权保护等左翼特色议题，就如何改进美国外交政策提出政策建议。桑德斯代表美国左翼发声反对对华“新冷战”固然有积极一面，但本质是为利用中国议题谋求壮大左翼政治影响，其对华观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蓝色台阶左侧第二排第一人）出席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其庸懒坐姿引发网络热炒。
反对“新冷战”
桑德斯的核心观点是，美国以往“过于乐观”和当前“过于鹰派”的对华共识“都不正确”。桑德斯先是声称，其早已认识到“让美国公司搬到中国将令美国工薪阶层蒙受损失”“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美企竞争”以及“中国经济自由化将带来民主人权自由化”等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
桑德斯随后笔锋一转，宣称他并不认同近年来美国两党精英过分渲染“中国威胁”并挑起“新冷战”的做法，理由是：首先，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挑动“新冷战”与此相悖；其次，从美过去多年陷入反恐战争泥潭的经历看，一味鼓噪“中国威胁”并推动“新冷战”将过度耗费国力，“战略上适得其反”；第三，不断抬升同中国的紧张对立还可能进一步刺激美国国内的反亚裔仇恨情绪，恶化本已相当严峻的社会撕裂。
桑德斯进而提出，美国更好的选择在于“证明民主可以比威权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重点是振兴“美国国内民主”，解决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等领域的问题，创造更多高薪工作，重建基础设施，等等。他特别强调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体系”，“将人类需求置于企业贪婪和军国主义之上”。
桑德斯批评美国对华共识过于摆向鹰派的现状，部分反映了美务实派战略精英对对华政策“偏航”的担忧。此前，特朗普政府无底线毁伤中美关系，令美不少战略界人士忧心忡忡，寄望拜登或能有所纠偏。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继承前任的对华强硬路线，而且更加重视联合盟友伙伴对华施压，令中美关系一时难有实质和缓。如果美一味将中国视为“威胁”，处处要求“从实力地位出发”应对中国，很难想象这种对抗性思维能够同时带来两国务实合作。并且，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和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上必然存在温差，就像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近期撰文强调的，“指望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十字军东征是不切实际的”。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扎卡里·卡拉贝尔也指出，“特朗普搞错了中国，如今拜登也是……同中国对抗不会令美国更加繁荣安全”。
但是，桑德斯在反对“新冷战”的同时不忘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所谓“全球野心”，提醒美国人不能对中国“抱以天真”，鼓吹联合盟友伙伴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议题上“坚持人权立场”，甚至主张利用联合国等机构与中国展开意识形态论战，折射出美国左翼精英内心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不信任，其质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好心，本质上也不是反对拜登政府“团结”盟友伙伴共同遏华的政策方向的。
源于国内政治
桑德斯选择就对华政策发出独特声音，与美国左翼的政治处境和发展愿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反战、反帝国主义、反剥削、宣扬经济平等和文化多元的左翼力量与美主流利益集团和话语体系不甚相容，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美国位处边缘，往往选择加入意识形态偏向中左的民主党谋求更大政治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后，阶层矛盾、种族矛盾在美愈演愈烈，民主党左翼（又称“进步派”）声势见涨，桑德斯、沃伦等老牌左翼政客开始冲击总统等更高政治地位。但相比主流政治力量，缺乏理政经验和权势集团支持的左翼力量不善谈论外交安全议题，成其一大软肋，美外交史学者丹尼尔·贝斯纳就指出，“一旦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左翼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感到困惑”。
其实，美国左翼并非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张。桑德斯在他的文章末尾提到重视国际参与、推进民主人权、促进全球平等、反对对外政策过度军事化等，正是美国左翼国际主义战略观的基本立场。从2017年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对外政策演说，抨击军工复合体和大公司把持全球，到2019年在《外交》季刊刊文呼吁美结束在中东“永无休止的战争”，再到近期在《纽约时报》上就巴以冲突问题指责美当权者过分偏袒以色列，桑德斯正在采取实际行动，弥补左翼不善外交事务的弱项。当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伊尔汗·奥马尔等进步派青年政治人物在少数族裔等群体中的号召力与日俱增。桑德斯此番瞄准对华政策这一最热门的外交安全议题发出“左翼之声”，不乏乘势扩大左翼影响的政治考虑。
桑德斯在文章中表面抨击美国时下对华政策，实际是在利用中国议题推动更为激进的左翼外交议程。桑德斯等左翼认为，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还不够有力，美对外政策不仅要服务美国工薪阶层，还要为全球工薪阶层争取“经济平等”，而妨碍达成这一目标的，则首推醉心战争行为艺术的军工复合体——“将美国纳税人的钱多交给五角大楼和公司，不能为美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安全和繁荣”。左翼不愿看到权势和利益集团通过煽动“中国威胁”谋取私利，这是其反对对华“新冷战”的根本原因。
今年5月，针对美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旨在应对“中国挑战”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66个美国左翼反战组织联署题为《对华冷战是危险而自我挫败的战略》宣言，希望美国府会“关注创新、合作和多边路径以解决共同挑战，而不要诉诸敌意和对抗”。由此看，美国左翼近期高调反对“新冷战”，真正看中的是中国议题的政治价值，试图剑走偏锋突破主流精英对外交安全议程的垄断。
就对华政策系统发声，对长期专注美国内议程的桑德斯来说尚属首次，由此足见中国议题日益同美国内议程紧密挂钩的趋势。随着由中生代主导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加速推进，美国内质疑调整线条过于浮夸和复杂的声音渐增，反对向中国过度施压的意见也提了出来，桑德斯的文章就是最新一例。但要看到，对华强硬思维在美国内是基本共识，桑德斯等人的观点仍只是支流。比之建制派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树大根深，美国左翼本身还不够强大，且理念主张往往与现实脱节，政策建议空洞宽泛，难以转化为实际影响，更不能认为桑德斯一派已“站边中国”。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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