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当英国殖民者坐着炮舰来到印度的时候，他们发现曾经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东方生活是如此的前现代和“野蛮”。
在印度，曾经有一种叫做娑提的习俗。大概就是愚蠢的神话要求妇女在丈夫死后（一般是葬礼上）自焚殉夫以表达对先夫的忠贞。习俗伪装在宗教传说的面纱之下，似乎妇女是自愿的，但没有人知道强迫和压迫有没有发生。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动了恻隐之心的忧郁白人们对如此习俗愤怒不已，当即立法禁绝。可是这也遭到了无数质疑，殖民者怎么可能是解放者？
无可置疑的是，现代性的道德日渐展现了它历史线性的一面。随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反抗与斗争，现代化的正义要求似乎日渐趋同：人作为个体的全面自由。在这一进程中，曾经被压迫的种种群体开始觉醒，从工人、被殖民者到女性。而当塔利班在阿富汗横行之际，它的要求却显得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要伊斯兰教法、要女性回归中世纪的地位。
这是一段悲惨历史的昭示，作为大国坟场和冷战前线，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被屡屡打断，从苏联入侵击毙阿明，到美国扶持的腐败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与普什图民族主义在这里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因为当地人要求的东西并不高：安全，秩序，尊严。普什图人热情好客，在21世纪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广袤边界中过着前现代的古老生活。他们砍掉小偷的手、挖掉通奸者的鼻子，种种暴行并非由于本性残忍，而是社会极化与苦难历史的双重恶果。
小说《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即为来自阿富汗首都的普什图少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塔利班也许是部分阿富汗民意的选择，它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也更像是一种虚无的鸦片。选择了塔利班的人们认为加诸于自身的苦难是由于外国的殖民者，是腐败的特权阶层，所以他们用脚投票地表达自己的抗议。可惜的是，退回到前现代绝非最优解，喀布尔政府不值得保卫，转向宗教原教旨绝非认识清楚了自身压迫的来源。更可况喀布尔乃至阿富汗各地的老百姓却根本没得选。
但阿富汗人的选择更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更为悲哀的一面：在理想主义日渐破灭的日子里，强权与利益意味着一切。阿富汗左翼在苏联的暴行中毁灭，自由主义的精英们禁止不了绵延不绝的爆炸袭击，安全主义话语带来了发动暴力者本身，只不过，他们这次以统治者的面目成为了秩序的维护者...
而当舆论照回弊国，则让人觉得可笑。
我们无法共情，我们将他人的苦难当做笑料；我们赞美敌人的敌人，我们身边全是敌人；只有自己的行为才正当，我们的作奸犯科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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