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9月3日，美国劳工党（APL）机关刊物《红凤凰》刊发了美国南部研究生尼古拉斯·凯德·爱德华兹（Nicholas Kade Edwards）的来信，讲述了他在南部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如何跨越“红州/蓝州”（美国大选中，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界线而变得激进。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左翼人士和记者震惊地发现，工人阶级反警察运动在南部小城镇蔓延。在所谓的极度保守和信仰宗教的“红州”，这些抗议活动，即使是那些打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意识形态和旗帜的行动，是怎样办到的呢？我自己的故事深深植根于该地区工人阶级的苦难中，在政治发展的这一更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动态感到如此惊讶。
在争取人类解放和战胜资本力量的斗争中，教育和组织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就像人的家庭的基础一样，教育能维持并确保人们对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组织的忠诚。在这方面，通过国家教育机构，世界上的老板们比工人运动更占据关键优势。特别是，美国南部的潜在同志在公立学校受到无数的伤害。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典型批评也适用——它的历史被净化，它的哲学被不加批判地复制，它的科学是教条的。然而，在南部的文化氛围中，教育体系和反抗力量往往会重叠，他们聚在一起，试图创造一个完全不受质疑的无产阶级者。正如马克思曾经所描写的德国那样，在美国南部公立学校体系中，“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突然来临”。
这种综合结合了南部盛行的基督教情绪和恶毒的反共宣传。正如资本主义的许多有害方面一样，这种环境是可以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的。由这些条件创造的公民和思想家在错误意识下工作，重新建立创造他们的条件，并实行紧缩政策造成今天德克萨斯州的家庭供暖不足，以及整个地区爆发新冠疫情。这种情况下的学生成长为对应的老师。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接触到这类老师。在我十几岁政治觉醒之前，我的老师们的保守政治思想让我觉得很奇怪，有时也觉得生硬粗鲁。毕竟，我是在一个相对非政治性的家庭中长大的。当被问及此事时，我的父母告诉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共和党“只关心富人”，所以他们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人。当我有足够的勇气反对我的教育者的观点时，我的同学们感到震惊，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面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标签蕴含着危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民主党人——意味着你支持更高的税收、更少的“自由”和“杀婴”。更进一步讲，一个民主党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对一个南方腹地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显然，电视和电影教会了我把这个词和邪恶联系起来。
“共产党杀害的人比希特勒多。”这句话我一定在我小学和高中历史课上听过十几次了。
“俄罗斯人憎恨基督教和上帝，”我四年级的老师认真地对25个易受影响的孩子说。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我周围的世界对共产主义有一种说法：它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没有未来的选择，除了痛苦就是苦难。这种意识灌输一直持续到我十五岁那年夏天。在2012年大选的高潮时期，南部局势非常紧张。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任在即，茶党（Tea party）保守派倾向于给对手扣“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试图增加商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取代现任总统的机会。紧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对资本主义有效性进行的更加公开的攻击“共产主义者”一词突然成为美国政治用语的一部分。
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住在祖父母土地上一个破旧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在美国的另一个地区，它肯定会受到谴责。地板下垂，墙壁向后剥落，暴露在户外。隆冬时节，拖车的电气系统出现故障，使我们陷于寒冷之中。我父母分居了，我母亲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我从八岁起就患有糖尿病，成了家里花销最大的。
受疾病和家庭贫困困扰的我无法摆脱这一感觉：我所生活的社会出现了问题。我无法理解，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被允许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寻找答案。一开始，我转向了自由意志主义——许多美国白人男孩走上激进道路的第一站。然而，我对激进政治的爱是短暂的。我很清楚，这个社会不需要被一个“更纯粹”的版本所取代。相反，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渴望重生。
慢慢地，这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它们真的那么糟糕吗？这个问题一直潜伏在我的脑海里。毕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际社会主义的化身——打败了纳粹，结束了大屠杀。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用生日时收到的20美元买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也许毫不奇怪，《宣言》给予了我最清晰的解释。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似乎呼吁革命性暴力，但我国的创造者们也是如此。我想，马克思似乎是对的。
我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世界吸引住了。我急切地加入线上交流，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左派理论。我在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热切地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我的新政治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家乡的马克思主义者。
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抗议者
我经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的？我的经历绝非独一无二；每天都有无数的儿童在同样的条件下受苦。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选择纪律严明的意识形态。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发现既快又混乱。然而，有了组织，工人运动可以触及更多的心灵和思想。资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无数传播其信念的机会。在南部，阶级意识正在上升。在阿拉巴马州，工人们反对亚马逊存在的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工作条件，并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中奋起反对国家暴力。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一种愤怒——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这一点。将这种愤怒转向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获得解放的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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