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两年前的今天，我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参观了巴西圣保罗州瓦利尼乌斯市郊外的“马里耶勒永生”营地（Camp Marielle Vive），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该营地与地球上其他许许多多绝望的贫民窟相差无几。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八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10亿人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中。住房由各种材料拼凑而成：蓝色防水布、少许木材、瓦楞铁皮、老砖旧瓦。马里耶勒永生营里住着1000户人家，其名称是为了纪念2018年3月不幸遇刺的巴西社会学家马里耶勒·佛朗哥。
马里耶勒永生营并非普通的“贫民窟”，贫民窟一词有着太多的负面含义。许多贫民窟的状况是荒凉的，犯罪团伙、宗教组织为它们提供着脆弱的社会纽带。但马里耶勒永生营却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息。无地农民运动组织的旗帜随处可见，居民和蔼可亲、不卑不亢，不少人穿着该组织的T恤衫，或戴着它的帽子。他们时刻准备着：准备保卫营地，反抗当地政府的驱逐，准备建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区。
马里耶勒永生营的社区食堂摄于2019年
营地中心有一间社区食堂，为部分居民提供三餐，食物简单但富含营养。附近有一个小诊所，医生每周来坐诊一次。居民住房外的田地种着鲜花和蔬菜。邻镇的政府已不允许校车从营地接送学生到该镇的学校。为了解决家长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的困难，马里耶勒永生营就地搭建了课外活动的教室，疫情期间也未中断。
2021年8月初，无地农民运动组织的塔西·巴雷托告诉我，由于“采取了控制疫情传播的坚决行动”，营地内未发生一起新冠死亡病例。镇政府断了营地的供水，巴雷托说这是“侵犯人权的罪行”。营地居民坚持发展集体劳动，改善社区食堂和医疗中心，通过曼陀罗形的菜园促进生态农业生产。菜园出产甚丰，因此营地能在邻近的瓦利尼乌斯市、坎皮纳斯市卖掉不少农产品。
教室坐落在马里耶勒永生营的一处显眼的地方。但巴雷托告诉我：“该上学的孩子很困难，因为镇上的学校不提供当面授课，有些线上活动他们又无法参加。”营地领导只得想出新办法：每两周打印一次作业题，发给学生。由于公共学校的老师无法批改作业，营地就请附近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老师帮忙辅导功课。学生教育成了一个严峻挑战。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于8月发表汇编文章《新冠冲击与巴西教育：一年半之后》（CoronaShock and Education in Brazil: One and a Half Years Later），深入探讨了疫情导致的公共教育危机。汇编所援引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报告表明，到2020年底，巴西放弃学业的青少年共计约150万，拥有学籍却无法在线上课的学生达370万人。
联合国统计，全球九成的学生即15.7亿人在疫情期间无法参加面授课程，不少学生被要求在线上课。然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全世界有一半人口没有上网的条件，也就是说有36亿人上不了网。该研究显示，“全球至少有4.63亿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远程学习，主要原因是线上学习政策缺失或家庭没有上网条件。”全世界一半人没有网络，能上网的人中又有许多人无力承担远程学习要用的硬件和软件。这种数字化鸿沟在性别上更为突出：2019年，欠发达国家仅有15%的女性使用互联网，而所谓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高达86%。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让大企业更肆无忌惮地侵吞公共教育资源，使得普通儿童上学愈发艰难。大公司就瞅准了这种商机。微软公司就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学生教育需求的不断积累等因素为教育体系革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正如巴西“青年群众起义”（ Levante Popular da Juventude）组织的比亚·卡瓦略在本期汇编中所言：“远程教育对这些企业家来说更有利可图，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开支，招到更多的学生。从教育商品化、即售卖课程的视角看，远程教育的好处大得多。”大肆扩张的私营在线教育机构已经占用了公共资金。
本期汇编的结尾强调了三个关键问题：必须加大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杜绝隐形的教育私有化；必须重视并培养、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必须争取改革教育事业。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关注的问题是教育的使命，即教育要鼓励青年进行发问，思考关于社会、关于自己的价值观、关于自己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努力解决这种矛盾等问题。本期汇编的诉求与2011年、2015年、2015-2016年在智利、南非、印度产生强烈震动的学生抗议活动是一脉相承的。教育改革计划需要仔细推敲。这是势在必行的。
马里耶勒永生营的课后教室 由无地农民运动圣保罗分部摄于2021年
2019年陪同我们参观马里耶勒永生营的是凯特利·朱莉娅和费尔南达·费尔南德斯两个姑娘。她们讲述了自己上学的情况，比如在营地教室上英语课。过去两年，凯特利等女性担当了社区里的重要领导。她负责曼陀罗菜园的协调工作、参与仓库管理、整理衣物、毛毯等捐赠品，这些工作都在她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进行的。
巴雷托告诉我：“于暴行之中，总有希望显现。”凯特利现在已有身孕，巴雷托说这“是件喜事，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费尔南达现在居住在圣保罗附近的厄马·艾伯塔营地（Camp Irmã Alberta），除了抚养两个孩子还继续投身无地农民运动。费尔南达的孩子和凯特利腹中的孩子给人以憧憬，但他们也需要憧憬，憧憬一个教育以人为本、充满希望的新世界。
1942年，英国诗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斯蒂芬·斯潘德创作了《贫民窟里的小学教室》（An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 in a Slum）。他写道，贫民窟学校的孩子未来“前景如迷雾一般”，他们的地图上都是“绝望至极的贫民窟”。斯潘德写道，必须打破贫民窟的窗户，
带孩子们去绿色的原野，让他们陶醉在
金色沙滩上的蔚蓝世界，让他们沉浸在
书香之中，白绿相间的叶子绽开了，
他们以阳光的语言书写历史。
热忱地，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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