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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五堂 余斌: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三级追问

彭五堂 余斌 · 2019-08-24 · 来源:《理论探索》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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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单纯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国一盘棋,发挥整体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判断是确定我国今后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基本依据。从经济层面看,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何为高质量发展

  唯物史观阐明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发展的进步过程,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马克思揭示了技术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制度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具体到一种社会形态内部,也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局部性或阶段性的变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化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崛起必然要进入的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加突出的社会主义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是质量和效率的统一

  从本质上讲,发展意味着社会物质财富(包括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从而使社会成员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指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结构的提升,社会公众从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增加阶段发展到品质提升阶段;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全方位改善。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财富以商品形式呈现,产生了交换价值。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其财富更多地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能够交换到其他商品的数量和质量,而不仅仅是自己生产的商品本身。这时财富的概念就有了两重内涵: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的扩大需要一个统一的交易尺度,于是就形成了作为交换价值一致性基础的价值,并最终固定到贵金属上,成为独立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就是货币。至此,社会财富的内涵进一步转变,金钱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作为其物质基础的使用价值则被虚化。财富内涵由使用价值到价值的演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积极意义。在市场竞争中,商品生产者要想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到货币,不仅要在使用价值层面满足货币所有者的需要,而且要求交换的货币数量不能高于同类商品生产者。如果生产成本能低于同类商品生产者,就会获得超额价值。这就对商品生产者形成外部约束和激励,促使商品生产者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并最终推动全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一般而言,高效率意味着等量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使用价值。因此,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如果把财富标准单一化为金钱,就是本末倒置,就会产生片面性,从而降低发展质量。首先,在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经济过度虚拟化,造成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价值空转、投机盛行,产生大量经济泡沫。相当多的虚拟经济虽然从统计数字上形成GDP的积累和增长,但真正的社会财富并未增加。当虚拟经济过度泛滥,泡沫破裂时,会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反复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正是这种片面性的消极后果。这样的发展不属于高质量发展。其次,财富标准单一化刺激了人们的逐利心理,当这种情况畸形发展时,会走向财富的反面。如制毒贩毒、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减损了社会财富,而且加大了社会治理成本,降低了公众的福利,损害了发展质量。再次,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个体划分和对立经常导致商品生产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产生负外部性,如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等,从而损害了公众的生活质量。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应当是兼顾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层面的发展,是质量标准和效率标准的统一。在新时代,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关注GDP和利润,而且更加关注财富的物质内容以及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把使用价值层面的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不仅关注发展效率,而且更加关注发展质量,是质量和效率的统一。

  (二)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创新驱动的发展

  马克思十分重视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创新的作用作了具体阐述。这对于我国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时,就隐含地谈到创新对个别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意义。他举例说,英国普遍使用蒸汽织布机后,花费的劳动只有手工织布的一半,那么依然采用手工织布的工人其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只相当于过去的一半 〔2 〕52。在阐述超额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他又举例说明,个别资本家采用效率更高的生产技术后,单位时间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低于它的社会价值,但商品仍按社会价值出售,社会价值高出个别价值的部分就是超额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 〔2 〕370总之,个别商品生产者通过创新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还能够获得超额收益,是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发展方式。

  其次,马克思通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过程,揭示了创新扩散和全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他指出,当一种新技术被全行业采用时,商品的社会价值降低,超额剩余价值消失。但随着部门劳动生产力提高,以及必要生活资料价值降低,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马克思指出:“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 也就是说,创新扩散和全行业技术进步既能够创造更多财富,也能够增加全行业剩余价值或利润,能够提高发展质量。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阐明了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按其实现途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在资本主义内在的逐利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的作用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通常会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表现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他指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他还区分了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条件的生产资料和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结果的生产资料,在马克思眼中,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等集中体现生产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的变革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他进一步指出:“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个别企业扩大再生产还是社会扩大再生产,都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会改进发展质量。

  马克思阐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本上要靠创新和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根本上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力变革。我们能否打破发达国家对中高端产业的垄断和封锁,顺利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主创新能力。所以,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发展瓶颈,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2018年3月7日,他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2018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考察浪潮集团高端容错计算机生产基地时指出:“创新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能否过坎的关键。要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培育创新优势企业,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的异化,也就是人的工具化和非人化。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劳动者主体的雇佣工人阶级。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处于资本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服从资本增值的需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是这两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最终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建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宗旨的共产主义社会。早在1843年5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下,不仅工人的劳动产品,而且工人劳动活动,甚至连工人本身也成为资本的所有物。不仅如此,资本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劳动而不断积累和壮大,也就是说,资本作为工人劳动的产物成为一种对工人而言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控制、支配和剥削工人,工人成为自己劳动产物的奴隶。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自我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荒谬现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将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消除异化劳动。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替代,其本质特征是恢复人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在马克思晚年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依然坚持以人为中心。他指出,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社会消费品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人的中心地位还没有得到完全彰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是否以人为中心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毋庸讳言,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例如,我国的出口商品之所以能够长期以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是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因为在我国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条件下,廉价劳动力是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总体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供求结构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从总体上看,这都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提升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为何坚持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性变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性。

  (一)资本主义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剩余价值生产方法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家主要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攫取剩余价值,即绝对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但是,劳动时间或工作日的延长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除了这种纯粹的身体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这就是说,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提高剩余价值率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是不可遏制的。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即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标和动力,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竞争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也驱使资本家努力提高剩余价值率。因此,“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这一过程首先是从个别资本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等创新手段降低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开始的。随着技术扩散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商品的社会价值降低,个别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消失,资本家逐步转向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即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生产。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比,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谓是高质量发展,因为它在不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不降低工人工资水平,甚至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主义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发展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既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工人购买力的稍许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多多少少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但他同时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比较来分析当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资本和技术都严重短缺,唯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产业起步,发挥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的优势,通过在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加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进一步发展产业体系上游的机械、电子加工制造打下基础,推动产业逐步升级。这一阶段我国的发展模式有点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一旦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必须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高标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件下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人民生活改善和企业效益提升的双赢。这就是我们当前讲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既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中国当前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对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重要启示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但垄断现象已然大量存在,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土地、矿山等自然垄断现象以及技术和生产方法改进形成的垄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垄断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利益。例如,他在分析商人资本的周转时指出:“如果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就会增加一倍;并且,只要这个资本对那种会加速它的周转的改良生产方法拥有垄断权,这一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列宁指出:“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随着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生长,产生了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金融寡头通过参与制的方式,以少量资本控制着众多的子公司和孙公司,形成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它们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获取远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垄断组织不仅控制国内市场,还通过资本输出瓜分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与资产阶级国家相结合,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球范围谋求并加强自身的垄断地位,利用垄断价格从不发达国家榨取巨额利润。

  我们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人民的超级剥削和榨取,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必须鼓励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垄断地位,并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国际市场上打造垄断性竞争优势,这样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这是当前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深刻阐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一般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他分析了避免利润率下降的各种例外情况,如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在分析平均利润形成时,马克思还指出,要使商品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反过来讲就是,企业要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需要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讲的几个例外情况仍然存在,但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却成为大企业的常态。表面上看,西方大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领先优势获取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但要建立和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研发投入。而要保证这一点,企业必须有垄断性的市场地位,有稳定的高额利润来支持技术研发。高额稳定的研发投入支持下的强大研发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所以,垄断才是西方大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关键。这一点对我国有深刻的启示。

  过去40年,我国更多地是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和低价格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企业虽然起步容易,但由于利润微薄,始终难以做大做强,形不成垄断性市场地位,因而很难经受住市场变化的考验,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种低质量的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30左右,到2017年达到0.467。其次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低生产成本是以高环境成本为代价的。无节制的污染物排放导致大气、水和土壤遭到严重污染。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但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以大气污染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5年全国PM2.5年平均浓度未达标的城市高达262个。再次是资源消耗巨大,利用效率偏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0.5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3.0%;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2.73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7.1%。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我国GDP约为1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14.84%;美国GDP为18.0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24.32%。由此推算,中国每万美元GDP能耗为2.78吨油当量,美国为1.26吨油当量。中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2倍。最后是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缓慢。长期以来,我们迷恋于低价格优势,沿海地区大量发展服装、鞋帽、玩具和中低端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随着印度、东南亚国家及部分非洲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增长,中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的竞争优势逐步被削弱,产能过剩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不足,大多数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有限,转型升级步履维艰。时至今日,过去的低价格、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我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经验,通过金融部门和政府的扶持,鼓励我国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垄断性的先进技术为基础,通过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市场上重塑竞争优势。这是我国必须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鼓励垄断绝不是要限制竞争,而是要改变竞争方式,变价格竞争为质量和技术竞争。

  三、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从高速增长阶段顺利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在于转换发展动能,由低端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高端要素投入即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多个方面精准施策。我们认为,从长远看,以下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一)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宏观视角全方位地确定了我国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边界。我国经济要顺利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就必须切实践行这五大发展理念。

  践行创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引领,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为目标,建设多层级的创新体系,打造激励创新的长效机制,形成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当前的重点是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协同攻关,在一些关键性技术和前沿性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为我国企业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在国际市场重新赢得甚至取得更大竞争优势打下坚实基础。

  践行协调发展理念,当下的重点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和总体统筹功能,通过政府调节和引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农村体制改革以及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等行动,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通过跨区域协作、政策倾斜等手段鼓励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资本和人才向中西部流动,创新发展适宜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产业,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目前就是要守住环保底线,严格执行排污标准,坚决淘汰治理难度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同时积极培育发展新兴绿色环保产业,形成市场化的防污治污机制和手段。依靠技术进步,加强废弃矿山和土地修复和再开发,加强各类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当前就是要在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向国外开放各类市场,同时要求国外对等地向我国开放市场。利用国外的生产要素弥补国内的不足,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的供求。积极吸引符合我国发展方向的外国企业和个人来华发展,同时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并且竭力维护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合法利益,支持国内企业对抗外国政府的恶意打压行为。积极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来解决我国发展中的问题。

  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当前重点是要解决好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统筹协调资源的能力,把解决好重大民生问题放到政府工作的首位。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度,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

  (二)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笔者赞同简新华教授的以下观点:习近平新时代开始的新时期的一个主要任务应该是纠正过去40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些问题或偏差。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会引发众多社会问题。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这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了,可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企业顺利转型升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018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4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后者是前者的11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难以保障他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因此,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许有人担心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工资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削弱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马克思曾经反驳过这一观点。英国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实行这一法令,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群起反对,“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与这个法令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

  (三)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作用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在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关键领域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它们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技术实力和人才储备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也是引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要改变我国大而不强的现实,靠高质量发展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那些统治和引领国际市场的关键性行业打造我国企业的领先地位,占领国际市场的价值高地。而要做到这一点,这些产业和企业首先要在国内经济中占居垄断性支配地位。正如恩格斯对当时英国的评价:“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 就目前来看,我国只有国有企业具备这样的条件。要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打造它们在主导产业和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

  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比较契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而且还是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谋求公共利益的重要主体。因此,它不仅追求市场利润,而且追求产品质量;不仅追求价值,而且追求使用价值。它更能够反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更能够体现质量和效率的统一,更有条件成为创新驱动的践行者。因此,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四)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单纯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至以国家联盟(如欧盟)的形式展开竞争。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不仅站在企业背后,以各种形式支持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而且公开出面为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扩张铺路搭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国一盘棋,发挥整体优势。这就需要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的全面领导下,通过科学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理顺各种关系,集中攻克阻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各种技术难关,协调解决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个单位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不仅不可能形成合力,而且还会发生内讧相互消耗。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胜利以后,我们可以随意组织起来,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指向同一个攻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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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人难做,中国好人更难做……根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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