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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林 | 建国7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

夏小林 · 2019-09-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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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的国有经济创业史中,尽管探索不易,道路曲折,但在企业层面和国民经济结构中,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以其为主导力量,快速实现了庞大的国家预定发展目标,“打了空前的大胜仗”,为“后40年”高速发展“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存在。

建国7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

夏小林

前言

  建国70年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都存在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基本国策、事实和趋势。 “前30年”国有企业曾称“国营企业”。但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六条“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即依宪使用“国有企业”来概括建国以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发展壮大过程。[1]

  在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形态有共同点,也有差别。第一,重要共同点是,在建国70年中,无论是“前30年”或“后40年”,国有企业的总产值、资产、企业户均规模、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 “做强做优做大”,为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脉络都十分清晰。党中央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此间,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表明,“从国际对标比较来看,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完全可以与世界一流企业并肩。”[2]第二,重要差别是,从国民经济相对指标看,“后40年”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在GDP所有制结构中较“前30年”明显降低。这也间接反映出在经营性资产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资产比重有明显下降。[3]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例外。其影响波及各个方面。但具体的整体演进过程缺乏政府数据来准确地显示。从政策和经验上估计,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2011年之前的两个阶段中,一是1978年至1993年间发生的“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的改革阶段,二是1994年至2010年推动国有企业机制、战略布局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的改革阶段。[4]国有经济持续的、较大规模的“有进有退”(含“抓大放小”),及部分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都发生在这两个阶段中。在2011年开始的,以“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5]为特征的改革新阶段上,国有经济相对指标变化已出现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新动向。近些年在非金融业国有资产最为集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的重要相对指标,如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的下降已逐步趋缓,趋稳,且发生了回升现象。显然,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6]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分析这种新阶段上的新现象及其政策含义,自觉地加强引导,在新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在更大范围中一体化地“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7]

  本文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下,根据宪法第七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今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基本国策和走向未来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其表现形态也将与时俱进。如随着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将符合逻辑地带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上升,亦即“做强做优做大”。这种国有经济比重将在某一时点、某一方面开始稳定、回升的新趋势,1999年党中央就有过前瞻性的阐述,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可以有所差别”。[8]“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可能,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国有企业应“凤凰涅磐浴火重生”[9]的本意。

  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国有经济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开始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做大相对指标,及遵宪在生产、分配等方面都很好地发挥出“主导”作用,带动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发展壮大,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会有利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还会有利于治理邓小平说的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大难题,[10]让“共同富裕”多一些,再多一些。当然,在实现更为长期而宏大的社会主义进步目标上,这样做也才有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平稳的渐进方式向更高级阶段过渡。

  广泛的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证明,只有“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11]

  2017年至2019年,体制内个别人一直利用媒体公开反对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为此,也有人重拾前些年“国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的陈腐观点。其在金融界的表现是公开抵制党中央国务院 “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重要决策。[12]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回应。即按党中央规定,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 ,“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13]

  本文侧重从政策层面讨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实。它由六部分组成: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前3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简析;戳断私有化脊梁骨;政策性建议。

一、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十九大至今,总书记、党中央在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总体上看,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也一直在积极贯彻落实这项重大决策,并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丰富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但是,在这期间,体制内、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噪音。如有人说,“这次十九大提出来,不要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不是追求上五百强”, 只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14]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已不再提”;[15] “做强做优做大,说的是国有资本”; [16] “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17]国家资本市场控制权可放弃;[18]四大银行都可以对外国卖掉,[19]等等。这些观点试图干扰正确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违反了政治规矩,需要澄清。

(一)十九大前、后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系列重要指示。

  1.十九大之前及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精神。

  从已公开信息看,有研究者指出, 2013年至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五次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20]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同时适用于非金融业、金融业国有企业的。这期间,201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还将其列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范畴,[21]统领了“1+N”的国有企业改革系列文件并执行至今。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又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并在相关全句中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实质上,这是继续表达了我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全球性战略决心。因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主体,仍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这种大型国有企业瞄准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目标,其构成要素之一“不是追求上五百强什么”的是啥?私营企业“上五百强”, 资产规模标准年年在提高,全国工商联喜气洋洋,国内自由派也沾沾自得,国有企业上就错了吗?更何况,国务院国资委在相关标准中,还有超越突出资产规模大特点“世界五百强”的新要求。[22]另外,如果这不是要继续贯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决策又是啥?而部分国有中小微企业,也可以按市场需要在中小微企业规模标准之内“做大”,做成“专、精、特、新”的“世界一流企业”,一些企业能够达到更高的企业规模标准也是好事。

  当然,党和政府也鼓励其他类型企业实现这种发展目标。如“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做强做优”“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23]等。这里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概念,包括了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集体企业等各类公有制单位。[24]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叫着“一视同仁”,“机会平等”,跨国大公司特别受欢迎,等等。这可谓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形式平等(如机会平等)的市场规则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何错之有?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教授说过,机会平等就是自由竞争。当然,归根到底,宪法、党章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由其“主沉浮”的机制不能变。这既是总书记、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宪法、党章规定,也是马克思主义看重的实质平等的逻辑要求。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这方面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 [25]

  2. 十九大闭幕后,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系列重要指示,及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贯彻落实情况。

  (1)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四次系列重要指示信息。

  从公开报道看,2018年6月和9月,习近平在考察山东、辽宁、黑龙江这三个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大省时,三次都强调,要“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6] “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27]“齐车要乘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28]这些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工人都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其后,同年10月上旬,山东省委委员王清宪及省国资委相背而行,要求本省内国有企业“所有混改项目,不设国有股最低比例”[29]的错误决定,受到批评。

  2019年3月“两会”期间,据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消息,政府部门是按“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30]这更表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具有不可须臾断、舍、离的“一体两面”之缘,及“做强做优做大”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

  另外,这里顺便指出,2018年6月30日,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背景下,为全面贯彻落实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要“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31]

  (2)中央、地方党政机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系列重要指示典型事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行不悖,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 [32]是一体化工程。

  公开报道的典型事例如下:

  一是2017年10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篇写道,要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决策。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篇写道,要继续坚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重要指示,等等。[33]

  二是2017年11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企业学习交流会暨《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建论述摘编》学习部署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党建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为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党建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学好用好《论述摘编》,深入学习关于国有企业地位作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34] 在这本《论述摘编》里,就录入了习近平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系列重要指示。后在2019年7月26日,已兼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郝鹏表示,各级国资委要“一体推进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管和党的建设”[35]在这种政策语境下,“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等已融为一体化工程。

  三是2018年3月1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博士解读了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他表示,这“对于国资监管来说,意味着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以管资本为主来转变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这里面重点是放活、管好、优化、放大,从这四个层面来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36]这里哪有否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蛛丝马迹可寻?

  四是2019年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记者会上,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再次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指出,从“过去几十年改革实践看,改革确实使得我们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要在改革的路上永不停步、永远向前,真正能够培养出很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37]国资委一副主任则对“培养”这种“世界一流企业”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即国资委是“按照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示范企业要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三个层面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从国资委的角度,下一步要遵循市场化的规则来推进,量化指标、突出主业、放活管好。”[38]

  五是2019年8月中旬,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到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时,以厦航成长为例,表示应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发展壮大[39]同月下旬,郝鹏在会见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为中央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中央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全球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面向未来,随着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做大进程不断加快,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对此,德勤主席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央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中央企业在改革重组、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40]

  六是2019年8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中,“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方针的指引,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并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41]

  七是2019年9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签约仪式上,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我们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切实承担好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任务。 希望国务院国资委继续关心指导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支持上海加大创新探索力度。上海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工作,全力支持中央企业在沪发展,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说,“国务院国资委和上海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共同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对于进一步深化央沪合作,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42]

  八是2019年9月22日,临近建国70周年庆典,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会上,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王勇要求,要“加快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开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代表国资委党委“强调,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激励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成为党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保持昂扬向上的干事创业激情,唱响新时代中央企业劳动者之歌,注重打造高素质职工队伍,维护好发展好职工权益,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汇聚磅礴力量。”结合这两个讲话内容看,可以说从现在开始,直至新中国百年庆典的“新30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日程中,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跃然而出。[43]

  (3)由上可见,十九大及之后,总书记、党中央既坚持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它们是针对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不同层面的问题而提出,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是一体化工程,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中央政府部门,如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党政领导也是这样去解读和落实贯彻的。直至2019年9月,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不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明确地表示,上海市要统一地“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国务院国资委也已将这两个“做强做优做大”统称为“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并统一地要求“推动国资国企工作再上新台阶”。[44]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面向未来”,即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毫不动摇的。之后亦如是。

  从逻辑上看,这是因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国有资本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来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则是通过发挥“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主力军作用来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包括促进自身的资产规模、贡献等“做强做优做大”。在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局中,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反倒是做弱做劣做小了;或反过来,即表面上看是通过大规模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让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了,成了被 “吹胀的气球”,实际上反而是将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及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权等做弱做劣做小了,离摆脱党的领导和彻底私有化也不远了。如果在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发生了这两种异常现象,都是违反中央精神的。[45]

  另外,(1)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三方面的辩证关系不可切割,存在“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如果有人仅拿国有企业“做大”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完全是一种无视中央精神和绝大多数人理解力的曲解行为。(2)“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是一体化工程,不可分离。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简议。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丰富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已公开文献, 2016年7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做出的两次长篇重要指示,就此做了较全面阐述。我们这里再温习一下。

  2016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46]

  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47]

  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对各行各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与会者也包括了非金融业、金融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等。两次指示各有侧重,但都表明一个基本道理,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要体现政治、经济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单纯经济观点,也要反对单纯政治观点,还要反对有人切割“做强做优做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歪曲总书记、党中央决策的形而上学观点。“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根据本文特定分析视角,以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为纲,结合其他有关指示,以“一孔之见”试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政治、经济、方法、时空内容分类如下,抛砖引玉,以利于进一步开展相关讨论。

  1.政治内容。核心是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保障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命。在这方面,一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这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这里,党的领导内含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抵制私有化的内容。如习近平于2018年二、三季度就曾再次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48]“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 [49]二是在党领导下“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显然,在党的领导下,集合这六种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50]且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体现。这完全契合宪法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

  2.经济内容。首先,从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看,核心是国有企业“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从企业绩效上衡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标准。这种绩效标准是动态和竞争性的,需要与时俱进。其次,实现这个标准的改革发展途径是,“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其中,“做强做优做大”内含“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等内容。再次,在激烈的、渗透性极强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3.方法论,即辩证法内容。核心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三做”,相互之间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辩证关系。其中贯穿着“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另外,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需要“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51]。同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也具有这种哲学方法论内涵。

  4.时空内容。首先,从时间上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以后还存在国家的长时期中,“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懈怠的历史性任务。如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只要还需要存在国家,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就都存在,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国家消亡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称谓如何,则要由那时的人们来决定。其次,在空间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多元的结构目标。依宪从逻辑上分析,一是它包含有国有企业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目标。二是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同样也是重要目标。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目标是天然地相辅相成。这种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因为,长远地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既有利于稳定,并进而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也有利于带动整个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提高。

  宪法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句话就是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且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并没有对这两条内容做任何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如不允许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趋稳或不断提高。借用近期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说法,这就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52]更何况,这样做本身就是依宪而为。

  就此而言,2018年11月某私营机构已“著书立说”为国有经济作表率,曰:“10年后民营经济或将占中国GDP75%左右”。[53]这是对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发出了竞争的挑战书。非常好!对此,审时度势,国有经济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地推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因为,国有经济之“为”和“不为”,是随时间地点等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决非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昨日“不为”之事,不等于今日、明日也“不为”。已“为”之事,也可以注入与时俱进的新鲜内容。今天,面对一些人发出的这种半新不旧,且概念(指“民营经济”)含糊的挑战,国有经济没理由当“缩头乌龟”,且在国内市场中屈从于某类人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长臂管理”“双重标准”。如什么国有经济只能退,不能进,进则成为“与民争利”的“犯错嫌疑人”,等等。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大是大非上说,目前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国有经济既巩固在国民经济制高点的阵地,加强主导之力,又不再过多拘泥于投资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重工业,而是利用包括所谓“一般性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的“新国企”优势,去酌情、逐步开拓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更好、更多、更快地“挣大钱”,提高自己在国民经济比重,才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税收、就业和国有资本收益等,更强有力地支持涉及近14亿人口大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国防建设等,提高国家竞争力,保障党和政府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和强国梦。“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三)小结。

  显然,至此什么才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的来龙去脉,什么才是这种目标的基本内容或境界,什么才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真实的一体化关系,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一再阐述中,及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政策安排和解读中,已经清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体化关系也清楚了。在这样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映照之下,我们更可以看到个别党员干部否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各种借口、说法都是苍白无力的杜撰。其观点背后,还存在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及修改宪法、党章(如“摆脱‘姓国姓民’纠结”)和反垄断法等的政治诉求,[54]更是荒唐。这类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的东扯西拉,包括彻底出卖我国资本市场控制权及四大银行的政策性建议等,是不是已经严重偏离党内、政府内和“统一战线”内探讨经济政策的正常规矩了?“百家争鸣”不是“百家乱鸣”。对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得讲逻辑、事实和政治规矩。

二、“前3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70年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尽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批评和自我批评,排除来自国内外的“私有化”干扰,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浑然一体的政策日程和强势历史进程。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55]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了建国近70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就,也完全适用于今天。个别人反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切割“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等,不仅是毫无政策依据和违反了政治规矩,也完全脱离了在建国7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一直存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基本事实。

  在建国70年中,“前30年”“后40年”国有企业的存在形态有同异。相同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有企业的总产值、资产、企业规模、科技水平、利润、税金等绝对指标,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脉络都十分清晰。相异处,主要指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相对指标上,一定时期内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较快。但近些年来此事有了新变化。以下分两个阶段简介建国70年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基本轨迹和不同时期的异同。

  第一阶段,即“前30年”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户均固定资产规模、科技装备、利税,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一)指导思想。

  建国前夕,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即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56] 基于此,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一步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57] 其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8]这种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59]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早已酝酿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在国有企业中也得到贯彻。如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吸收了“鞍钢宪法”内容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即“工业70条”)中,就有推动企业“多快好省”发展,加强“技术革新”的一系列要求。[60]另外,国家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及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超”[61] 和“工业学大庆”等社会主义竞赛,也都促进了国有企业在“非完全市场竞争”下加快发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62]本文将这些内容理解为是“前30年”语境里,关于要在国民经济结构和企业层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法律和政策的特殊表达。

(二)基本评价。

  社会主义建设“万里长征”,成功迈出第一步。过渡时期之后,在存在某些“商品经济”关系、大量集体经济和少量非公经济,及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都一直实行的特色对外开放、[63]“企业自主权”[64]的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不断上升。从已有文献和国家数据看,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在“局部战争”“准战争”“核威胁”“备战”,及被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等先、后不同程度“封锁”的条件下,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亦或90%的经济生活仍停留在古代的国情出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为主,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机会成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装备和人才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实行赶超战略,在利用“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的条件下,从质和量两方面完成了从农业国转变工业国的宏大战略目标。国有企业“不辱使命”。

  如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占比为17.6%,1978年已上升为44.1%。[65]而1978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是77.6%(集体经济为22.4%),是工业化的主力军。[66]也正是在国有企业主导下,我国1978 年工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67]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增长年均速度也快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居全球第11位” 。[68]在“前30年”的这些巨大成就中,离了国有企业,一无是处。而消灭地主和中外资产阶级剥削,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实行主要受赶超战略制约的惠民政策,也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比旧社会得到大幅改善,并远超印度等所谓人均GDP更高点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在中国100多年的近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新中国之前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上百年的经营;握有官僚资本,放纵欧美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引入“民营”资本搞“混改”的国民党政府38年执政,通通是“终不能望其项背”。

  这一切,实如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前30年”我国主要依靠国有企业,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外,“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在这期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早已大幅超越后来,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更是远超印度。[69]这份重要文件总结道,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这些成就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70]1982年我国宪法在“序言”里再次确认这种评价,指出在这期间(计入了1979-1982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71]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三七开”。个别人习惯用同期的印度增长/发展状况,甚至于用所谓“民国十年黄金时期”来贬低中国在国有经济主导下“前30年”的工业化成就等,这是不客观的。有研究者反驳这类貌似“先锋”的观点道,“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 [72]如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前30年”间,印度年均增速却多为3.7%,1978年工业化率才为20%。[73]

  在更开阔视角上评论由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前30年”成就,“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74]显然,其中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科学对待“第一步”的学习成本。“前30年”党和人民都有学习成本的付出。但放开眼量瞻前顾后,左盼右顾,可有一个大国在列强环伺下,甚至是在数次战争和“核威胁”下,以“只争朝夕”精神白手起家建企业、搞经济,风雨兼程,为告别百多年“积贫积弱”旧时代,为争取生存和重新崛起而不付出一定学习成本的吗?“后40年”各式各样的企业不一样也支付着一些学习成本吗?2019年9月16日,国务院领导还坦承,中国进入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我们承受了很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经历了很多阵痛,但我们认准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坚持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75]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战争等,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企业”和政府在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有人几十年来在这个“成本”问题上致力于矮化、抹黑“前30年”的国有企业,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邓力群同志在总结“前30年”时,曾要一些党内笔杆子注意恩格斯的这段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76]这对于正确看待那时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适用的。

(三)主要数据和其他资料。

  以下为“前30年”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效率、科技水平、利税“做强做优做大”,及国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做大”,即提高的情况。

  1.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企业规模的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做大22.7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做大1.7倍,国有工业企业户均产出规模做大5.2倍。[77]另外,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按固定资产原值计算做大21.5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原值做大5.6倍,由68.4万元上升为381.5万元。至1977年,中国已拥有6600户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1978年因提高大中型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下降为4400户)。[78]这些指标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前30年”中,国有经济主力军,即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不断地“做强做优做大”。

  关于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工业中,“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79]

  2.全国各行业国有企业都在发展壮大。1978年比1952年,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粮食和外贸、城市公用事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做大18.7倍。[80]

  3.国有企业的科技水平“做强做优做大”。195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带动我国工业化空前快速发展,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许多科技能力在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1956年,经毛主席提议,国务院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57项重大科技课题。还决定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以适应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这之前和期间,我国先后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及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等引进的一批先进设备技术等,[81]也都融合在这个规划的落实过程中了。“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