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读倪光南的文章“美若升级芯片制裁，中国有反制牌”有感
《环球时报》2020年4月3日第14版刊登了倪光南的文章：“美若升级芯片制裁，中国有反制牌”。该文的论述非常好，故摘要转抄如下：
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美国政客似乎并没有放松对中国企业华为的打压。
3月26日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官员正考虑拟定一项新的出口管制措施，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制造商对华为供货。“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被修改后，哪怕一条外国产线有一颗螺丝钉、一把螺丝刀是多年前从美国采购的，那整条产线都要受到美国限制。
这是美国对华为极限施压中可能的最新动向。去年11月，美国方面同样是通过路透社放料称，美国商务部及相关机构考虑扩大“最低含量计算准则”的适用范围。而此前，华为已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众所周知，美国出口管制实施的“实体清单”管制，是将产品(其覆盖范围已从“技术敏感类”产品扩大至个人电子消费品)按照“美国技术最低含量”分为25%、10%和不设限等几类。所谓扩大“最低含量计算准则”，即指将制裁触发门槛从25%加码到10%。
显然，不管是“最低含量计算准则”还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其目的都在于扼住华为的喉咙，但其影响的并非仅仅这一家中国企业。目前已有中外舆论认为，若美国对华为的极限施压落地，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而且中国手中也有牌可打。例如限制美国5G芯片以及含有美国5G芯片的终端和设备进入中国市场，仅苹果和高通两家公司每年潜在损失就至少超过700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的波音公司的营收。高通极可能因市场份额急剧缩水，将无法承担巨额研发投资，而不得不退出5G通信市场。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要求重要领域不得采购“美国技术最低含量”超过某个门槛限度的产品。这样，垄断中国桌面电脑和服务器领域的Wintel体系软硬件，以及在移动领域占据重大份额的苹果手机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的对象。如果这样做，不但会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收益大幅缩减，而且也能大大促进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发展。
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产技术在上述领域已经达到“可用”阶段。现在中国的“北斗三号”已经赶上美国GPS的水平，而上述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大致也已相当于“北斗二号”时的状况。因此禁用美国软硬件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困难。而且反制措施只会限制特定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不会影响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也不会影响美国厂商投资办厂。
美国要是在“极限施压”上再往前一步，对其自身会自损八百。波士顿咨询集团受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委托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制对华贸易将终止美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
过去、现在和将来，世界上都不可能有哪一家单个企业，能长期地扛住一个世界头号强国动用其国家资源实施的制裁。华为公司能够在美国制裁下坚持这么久，已经是极其不易了。这一方面体现了华为这家中国企业如今实力确实过硬，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中国举国上下对华为的巨大支持。
当中国企业无端地要面对外国政府无理的且空前严峻的制裁时，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4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此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动用国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地去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对于美方的这种科技霸权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
看上去美国制裁的矛头只是对准华为一个企业，但其最终目标是企图长期压制中国的发展。我们认为，美国某些政客的这个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得逞的。美国如果执意要在世界各国团结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顶风”再掀芯片制裁，最终必将落得一地鸡毛。
倪光南的这篇文章简练而全面，我不想做什么补充，只对其中的几句话发表点看法。倪光南的这篇文章中说：中国对美国芯片制裁的“反制措施只会限制特定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不会影响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也不会影响美国厂商投资办厂”。其实，改善中国整体营商环境的运动本来就是世界银行集团策动的经济自由主义邪门歪道，起的是破坏中国经济和民生的作用。搞好中国的经济和民生恰恰会破坏他们说的那种整体营商环境，这没有什么不好。美国厂商在中国投资办厂更是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有弊无利，需要的不仅是使美国厂商不能在中国投资办厂，而且是把外国企业都赶出中国去。如果对美国芯片制裁的反制措施真能阻止美国厂商在中国投资办厂，那对中国是天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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