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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后记

崇新岳 百思峰 · 2014-11-09 · 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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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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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的系列文章在网上连载后,不少网友提出参考文献的问题。前文也提到过,研究历史的史料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比如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等等。

  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比如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等。不过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

  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辩。

  写历史文章时,采用什么样的史料,这表现出作者的态度。认真的作者,是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但这样做工作量很大。因为一级史料都是无章无序的原材料,要把它们归纳整理出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因此不少作者写历史文章时,就以别人整理出来的二级史料为主,辅以一级史料。这样做比较省时省力,但容易陷入别人的立场观点,更难有新发现和新见解。至于那些不考证史料来源,甚至把野史、传闻当作历史来谈论的文章,只是娱乐性质的文学作品,不能算是历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这个系列文章,采用了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的认真态度,所以在阅读、分析、整理文献方面,前后差不多花费了10年时间。但在这个分析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因此发现了不少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可谓时间并没有白费。

  关于一级史料,我们当然不可能看到内部档案。我们采用的一级史料,都是来自公开出版物,一种是国内的公开出版物,另一种是海外的公开出版物。

  先说国内的出版物。国内出版的涉及文革的一级史料,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个人文稿。比如《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等。

  第二类是年谱。比如《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刘少奇年谱》,等等。

  第三类是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文章。比如审判“四人帮”的证人证词,罪行交代材料,等等。

  第四类是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比如《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李德生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邓小平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周恩来最后的日子》,等等。

  (2)

  第五类是当事人的零散回忆文章。刊登这类文章的严肃期刊,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期刊《百年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期刊《历史研究》、等等。

  海外出版的一级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大学(含香港)或研究机构编纂的文革史料,第二类是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

  属于第一类文革史料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撰,2002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它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革原始资料,有当时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报刊文章、大字报等等,是研究文革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所以这里略多介绍。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分7个部分: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0年至1976年)

  三、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4年至1971年)

  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包括周恩来、陈毅、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邓小平等文革重要人物的讲话,1966年至1983年)

  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官方报刊文章)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主要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和林彪的东西)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因为字数多达3000多万,印成纸质书不方便,所以只有光盘版。

  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纂《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这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原始资料。目前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主要目录有

  第一辑《林彪专辑》,含43个分册

  第二辑《邓小平专辑》,含32个分册

  第三辑《“四人帮”专辑》,含53个分册

  第四辑《刘少奇专辑》,含50个分册

  第五辑《文化大革命一般性历史资料及评价专辑》,含100个分册

  第六辑《高岗、饶漱石问题专辑》,含5个分册

  第七辑《文革初期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文件汇编》,含7个分册

  第八辑《彭真及1966年前中共北京市领导集团问题专辑》,含26个分册

  第九辑《文革初期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界问题专辑》,含66个分册

  第十辑《陶铸专辑》,含13个分册

  (3)

  第十一辑《陈毅专辑》,含9个分册

  第十二辑《康生专辑》,含2个分册

  第十三辑《文革初期(1966~1967)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11个分册

  第十四辑《陈伯达专辑》,含7个分册

  第十五辑《文革时期有关北京高校文革的批判资料专辑》,含77个分册

  第十六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国地方性暨地方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385个分册

  第十七辑《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政治异议言论批判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十八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共军事系统暨军队领导人的批判资料专辑》,含20个分册

  第十九辑《文革时期有关教育领域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61个分册

  第二十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央党政各系统暨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143个分册

  第二十一辑《1949年以来中共内部党刊资料专辑(八种)》,含120个分册

  第二十二辑《1950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含11分册

  第二十三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与提案审查活动的历史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二十四辑《建政初期之中央及地方党政法规政策条文历史资料专辑》,含43个分册

  第二十五辑《文革中期(1967~1969)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50个分册

  第二十六辑《文化大革命由退潮到反思:1971年至1980年期间的相关中央文件专辑》,含7个分册

  第二十七辑《现当代中国军事史料专辑》,含5个分册

  第二十八辑《内部政策文件性史料专辑》,含10个分册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文字数庞大,内容十分详细,境外的一些主要图书馆有收藏,在境外的研究者可以去图书馆查阅。但由于这套资料过于详细,如果不是研究历史细节的专题,一般上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就足够了。

  另外美国华人出版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有一个专栏《文革博物馆通讯》,专门刊载有关文革的文章,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境外出版一级史料的第二类,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但境外出版的东西没有经过审查,所以对其可信性要慎重。境外出版的这些回忆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史学界评价较好,参考价值较高的。这主要是后来成为“反面人物”的文革人物回忆录,主要有《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王力反思录》、《陈伯达的最后反思》、《徐景贤回忆:十年一梦》、《马继森回忆:外交部文革纪实》,等等。

  (4)

  第二种是在史学界评价不太好,质疑较大的,主要有《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等等。第三种是伪造的东西,主要有《林彪日记》,等等。

  上述一级史料,除了境外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等,其他史料都非常枯燥无味,除了搞专门研究的人,一般读者是看不下去的,绝大部分读者看的都是二级史料。

  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二级史料,也就是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国内和海外都出版了不少,数量相当大。其中比较严肃认真的,史料价值较高的,我们认为有: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等。

  外国学者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著书也不少,比如英国威尔逊的《毛泽东传》等。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较独特,态度也比较认真,但他们在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理解方面,显然不如中国学者深刻。

  在众多的二级史料中,我们觉得应该提起注意的,是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高华的书,虽说在史料方面比较认真,但他有强烈诱导读者思维的倾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的结论是:毛泽东是在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整人”上台的,他的话外音是“红太阳是通过整人升起的”。高华的这个结论是非常偏颇的,毛泽东的威信,不是靠“整人”树立起来的,而是靠他实际的政绩。

  毛泽东1935年接手红军时,只有1万多人的队伍;到1945年,毛泽东把这只军队发展壮大到100万人。中共的军队从1万多人发展到100万人,谁的功劳最大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高层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当时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毛泽东“争”领导人的地位,周恩来、朱德、王明这些党内佼佼者,也都不是毛泽东的竞争对手。

  毛泽东成为中共毫无争议的领导人,是靠他的政绩,而不是靠“整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们一种误导,把毛泽东描写为“靠整人起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史料方面就不够认真,特别是在关键的细节上,经常用“据知情者说”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晚年周恩来》把毛泽东描写成“整人狂”,甚至说毛泽东故意不让周恩来做手术,延误了周恩来治病,使周恩来过早死去。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5)

  康生与周恩来年龄一样,都是1898年生。1972年4月,康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属于早期;一个月后的1972年5月,周恩来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属于早期;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个月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也去世了。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毛泽东阻碍康生治病,更没有人说毛泽东想“害死“康生。康生和周恩来几乎同时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几乎同时去世,可见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那个程度。因此,周恩来在1976年初去世,不应该说是被毛泽东“耽误了”。

  关于文革的三级史料,那就太多了,我们一般不予采用。只是在林彪“五七一工程”一节,因为一级史料和二级史料太少,不得已选用了《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报告文学《“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中的一些叙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中,在讲到林彪的“小舰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

  至于具体的参考文献列表,因为涉及的文献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现在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可谓多如牛毛,看也看不过来。但就像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书籍和文章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严肃,虽然真实,但没有读者;另一种是过于轻松,使用一些野史传闻来吸引读者,有欠真实。因此,我们想到写一个既有可读性,又真实可信的系列文章。

  在刚开始的章节中,我们担心太严肃了吸引不来读者,所以在文中加入一些文学描写,心理活动等。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认真的读者并不喜欢文学描写,而喜欢如实叙述。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很少用心理活动等文学描写,基本上采用客观叙述,主要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我们的这个系列文章,最早于2012年12月在《凤凰网》发表。后来因为《凤凰网》审查太严,大部分内容发不出来,经热情的网友介绍,我们从2013年1月改到最为宽松的《天涯网》来发表。在《煮酒论史》上发表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问题,在《天涯博客》上一直没有遇到大问题。

  因此,在这里我们特别向《天涯网》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高抬贵手”,让我们这个有争议的系列文章得以发表。

  最后,在《后记》中再谈一点关于写这个系列文章的一些个人感想。

  (6)

  在这个系列文章连载过程中,不少网友提出很多宝贵意见,让我们深受启发。不过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意见,却让我们感到时代的气质已经变了。现在有一种流行思潮,就是用“利益”来解释一切,当然也用“利益”来解释文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在文革后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文革博物馆当建立》。

  巴金在该文中写道:【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

  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

  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

  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

  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第二次文革,是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巴金的言外之意是说:参加第一次文革的人,就是为了“获利”,包括毛泽东。这正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私利,是为了跟刘少奇争夺权力,不惜在中国搞一场大革命。

  看到巴金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既失望,又痛心。因为以前的巴金不是这样庸俗的人,不是这样把什么事情都与“获利”联系起来。

  现在有一种流行,把文革中的人物都描写成一批争权夺利者。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儿革命精神,变成一群单纯追逐权益的政客。而且,还有人把这种“争权夺利”上升为理论,声称“一切为了利益”是“人性”。

  难道“人性”真是这样的吗?1931年巴金发表的成名作《家》,却讲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家》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某大城市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拼命维护旧制度,维护封建礼教,甚至不惜扼杀年轻一代的青春、爱情与生命。高老太爷的孙子觉慧,爱上婢女鸣凤,但高老太爷却要把鸣凤许配给别的财主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觉慧在鸣凤死后毅然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7)

  巴金的《家》在当时轰动一时,这是因为它符合那个时代的气质。按照现在不少人的观点看来,鸣凤实在是傻了去了,给大财主当二奶,好吃好喝,还能把钱财带回娘家,还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实在想不通鸣凤为什么要自杀。同时,觉慧在高家当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阔少爷多舒服,可他偏偏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这不是自讨苦吃,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觉慧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利”吗?当然是有投机分子为了获利而参加革命,但至少巴金笔下的觉慧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获利”。那么觉慧为了什么参加革命呢?其实巴金在书中已经给出答案。巴金在《家》的序言中写道:【我写《家》的时候,仿佛在跟那些人一块儿受苦,跟那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一直到我写了《家》,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巴金笔下还有一个典型人物,觉慧的哥哥觉新,他屈从于高老太爷,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觉慧不愿像他哥哥那样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走出家庭,勇敢地追求新的人生道路。觉慧说:“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能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觉慧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的一批热血革命青年。他们不堪忍受旧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反抗,为了抗争,为了自由,为了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是当时热血革命青年的代表,他们揭竿而起闹革命,也完全不是为了什么“获利”。要获利的话,到外国租界在洋人手下当个买办,既获利又没有风险,又何必去闹革命呢?

  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也在中国轰动一时。剧中的主人翁娜拉,是一个具有稳定优裕生活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但娜拉不满足自己在家里只扮演一个“玩偶”的角色,她要追求个人解放,毅然离家出走。娜拉临走前对她丈夫说:“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娜拉的出走,是为了自由而不顾一切的反抗。娜拉在出走时,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获利”的问题。

  当一个人拿起刀大喊“我和你拼了!”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去想“获利”这个问题,他只是无法再忍受了,他要拼命,要革命,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熟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在中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革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态。

  (8)

  曾经为热血革命青年“鼓与呼”的巴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全然看不到“获利”两个字。可是到了晚年,巴金却口口声声地谈起“获利”来,甚至把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红卫兵,理解为“获利”,这不得不让我感到“精神的退化”。

  当然,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其中肯定会有为了“获利”而参加造反的投机分子,但这些人不应该是造反派和红卫兵主流。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革命都是革命青年冲在第一线,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大致是出于同样的心态:为了反抗旧制度,为了自由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是一批热血青年,井冈山上吹起革命号角的也是一批热血青年,而到了文革的红卫兵,他们自然也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起来造反,也是要“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点与他们的先辈们是一致的。

  武昌起义起来造反的热血青年,是为了“获利”吗?毛泽东等热血青年上井冈山造反,是为了“获利”吗?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获利,为什么文革中涌现出了的造反派,偏偏就没有一点革命精神,堕落成为了“获利”的利益追逐者呢?

  人们发起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因此,我们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革命是不合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它也同样是旨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我们谈论文革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不应该单纯从“获利”去理解文革。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文革,就像从“获利”去谈论巴金笔下的人物觉慧和鸣凤,是无法说清楚的。

  另外,毛泽东本人也是一贯反对“获利”的。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获利”,就是“反人性”,那么“人性”真的是一切都为了“获利”吗?这对于百分之九十的平凡之人,或者是正确的;但对于另外百分之十的革命者,就不正确了。

  (9)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革命者觉慧,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革命者娜拉,就是属于后面百分之十的革命者,他们都不是平凡之人。我们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革命者,才变得精彩。

  因此,我们在讨论毛泽东这些革命家的行为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革命理想,不应该抽走他们的革命精神。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如果把“凡人”和“伟人”等同起来,就等于把一位在抗战时挺身而出、为国战死疆场的英雄,与一个在敌人铁蹄下苟且偷生、甘当顺民的平凡人等同起来。“凡人”和“伟人”的区别是:凡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伟人是为了正义和理想而奋斗,两者永远不能等同起来。

  最后,还再讲几句“毛泽东热”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各地出现一股“毛泽东热”,许多人对此难于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比现在差多了,为什么还会有人怀念毛泽东呢?

  两年前,我在动笔写这个系列文章之前,想了解一下中国各阶层的人,对毛泽东和文革到底怎么看。我带着这个问题,走了差不多半个中国。从经济发达的广州、上海、江浙,到经济落后的新疆、甘肃、内蒙,接触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了他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调查结果”来看,一般来说,人们都承认现在比毛泽东时代生活好,也有人因此而骂毛泽东,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我看到的大多数,尽管都承认毛泽东时代生活很穷,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他们也并未因此而埋怨毛泽东。而且越是底层的人,这种倾向越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在甘肃武威黄羊镇(据说温家宝总理当地质队员时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一位老农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是比过去好了。”但他又一转说:“毛主席看得起俺们农民,陈永贵都能当副总理。”

  我认为这位老农的话,说出了“毛泽东热”的答案,这就是“看得起”三个字。现在农民们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他们却感到少了三个字“看得起”,这就是他们怀念毛泽东的原因吧。

  至此,连载文章《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全文结束。说实话,我们能写完这个一百万多字的长篇,如果没有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说不定会半途而退。因此在最后,我们要向这一年多来,热情支持、理解鼓励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意。

  当然,我们并不想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今后还希望与各位朋友继续交流,共同提高。最后再说一句:衷心地感谢大家!【全文完】

  全文链接: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一(1-10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二(11-15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三(16-17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四(18-19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五(20-21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六(21-23节)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七(24-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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