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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中国古代的市场、都市、商人及原始经济思想与官商关系(1-3)

作者:朱永嘉 发布时间:2014-12-15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原作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成为人们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谈论比较多的还是当前的矛盾和问题,而用来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武器,大都还是西方的经济思想,然而各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西方是海洋经济,商业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因而资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我们是大陆国家,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只要有分工,在生产上有地区的差异,自然就会有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出现。既然有士农工商的分工,当然也会有商人这个特殊阶层的出现,市场的商品交换活动中自然也会出现管理市场的机构和官员,势必也有官商之间的区划和相互关系。既然有商贸活动,也会有人去思考和研究相关问题,自然会产生具有自己特征的比较原始的经济思想。一个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总还多少受着它历史和传统的某些印记的影响。虽然现在看来,那些东西都很幼稚,但是今天的一切,正是从那儿走过来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有些事情古已有之,当然也有不少是开放以后,从西方吹过来的传染病。所以回顾一下过往曾经的源头,也许还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迪。

  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及经济思想,是一个很宽泛的课题,从历史讲,中唐是一个界线,中唐以后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本文讨论的问题,还只能涉及中唐以前。从地域上讲,农耕区在政策和思想意识上偏重于重农抑商,那是为了保持社会和生产的稳定。在牧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游牧族那儿商人的地位比农耕区要高,元代特别是成吉思汗时期,他们对商人是非常倚重的。本文的讨论范围只能局限于农耕地区,即使在本课题之内的,若中国古代的货币问题、汉昭帝时关于盐铁问题的争论等专题,也只能另文撰述。因为前期的资料比较集中,中唐以后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再加上本人年龄、体力受限,无法胜任更大的课题范围,撰写本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抛砖引玉而已。全文共十节。

  目录

  一、市与都市原始概念的演变

  二、古代都市之机构设置及其坊市管理

  三、唐代坊市商业活动的状态及规模

  四、古代士农工商身份的区划及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几个历史人物

  五、中国古代原始的经济思想

  六、子钱家是中国古代的高利贷资本

  七、汉代大商人商业活动的特征

  八、汉代前期官商关系的演化——盐铁专卖与平准均输

  九、汉武帝时的算赋与“告缗令”的施行

  十、从张汤之死看汉代官商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

  一、市与都市原始概念的演变

  市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只要有分工,有地区的差异,不同的生产者为了交换产品,这个产品便成为商品,相对集中交换商品的场所,便成为市场。

  市,《说文》:“市,买卖所之也。”所谓市,便是买卖的场所。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对齐桓公说:“处商必就市井。”市井便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那么古代商品交易场所为什么会叫市井呢?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云:“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香洁,然后上市。”说明“市”是商贸活动自然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场所,之所以与井连在一起,是因为需要水源以提供洗濯。这样在郊野的市场,是民间自然形成的集市,它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的历史,而且遍及全国各地。东晋时,人们称之为草市。唐代这种草市遍及大江南北,在这个时期的文人笔记中,被称为野市、虚市,即市场设置在荒野之地的废墟场上。在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作蛮市、獠市,在江南蚕茧的集散地,则被称为蚕市。这类民间自发形成的集市上,治安问题往往比较严重,唐人杜牧在谈到江贼时,曾说:“江淮草市,尽近水间,富室大户居其间,凡名草市,劫杀皆遍。”(《樊川文集》卷十一)这就是以小农走卒贩夫为主体的农贸市场的概况。

  城市则是城与市二个概念的组合,城,《说文》:“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意谓用土筑起来,以容纳百姓。城邑在古代典籍中往往并称,《说文》:“邑,国也。”是国之都城,城内称城,城外称郭,后来城的规模扩大了,城成为内城,郭是外城,郭之外为鄙,即郊野之农村。《国语》之齐语,有管仲与桓公讲到国与鄙之区分,类似于《周礼》所言,国为城郭之内,而鄙或野则在都邑之外,是为农民的居处。国与野的区分,是从西周到春秋长期存在的现象。草市,一般是指农村的市集,城中亦有市,作为商贸交易指定的区域,它与郊野的草市有区别,它有相对固定的场所,《战国策·赵策三》中赵惠文王时,马服讲到:“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那时的一个城,不过相当于目前的一个乡镇的人口,那个城的建筑,偏重于城堡的性质,城墙的构筑是为了守卫的需要,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会有一个小规模的市场,这从汉代边境地区小城市的市场形象可以得到印证。如和林格尔的汉墓壁画中,专门绘了一幅守城图,是一个四合大院,中间标题是“宁市中”,可见城中市是一个专门的区域,在市的四周立围墙,其平面呈正方形,市区的围墙称圜。如左思的《蜀都赋》云:“圜阓之里,伎巧之家。”市场有固定的营业时间,市门每日亦按时启闭。《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里说明市场交易的时间是集中在中午的前后。《史记·孟尝君传》有冯驩对孟尝君作为譬喻讲的一段话,其云:“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这一句话反映了早晨市门开启时,交易者抢着摩肩擦踵地挤进市门,到了傍晚大家都掉臂而去。它生动地说明城中的市场,有市门,启闭有固定的时间,而市场的交易则集中在中午前后。孟尝君是战国后期齐湣王时的丞相,而冯驩这一番言说则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市场及其交易的状态。

  从战国到秦汉,作为城内固定的商业区域的“市”,都是由官府设置的。《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高帝六年“立大市”,惠帝六年,“立太仓西市”。而城内市的数量则根据城市人口数量和地域规模来设置。汉代的长安,班固的《西都赋》称:“九市开张,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根据李善注,长安在西汉时,有九个市,其中六个市在主干道之西,三个市在主干道之东。其市名可考者有东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整个长安城,有一半面积属于宫庭。城内的居住以闾里为单位,城中有一百六十闾里,大都属于官员和贵族的住宅区,而长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三辅黄图》卷二引《庙记》),可见市的平面呈正方形。在市区内,各个街道的店铺,按货物品种划分非常清晰,长安市内还有“酒市”(见《汉书·万章传》),那是酒肆也就是餐饮业集中的街道。街道上行人拥挤得难以转身,车辆和马匹也无法回旋,作坊和店铺到处遍布,街上红尘笼罩,烟云相连。从市场的形象看是一篇繁华景象,非常富庶,到处是寻欢作乐太平盛世的模样,这是班固《西都赋》所描绘汉时长安市场的景象。在市场之内还设有管理市场的场所,叫市楼,《三辅黄图》卷二:“有令署以容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这个市楼是管理市场事务的衙门,张衡的《西京赋》有“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这旗亭便是市楼,它是多层的建筑,在坊市的中心地段,故可以俯览商铺的贸易状况。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城与市联系在一起,城市成了商业的中心了。

  城市的另一名称为都市,都,《说文》:“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出处见于《左传》之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里邑是小的城,设有宗庙的邑为都,都亦称城。都城即首都,首都的城内设有市场,故亦称都市。晋献公有太子申子,次子重耳,而宠骊姬所生之奚齐,故使申生与重耳主蒲与屈。屈,即曲沃,桓叔封于此,桓叔是晋献公之祖先,故此处亦为晋宗庙之所在地。蒲与秦相邻,屈与狄相邻,故云:“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此言屈为晋之都,因有晋之宗庙所在,它与狄相邻,而狄土地广漠,这对晋国开疆拓土不是非常有利嘛。这是通过具体案例,说明有宗庙所在的城邑为都,而这个都往往亦就是诸侯王封地政治中心所在。战国时期,是我国大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七国的都城亦往往成为这个时期具备几十万人口市场繁华的大型商业城市了,若齐国的临菑,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燕国的燕京,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在当时都是相当规模的大城市了。如齐国的临菑,《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游说齐宣王时,便称:“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彊,天下莫能当。”苏秦这一番话,当然有恭维齐宣王的成分,在七国中齐国是比较富庶的一个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䌽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在汉初,临菑的居民达十万户,人口的数量一度超过了当时的首都长安。战国时,各国都在推行郡县制,郡县治所所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仍以齐国为例,《战国策·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这是燕昭王时,燕将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齐兵败,入至临菑,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这次虽然齐国打败仗了,最后还是田单守住即墨、莒、聊三城,六年以后,打败燕军,尽复七十余城。从上述情况看,在战国中后期,齐国的城市经济已相当发达了。汉初达十万户的临菑,从考古工作对其遗址的考察看,其故城包括外城和内城两部分,总的面积达三十余平方公里,城市的规模相当大。可见从战国到秦汉,临菑一直是齐地,也就是今天山东地区的经济中心。战国时各国的都城,《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其商业活动,都有所言及。若“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至于苏州,“吴自阖庐、春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从《史记·货殖列传》的这些记载看,战国时各国的都城,都同时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是一个区域商业交换的中心。要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啊!

  二、古代都市之机构设置及其坊市管理

  市的设置既然在都城,在官府的眼皮底下,有管理市易的衙门,那自然有官吏来管理市场的交易行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管辖京城的官员在秦时称内史,汉景帝时分为左右内史,武帝时右内史更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京兆尹下属管理市场的有长安市令丞,左冯翊下属管理长安四市,四长丞。《汉书·食货志》称王莽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这一段文字讲的是王莽改制,大体亦可见原来在汉时,长安的东、西市皆设令丞,洛阳、邯郸、临菑、宛皆设市长。汉代的几个大城市都专门设有管理市场交易的官员和衙门,实际上不仅这几个大城市设有专门管理市场交易的官员,郡县亦设有管理市场交易的官员。

  唐代两京市署属太府寺管辖,《唐六典》卷二十,大府寺,有一条专门记载“两京诸市署”的条目,为什么说两京,因为中国古代首都的建制有两京制的传统,即首都与陪都两京,如西周都镐,同时又营建洛邑;西汉都长安,同时又以洛阳为陪都;唐代都长安,又以洛阳为陪都。故《唐六典》有两京诸市曹的条目,唐代在京师有东、西市,东都洛阳有南、北市,共四署,都属常设。另有不常设的,如在东都,武则天曾设过西市;在京师,高宗时一度在安善坊设过中市,皆主口马交易;玄宗时,在威远营置南市,华清宫置北市。这些都是即置即废,时间不久。此外,在州县亦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唐代前期的市易大体还停留在坊市的阶段,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二者不能混同,唐与汉制变化不大。在中唐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坊市的格局才逐渐被突破。《唐六典》两京诸市署条目的本注,叙述了先秦至唐前期市署的沿革,具体是从《周礼》说起,《周礼》这本书应是汉初儒生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加以儒家理想化的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它与实际存在的状况有一段距离。《周礼》中司市属地官,设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属官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暴、司稽、肆长,都属于管市场的官员。汉代在长安分别在京兆尹及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设有市署,其长官有市长与丞,后汉在洛阳的河南尹下属亦设有市长与令,魏晋因东汉、东晋及宋、齐在丹阳下有属官市长、丞,梁则改隶太府,陈因梁制。北魏在京邑亦设市令,北齐由司州牧领东西市署令丞,后周设有司市下大夫,是仿《周礼》的建制。隋有司农寺统京市令丞,炀帝时改京市,隶太府寺,京师的东市称“都令”,西市称“利人”,东都的东市称“丰都”,南市称“大同”,北市称“通远”。唐承隋制,在长安设东、西、南三市。从这个沿革可以知道,自汉至唐,在京师都设有市署,其长官为长与丞,其隶属关系有一点变化,一般属于京师管辖,亦有归中央大府寺或司农寺管辖,市署的属性没有变,其长官都是市长与丞。

  市署的长官如何行使和管理市场商人的交易行为,在汉代缺少具体的记载,在《周礼》中有一比较繁琐的设计,这固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多少亦有现实生活的反映。司市的长官是下大夫,他的职掌是负责全市场的管理和刑、政事务,按照货物交易的种类,划分各自市肆的地段,奴婢和牛马的买卖,要立文书作为信用的凭证,以及管理度量衡和商品的价格,规定交易的时限。中午为百姓交易的时间,早市是商贾间交易的时间,夕市是贩夫走卒交易的时间。一个市场交易区域的面积,在汉代相当于二个闾里,在唐代相当于二个坊,这中间划分为二十个肆,每个肆都有专门的商品交易。卖酒的称酒肆,也就是当今的餐饮业,它都集中于某一街区,亦即相当于那时的肆。肆有肆长,总管各个街区的称胥师,肆长的职务是把品类相近的商铺就近排列,以便于交易和管理。贾师是负责管理物价的,司暴与司稽是负责坊内治安和暴力事件的,质人是管理市场交易书契的,廛人是管理邸舍和仓储的,司门是负责启闭市门的,司关是管理货物出入的,此外还有负责征收交易之税收的。

  唐代市署令丞职掌的规定便比较具体而细致了,它规定各市署令、丞的职掌是管理百姓交易方面的事务,如规定店肆门前要建树标志,筑土为候,这在今天便是招牌,要标明店名和商品的名称,店肆内要按不同类别陈列商品,在度量衡器上,计算重量的用秤和秤杆上的分格来显示重量,测量容积的斗要用概来刮平计量商品的容积。《唐律疏议·杂律》中便规定“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在商品的价格上,按品位分上、中、下三等来论价,凡是与官府的交易及赃物都以中等的价格进行交易,制作和交易弓矢、长刀这一类兵器,官府要立出样品,便于买主对照,每件兵器必须打上制作工匠的姓名,然后才能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凡发现有假冒或伪劣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要没收入官,短斤缺量的可以退还原主。《唐律疏议·杂律》还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凡是买卖双方不是自愿,而是一方榷固另一方的行为(榷是说一方专横得利,固是说一方霸占市场),以及同夥串通,轮番抬压,硬性限定一种价格(是说卖物时,用次货抬成高价,买物时,把好货压成低价。还有叫同夥,在一旁充卖主或买主,起哄抬压价格,借此为自己谋取暴利),都一律禁止。所谓参市,是说有同夥在一旁抬高或压低价格,以惑乱交易的另一方。《唐律疏议》上亦有与此相关的解释和处置的规定。此外对于扰乱市场秩序,因而伤人者,《唐律疏议》在杂律下亦有具体规定。

  我们可以比较《周礼》上的一些规定与唐代的规定,那么唐代则更具体而贴近实际了,它反映了市场交易还是不断有所进步的。如果我们参照《唐律疏议》及唐代的文人笔记,那么唐时的市场交易状况比之于汉代,有明显的进步,对交易中问题的思考亦更前进一步,尽管唐代前期的市场交易还停留在坊市制的发展阶段。唐长安街的外廓南北有十四街,东西有十一街,总共有一百零八坊,每坊皆开四门,各东西二门,以供出入,坊的围墙不能沿街开门,一切商业贸易都集中在东西二市,晚间坊市的出入有严格的宵禁制度。到中唐以后,随着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逐渐有所突破。在唐文宗时,坊门的开闭,就比较自由了。武宗时已出现夜市,已有手工业者居住于坊。在京师以外州郡的市场活动更是广泛超越了坊市制的限制,如扬州早就有夜市了,在当时文人笔下,楚州有“千竹夜市喧”,苏州有“夜市卖凌藕”,广州有“蛮声喧夜市”。唐人郑熊在《番禹杂记》中说:“海边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各得异物。”(见《说郛》卷四引)这说明市场交易的时间限制,在中唐以后不断受到突破,发展最为迅速的还是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餐饮业。《唐国史补》讲到唐德宗时,长安“两市日有礼席,举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这是讲餐饮业可以带了食料锅碗等器物去主人家操办三五百人的酒席,足见餐饮业的规模了。唐人段式在《酉阳杂俎·前席·酒食》中说:“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㵸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列举了各种著名的熟食,说明当时已具备一个广阔的饮食市场。又若《会昌解颐录》讲到有一个制蜡烛起家的窦义,他在京师的西市买了一个垃圾场,在中间立标、树旗,搞了一个煎饼摊,让儿童拾瓦砾击旗帜,击中者给以煎饼,附近的儿童皆去丢瓦砾,换饼吃,不久便把垃圾场地给平整了,他在那里造起店面二十间,出租以后,日取租金数千钱。这说明当时西市的人口相当密集,来往的商人很多,否则哪来这么多儿童,怎么会很快有人租赁其店铺呢?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其交易时间根据饮食的需要,那当然要突破坊市贸易关于交易时间的限制,而餐饮业的发展是以商业贸易繁荣为前提的。另一个变化是打破坊市贸易区域的限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市场管理,注意到交易的公平和公正了,禁止商贾的榷固,便是为保障贸易的公平、公正和自由,而垄断、欺诈、专横都在贸易禁止之列。这些现象都说明到了唐代,市场和商业的交易较之于汉代有较大的发展了。

  三、唐代坊市商业活动的状态及规模

  唐代京师与东都的行业,据《长安志》记载,京师的东市有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的商业要盛于东市。东都据《河南志》记载,唐时的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已突破了每市二十肆的规模了。市的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可见市场相当繁荣。具体的行业,见于史著的有肉行、衣行、绢行、铁行、面行、米行、秤行、药行等。在各个行业内都有经纪人,行业内的交易有行话交谈,外人无法知晓。诸行的内部有行头、牙人、行东、师傅、帮工、学徒之类的职务,这些在唐宋的传奇小说中亦有反映,如安禄山、史思明二人年轻时便曾都是互市的牙郎,行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关系。

  坊市与草市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坊市不如草市灵活方便,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类似后之庙市,商贩在指定场所赶集。刘禹锡在元和二年写了一篇《观市》,起因是沅水以南久旱,唐代沅江属岳州,江水东入洞庭湖,那一年由于久旱不雨,沅水不足,故郡守迁市于“城门之逵”,逵即城门口的交通要道,刘禹锡有机会参观了这次市集的热闹场面,对市场上各类人物的面貌,描述颇为细致,今录其文于下:

  “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按:目前城管也应为小商小贩在交通要道与人流繁忙的地段预留一些空间,因为只有人流繁忙的地段,才有繁忙的商业活动。)其左右前后,班间错跱,如在阓之制。其列区榜,揭价名物,参外夷之货焉。马牛有綷,私属有闲,在巾笥者织文及素焉,在几阁者彫彤及质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细焉。业于饔者列饔饎(指熟食和酒水),陈䴵饵而苾(指香气扑鼻)然,业于酒者举酒旗涤杯盂而泽然,鼓刀之人设高俎解豕羊而赫然。华实之毛,畋渔之生,交蜚走,错水陆,群状夥名,入隧而分,韫藏而待贾者,负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时者,奇赢以游者,坐贾颙颙,行贾遑遑,利心中惊,贪目不瞬。(按:这里各种商贩在利益驱动下惶惶然的心态皆活龙活现于字里行间。)于是质剂之曹,较固之伦,合彼此而腾跃之。冒良苦之巧言,斁量衡于险手,秒忽之差,鼓舌伧佇,诋欺相高,诡态橫出。鼓嚣譁,坌烟埃,奋羶腥,叠巾屦,啮而合之,异致同归。(按:这里充分显现了卖家之间竞争和买卖双方种种勾心斗角的形象。)鸡鸣而争赴,日中而骈阗,万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阳光西徂,幅员不移,径术如初。中无求隙地俱,唯守犬鸟乌,乐得腐余。是日倚衡而阅之,感其盈虚之相寻也速,故著于篇云。”

  《周易》之《系辞下》有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刘禹锡在文中叙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更加具体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各类人物在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市肆上各种商品的陈列,酒店和餐饮业的兴隆,各种熟食及饼饵的陈列,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心理状态,各种形象纤毫毕现,从鸡鸣争赴到阳光西徂的整个过程,交易结束以后,只留下野犬在那儿享受腐余。这一类在交通要道上庙市的兴隆,说明唐代不仅京师、东都等大城市有坊市的设置,即使如沅江这样的小城市,也有坊市的建置,同时它又反衬了坊市对市场交易的束缚,说明市场最终会冲破坊市的约束。刘禹锡这篇文字反映了士大夫对市场还是抱着一种讥讽的笔调,全文的第一句话是“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礼》有焉”,反映了那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市场交易的生活还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一年也正是刘禹锡遭受贬斥的时候,这个文章亦有借市肆喧嚣溷杂之状以讥讽朝士之争夺如商贾一般。在古代士大夫与商人之间有明确的身份上的界线,士大夫是不能进入市肆的,官员与商人不能兼有两重身份,不仅对个人是如此,对整个家族也是如此。以当今而言,为官不是为妻儿老小们借机生财有道,而是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谋福利,这也是考察为官者是否清廉的一个重要标准。

  刘禹锡这篇短文,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所由参加市场交易的成员都有原始的利益驱动,因此而出现各种欺诈现象。可见市场上利己是本能,满足他方的要求,是被迫的,所以需要有第三方的监管。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那是以双方共同遵守协议为基础的,至于市场能自然通过无数交易,达成供需的平衡,交易双方的平等,那也许只能是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空想,真能那样的话,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哪来那么多的经济危机呢?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呢?如果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者,与交易的某一方穿一条裤子,必然导致交易平台的坍塌以及监管信誉的丧失和交易平台的重组。

  四、古代士农工商身份的区划及游走于官商之间的几个历史人物

  中国古代的商人,《管子·小匡》有管仲对齐桓公的一番议论,其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还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士农工商四者各有分工,农、工是生产部门,商是流通部门,士是行政管理部门,所谓“国之石民”,是指这四者都是国之柱石,缺一不可。四者不能杂处,否则的话,议论与办事皆会乱了规矩。从历史事实看,在古代为官与为商有区分,但还不是泾渭分明。孔子的弟子子贡,学的是言语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他善于做外交和说客,“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周游五国,孟子周游列国,故毛泽东同志曾把他们列为纵横家的先声。先秦诸子的观念有时互有联系。子贡才能的另一方面,是“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按:此言子贡会囤积货物,买贱卖贵以贸利),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货殖列传》称:“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由此可知子贡一面出使,游说于诸侯之间,一面还转货贸易,家累千金,故在孔子弟子中,子贡是最富的。但不能以富而骄于人,孔子弟子中原宪是很穷困的,“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他是言语出身的,最终以失言为过,但他毕竟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经商只是他的副业。尽管孔子总是批评子贡,但子贡仍忠诚于孔子的思想,他评价孔子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孔子晚年曾喟然长叹:“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临终前,想到的还是子贡,“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去世以后,诸弟子服丧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这些记载都说明子贡是一个亦儒亦商的人,既会理财,但没有理性经济人那种唯利是图的气息,仍然保持着儒生的神韵。为人要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明代的徽商有一点这方面的气息,他们一面在外经商,一面在家乡崇尚儒学,为人还注意基本的伦理关系。要懂得人与人相互关系是多重的,人的角色和地位也是多重的,如果把所有人际关系都较于利益,那么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怨恨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春秋末另一个亦官亦商的人物便是范蠡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史记·货殖列传》谓:“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君子谋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也就是计然之策,经商要选准地理位置,要使自己处于交通的枢纽。陶,谓山东济阴之定陶,当时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之中心。与时逐,谓逐时而居货,随时而逐利,那就是计然所言之“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也就是根据市场行情的起落决定商品的去留,促使货币的周转,贵卖,贱买,使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像水流一样畅通无阻。再说贸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那要选择对象,相互要讲信用,你不负于人,人亦不负于你。善于经营的人,既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要注意商品流转的时令。最终对财富要懂得聚散之道,有聚有散,才能长盛不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讲范蠡二个儿子的事,也是讲对财富必须既懂得聚,也要懂得散,不懂得散,那么财富对自己的子孙反而是祸害,“富不过三代”是客观生活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如果自己不懂得主动去散,那么子孙也会被动而且败家地散。这世上的财富没有只聚不散的道理,自己主动去处理好财富之聚与散,实际上是为自己子孙后代积德积福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非常辩证地对待财富的科学观念。在现代生活中,那些资本家搞一点慈善事业,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找财富由聚而散的比较合理的途径,这个办法是否真好,是否能散得合理,是否能正确解决财富之聚散的问题,那可是要看你如何具体去做的。财富的聚与散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富国何以招怨而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其道理也在于此。一个富人如果只知守财的话,那岂不成为“守财奴”了吗?如果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面目就显得非常狰狞可怖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我赞成恐怖主义袭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应该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否则的话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战国时另一个最典型的商人便是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战国时属韩,他经商则在赵国的邯郸。《战国策》的秦策五讲到,“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 异人即后来的秦庄襄王子楚,吕不韦出身于阳翟,在邯郸是一个富商大贾应无疑问,否则他怎么能拿出那么多财富来安置异人呢?又哪来那么多钱去贿赂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战国策》中吕不韦与其父亲那一段对话找不到旁证,《史记·货殖列传》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商人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工这二项,在这一句之上,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的积叠也是役属子民的一个工具,那什么人有力量役属子民呢?那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诸侯王了。故在阳翟大贾的心目中,帮助子楚成为接班人,那当然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了。吕不韦父子之间这段对话,也符合当时投机商人的心理。《史记·吕不韦列传》讲到子楚为质于赵,“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那就是把国家权力的交接视为投资的对象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叙述了吕不韦与子楚二人商谈这笔交易的过程,其云:

  “(吕不韦)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从子楚与吕不韦二人的对话过程来看,他们是把谋取秦国王权接班人的地位作为一笔交易来看,交易成了,与吕不韦分享秦国。这个子楚后来便是秦国的庄襄王,吕不韦与子楚这笔交易是做成了的,子楚即位成为庄襄王以后,便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吕不韦作为丞相,在秦国执政十三年,至秦始皇十年败亡。吕不韦这笔交易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并没有达到“泽可以遗世”的目的。吕不韦通过权谋的交易进入权力核心,而权力的运作与市场上商品的交易完全是不同的二回事,权力具有排他性,子楚能容许吕不韦为丞相以执掌权力,秦始皇成人以后,就不可能允许吕不韦与之共享权力了。吕不韦进入权力圈子以后不再言商,他主持组织的一部《吕氏春秋》也没能专门去谈市场和商业贸易方面的问题。从历史看,权钱交易的结果都不好,商人进入权力中心,很少能有善终者。反之官员与商人相结者,一般也很难逃脱成为贪官污吏的结局。汉武帝时一个进入权力核心的商人桑弘羊,最终不也是被霍光处置了吗?

  五、中国古代原始的经济思想

  在春秋与战国时期政商之间这条界线,还不是很清晰,如子贡、范蠡,都还横跨政商二界,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比较高,如白圭,也是横跨政商以论其学,他既讲治国之道,也讲治生之理,他说:“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这是讲国家的治理,必须农商兼顾。“末病则财不出”,末是指商人,财富的结集还得靠商人。“农病则草不辟”,是指生产则靠农民的辛苦劳动。发展市场,繁荣商业,搞活经济,但不能侵害农民利益,如果放手让资本侵袭农业,进入乡村,土地得以买卖的话,其结果必然是贫富二极分化,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白圭与董仲舒的话还是有相当道理,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还得农民说了算,切实维护农民在土地上的切身利益,而不是维护资本的需要。这些年,我们有那么多农民的上访,还不就是为了资本侵犯了农民耕种土地与居住的权利。让农民在城市上楼是有条件的,要稳定地解决好农民就业和收入,处理好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使他们安心在城市住上楼房。否则的话住了楼房而丢了生计,农民还是要闹事的。上访还是最文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点也被堵死的话,农民也可能“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的啊!许多社会治安问题,还得思考这些问题背后那些违法犯罪者正常生计的道路在哪儿啊!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还得有给出路的政策,才能治本,否则的话,只能是治标。

  关于经商,白圭也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罚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经商也得讲谋略和勇敢,能取也要能予,才能做到能聚也能散,聚散二得其宜,既是能人,也是仁人,聚而不知散,最终还只是一个守财奴而已,不好的结局或及于其身,或及于其子孙。他还说:“欲长钱,取下谷(指谷贱时要收购);长石斗,取上种(指增产要有良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史记·货殖列传》)一个好的商人自身是非常节俭的,我年轻时,听周予同老师讲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老人,他用信封寄信时,总是用旧信封拆了,反过来再用一次,而对他的伙计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则非常宽松,悉心与他们同甘共苦,惟其如此,才能同心同德干出一番事业来。西方的亚当斯密不仅在《国富论》讲了理性经济人极端利己主义的假设,还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在伦理学上他可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利他,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如果你手上的商品对他人无益,谁会与你交易呢?损人者最终的结果是伤害自己。这些话看起来似很平常,但亦还是商人日常经商必须注意的事项。从战国到秦出了一批有名的商人,若“猗顿用盬盐起”,这个猗顿,传说是鲁国的穷士,向陶朱公请教致富之法,之后用了十年时间,靠河东池盐起家,最终“赀拟王公”,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始皇为什么看重乌氏倮呢?因为马匹是秦始皇需要的。接下来是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为此感慨地说:“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他们在个人品德上总还有突出的表现吧。商人在谋利的过程中,还得行己有德,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才能事业有成,不仅仅是利益上的算计。

  六、子钱家是中国古代的高利贷资本

  与商业资本相伴的是高利贷资本,在战国时期的高利贷活动,最典型案例当为孟尝君在薛放债的事。薛,在今山东滕县南,战国时高利贷者称为“子钱家”或“称贷家”,借贷时以竹木制成券作为凭证,卷上书写借贷双方的姓名、贷款的数目及利息和日期,这个券一剖为二,债权人操右券,债务人操左券,契约式一式二份,各持一份,偿还及追讨利息时要合券。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齐湣王时封于薛,《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其事云: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於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原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从这里可以知道,冯驩这次去薛,还收了十万利息,焚券的事,只是对贫而无法还本付息的坏账加以吊销而已,能付息者,则约定付息的日期。这是一项清理坏账的经常性事务,其他债务还是照旧要算账的。《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事后二人的对话: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这件事冯驩的做法是对的,既然已是无法收回的坏账,不如早日注销,这样反而可以收揽人心,这件事债务人与债权人双方都是受益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的结尾有一段评论,其云: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看来此事司马迁亲自作过社会调查,孟尝君好客,鸡鸣狗盗皆入其幕下,此事属实。一般讲,薛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中心地带,自然成为商业资本活跃的地区,而商业资本的活跃,亦必然带动高利贷资本。孟尝君以封君为高利贷,借助于他的政治势力,而三千食客起的作用,其本质是把一批流氓无产者、城市贫民只能够桀骜不驯者招揽在自己周围。战国四公子都有这个特点,这样一些人物的聚集,其社会影响带有双重性,处理得好,它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它会成为黑恶势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那样的话,孟尝君这一类人物便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和后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能多少见到其影子,特别在四川这些地区,历来是哥老会活动的传统地区,其社会影响迄今犹存。再者,银行正规的信贷事业,没有为农村需求服务,而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有信贷的需要,那样的话传统的钱会势必存在,那么民间变相的高利贷还是有活动的余地,故它会成为社会动荡、引起局部性“地震”的重要因素。从冯驩烧债券这件事,告诉我们,银行过一段时期清理坏账的事,还是有必要去做,这不是为了鼓励老赖,之所以赖账,要分析其各种具体原因,根据不同情况有区别地进行处理,我们总应该比冯驩做得更好一些吧!

  战国秦汉时的利率,一般在年息百分之二十,《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本富是以农工生产致富者,末富是指商业资本致富者,而姦富是指高利贷者。《货殖列传》另有一案例,谓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在正常情况下,年息为百分之二十,这时“其息什之”,那么年息在百分之二百了,那真是高利贷了。故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甚至那些王公贵族们,一旦他们因紧迫的现金需要而借支高利贷时,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就成了铁石心肠的吸血鬼。故孟尝君让冯驩收取债息时,能焚无力偿债和债息者的债券,是少见的,所以司马迁才会不惜笔墨记载此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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