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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方资料看中国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的失败

胡德坤 · 2015-06-12 ·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本文运用日方资料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日本人残酷的“治安战”打击下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一次次历尽劫难,重新发展壮大,最终战胜日本人的历史。

 

 

中国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的失败

胡德坤

 

 

  【内容提要】中国敌后战场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按照中国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国情而开辟的。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就将其视为心腹之患,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实施了置之死地的灭绝政策,频频发动“治安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并成为中国对日作战和反攻的重要一翼,致使日本的“治安战”遭到彻底失败。

  关键词:中共敌后战场   抗战   日本“治安战”   失败

 

  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1]解放区战场即中国敌后战场,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按照中国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国情而开辟的。具体而言,敌后战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日本占领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战场自开辟后,日军就频频发动“治安战”。敌后战场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它标志着日本“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对中共敌后战场的“治安战”,由于资料的局限,在日本,只有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出版过《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和《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两本专著;在中国,研究中国敌后战场抗战的著作和论文数量虽然很多,但尚未见到从日本“治安战”的角度研究中国敌后战场抗战的著作,相关论文亦甚寥寥。本文力图运用日方资料就这一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1937年9月至1940年底,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中共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

  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25日,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立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的电文中指出,红军在华北会战中“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2]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电文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3]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的电文中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4]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论持久战》两部名著,他在书中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和优点,即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来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37年底开始,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山西迅速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共在敌后的抗战,从一开始便被日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中共紧紧依靠群众,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座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正作战”。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由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线南下,与第十一军相呼应夹击武汉。后来考虑到华北地区“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而放弃了这一计划。[5]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于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经过“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战时月报资料》中透露,截止10月末,曾设想通过武汉及山西北部作战来改善华北治安,但与此相反,却出现了得到民众支持的共产党越来越发展的趋向。在山西,由于日军进行了五台山作战,山西北部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虽改变了地方,但其活动仍顽强地持续着。在河北,平汉线东侧的共产党军队以南宫附近为根据地,努力争取民众并进行武装工作。在山东,共产党派遣许多人潜入山东省各县,联络当地武装,努力进行“赤化”工作。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6]从这些史料可见,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占领区维护“治安”的一大威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指出:“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按照这一总方针,规定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地区。“对占领地区的政策,应把治安第一作为当前的目标”,“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7]这就意味着敌后战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主要目标。

  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治安肃正要纲》决定,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1月到5月,第二期6月到9月,第三期10月到次年3月。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被击溃。经过第二期“肃正作战”,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由于中共在敌后开展的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常常是无功而返。据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回忆,在五台山作战中:“曾认为可以逐步摸清情况,但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建有根据地,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如坠云雾,是无法捉摸的作战。”[8]日军第一一零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华北第一一零师团的治安肃正》中指出,在“管区内,最棘手的是冀西及冀中军区的中共军队”,“中共军队的行动轻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灭甚难,甚至(日军)还经常遭到中共军队的伏击”。[9]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中指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0]为此,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负责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第十三军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的9个师团、第十三军的4个师团主要任务是在华北、华中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一军的4个师团只起战略牵制作用,只有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主要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11]即是说,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主要兵力是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治安战”达17457次。[12]经过日军的“肃正作战”,八路军的力量反而增强了。1939年12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认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共产党组织也深入到了通县、黄村(大兴)县的民众之中。在山东方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更为剧烈。山西、河北的共产党军队,以前的行动目的是扰乱我后方,消耗我战力,牵制我兵力,乘机进行游击战争”,“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为此,加强情报收集,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13]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特别提醒与会者:“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任务。”[14]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这样记载: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是成立新中央政权(指汪精卫伪政权)的一大障碍”。[15]

  1940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4月至9月,第二期是10月以后。根据两期作战设想,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规定治安作战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继而又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纲》中指出,“将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一是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地区,尤其是冀中地区;二是对在晋北的中共军队实施彻底的“剿灭作战”,并实施晋南作战。[16]3月1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正判少将在兵团参谋长会议上强调:“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特别要指向共军,使其溃灭。”[17]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虽然比较容易击破重庆政府军队,但中共军队采取退避分散战法,捕捉击灭极其困难”,“中共组织民众,实施扩军工作,滚雪球式地扩大党和军队势力”。[18]这表明,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军事作战重点指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经过日军多次“肃正作战”,八路军不仅没有被击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更使日本惊恐不安的是,1940年8月,八路军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上半年,日本加紧了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中国出现了一股投降暗流。为阻止投降暗流,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在华北一带的共产党军队,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了奇袭……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19]井陉煤矿的受损给日本以极大打击,因为“井陉煤炭是炼钢用煤,当时是满洲鞍山制铁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重要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20]9月22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次攻击,华北日本占领区再次遭受打击。据统计,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打死打伤日军3383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21]一时间,日本华北占领区电信中断,交通瘫痪。“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遏制了中国的投降暗流,但也同时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将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

  为强化“治安战”,8月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第二期肃正建设要纲及实施要领》,认为“自前年以来,尽管集中了华北方面军的所有施策,努力剿灭中共势力,但中共势力却日益增大,扩大到华北全境。因此,今后要找到共产党军队的组织和根据地,集中统一实施我军事、政治的各种策略,努力迅速剿灭之”。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22]1940年度,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内进行“治安战”达20123次,远高于1939年度的17457次。[23]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决定“到1941年秋,继续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其间,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在这一时期内,“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即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将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作为当前对华政策的两大内容,其中重点是进行“治安战”,“治安战”的主战场放在华北。为此,决定从华中抽出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华北方面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认为,这一措施是为了使华北“治安”得到划时代的提高。[24]由此表明,百团大战后,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

  上述可见,自1937至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新战场,从日军后方打击日军,并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亿人,抗日武装正规军达50万人。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当局便将对华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把以前的“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决定,“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作战,迅速恢复治安”。[25]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的主要事项》中,又进一步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26]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势力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我方仅仅用军事力量是镇压不了的,必须发挥多方面的综合策略”,“针对百团大战所进行的扫荡作战,仅仅是追散了中共军队,几乎没有取得歼灭的成果,无功而返。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退避战法,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就像追赶苍蝇一样,武力讨伐效果极差。”[27]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解放区的“围剿”策略有了新的变化,即进行“总体战”,改变了以往对八路军的击溃战,采用了歼灭战,并加强了经济封锁。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28]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按照总体战的战略要求,日军在敌后根据地周围挖掘封锁沟,以切断八路军同群众的联系,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从1941年春开始,华北日军倾巢而出,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总体战”。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其中主要有:第一,对敌斗争。毛泽东指出:“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29]各抗日根据地在同日军的“治安战”中,努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保卫根据地。第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党更加团结,更具有战斗力。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面对日军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一致,自己动手,垦荒种地,共渡难关。第四,建立“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调动了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第五,减租减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第六,精兵简政。中共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使各级政府变得精干起来。这些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变得更有战斗力,更能适应“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体战”的主要内容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作战,主要目标是歼灭八路军,摧毁根据地。如1941年7月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歼灭晋察冀边区之敌———共产党军队,消灭其根据地,以封锁来破坏其自给自足能力,使该地区共产党势力消耗枯竭”。为达其目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将部队划分为“封锁兵团”和“进攻兵团”两部分。“封锁兵团”的任务是“随着作战的开始,切断同敌人地区的一切交流,防止敌人逃脱,歼灭侥幸逃出之敌”。“进攻兵团”的任务是“在各作战地区内的重要地方派驻所需兵力,对潜伏在山区内游动的敌匪,或急袭捕捉,或追踪歼灭,对便衣化之敌进行清除剿灭,对敌人的设施资材进行销毁或搬走,努力破坏其战力”。同时,日军还进行宣传战,妄图使中共党军分裂、党群分离,让中共中央对扎根华北感到绝望。[30]经过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八路军急剧减员,但根据地并未被摧垮。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管对华战争是否结束都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集中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当局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夏秋季对华作战,举全国之力制造解决中国事变的机会”。[31]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9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中指出:“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进行经济封锁,促进物资的生产流通,强化我战力和经济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32]日军这一时期“扫荡”作战的显著特点是构筑封锁沟。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解释说,日军构筑封锁沟这一措施,是仿照中国历史上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的方法,企图在敌后根据地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封锁沟),以阻止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在京汉线两侧1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长500公里的封锁沟,同中共军队的根据地相隔绝,使冀中、冀南的物资不能进入根据地,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33]在构筑封锁沟的基础上,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拉网式“扫荡”作战,即以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队,互相呼应,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像收网一样压缩包围圈,企图歼灭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34]这种筑构封锁沟加拉网式作战,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妄图把中国变为其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35]根据这一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1941年12月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各兵团司令会议上要求,“振奋士气,促进治安肃正”。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为了把华北变成南进兵站,“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他要求在华北将“治安战”放在第一位,达到“提高治安,获得重要的国防资源,军队现地自给”的目的,使日本华北占领区起到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作用。[36]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华作战,尤其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

  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平均每天作战50—60次之多。[37]同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肃正作战”,在军事上采用“双重包围”、“急袭包围”、“分进包围”等战术,企图将八路军“一网打尽”;同时,对根据地继续实施“灭绝作战”,捣毁设施,烧毁物资。[38]4月,发动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再次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残酷的“扫荡”作战。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在冀中。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认为:“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是中共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冀中对于农产品贫乏的北部太行山中共根据地来说,是培育战力之源。所以,斩断(中共太行山根据地扎)在冀中的根,也是很大的成果。”[39]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作战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共产党军队主力,实施突袭、包围作战,灭绝其根据地”。[40]在作战开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铁路及主要交通线两侧构筑封锁沟达3900公里,设置军事据点1300个。沿平汉以西地区山麓,构筑了高2米、宽1米、长达数百公里的石墙。从1至4月,日军对冀中进行不间断作战达2025次。[41]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5个多师团的庞大兵力,使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企图歼灭冀中八路军主力。同时,实施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毁灭冀中根据地。从5月1日至6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三期“扫荡”作战,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洗劫一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仍在坚持战斗,根据地依然存在。日军在总结这次“扫荡”作战时承认:“中共军队在根据地深入进行民众工作,巧妙地在民众中建立了侦察网,能迅速察觉日军的动向,及早回避转移。同时,八路军由于熟悉地理情况而富于机动性,他们利用凹道、间道、暗道等,神出鬼没,巧妙地集散离合。”“一阵风似的讨伐未能捕捉敌人”。[42]

  1942年6月,日本大本营计划于1943年春在中国发动四川作战(即五号作战)。在制订这一计划时,立案人极为担心占领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43]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上奏中指出,由于缺乏增援兵力和物资,“中国派遣军只能按照当前的任务进行作战,特别要努力提高占领区内的治安”。[44]1942年下半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仍以“肃正作战”和封锁战相结合,对中共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作战。6月11日,日本大本营在给其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501号》中,要求“强化对敌封锁,使敌人的抗战力衰竭”。这一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某一地区进行重点“扫荡”。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敌后根据地构筑立体封锁网,即在占领区周围构筑封锁线,在占领区内对中共根据地构筑隔离地带,在城市周边、铁路、水路、交通要道设置物资流动限制线,在重要地点设置检查站,切断物资向敌后根据地流通的一切渠道等等。[45]日军强迫数十万劳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周围修建了蜘蛛网式的封锁沟,企图困死敌后抗日军民。据记载,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860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4。[46]

  自1940年百团大战到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绝对精良的装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作战,使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蒙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缩小了,中共党员和八路军人数大大减少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严重匮乏。但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依然屹立在日军背后。

  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自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就挺进长江下游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于是,驻守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的日本第十三军,向华中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和“清乡”作战。1940年9月4日至17日,日本第十三军向江北泰兴三河地区新四军发动了“扫荡”作战。1941年2月16日至3月13日,日本第十三军向苏北地区发动“扫荡”作战,据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日记记载,经过这次“扫荡”作战,国民政府军队被击溃,但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在国民政府军队退出地区得到了发展,控制了盐产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47]1941年3月1日至18日,日本第十三军进行“淮南作战”,新四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正如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所言,这种“一时的讨伐”,“起不到破坏已潜入地下的敌人组织的作用”。于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企图改变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只进行单一的“军事讨伐”方式,仿效曾国藩“平叛作战”和蒋介石“剿共作战”的方式,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式,即先由日军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作战,再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进行“清乡”,建立伪政权,遏制中共势力的发展。1941年7月1日,日汪军队对常熟、苏州、昆山、太仓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在其周围构筑了130公里长的隔离墙,设置了40—50个检查所,由于新四军及时撤离,日军便在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建立保甲制度,扶植伪政权。1941年9月,日汪军队对无锡、江阴、常熟、吴江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二期“清乡”,由于未找到新四军,便在该地区建立保甲制度,设置了4个伪特别公署。[48]1942年1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苏州、嘉兴之间的地区进行“扫荡”作战。2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南侧地区开始了第三次“清乡”,这次“清乡”的目的是确保以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49]1942年9月1日,华中日伪军向南京和常州之间的地区,发动了第四次“清乡”,到年底,“清乡”已扩展到沪宁杭地区。到1943年底,“清乡”宣告结束,其主要原因是“清乡”未达到预期目标。当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调查团在《清乡工作报告书》中写道:新四军对“清乡”早已预知,在隔离墙建成之前,已从第一期“清乡”地区转移,因此,从第一期开始,日军就未找到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当新四军主力退出“清乡”圈外后,其行政机关活动虽一度停止,“但派出许多工作人员潜回原地区,秘密煽动民众进行抵抗,妨碍我方的政治、经济、文教工作”。在“清乡”圈外的新四军,总在窥伺着回师的机会,策动汪精卫军队反水,待日军退出后,正式开展反“清乡”斗争。“清乡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将来的祸根,不管各方面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解决的”。[50]从这一调查报告可见,日伪军在华中地区的“清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总之,1941—1942年,日本中国派遣军调集重兵,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与“清乡”作战,企图一举歼灭中共军队。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在抵抗日军的“治安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但是,敌后战场没有被摧毁,依然屹立在日本占领区。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解放区。2月27日,日本大本营制订的《昭和18年度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依然继续保持对敌压迫之势,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企图,使其衰亡。”又具体指出“期待现占领地区的安定,使主要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围的稳定得到划时代的提高”。[51]表明在华日军的主要任务仍是为确保占领区而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参谋总长访华恳谈资料》中指出,1943年,“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特别是要划时代地提高主要的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尤其重视对中共的“治安战”,认为虽然经过了1941—1942年的大“扫荡”,但中共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又再度兴起。1943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活中指出:“让中共溃灭仅仅是粉碎其武装力量是不够的”,现在,“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他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52]在华中,自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后,新四军立即进入日军新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占领区“治安恶化”。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转入战略守势,对华作战兵力吃紧。为了维护对日本占领区内的“治安战”,日本当局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配合日军进行“治安战”。事实上,汪伪政府是受到日本操纵的汉奸傀儡政权,其力量极其有限,无力改变战争态势。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陆军)中央知道国府(汪伪政权)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上策。”[53]第二,设置“华北特别警备队”。1943年5月中下旬,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在华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其“有效的对策”是“扩充特务战机构”。[54]1943年9月,日本在华北设置了“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企图用特务“秘密战”来对付解放区的游击战。“北特警”的成立,一度给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造成了新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紧紧依靠群众,有效地制止了“北特警”的破坏活动。据“北特警”的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回忆,由于中共游击战得到“群众协助”,所以,实施“秘密战”“极为困难”。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后来在回忆中也承认,对成立“北特警”,“华北方面军曾寄予了希望,但其效果却相反”。[55]

  1943年,日本当局仍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为军事作战重点。在华北,1943年4月18日至5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春季作战。据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记中记载:“冀西地区是山岳地带,多是未开发的错纵复杂之地,部队前进道路自然受到限制,行动也多受限制。但中共军队通晓附近地形,民众也完全处于其控制下,退却隐蔽容易。日军即使设置了对角清剿网,也因网眼过大,使大鱼逃脱。因此,虽然对该地区每年都实施讨伐作战,但从总体上看,同敌人交战或捕捉的机会却极罕见。”[56]同年4月20日至5月22日,7月10日至3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两次太行作战。日军承认,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回避正面交战,在短时间内捕捉甚难,没取得大的战果。9月16日至12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作战,冀西地区的八路

  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尤其是使用地雷战,击退了日军的“扫荡”。指挥这次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对日军的战术很有研究,在作战前半期避我锐气,巧妙攻击我弱点,日军吃了苦头”,“敌方士气旺盛。中共军队虽然由于精兵简政,减少了人员,不能积极行动,但兵器火药的制造有进步,自卫队、游击基干队等显著加强,战斗意志旺盛。中共努力进行农业增产,开垦河边荒地,军民共同垦荒,关系紧密。”[57]在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还进行了冀东地区秋季和冬季作战、鲁中地区作战等。这些作战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新的困难,但同1941—1942年的大“扫荡”相比,日军的作战规模缩小了,作战次数也减少了,表明日军在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作战中,自身也受到重创。

  1943年,中共敌后战场在同日军“治安战”的战斗中,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5000万人上升到8000万人,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0万人上升到47万人,基本上恢复到百团大战时期的状态。

  总之,从1941至1943年,由于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坚持了持久抗战,使日本当局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1944至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破产,彻底失败的时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当局计划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这就必然要减少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兵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机。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认为:“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58]故日本华北方面军预计,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进行反攻。中共的反攻“并没有一定的战线,而是在我占领区内各地进行”。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对中共总反攻的对策是:“(一)粉碎中共对(伪)新政权的策动和利用;(二)事先歼灭中共的抗战力量,彻底摧毁其总反攻的准备工作;(三)加强改善对中共的情报调查活动;(四)针对中共里应外合袭击,进行应对战术研究。”[59]由此可见,1944年,在华日军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已黔驴技穷,不得不从攻势转为守势。

  事实上,1944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日军,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日本华北方面军从“一号作战”一开始就担心:“中共军队会乘机出动,犹如失去了重石的腌菜一样,急剧变轻浮向水面。”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郁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60]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回忆:“当时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收集不准确,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把握,从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61]1944年秋,中共敌后根据地显著扩大。据日军记载,在冀东地区,“中共军队得到民众强有力的支持,巧妙地进行游击战,袭击小守备队,攻击中国(汪伪)治安军,伏击日军讨伐队,想捕捉中共军队极为困难,因而没有取得战果”。[62]在北平至保定地区,“治安急剧恶化,就连北平周围,袭击日军分屯队、破坏铁道、向市内各补给设备投掷炸弹等事件也相继出现”。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灵丘地区,“中共军队地下渗透激烈”。[63]在山东,“中共军队一齐在后方扰乱”,山东半岛交通线难以“确保”,“治安恶化”。[64]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太岳军区的中共军队势力显著扩大了”。[65]原日本华北方面军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在回忆1944年华北占领区治安状况时指出,1944年末,“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多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几乎没有配备军队,听任中共活动的有139个县,占31.5%”。[66]由此可见,到1944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两侧),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

  1944年,中共敌后战场通过局部反攻,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成为1945年中国对日反攻作战的主战场。

  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亦是四面楚歌。1944年底,毛泽东指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67]从1945年开始,敌后战场展开了以攻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季和夏季两大攻势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猛烈扩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区域。截至1945年4月,中共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近1亿,抗日武装正规军达91万人,“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68]面对中共军队的反攻,日军步步后退,龟缩到城市和交通线两侧地区,已不能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从而宣告了日本对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日本对中共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失败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将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共革命力量也正是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中成长壮大的,不仅为中国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战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本文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4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9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67页。

  [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东京: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109页。

  [6]〔日〕《武藤章中将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65-68页。

  [7]〔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553-554页。

  [8]〔日〕《小崛晃中佐的回忆》,转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59页。

  [9]〔日〕《中村三郎少将的回忆》,转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84页。

  [10]〔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414页。

  [1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7页。

  [12]〔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436页。

  [1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45页。

  [14]〔日〕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15页。

  [15]〔日〕《中村三郎少将的回忆》,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84页。

  [1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64-268页。

  [17]〔日〕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75页。

  [1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97页。

  [19]〔日〕复员局编:《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338页。

  [2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355页。

  [2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623页。

  [22]〔日〕《长谷川美代次中将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392-393页。

  [2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436页。

  [2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328-333页。

  [2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466页。

  [26]〔日〕陆军省:《陆支普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468页。

  [27]〔日〕《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528—529页。

  [2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65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72页。

  [30]〔日〕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540-545页。

  [3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99页。

  [32]〔日〕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573页。

  [33]〔日〕《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535-536页。

  [34]〔日〕《田副正信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590-591页。

  [3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35.大本营陆军部3》,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56-57页。

  [36]〔日〕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东京: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1-23页。

  [37]〔日〕《华北方面军相关电报集》,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37页。

  [3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40-42页。

  [39]〔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142页。

  [40]〔日〕《华北方面军相关电报集》,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157页。

  [4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159-160页。

  [42]〔日〕《横山幸雄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171页。

  [43]〔日〕《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导史》,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212页。

  [4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昭和17、18年的中国派遣军》,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89页。

  [4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263-264页。

  [46]《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47]〔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78-379页。

  [4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606-607页。

  [49]〔日〕第十三军司令部:《第三期清乡工作指导要纲》,臼井胜美:《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东京:美铃书房1973年版,第535页。

  [50]〔日〕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调查团:《清乡工作调查报告书》,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612-614页。

  [5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昭和17、18年的中国派遣军》,第311-312页。

  [52]〔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336-337页。

  [53]〔日〕《现代史资料续4陆军.畑俊六日记》,东京:美铃书房1983年版,第388页。

  [54]〔日〕参谋本部:《上奏相关文书》,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07页。

  [55]〔日〕《大森三彦中佐回忆录》,转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475-476页。

  [56]〔日〕《佐伯文郎中将日志》,转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357-358页。

  [57]〔日〕《佐伯文郎中将日志》,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421页。

  [5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4.河南会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74-75页。

  [59]〔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剿共指南》1944年第一、第二卷,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481-483页。

  [6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04页。

  [61]〔日〕《折田贞重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10页。

  [62]〔日〕《铃木启久中将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12-513页。

  [6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15-516页。

  [64]〔日〕《铃木启久中将回忆录》,〔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12页。

  [65]〔日〕厚生省援护局编:《部队略历》,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17页。

  [66]〔日〕《寒川吉溢大佐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536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36页。

  [6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46页。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本文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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