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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绍良:牢记苏联政治经济学致命错误的教训

萧绍良 · 2019-04-2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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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十年的论战中,我们党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又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感到马列主义震撼人心的生命力和夺目的光辉。

牢记苏联政治经济学致命错误的教训

萧绍良

  苏联瓦解,苏东巨变,使社会主义世界遭受极大的震动和冲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苏联模式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或者效仿。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前苏联的建设前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弊端和原因突出表现在: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及政策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赫鲁晓夫“三和”“两全”修正主义祸害;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危害,以致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轻易得逞。归根结底是理论上的错误,特别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致命错误,否认社会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致特权阶层富裕,劳动人民贫困,失去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和抵制,导致一系列失误和最终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和平演变 ,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致命的理论错误

  1991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超级大国、曾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灾害变故的情况下,竟然顷刻之间解体覆亡。苏联共产党(早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反侵略,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被修正主义者篡夺权力,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苏东剧变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对苏联解体覆亡的研究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苏联这个泱泱大国解体的原因,理论界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如“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和平演变’阴谋说”、“帝国主义培植第五纵队说”等等。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解体覆亡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前途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评价苏联解体事件?如何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剖析苏联模式兴衰成败的深层次理论根源,以期能够以史为鉴,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形势,更好地发展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苏联演变解体的具体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是多种原因交错共震的结果,但是其深层次内在根源恰恰出在苏联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致命错误。正是这个致命错误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党”与“全民国家”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与倒退实践的严重错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使苏联共产党腐化堕落,丧失执政地位,溃败解体,亡党亡国。这一内在理论根源不幸被毛泽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研读评析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言中。

  1958年,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注意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探索遇到的难题,以及国内“大跃进”中出现“左”倾错误等问题,为了从根本理论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建议大家:一是读斯大林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是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读三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以利解决上述难题,纠正偏差和错误。另一方面,从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几位秘书,组成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结合实际,专心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研究。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苏联42年、新中国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深入研讨,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致命错误,严肃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他研读这本书时的批注和谈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参加读书的秘书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当时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成了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系列研读谈话,不失为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并收入《毛泽东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就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①]苏共赫鲁晓夫一伙否认矛盾、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极其严重的致命错误。

  20多年过去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苏联之所以在1991年“轻易地自取灭亡”[②],其理论根源,正是毛泽东当年指出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错误。不仅使苏联共产党忘记阶级矛盾和斗争,丧失警惕,逐渐变修,苏联逐步演变,倾刻垮台覆亡,而且跟着苏共、苏联跑的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被陪葬,莫不如此。

  列宁早就说过:“这种理论上的混乱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军事活动,我们的国内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发生一点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早就被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该。”[③]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惨痛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修正主义错误,执意不改,就必然溃败,必然致命,必然葬送自己,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重温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评析和批判,实可使我们“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永远牢记苏共、苏联的教训,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阶级性,不忘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永远不忘初心,立于共产主义事业不败之地。

  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基本成就以后,毛泽东倾其晚年全部精力于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防止中国共产党演变为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颜色,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等重大问题,死而后已。

  毛泽东说得对:“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④]

  毛泽东在肯定这本教科书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之后,坦率承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中说,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⑤]

  这种觉悟,集中显现于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们必定会注意到,毛泽东这个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是总结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波、匈事件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鲜经验,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击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之后的新鲜经验,作了重要修改,于1957年6月19日才正式发表的。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强调了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地第一次系统、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中国“‘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批注曰:“当时我们自己也只是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⑥]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有关段落“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⑦]诸如此类的认识,显然都是从中外新的实际经验中获得的。

  所以,毛泽东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方面,是自然而然的。毛泽东也正是借此进一步思考和阐发了这个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方法论而言,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没有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⑧]

  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⑨]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⑩]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1]

  总之,尽管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还很短暂,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但是方法必须对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12]

  而问题也就在于:“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13]“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14]

  如,“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15]“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16],等等。

  这样,这本教科书的一系列理论错误,势必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决策、方针和政策的错误;它的论述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四、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而言,毛泽东批评了教科书中“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7]

  教科书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曰:“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18]至于说:“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毛泽东则批注曰:“完全不对”。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19]

  根据苏联的实际经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毛泽东除了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敌对势力以外,还特别反复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人的改造问题。他指出:“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20]“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21]

  毛泽东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22]“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23] “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24]“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25]

  总之,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说得不完全,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26]“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27]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28]

  毛泽东深入浅出而清晰明白地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影响,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还存在着私有制观念和自私自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等。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复杂的,全党务必充分认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五、及早注意高薪阶层的危险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高薪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29]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30]“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31]

  他把问题提到了政权性质的高度。他批评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32]

  他特别强调了教科书中有一段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不正确的,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33]

  同时,深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看得极其深远。他尖锐地指出:“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34]

  这正是振聋发聩之论,石破天惊之论!

  先前,同是读这本教科书,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有革命,也就是技术革命、文化革命。[35]现在这里的论断,显然大不相同了。这一情况,如果不是表明他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改进了他以前的看法,至少也是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再三思考,反复思考。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36]

  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核心所在,要害所在。

  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谬论

  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外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教科书的增订本“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37]他列举众目昭彰的事实后问道:“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38]

  针对着苏共二十大以后日益膨胀的和平发展的幻想,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式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的时候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39]

  毛泽东分析世界形势,洞察至深至远:“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40]

  他还指出:“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他批评“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41]

  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42]

  根据这些客观情况,毛泽东强调:一是要搞实力地位。“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43]二是要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44]

  毛泽东批评了修正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谬论。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45]

  他矛头直指赫鲁晓夫,深刻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一九六○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46]

  七、坚持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

  读过近期出版的吴冷西同志的新著《十年论战》,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实际是“十年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准备,是公开大论战前夕的理清思路,厉兵秣马,箭在弦上,弯弓待发,是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的重要准备。。

  正是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不久,中苏两党之间之间的大论战就公开爆发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在斗争的必然性。

  1960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47]

  回眸五十多年,历史更清楚。

  重温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正如毛泽东生前反复讲过的,他并非圣人,他讲的并非句句是真理,并非是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难免偏颇有误,但从整体而言,他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开创和领导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后人留下了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我们看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领导层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向帝国主义投降,讨好求赏,又坚持错误,执迷不改,最终导致苏共溃败,苏联解体,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随苏殉葬,恰如毛泽东当年所预料,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言,如果当年不是毛泽东理论清醒,高瞻远瞩,砥柱中流,力挽狂澜,领导我们全党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坚毅斗争,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及时进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和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今天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也是不言而喻的吧?![48]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过三次全局性的大论战。第一次大论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等机会主义的斗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第二次大论战,是列宁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第三次大论战,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同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前两次大论战的历史任务,是组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而第三次大论战的历史任务,是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开辟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从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评指出其致命错误到十年大论战,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这些伟大贡献,对于当前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搞好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和研究。

  在为期十年的论战中,我们党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又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感到马列主义震撼人心的生命力和夺目的光辉。这些文章,除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不朽的篇章以外,还有著名的“九评”,尤其第九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著名论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指导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的实践,具有长远而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尖锐斗争,必然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样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明确说过,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49]列宁也鲜明地说过,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50]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800页。

  [②]前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5月1日出版。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

  [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82页。

  [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121页。

  [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95页。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121-122页。

  [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423页。

  [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422页。

  [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170页。

  [1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803页。

  [1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422页。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42-743页。

  [1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12页。

  [1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170页。

  [1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422页。

  [1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73页。

  [1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60页。

  [1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46页。

  [2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73页。

  [2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41页。

  [2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27页。

  [2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429页。

  [2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18页。

  [2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19页。

  [2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97页。

  [2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41页。

  [2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27页。

  [2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76-277页。

  [3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43页。

  [3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44页。

  [3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75-276页。

      [3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50页。

  [3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43-744页。

  [3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341页。

  [3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42页。

  [3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65页。

  [3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66页。

  [3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62-264页。

  [4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97页。

  [4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84页。

  [4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75页。

  [4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263页。

  [4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98页。

  [4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96页。

  [4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第797页。

  [47]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8]资料来源:蔡仲德:《一个致命的理论错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摘要》,《中流》2000年第6期·总第126期。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50]《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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