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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宁都会议的“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

老衲先生 · 2019-07-20 ·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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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客观历史,不但不能降低周恩来,反而真正说明了周恩来从长期错误转变到拥护毛泽东及其道路的伟大。反之,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就必然制造出令人“惊悚”的疑问。——这一点,以“抬周贬毛”势力的精明,并非不理解,而是十分懂得。

  第一次宁都会议的“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参会成员对毛泽东有着三种不同意见。第一是王稼祥,其主张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毛泽东,笔者注)莫属”!并“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第二是周恩来,其主张是自己独自掌握决定权,让毛泽东“贡献军事才能”;做不到这一点,就让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甚至到“河西去”。第三是项英、任弼时等人,激烈要求毛泽东 “回后方” “专做政府工作”,或者到“河西去”。

  值得注意的是王稼祥所言的“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这句话。也即,在王稼祥看来,长期以来,一直到宁都会议,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合起伙来对付毛泽东,“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是其中的焦点因素。

 

  一、“人事纠纷”问题

  “人事纠纷”,总括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苏区中央局书记,二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与中央政府主席,三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是1930年10月开始的。

  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奉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由于回国前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推行的路线做出的决议是“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却犯了部分的错误”,因此,周恩来、瞿秋白在纠正立三中央“个别策略上的错误”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坚定维护其“基本路线”。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对苏区和红军“加强领导”。首先成立了苏区中央局,由中央军委书记关向应担任中央局书记前往苏区。军委书记一职,由周恩来自代。但关向应一行人走到半路折回,原因是敌人围堵太重,无法到达苏区。很快,周恩来主持第二次成立苏区中央局,自任书记,由于不能前往,便委派中央常委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前往中央苏区。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派遣三中全会新晋的中央委员邓发,到闽西苏区掌握党政军大权。

  但是,由于王明、何孟雄、罗章龙三股力量对立三中央和三中全会中央的激烈反对,导致向苏区派遣领导人“加强领导”的工作发生停顿。直到四中全会后,这一工作才得以继续:夏曦被派往贺龙的湘西苏区,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

  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是解决富田叛乱。“中心关键在反毛”的项英,以其“马列主义解决方式”,不但让叛乱领导者及叛乱队伍保持原有形态,而且在三个多月内不做丝毫组织调整,不仅促使叛乱领导人“错误的认为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因而气焰更加嚣张,而且遭到了苏区绝大多数党部和党员干部的不满。项英为此以“雷霆手段”恫吓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但却更突出了项英的倾向性——造谣煽动武装叛乱,仅仅开除几个人党籍就算“马列主义解决”了,各级党部和党员个人与其意见不同,就被指斥为反党反革命乃至国民党,就要解散党组织,不仅说明了项英“中心关键在反毛”的突出的倾向性,更说明了项英的“马列主义解决方式”是“权宜之计”。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中央三人团到来后,“项英同志积极转变过来”的同时,迅即写信诱捕了刘敌、丛云中等叛乱领导人,并处以极刑。继而,又对参与叛乱的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处以极刑。尤其是,掀起了“肃反中心论”的肉刑杀戮,导致根据地一片血腥。任弼时等人鉴于项英在军事上的无能,和领导才能的严重欠缺,先于当年7月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撤销项英中革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取代。10月下旬,又致电中央,要求撤销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由毛泽东取代。

  但是,这个期间,任弼时等人收到了周恩来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后,便“后悔”了,但却“木已成舟”。这封信中,在肃反问题上,除了跟项英一样在推行肉刑政策的基础上批评“乱打乱杀”外,更主要的内容,是不指名的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毛泽东的“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土地政策,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到毛泽东的根据地和红军发展路线,乃至到毛泽东倡导的“党领导一切”的原则,等等,都给予了严厉批判。因此,任弼时等在毛泽东还没正式上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之际,便召开“赣南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批判。

  有文字显示,临时中央在批准任弼时等人撤销项英的职务、由毛泽东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的同时,向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请示汇报。临时中央于10月底复电中央局,批准毛泽东代理书记。11月3日,共产国际回复临时中央,批准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而不是代理书记。——从周恩来到苏区后并不履职,而且坚持由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央局工作这一点看,该文字所显示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凡是谈到周恩来的文字,都极力回避和掩盖乃至篡改周恩来当时的“路线主张”问题。而这一问题,却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周恩来是“城市道路”的主要主张者之一。从国产国际到中共中央,除了毛泽东外,毫无例外的都是“城市道路”的主张者和积极推行者。形成“城市道路”这样的“大流”,不是教条主义原因,也不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或对共产国际的盲从,而是历史和现实经验尤其是现实迫切性,注定了毛泽东之外的人们一起弘扬“城市道路”:首先,苏联十月革命是城市道路,蒋介石的北伐也是城市道路,即使古代的历次起义,如果不是安分于“山林”的普通土匪,也都是城市道路;其次,城市道路是一条迅速成功的道路;再次,人们也都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反观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尽管在农村地区风风火火,但农村的贫穷落后现状,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前无古人的道路,什么时候才能夺取全国政权?绝大多数的人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因此,“城市道路”顽固的错误认识,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必然。所以, “立三路线”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三中全会中央也仍然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四中全会中央同样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

  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成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历届中共中央排斥的唯一对象。

  周恩来来到苏区,不是奉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而是其本身就极力主张“进攻路线”。而要保障“进攻路线”的顺利推行,就必须把毛泽东从领导高位上排挤出去,使毛泽东无法推行他的那一套。

  周恩来很显然知道共产国际批复的是毛泽东担任中央局书记,而不是代理书记。因此,来到苏区的周恩来,坚持不履职,而让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央局工作。项英、任弼时等人为了表明中央长期批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从赣南会议开始,即彻底撇清自己,集中围攻毛泽东。周恩来到来后,这种对毛泽东的“围攻”,更加甚嚣尘上。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赣州,便成了毛泽东再次受到比赣南会议更为严重的围攻的导火线,以至于会议半途,即无法继续工作。周恩来对项英、任弼时等对毛泽东开足火力的批判,十分支持,并劝解毛泽东去休养一段时间。毛泽东只好去东华山养病,周恩来接过主持中央局工作的职责,开始履任中央局书记。

  2、不得不请毛泽东 “出山”

  事实上,周恩来来到苏区,即以整顿肃反烧了第一把火。对肃反扩大化,周恩来走了与项英完全一致的一条路。

  项英来到苏区之际,毛泽东早已因为富田叛乱得着了纠正的平台,召集总前委会议,再次颁布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并向根据地各级党发了文件,肉刑肃反的乱象,基本得到纠正。项英到来后,在毛泽东已经纠正的基础上,看似批评乱打乱杀进行纠正,但实质却是“中心关键在反毛”。尤其是对肉刑政策不着一字,也即是在推行肉刑政策。企图把肃反扩大化的现象,归咎到总前委毛泽东身上。但是,项英的做法,身在苏区的普通党员干部都能看出其不过是“贼喊捉贼”。推行或肯定“肉刑政策”,批评乱打乱杀,无疑是 “做贼心虚”,推诿责任。因为所有人都有目共睹:毛泽东坚持不懈的推行坚决废除肉刑的肃反政策,几次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项英这种极力肯定肉刑政策的做法,必然掀起更加恶劣的肉刑杀戮。而后来的事实果不其然。

  周恩来来到苏区时,毛泽东的纠正已更加彻底。不仅下令闽西等停止肃反,而且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向党内发出通信,指示坚决废除肉刑。而且,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制定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条例。但周恩来跟项英一样,对肉刑政策不着一字,也即极力肯定和继续推行肉刑政策。有项英的“殷鉴”在,毛泽东等人都十分明白,周恩来必然也会彻底破坏毛泽东的纠正。事实也果不其然!

  也即周恩来的“第一把火”自然不可能“烧”好。第二把火却几乎把根据地和红军“烧”焦了。

  把毛泽东排挤出去后,也就消除了党内 “最大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 “阻挠”,攻打赣州的战役迅速铺开。结果,红三军团的数千人不仅被敌军包了饺子,而且,如果形势继续发展下去,根据地和红军势必彻底完蛋。周恩来、朱德等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派项英冒雨去东华山请毛泽东出山挽救危局。挽狂澜于即倒的毛泽东,重新出山后,自然更推行他的那一套,并批评攻打赣州是“没有李立三的立三路线”。

  但毛泽东并不知道,在周恩来等其他中央局成员的眼中,毛泽东即便挽救了危局,也只是“狭小经验”的偶然成功,政治路线上,却是绝对错误的。为此,周恩来等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通告,回应毛泽东道:“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 ;“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致命的打击”,这一带有恐怖性的严辞,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恫吓。但毛泽东不但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随后获准以“政府主席”随行“西路军”后,致电周恩来,把西征改为东征。周恩来等中央局成员并非同意毛泽东的这一主张,而是认为闽东南是极其富庶之地,可以借此筹措粮饷,即申明东征的目的是筹措粮饷,但毛泽东则坚持东征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筹措粮秣,不过是“搂草打兔子”的捎带。

  因此,毛泽东在前方一路凯歌,占龙岩,破漳州……周恩来等在后方却针对毛泽东展开了一系列动作。4月22日和6月19日,两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毛泽东在前方,项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颁布新的肃反政策,废除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坚决废除肉刑和把杀人权收回到省以上的政策。5月3日,在后方的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致电中央:“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当莫斯克文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电报中还把毛泽东指斥为“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并向中央申明“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

  5月间,周恩来等下令逮捕了季振同、黄中岳等宁都起义的十几位将领。季振同举行宁都起义,第一是信任毛泽东,也深得毛泽东器重。解赣州之危,就是毛泽东下令把不被其他人信任的季振同的第五军团拉上去解围的。但解围后,周恩来等随即便对红五军团拆散改编,遭到季振同、黄中岳等将领的严重不满。3月中旬,季振同即辞职,并要求去苏联学习。东征部队本来包括一军团和五军团两个军团,但五军团直到毛泽东四月初致电周恩来要其让五军团迅速赶到,五军团才来到前线,就是上述原因。——此时,季振同、黄中岳等早已辞职离开部队。而流氓文化则在史实十分清晰的情形下,竟然厚颜无耻的编造毛泽东下令调季振同的一个手枪营,季振同不同意,便下令逮捕了季振同。——不久,周恩来等中央局组织法庭,宣判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死刑。上报到毛泽东哪里,被毛泽东一笔否决,该判十年监禁。

  5月30日,周恩来亲自上阵撰写《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一文,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同一天,中央局下令对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革命的开创者,处以死刑。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致电临时中央状告毛泽东,并向中央申明要“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以及周恩来亲自上阵撰文批判毛泽东,也是事出有因。也是5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前方接到周恩来发来的临时中央于4月14日发出的《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毫不客气的致电周恩来,批评“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因此,致电中央告状,撰文批判,只是前奏。6月9日,周恩来在后方主持中央局会议,对毛泽东进行全面批判,并于不久后作出决议。在前方的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来回到后方看到这个决议后,说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也即,周恩来同时致电中央叙述毛泽东接受批评等话,都是忽悠临时中央的。因为毛泽东在前方,根本没有参加这些会议。——周恩来之所以如此,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有些微的改变。也即周恩来对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过分的态度,开始有些不满。但这并没有丝毫减少周恩来在“人事问题”上的纠结,因为中央的进攻路线必须贯彻,毛泽东的那一套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废止。

  为了纠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局派朱德、王稼祥两位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去前线。不跟毛泽东在一起时,朱德也起劲批判毛泽东,但跟毛泽东在一起了,却只能跟以往一样,即使不情愿,也只能听毛泽东的 “摆布”。或者束手无策时,求救于毛泽东。王稼祥则在起劲批判毛泽东的这段日子里,已经进行了深刻反思。到前线后,又跟毛泽东厮磨在一起,便被毛泽东“俘虏”了。中央的进攻路线,仍然无法按照后方中央局周恩来等人的主张给予贯彻执行。

  周恩来等人的观感并没有“错”。毛泽东在前方,主要是主持大计,按照自己的那一套部署战略。朱德、王稼祥到前线不久,即在毛泽东的战略下发起了乐、黄战役。战役起初在朱德等人的指挥下,判断连连失误,几乎打成了消耗战。毛泽东再次出马,使得战局扭转了过来,但却因为战役前期的失误,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得到大量的缴获。

  乐、黄战役在后方中央局看来,无疑又是推行毛泽东的那一套,违背中央的进攻路线。遂决定周恩来到前线,贯彻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

  3、中央政府主席与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政府主席,也即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共成立之初,中共中央的名称,起初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上,废止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名称,改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或中央。因此,此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原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是一回事。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及常委分工,“中国领导同志”对毛泽东硬是让张闻天担任负总责名义不满,但又碍于毛泽东的决定,不好明确反对,便在对外宣传和讲话中,或者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或者说毛泽东是 “中央主席”。李德长期从“中国领导同志”听到的毛泽东是“中央主席”之类的宣传,并非李德的误听,而是“中国领导同志”有意把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渲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4月15日,忽然 “冒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告全党同志书,无疑是“中国领导同志”把以往的宣传,变成了客观事实。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有多大?归结起来,有如下:

  一是“一切权利归于苏维埃”而不是“一切权力归于中共中央”。这也是周恩来8月30日起草的指示信和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坚决主张“党领导一切”是“党包办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遗毒”的原因。

  二是组织程序上,中共中央除了对党系列的干部任命可以直接决定外,做出的决议,如果要具体变成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核批准,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对党系列之外的高级干部的任命,尤其是对军队系列包括中革军委主席在内的高级干部的任命,即使中共中央做出人选决议,但也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核批准,中革军委发布任命时,起头也都要写上“奉中央政府命令”。

  三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国海陆空红军,有组织权和指导权。

  四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名义领袖。即,对外宣传中国革命,必须以“毛主席”的名义进行宣传。

  也就是说,毛主席对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党的领导机构做出的决议或指示信,有着否决权。5月3日致电周恩来,直接批评“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既不是“不尊重组织”,更不是“对抗中央”,而是职责所在。

  不同的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斥责“党领导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遗毒”并高喊“一切权利归于苏维埃”的人们,实际上始终把苏维埃政府放在“听命”的地位,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领导一切”和 “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换做其他人,就不一样了。1934年2月,博古、张闻天等合谋取代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遭到共产国际否决后,还是合谋由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张闻天一边在政府中把顶头上司毛泽东架空,使毛泽东成为“中国的加里宁”,一边以政府的平台与博古争权,使得博古抱怨“政府比党大”。

  苏区中央局书记,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职务。但毛泽东又是苏区中央局常委,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形成了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后,便成了“最后决议”的事实。但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不论在政治名义上还是在组织名义上,都远低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到苏区后,上海国民党《申报》等报刊登载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党系列的事情,本应该有中共中央或者苏区中央局来澄清此事,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不予理睬(临时中央完全可以把澄清的布告电发苏区,在相应刊物上发布),而苏区中央局权威不够,便请求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告澄清。这无疑是把周恩来置于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成员,毛泽东在布告中,也直言“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

  周恩来后来要求前方成立战时劳动委员会(军事会议)自任主席,也不得不表明“请政府发布明令”,也即毛主席签署任命。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取代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任命时,起头也得写上“奉中央政府命令”。

  再之后,周恩来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以及红军总政委时,同样是起头必须写上“奉中央政府命令”,也即同样得毛主席签署命令。

  即使毛泽东自己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以及中革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自己签署命令批准任命自己。

  所以,周恩来坚决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级”,不如此,就无法独自掌握决定权。取消不了的话,毛泽东便只能去东华山或者其他什么山上“养病”。

  4、周恩来达成“实验心理”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不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根据地和红军之祖,而且是中国革命不可取代的旗帜。尤其是,毛泽东还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名义。 “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按照组织规定,都是“主持大计”的身份。

  但是,毛泽东又是唯一的“党内最大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者”, “有着自己与中央完全不同的一套”。如何废止“毛主席”的职权,使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进攻路线顺利贯彻执行,则成了周恩来等后方中央局成员的主要焦点问题。

  6月19日,在对毛泽东“缺席判决”的同一天,后方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并决定朱德担任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担任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命令当然还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起头自然还是“奉中央政府命令”。问题是,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有总司令,有总政治部主任,却没有设立最重要的“总政委”。

  后方的周恩来等人在决定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时,不是没有设立总政委,而是对总政委的人选发生了争议而无法调和,以至于出现了只有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却没有总政委的现象:任弼时、项英等成员,坚持让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一职,周恩来坚辞不就。

  任弼时、项英等人,无疑认为由周恩来担任总政委一职,又是中央局代表,既掌握着党权,又掌握着军权,到前方后,完全可以把毛泽东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晾”在一边,至少可以在职权上不必听从毛泽东的那一套。但周恩来无疑不这么认为,一是周恩来对领导军事虽有较强的“实验心理”,但却并无把握;二是如果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势必造成主要职责倾向于一方面军的领导,即使有着中央局代表的身份,也越不过毛泽东这个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奉中央政府命令”发布任命时,还没上任,便在政治和组织上“低”了毛泽东一头,怎么越过毛泽东?

  周恩来有着自己的考虑,他要把毛泽东完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则必须 “取消政府主席一级”。再不济,就让毛泽东离开前线,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排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一套,顺利贯彻执行进攻路线。

  7月21日,周恩来到达前线。25日,即致电后方中央局,说前方负责人太多”,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 ,而是“银宝塔式的指挥”,因此,“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电报名义上署名的是周、毛、朱、王,但毛泽东根本不知此事。

  周恩来要 “取消政府主席一级”,迅即被后方的任弼时、项英等断然否决,并坚持周恩来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更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不要说苏区中央局任弼时这些人没有取消的权力,即使中共中央想要取消,也是蚍蜉撼树。任弼时、项英等后方成员深知这一道理,周恩来当然更清楚这个道理。明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还坚持要取消,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任弼时、项英等后方成员,未必不懂得周恩来要“取消”的含义实质是“撤换”。但任弼时等人同样明白,撤掉毛泽东,不要说临时中央不敢做主,共产国际也决然不会同意。即使退一步讲,能撤换得了,但也没有能够取代之人!项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早已被事实所证明。张国焘远在鄂豫皖,也根本不可能让张国焘取代。任弼时排不上号,也没有这个能力。周恩来呢?要是周恩来有这个声望和能力,当初确定人选时,早已是周恩来了。

  何况,无论是取消还是撤换,都根本是不可能之事呢!

  29日,周恩来写信给后方中央局:“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和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周恩来对朱德军事能力的否定,也属正常。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时,做出的 “决议案”,早已指出朱德“不注意军事训练和维持军纪”,“ 弄成了军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 “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但周恩来此信的焦点,仍然是毛泽东,也即仍然纠结于毛泽东的“政府主席”一职,无法“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坚持取消毛泽东“主持大计”的职权,担任一方面军总政委,“权限于指挥作战”。

  为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解决。解决的结果,非但没有取消毛泽东的“政府主席一级”,而且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中革军委还“奉中央政府命令”,任命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按照周恩来的建议,成立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自任主席。

  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后方的任弼时、项英等,都是没有想到的,也是双方最不愿意看到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周恩来尽管终于当上了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但却仍然是“奉中央政府命令”,并没有达到取消毛泽东“主持大计”职权的目标。

  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讲,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尊,又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真正是如虎添翼。不仅仍然“主持大计”,而且拥有了军队方面的最大实权。

  5、周恩来下了决心,但却缺乏自信

  毛主席又出乎意料的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当然更加无法废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一套。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的那班人,又批评得紧。

  9月24日,周恩来终于下了决心,致信后方的任弼时、项英等:“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会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象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入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的矛头,完全指向毛泽东。解决的方法,即让毛泽东离开前方“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王稼祥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在跟毛泽东实际接触后,甚为称赞毛泽东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周恩来却“不知伊於胡底”。

  周恩来的这一决定,显然是其个人做出的,最多有朱德的赞助,王稼祥则是决然不同意的。

  在周恩来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解决的情况下,1932年10月,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此召开了。会议的真正主题,就是如何摆放毛泽东。

  由是,形成了三种意见。

  一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坚持要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或者“到河西去”,也即坚持周恩来信中的提议。

  二是周恩来,感到项英等人对毛泽东太过分了,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提议毛泽东留在前方做其助手,“贡献军事才能”。

  三是王稼祥,坚持指挥大权非毛泽东莫属,并公开提议这些人 “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

  需要一说的是周恩来为什么会改变态度。

  尽管周恩来有着较强的个人“实验心理”,但却能做到尽可能的处事惟公,尽管这个“公”是错误的。自乐、黄战役后,周恩来即开始反思一个重大问题:谁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统帅。但周恩来此时尽管推崇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却仍然把毛泽东看作“党内最大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是其主要认识。同时,又缺乏自信,因此,实际上并未改变态度,而是仍然坚持把毛泽东置于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贡献军事才能”。

  毛泽东当然不肯“以大奉小”。

  还需要一说的是,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说要毛泽东做其“助理”,也即助手。遵义会议常委分工,毛泽东的名义则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很显然,不管是周恩来,还是张闻天等人,都注意到了宁都会议的“助理”问题,因而为了凸显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咬文嚼字的使用“帮助者”一词。

 

  二、宁都会议的“个人意气”问题

  宁都会议及相关事件中的“个人意气”问题,最突出的当然是项英。不但周恩来感到项英对毛泽东的态度过分了,任弼时同样也认为项英对毛泽东的态度过分了。但王稼祥所指的“个人意气”问题,很显然又不仅仅指项英一个人。

  1、项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意气”

  中共成立时候,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着毛泽东强大的身影。中国成立初始所热衷的工人运动,毛泽东是第一个建立工人党支部的,安源路矿大罢工等十多次工人运动,都是毛泽东策划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算得上中共工人运动的鼻祖。农民运动就更不要说了,真正的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更是鼻祖。军事问题,也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的,并且,不顾中央高层成员的嘲弄,利用中共“二把手”的职权,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为中共招徕和培养军事人才。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迅速搞得风生水起,就是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

  项英一到苏区,便“中心关键在反毛”,对毛泽东的“个人意气”,显然由来已久。

  首先,毛泽东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在提倡组织农民军、依靠农民的同时,对工人运动进行了批评。认为工人运动多为惨案式,过多的牺牲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对革命无多裨益。而当时的项英,恰是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所领导的几次工人运动,也都是“惨案式”的。中共三大前的工人运动,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等十多次工人运动,不是“惨案式”。

  其次,自瞿秋白中央以来,毛泽东就成了党内最大的排挤对象。1927年11月的中央会议上,开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资料显示,是周恩来提议的)。中共八大上,进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选举时,毛泽东的得票数数一数二,远高于项英、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些人,但却不仅被排挤出中央常委,而且被排挤出政治局,只得到中央委员的地位。……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向来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中央的一套”。

  立三路线时期,项英做为政治局常委,是“立三路线”的主要成员之一。曾经是毛泽东“跟班”的李立三,批判起毛泽东的“那一套”来,毫不客气。尽管李立三终究跟其他人不同,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赋予毛泽东全国性的领导权,但却把毛泽东批判成众所周知的“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中央的一套”之人。

  还有一个传闻。1927年农民运动高涨之时,李立三的父亲尽管是“开明士绅”,也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李立三为此写信给湖南省负责人,但却不起作用。项英为此找到毛泽东,请毛泽东出面写信给湖南方面,指令湖南方面放过李立三的父亲。毛泽东听说此事后,当即写信给湖南,但为时已晚,或者当地农民因为气愤,同样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指令。由此,项英把这一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项英是党内把农民运动视作“糟得很”的一类人,毛泽东则高度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

  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的个别策略上的错误,更坚定维护其基本路线,毛泽东当然仍然属于怀疑中央路线甚至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主要代表。

  ……

  这一切,无疑都深刻影响到项英,使毛泽东在项英的思维中,形成了定式。

  尤其是,本来以中央常委之尊兼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革军委主席的项英,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来取代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军领导权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中革军委主席被撤销了,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也被撤销了,还是由毛泽东担任。项英由此对毛泽东产生的嫉恨,是无法形容的。——长征前夕,项英自然也看到形势的严重不利。按照李德的回忆,项英曾专门找李德,请李德等三人团严防毛泽东利用军事失利的形势,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延安初期,项英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消息后,指令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杨帆等人,搜集江青的各种材料,寄给张闻天。一贯喜欢私下找毛泽东解决重大问题的张闻天,也一改常态,近在咫尺,也不私下找毛泽东了,而是写信给毛泽东……一时间,满城风雨。

  因此,宁都会议上,项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意气”,是极其突出的。周恩来为此不满,王稼祥更是一针见血。即使任弼时,会后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明确写着“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

  2、周恩来的“个人意气”表现

  尽管周恩来跟任弼时等人一样,是为了贯彻进攻路线,但由于较强的“实验心理”,其“个人意气”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一切,在周恩来给后方中央局的电报和信件中,最为突出。

  首先,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明显是“个人意气” 用事。

  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的成立过程和重要性,也比谁更清楚,不要说苏区中央局,即使临时中央也没有 “取消政府主席一级” 的权力和胆量。

  其次,坚持要取消毛泽东 “主持大计”的职权,明显也有着“个人意气”的成份。

  毛泽东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职权是组织乃至法律规定的,不要说个人,即使临时中央要取消毛主席的职权,也是违法的。

  第三,孜孜于把毛泽东置于自己领导之下,也有着明显的“个人意气”。

  周恩来较强的“实验心理”,又缺乏自信,加上贯彻进攻路线的需要,便陷入了“人事纠纷”的窠臼。明知自任前方军事会议主席、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务,都需要“奉中央政府命令”,却孜孜于要把毛泽东置于自己的领导下,组织法规和秩序,已经难起作用了。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周恩来后来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也都是毛主席签署命令后,中革军委“奉中央政府命令”发布的任命。也就是说,不管是做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红军总政委,在向中央负责的同时,也要向中央政府负责,即使其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也就是说,军事方面的事情,在向中央汇报的同时,也必须向中央政府即毛主席汇报,但周恩来遵义会议前,从未这样做过。

  被渲染成在 “地位”上一贯“谦虚”的周恩来,事实上也的确很“谦虚”。中共六大后,周恩来身兼中央常委、组织部长、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责,后来 “谦虚”让李立三出头。1930年8月回国纠正中央“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谦虚”给连常委都不是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又“谦虚”的推王明为中央总负责人……何以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的“谦虚”,而且相反呢?——宁都会议如此,遵义会议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自己没有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能力,却从不 “谦虚”。即使病重到无法工作的程度,也不 “谦虚”辞让呢?

  长期以来,一股不可小嘘的势力,对毛泽东“明褒实贬”,对周恩来“明抬暗贬”,制造出许多让人们挂在嘴边但又不敢明说的“惊悚”。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叙述历史,被某些势力制造出来的历史“惊悚”,自然消失:

  宁都会议,周恩来表现出的一切,都是基于当时对革命道路主张的错误认识并由此强烈认为毛泽东是“党内最大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尊重客观历史,不但不能降低周恩来,反而真正说明了周恩来从长期错误转变到拥护毛泽东及其道路的伟大。反之,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就必然制造出令人“惊悚”的疑问。——这一点,以“抬周贬毛”势力的精明,并非不理解,而是十分懂得。

  因此,此文将这股势力称之为对周恩来“明抬暗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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