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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罢工亲历记

李斌 · 2019-09-01 · 来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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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而是经过共产党的动员和灌输才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力量。

  作者︱李斌

  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

  整理︱莽原

  激流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作为“二七”罢工亲历者,李斌的回忆生动有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而是经过共产党的动员和灌输才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力量。从“俱乐部是烧香,还是念佛呢?”到“体会到工人组织起来的好处,人多力量大,能向总管斗争。”这一质的飞跃正是体现出了共产党员在这一艰苦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支援长辛店工人罢工斗争

  1921年1月,我在正定车站参加组织工人俱乐部的工作,被选为俱乐部的总干事,俱乐部成员从十几人发展到二十多人。由于工人内部不团结,这个组织曾一度陷于停顿。经过我们的努力,又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到三十多人。我们经常与长辛店工人联系,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阮元同志也不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工人罢工了。他们将南行的票车扣在北京站。我们得到消息后,就马上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支援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正定车站有职工一千多人,其中参加俱乐部的只有五十三人,而有一部分司机、司炉则是传习所的人(铁路局长为了控制工人运动,组织了传习所,专门破坏和抵制工人俱乐部组织),他们不响应罢工,坚持开出火车头来破坏罢工斗争。在开会时我们组织了敢死队,五十三人全参加。开完大会,大家马上出动到厂内轰人,坚持罢工。每一个闸口派三名工人把守,不准传习所的人出车,声言如要出车,我们就拿铁叉叉死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出车了。我们将全厂工人都赶出工厂,车站上的工人也全都停止了工作。有些工人要求参加俱乐部,因此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更大了。

  在罢工的时候,驻站的军队(团长李纪才,属胡景翼部)见到工人势力很大,对罢工不敢干涉。铁路各段长、车房总管对我们罢工很不满,但又不敢说什么。有些员司说我们“是胡闹”,抱观望看热闹的态度。我们不理他们,坚持罢工一天。

  长辛店工人这次罢工,经工人俱乐部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四百多人。罢工的口号是“打倒四个总管”(指车房总管郭长太、谭纪先、邓长荣、李元普)。罢工之后,铁路局长打了电话和电报,叫长辛店工人派代表去北京谈判。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十二条草案,内容有:取消四个总管;罢工期间不扣工资;所有在册的铁路工人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一角钱;发给工人私用五路免票;二年加一次工资;不准路局私招工人,由工人俱乐部招人;短牌(临时工)改长牌(正式工人)等。并选出四名代表到北京车站谈判,结果局长答应了十二项条件。

  第二天开工了,罢工斗争胜利了,在南去的票车上插了一面旗子,一直开到汉口江岸。

  发展工人俱乐部

  1922年,我们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由大站扩大到小站和沿线道班房。一开始,我们利用出差工作的机会,到各小站动员工人,筹备成立俱乐部。当时我利用休班时间到北新安村(新乐县)、东长寿、寨西店等车站去组织工人,在开始动员工人参加俱乐部时,有些人有顾虑,不敢参加,恐怕别人向站长报告。当时工人之间不团结,阶级觉悟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采取了个别的秘密谈话,对他们说:“除了咱们俩知道外,谁也不让知道,一定保守秘密”。经过多次启发动员,一个个被说服了,同意参加俱乐部。我们选定了一个日子,召集大家开会,组成小组,选举干事。经过一起开会活动,团结也加强了。

  在正定以北的工人组织起来以后,我在俱乐部的会上又提出,应马上向正定以南各站发展,并将各道班房也组织起来,大家都同意。我就带着俱乐部秘书么风九步行到各道班房,去组织他们。沿线每距八里有一个道班房,我们由正定一段一段的走到临城县,一直到了邢台。白天到线路工地上同工人们谈话,动员他们参加工人俱乐部。开始有的工人不了解工人俱乐部是干什么的,问:“俱乐部是烧香,还是念佛呢?”经过我们耐心解释,他们才乐意参加了。当时加入俱乐部的,每人要交6个月的会费,(每月每人一个大铜子)和一天的特别捐(一天工资)作为俱乐部的办公费和活动费。工人们都愿意参加俱乐部和交会费,因为他们体会到工人组织起来的好处,人多力量大,能向总管斗争。特别是上次罢工得到了胜利,普通工人工资一下子就涨了三块钱,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我们到邢台站(邢台站不属正定管),先找到孙少林、康景星二同志,了解到他们这里还没有动手组织。我们就将了他们一军,说如果你们不快些组织,我们可要动手了,我们一直要组织到汉口去呢!孙少林说:“你们组织到我们门口上来了,叫我们脸上不好看。”结果我们就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了。后来商量好,把内丘划到正定管辖。当时我们把沿途收到的六个月会费拨给了他们,他们很高兴。经过了一个月的工夫,正定所辖各站的俱乐部全组织起来了。

  正定成立工会组织

  1922年,在工人俱乐部的基础上,正定车站正式成立了工会组织。李震瀛同志经常到正定车站指导工作。康景星同志任郑州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正定工会(分会)主任,我担任工会的外交主任,么风九任秘书。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阮元同志也不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成立了工会以后,工人干劲都很足,特别是养路工人和煤台工人,革命劲头最大,不怕死不怕困难,因为他们的体力劳动最累,生活最苦。

  工会成立之后,我们除了发展路内组织外,还发展了路外组织,把石家庄电灯公司的工人也组织到铁路工会中来。后来石家庄电灯公司工人大罢工,我们曾派代表去支援他们的斗争。电灯公司的经理一看,罢工队伍中有京汉铁路工人的代表,认为情况不妙,怕事态闹大,就接受了工人复工的条件。电灯公司工人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工会组织,受正定铁路工会领导。

  此后,我们还支援了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定工会派去了代表,并送了钱援助他们。这次罢工也胜利了。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正太路工人大罢工,我们都曾积极声援。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在各站成立工会的基础上,整个京汉路成立了十六个分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各分会协商成立了京汉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史文彬同志任委员长,李震瀛同志任秘书长,我和康景星同志任委员。筹备委员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请其他各路工会代表参加,其中有京奉路、京张路、正太路、津浦路等,还有武汉地方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各路代表都向大会送了锦旗、对联和牌匾等。2月1日前代表们陆续来到郑州,分别住在各家旅馆内。

  1923年2月1日早晨,代表们准备去“普乐园”戏院参加大会,但是出门一看,郑州的各个街道全都戒严了。军阀吴佩孚和郑州警备司令黄殿臣的军警把守各个道口、马路和大会会场,不准通过。这时有的代表说:“我们的大会开不成了”。大多数代表非常气愤的说:“无论如何,这个大会一定要开,决不能叫他们威吓下去!”这时康景星同志就举着大旗带头往前冲,一直冲到“普乐园”。这时会场已被军警封锁,悬挂在大门外的锦旗、牌匾已被军警打坏。

  代表们到了会场门口,一涌而上,冲破军警封锁,将大门踹开,进了会场,有一部分代表没能涌进去。代表们进去后主席团即宣布开会。这时挤进会场的军警又嚷又叫,秩序很乱。主持会的李震瀛同志的讲话台下根本听不清楚。就这样相持到下午,主席团看到会议已不能进行,领着大家喊了“劳动万岁!工人阶级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等几个口号就宣布闭会了。

  闭会后,各代表回到旅馆,但旅馆也被封闭,连饭馆也被封闭了。代表们最后相约到一个小站开会,决定京汉路2月4日中午12点钟开始大罢工,5日正太路罢工,6日京绥路罢工,7日京奉路、津浦路同时罢工。当时京汉路、正太路按期实现罢工,京张、京奉、津浦路由于没有开工资,各路的统治者们一听到京汉路罢工的消息后,又有意将工资扣发,并将工会的委员们监视起来,因而没有罢成。

  在罢工期间,京汉路总工会由郑州搬到汉口江岸办公,领导全路的罢工斗争。

  京汉路“二七”大罢工

  康景星同志是正定工会派去参加郑州会议的代表。在决定全路大罢工以后,他当夜由郑州回到正定,连夜召集工会委员开会。他报告了在郑州开会的情况,宣布了罢工的决议,第二天(2月2日)又秘密召开了全体小组长会议,贯彻罢工的决议,规定在2月4日上午12点举行罢工,并宣布了行动纪律:罢工以前不准走漏风声,先不向工友们传达,任何人不准请假。当时路局派出了许多侦探、便衣来调查工人的活动,但是由于我们保守了秘密,他们没有探到情况。

  2月4日上午11点半,养路工人正在线路上干活,组长就说:“收家伙”。工人们说:“还不到点呢!为什么收家伙?”这时小组长才正式宣布,全路现在都罢工了,并把郑州会议的情况和罢工决议告诉大家,大家非常气愤,一致响应,一致行动,将工具收到道班房子里。其他单位的工人也都按时罢工。工会马上召集各单位的总干事、小组长和工人一起开大会,报告了郑州开会经过和罢工的原因,并组织了工人纠察团、工人调查团。十人为一班,三班为一队,由工人选出班长、队长、团长。康景星同志为罢工总指挥,我任纠察总指挥。纠察团长是吴顶昌,副团长是边庆臣。调查团长是殷秦亭。并规定在召集大家开会时以放“二踢脚”为号。我们的号召是:“争自由,争人权”,“不达到目的决不上工”,“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我们的条件是要黄殿臣赔偿我们六千元的损失,一步一磕头磕到总工会,将我们总工会的牌子挂起来。

  在罢工期间,工人纪律很严明,大家集体生活,不准私自离开队伍,不准要钱,有情况时大家一齐行动,分班昼夜坚持斗争。第一班代表是康景星、李斌、么风九、边庆臣四人。第二班代表是马变章、业战奎等四人。第三班代表也是四人。遇事如第一班代表不在或是牺牲了,就由第二班继续领导斗争。

  2月5日早晨,委员会开会决议,派出两列车(南去一列、北去一列)到各站接各道班工人和车站工人,每个站或道班只留下两名工人看守,其余全到正定集合。吴顶昌同志带着50名纠察队员随车南行,我带50名纠察队员随车北上。列车到达新安村站时,发现由东长寿方面开过来一列军米车(阎锡山的军车)。我马上叫边庆臣团长下令扣下这列车。列车进站后,挂勾工人摘车头,要司机、司炉将车头开回正定。

  2月6日下午由北开来的一列兵车到了正定站。这是军阀部队12旅的兵,由旅长葛树平带着。士兵一下车,我们就和他们对峙起来,我们工人队伍手无寸铁,拿着麻节杆纸旗子。士兵们威胁我们说:“你们不上工就枪毙你们”,我们说:“你们敢打我们!你们吃的谁的?喝的谁的?穿的谁的?谁给你们买的炮,造的枪?你们来(拍着胸口对他们说)向我们开枪吧”。他们也不敢开枪。最后他们叫我们的代表去谈判。我们第一班代表康景星、李斌、么风九、边庆臣等四人,在车站办公室内开始同葛树平谈判。葛树平身后跟着副官、护兵、马弁等十五六人,我们一进屋就被他们包围了。葛树平逼迫我们上工,我们说:我们代表没有权力叫工人上工,工人选我们当代表,我们有权替他们说话,我们工人跟你们军队不一样,你们是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一人说话可万人服从,我们工人是大家的意志,上工不上工要大家决定。谈判时间很长,最后我们说回去与工人商量商量再答复他。我们的斗争坚持到2月7日。

  这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长辛店、汉口的罢工被军阀军队镇压而失败了。我们这里情况也很紧急,计划不好,也要出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决定忍痛复工,葛树平的兵车在2月8日早晨开往石家庄去了,罢工斗争失败了。

  2月8日,我们又在车站上开了一个会,叫大家都回去上工,工人们都感到非常难过,不愿意回去上工。我们就向工人解释说:“大家先回去上工,我们这一仗没打好,但也不算多大失败,我们工会还继续领导工人斗争,大家回去上工,如有人压迫你们,报告工会,我们就一致向他们再斗争”。

  正定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军阀军队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工会中的骨干力量,由于形势紧张,被迫四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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