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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5章

东方直心 · 2019-09-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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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

  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话说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河站主持召开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统一组织——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个铁路工会的代表;全省其它各行业工会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株萍路工人代表朱少连在会议上提出了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会议代表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示赞成。

  随后,粤汉铁路总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工会各团体代表举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第1次代表会议。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毛泽东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决议,决议中规定:“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

  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全省工团联合会简章。

  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会议决定:工团联合会会址设在长沙宝南街51号鲁班庙;由干事局向全国发布宣言,通报工团联合会成立情况,宣告湖南全省工人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此时,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下辖工团15个,会员30000多人,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并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地方组合”。

  11月11日,毛泽东以干事局总干事身份率领省工团联合会所属15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杨福涛、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先后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和省警察厅长石成金。

  此前,省工团联合会内曾有人提出,联合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必定会引起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注意,他会不会也像杀害黄爱、庞人铨一样,进行破坏和镇压?毛泽东说,赵恒惕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出击,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省宪法与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就有可能争取他像对待粤汉铁路大罢工一样,在工人运动及集会、结社等问题上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同时我们还可以乘势解决目前的一些实际问题。大家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便决定派代表和当局及赵恒惕进行谈判,由毛泽东草拟一份谈判条件。

  11月12日,毛泽东等人会见了省政务厅长吴景鸿。

  11月13日,毛泽东等会见了省长赵恒惕。他们与赵恒惕交涉、谈判的内容还是毛泽东草拟的那份谈判条件,主要有10项:1、政府对工界的态度;2、工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触,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6、人力车工人问题;7、理发工人问题;8、制笔业工人问题;9、机械工人问题;10、缝纫工人问题。

  毛泽东依然以“省宪法”为武器,严正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爱、庞人铨。他手里拿着“省宪法”,义正词严地说:

  “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24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停止他们的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所受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

  他又指着省宪法说:

  “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省宪法’第12条说:‘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毛泽东的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赵恒惕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此次说理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彻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赵恒惕事后对他身边的人说:

  “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11月间,毛泽东因工运事务太多,兼顾不了自修大学,便写信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声望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欣然应允,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

  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请各印刷公司经理举行谈判,要求将铅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减少至8小时,正式排字工人月工资增至12元,其它各工种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此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只有8元,最低工资才4元,平均日劳动时间长达12个小时,非常辛苦。毛泽东为了帮助铅印工会代表与各公司谈判,亲自拟出了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表。他在这张表格上注明一个工人家庭月生活所需的款项有:煤1元,米6元,油盐酱醋1元,房租3元,应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计13元5角。谈判代表们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2元。

  谈判未取得满意结果,工会负责人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指示立即罢工。

  11月25日,印刷工会宣布所有印刷业300多名工人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时休业,10余家报刊杂志全部瘫痪。

  第二天,长沙市已经看不到一张新报纸了,全城为之震动。省政府一开始还以为工人不可能坚持下去,所以就不闻不问。殊不知印刷工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是让罢工工人在湘乡中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集合,集资办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罢工群众中选举总代表、秘书、总纠察,设立东南西北4区纠察主任,使“团体颇固,秩序颇佳”;三是通过文化书社,两次借大洋80元给予支援,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

  罢工已经坚持八九天了,工人们仍无复工的消息,这时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派出军警强迫工人上工,一面联合报业资方,声言要“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

  “当时一小部分工人摄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而失去工作,就开始动摇了。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不能中途妥协;湘潭工人已经联络好了,资本家企图转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听了毛泽东的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坚持到第14天,社会上各界人士因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们从速解决。省政府和资方这才被迫主动找工人代表谈判。

  毛泽东邀请报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工会代表从中调解。最后双方议定:排版工人工资每月增加到11元,其它工种工资也有所增加,日工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陆续接受调解,印刷工人们先后上岗工作,坚持了17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印刷工人大罢工,因毛泽东的主导作用,无疑损害了他与《大公报》编辑部的关系,所以此后他很可能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领导长沙理发、缝纫、织造、人力车、鞋业、洗衣等行业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人力车夫罢工中,毛泽东拿出一些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们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全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降低了车租。有些人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站在红旗下举起右手随着他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毛泽东还给每位新党员发一份党员证书和一些学习材料。

  且说在1922年冬,毛泽东第6次到安源视察,了解工人思想状况,总结罢工斗争经验。他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对工人代表们说: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团结,散漫了,就会被毒蚊子咬伤,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又会做牛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马。”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指示安源党支部,要趁着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12月底,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毛泽东说:“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反动军阀头子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

  原来早在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吴佩孚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不到3个小时,全线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运,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2月7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1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部下血腥屠杀工人。郑州、长辛店等地工人也同时遭到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被杀4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40余人,还有1000多工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先后惨遭杀害。

  施洋,1889年6月13日生于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他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1年底赴长沙向毛泽东学习农运经验,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底领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评价施洋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1958年,江岸修起“二七”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二七”烈士纪念碑,毛泽东亲笔书写了碑名。

  再说2月8日,毛泽东获悉二七惨案的消息,立即组织湘区委领导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大罢工。省工团联合会亦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安源路矿当局也摆出了强硬姿态,扬言要取缔路矿工人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

  此时,毛泽东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已经下了复工令,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已经无可挽回的进入了低潮,面对安源路矿当局的强硬态度,他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分析了敌我力量、斗争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三等人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安源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再干涉工人的活动了。

  此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3年3月间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了起来,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安源的党团组织也在1923年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民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毛泽民是在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在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合作总社时,由他出任总经理。

  由于毛泽东和湘区委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余人。

  且说从1923年3月前后开始,毛泽东逐渐将工作重心由工人运动转移到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底的西湖特别会议精神和农民运动上了,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3月间,毛泽东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19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便和湘区委决定,派六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六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三哥所望,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及杭州特别会议精神,和李达一起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李达校长兼任主编。

  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利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时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新时代》创刊号及其以后的月刊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以及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重要文章。

  4月间,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刘东轩后来在1923年5月6日回到了家乡,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帯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运动。不久,岳北农民工会便遭到了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且说在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草拟工作计划,忽听得“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起身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满头大汗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一边收拾重要文件,一边吩咐杨开慧带着杨老太太和小岸英也随后转移。他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离开清水塘22号,进入了市区。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是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着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则分别交给了郭亮和夏曦。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见了毛泽东,不禁大吃一惊,连忙拉了他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话是这样说,其实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他早已筹划好了,待这里的工作安排已定,便要先去安源走一遭,然后再到上海去。

  此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所以毛泽东不能带她们母子一起走,只好托付给向振熙老人照料。即将离开丈夫的杨开慧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她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操持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了,毛泽东叮嘱她也要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化妆离开长沙,在蒋先云陪同下第7次前往安源。

  毛泽东听取了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汇报。此时的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指示安源党组织,今后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他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少奇结了婚,便来到他们的住室,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一直对自己关怀备至,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此后,何葆贞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了。她在1925年到1932年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去了江西苏区,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为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1933年3月底,她也不幸被捕了,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女监里,此时尚未暴露身份。1934年秋,她被互济总会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在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着实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敢于面斗反动军阀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他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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