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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成:蒋介石的历史判决书

徐汉成 · 2019-09-2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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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早就代表着四万万多人民对于蒋介石作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终审判决

蒋介石的历史判决书

徐汉成

  一、二十八年谁著史?

  二十八年谁著史?翻案妖风今又起!

  紧随着“伤痕文学”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脚步,“ 翻案文学”日见兴旺。

  所谓“翻案文学”就是用“文学”为历史已经定论的反动人物进行粉饰,将他们“正名”为好人或历史功臣。从对刘文彩、黄世仁等大地主的挖掘,到对张灵甫、马步芳……的“正名”,又到对蒋介石的“还原”, 无一不是“翻案文学”。

  手法相差无几,一说他们也曾行过善事,二是抗日尤其为翻案的资本。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名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的书,2014年6月又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的书。2010年9月11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做了“正确评价蒋介石”的专题演讲。又做了“解密蒋介石日记”的演讲,载于《温故》总第25缉。

  据杨天介绍,“还原”蒋介石的要旨为两点:一是对后人负责,将伪史“还原”为真史、科学史;二是为了两岸统一,通过“还原”蒋介石收买台湾民心。

  “还原”蒋介石首要的依据是“密档”:

  “这批秘密档案是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交给他的秘书,也是他的老师——毛思诚的。1949年以后,毛思诚的后人将这批档案秘密的藏在墙壁里,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各地抄家,宁波的红小兵到毛思诚家里,将墙壁凿开,发现了蒋介石交给他秘书保存的大量档案。我的书就是根据这些秘密档案写的,所以书名的上一半叫“蒋氏秘档”,下半段叫“蒋介石真相”,这是经过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查同意出版的,介绍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次是“日记”:

  “ 从2006年开始,美国的胡佛档案馆分四批向全世界公布了蒋的日记。本来这个日记两年以前就准备出版,但是后来蒋家的后人发生矛盾,所以这个出版计划停滞了。但是我相信过几年这个日记还是会出版,大家都有机会看到。”“这不是一个小事,是一个大事。这是关涉到中国近现代史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如果不给蒋介石一个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那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都没法写,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没有办法写。”

  各位看官,抗日战争胜利了70多年,建党近一百年了,连一个真史都没有,这实在是天大的荒唐。仅从杨先生的书名看,但凡以前对蒋介石的评价都是不真实的,只有杨先生“找寻”回来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因此,杨先生的书与演讲确实是吓坏了一帮人,麻醉了一批人。

  找寻到了“密档”与“日记”这等权威的依据,证明了先前的一切的“史”不算数。最终对蒋介石的评价为“既有大功,也有大过”,而“功”则多至七个,其中有大“功”三个,“过”为三个,功过相抵,不仅以前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之类恶名翻了过来,大抵也是“三七开”了。

  这里,顺便提醒杨研究员:你在《正确评价蒋介石》的演讲中说:

  “大家可以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去看,展牌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换成了“正面战场,积极抗战”,完全颠倒过来了。”

  而在“解密蒋介石日记”的演讲中则说:

  现在换了另外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讲抗战的历史,比以前进步了。

  是“积极抗战”还是“继续作战”?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另外,《正确评价蒋介石》中说蒋公是大功两条”,“大过两条”在解密蒋介石日记”的演讲中却说:

  在我看来蒋介石有七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展牌到底怎么写的,蒋介石到底有多少的“功”,这可不是历史学家能够随意的抹杀的!

  当然,对于蒋介石“事迹”的考证,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即使昧着良心,譬如杜撰、撒谎、巧舌如簧。且不论杨先生的“密档”来自于娃娃凿开的墙壁里,或是来自于鸡鸣狗盗之徒。然而,如果脱离了战争的正义性、阶级性与革命性的著书立说,虽为麻醉药,却是苍白无力的。如果为了欺骗人民,不管对蒋介石的日记、札记烂熟于心,即便为奇文异说,终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

  不朽的文字需要时间检验。我们不得不感谢山姆大爷特朗普,是他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夫妻论”的内衣扒得精光,也不得不感谢台独分子蔡省长,爆光了蒋介石的手谕,给了“翻案文学”一记清脆的耳光。这可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无论如何的文章也是做不到的,此外,还要感谢杨天石研究员,即便是撒谎与诡辩,但这种呕心沥血的挖掘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

  二、“爱人”还是杀人?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致死未料,毛主席74年前的话一语成谶,如今,绻缩在台湾的国民党,虽仍苟延残喘,却也是气数已尽了。

  杨天石说:

  “他说基督教讲博爱救世,基督教的思想核心是‘爱人’,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是主张‘恨人’。一个‘爱人’,一个‘恨人’,蒋介石说,我还是选择‘爱人’吧!选择‘爱人’就选择了基督教。这是蒋介石最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

  “蒋介石思想中也有一部分可取之处”,“就是提出为人民服务。”

  巧借蒋公之口,说基督教的思想核心是“爱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是“恨人”,除了被蒋介石称之为“共匪”的共产党之外,天下哪有选择恨人的道理,有着“博爱”之心的蒋介石理所当然的选择“爱人”了。

  因此,我们只要掠一眼蒋介石当年的“手谕”,温一下建国前28年的党史,数一数地底下的共产党人,就能看到蒋介石是怎样的“博爱”着人民的,怎样的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了。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蒋、汪集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及其青帮头子杜月笙,于1927年4月至7月,先在上海突然袭击,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清党”,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革命群众。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人。在三个多月的大屠杀中,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等十三名党的领导人遇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调动了100万的军队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口号下,在苏区实施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延安抗大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中说:“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国共内战的十年间,蒋介石先后发动了五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反“围剿” 迂回的守势,因此,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无感慨:

  “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1933年6月,蒋介石编撰了《剿匪手本》,亲传杀人技艺,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击,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北上抗日,经历了历时两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重返红军根据地后,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性大屠杀。“蓝衣社”、“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暗杀团”、“靖卫团”、“保安队”等各种屠杀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组织林立。在村镇则成立“别动队”,重占井冈山根据地后,提出“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屠杀手段骇人听闻,剥皮挖心、分尸肢解、活埋火烧……无所不用其极。欠下人民的血债,实在罄竹难书,唯有“管中窥豹,见其一斑”,据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安徽金家寨(当时为立煌县城),第一个月就被枪杀与活埋3500多人,共烧毁机关、商店、学校,民房10000多间。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几乎灭门。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卢沟桥事变”,被国民党抓捕、死难、失踪的共产党人与苏区人民不下数百万,只能用“擢发难数”予以形容,因“围剿”迫使红军长征的结果是50万人只剩下3万人 ,被蒋介石国民党屠杀以及围追堵截而冻饿致死的工农红军有40多万人。

  1938年6月9日,为了解救“徐州会战”未战即败的危局,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的花园口大堤。根据于1948年出版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韩启桐、南钟万著)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得出因炸毁黄河的花园口大堤,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

  三、改良还是独裁?

  杨天石说:

  “在1923年的时候,蒋介石就能发现苏联专制独裁的毛病,排除异己,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20年代30年代,蒋介石总结出跟中共的三个不同、三个分歧:第一,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反对私有制,否定私有制,国民党是保护私有制。后来蒋介石又修改了一下说国民党是保护合理的私有制;第二,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第三,国民党主张代表全民的利益,共产党主张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三点就导致了蒋介石反对中共在中国实行的革命路线,蒋介石主张在中国做的是一条改良的路线。”

  蒋介石怎样的“改良”着中国的?

  1943年3月10日,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申明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强调中国只能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多党制历来为西方标谤为“民主”的资本。蒋介石“三·一”政策则与“多党制”格格不入,他从来不允许共产党存在,因此,蒋介石在经济上代表的是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政治上追求的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民众虽然剪了辫子,皇帝虽改称为“总裁”、“ 委员长”、“主席”、“总统”,实质是换汤不换药,将满清王朝“改良”为蒋家王朝。

  1945年,抗战行将胜利之际,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

  “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独裁还是改良?“三一政策”与联合政府,孰是孰非,高下立判。

  因此,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既不同于历史上的“藩镇割据”,又不同于晚清后期的军阀混战,更不同于国民党内部的林立的派系之争,是两个阶级,两种国家前途与命运之争。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那么,国民党就是反革命的政党,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所决定的。

  三、抗日不是革命!

  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目标是要创造出新制度与新社会。

  心怀叵测的文人们总是将抗日与革命混为一谈,企图抹杀战争的性质,混淆战争的目的。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封建王朝。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则是为了消灭清朝后期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残余的军阀势力,因此,它的性质也是革命。

  中国的历史中曾发生过多次抵御外敌的战争与民族战争,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爱国主义者与民族英雄,但是,却不能将他们称之为革命者,因此,抗日不是革命!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战争皆为诸侯割据,无“义”可言,古今中外,抵御外敌之战大抵为正义的。那么,当外敌入侵与国内阶级矛盾并存之际,将举国之力用于抵御外敌,还是用于消除国内阶级矛盾,是考量政治家胸怀国家、民族大义还是“党争”为重的试金石。

  “攘外”则是驱逐外敌,并无过错。关键是如何“安内”?外敌入侵之时,抗击外敌的人力、物力与军力越大越好,这个道理无人不知,于此,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结成抵御外敌的统一战线是衡量真假民族主义的标准。所谓“安内”并不是“屠内”、“ 剿内”、“灭内”。长期以来,自作聪明的文人们以凡参加或经历过抗战的反动分子均为抗日“功臣”为居,以为为着这些屠杀过共产党人与人民,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反动派找到了翻案的救生符,而“内剿”共产党人与“内屠”人民的客观的结果是既纵容了侵略者的行为,又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同时又丧失与削弱了抵御外敌的力量,这个论点完全合乎逻辑,据此的道理,凡是一边是参与过抗日的,一边又是疯狂屠杀过人民与共产党人的双料货,尤其为那些曾经叫嚣过“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阀,绝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绝不可以功过相抵,这是普遍“一律”的逻辑!只有对参加过抗战而没有对共产党和人民举起屠刀的国民党人才有资格称之为民族主义者。

  应该承认,蒋介石不是封建世袭的统治者,不同于宋徽宗和宋钦宗之类无能的帝王,正如杨先生所说:“将总裁、委员长、主席、总统这四个头衔加起来,说明蒋介石曾经将党权、军权、政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是中国当时的一把手,因此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外敌入侵之际,蒋介石焉能不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理,不过他将全部的军事力量用之于维护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信仰了。因此,对于他对于英、美、日的态度,充其量不过是维护着作一代枭雄的“一个领袖”而已!

  从杨天石大谈蒋介石对苏联、英国、美国的态度,对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妥协退让则以开脱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屠杀则是轻描淡写,也足可见杨先生对蒋介石的“态度”了!

  四、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

  杨天石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大功是抗日。

  “蒋介石提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举世皆知。虽然,国民党中的蒋百里、陈诚等人也曾提出过以“拖”等待盟国援助的“持久战”,但与毛主席的“持久战”中的人民战争思想大相径庭,且均未形成系统与翔实的文字,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也写了《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的短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同样也没有形成论据充足的系统性文章。据《人民政协报》2018年11月26日介绍:《论持久战》发表后,冯玉祥得到这本书,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推荐给蒋介石,而蒋公也不得不赞同了,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后,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连同蒋介石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

  至于蒋介石在什么时候,哪种场合,采用什么方式提出过“持久战” 只有天知、地知,杨天石知,他人不得而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6年7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1934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省的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时说,“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

  杨天石说:

  “例如讲到抗战,我们很熟悉的八个字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想这个大家都熟悉。我们还熟悉毛泽东有名的一篇文章,他有个有名的比喻说,抗战期间蒋介石躲到四川的峨眉山上去了,他没有浇水,没有栽树,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从峨眉山上走下来,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了。这样的历史显然是不科学的。”

  所谓的“不科学”,即蒋介石既是栽树的,也是浇水的,这个桃子应该由蒋介石来摘,才是“科学”的。但是:蒋介石是不是既“栽树”又“浇水”的?是蒋介石不准共产党“摘桃子”,还是共产党不准蒋介石“摘桃子”?

  为了驳斥蒋介石不准共产党“摘桃子”,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

  提请杨先生在呕心沥血的“还原”蒋介石之余,稍微的抽出金贵的时间,仅是读一读毛主席在1943年10月5日《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与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以及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三篇文章,就知道这样的历史是怎样的“不科学”了。

  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东北的张学良于1928年7月1日通电全国易帜,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

  1931年9月,板垣征四郎悍然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以1万关东军挑战20万东北军。因实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未放一枪一弹便撤离东北,致使东北全面沦陷,成立了伪满洲国。

  杨天石说:

  “关于九•一八,张学良自己已经表态,9月18日晚,是张学良自己本人下的命令不抵抗,他讲得很清楚和蒋介石无关。”

  论据严谨是历史研究的学者秉持的态度,既然张学良“讲得很清楚”那么,就请杨先生拿出张学良是在哪一年,哪一种场合,是否公开表态承认九•一八是他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的证据。

  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遂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军事基地;

  1933年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国民党军队迅速撤离东北;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互签《何梅协定》备忘录,国民党军队退出河北,放弃了华北主权。

  1931年7月8日,共产党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1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位中共领导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9月份,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第六次“剿共”,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以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提议,发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停战,进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1937年7月17日,受情势所逼,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五次强调中国是弱国,表明“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承认“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提出四点主张,第一条则是“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谓“如果”,说明卢沟桥事变后,战端仍未开。“一个“自存”,一个“共存”,不打自招,活脱脱暴露出消极抗战的真面目,上海沦陷,华北沦陷,所谓的“对外求共存”岂不是与“满州国”“共存”吗?与“华北自治”、上海的侵略者“共存”吗?在已经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的情况下,还声称“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的指明了正规战与游击战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六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上述时序的事件与文献,积极抗日与消极抗日,无须赘述,泾渭分明。

  1940年初,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对于蒋介石妥协退让,杨先生又是如何的辩护的呢:

  “为什么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原因很多,根本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日本是强国,中国当时是弱国。在这个情况底下,蒋介石学习勾践,这是他文化上心理上的原因。”

  须知越王勾践是被吴王擒了去,为了复国才为吴王“饮溲尝粪”的,后来也是复了国的,而十四年的抗战中,国人从没有听说过蒋介石被日本人生擒活捉了去,也没有听说过“卧薪尝胆”,只听说国民党先驱何香凝于1935年将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帽裳,换你征衣去。”

  也听说过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因气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12月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并写下一首《哭陵》诗: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1938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一直奉行“抗而不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深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防御,所谓的“十大战役”,多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的进攻。为了“自存”,先后三次掀起了反共高潮。直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因此,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1945年8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说: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

  “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杨天石说:

  “在抗战中,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牺牲的少将以上是120人,伤亡是338万,消灭的日军是138万,占日军总数的70%。”

  据日本《日本陆海军事典》调查公布的数据,从芦沟桥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在中国战场共死亡陆海军为四十万零四千六百人。按照国民党《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据,日军死亡人数为48万,按照建国后统计的数据约有55万日军被击毙。中日战争中,到底死亡了多少日军,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既然杨先生得出了国民党消灭的日军是“138万”的数据,自然应该给出权威性的出处。

  如上所述,“攘外必先安内”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如果孙中山不去世,就不会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会发生十年的国共内战,日本侵略者就不敢贸然发动九一八事件;如果蒋介石积极抗日,“西安事变”就应该改为“政变”了;如果没有蒋介石十年内发动的五次剿共,就不可能发生“芦沟桥事变。当然,历史不承认假设,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直接导致了中国惨遭外来侵略的命运,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五、“阳谋”与“阴谋”的博弈

  “阳谋”就是把事情摆上桌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之相反的是“阴谋”,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然而,不管是“阳谋”,还是阴谋,顺民心,合民意,才是王道

  蒋介石“阴谋”的境界确是炉火纯青,先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了麻痹工人的警惕性,4月6日,派军乐队把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假惺惺地施放“革命”烟幕弹。一切布置就绪后,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南京。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指挥上海反革命政变。

  然而,老天不佑蒋介石,大地不庇国民党。仅看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八年抗战中,毛主席是如何的以“阳”克“阴”的与蒋介石进行博弈的。

  为了为蒋介石正名,杨天石特别博引了毛主席的话:

  “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就是蒋介石。所以1938年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伟大领袖,是最高统帅。但是到了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称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没几天,毛泽东到重庆开会,又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同样一个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蒋介石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蒋介石是1975年在台湾去世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蒋介石去世几十年了,棺虽盖但是不能论定。当前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里面,对蒋介石还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

  杨天石的旁征毛主席的话,借毛主席之口佐证抬高蒋介石,说毛主席说话前后不一,对蒋介石前恭后倨。虽没有明说毛主席说谎,总算为共产党留下了面子。

  国人皆知,毛主席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年仅29岁就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年仅30岁就于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国民党还丧心病狂的刨了毛家的祖坟,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剿杀”了数以百万的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毛主席焉能不详,如果常人站在“私仇”的角度上,无论如何不可能称蒋公为“伟大领袖”的,见蒋公而拔刀相向也未为不可,但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合作抗日,毛主席抛开私人恩怨,将抵御外敌放在首位,这正是领袖的非凡胸襟与伟大之处。

  所谓“不科学” 大概的原因有三:一是参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去世的差不多了;二是杨天压根就没读过毛主席的书;再就是装糊涂的断章取义。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不科学”的历史吧!

  1937年,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

  “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这一论表述的立场,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举国上下应该将抗日救国放在首位。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和人民以及国民党左派“逼出来的”,如果蒋介石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对共产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就立即输理,人民不认帐,美、英、法、苏等盟国不许可。“阳”则明,“阴”则暗,以“阳”克“阴”,就是对蒋介石公开的以政治解决“党争”,暗地里调兵遣将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毛主席则采取三个“阳谋”:在政治上维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既联合又斗争:在军事上保持独立,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舆论上未雨绸缪,对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内战的阴谋给予充分及时的揭露,取得最广大人民与盟国的支持,使得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

  为什么在抗战结束后,又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呢?

  毛主席在《评参政会》、《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作出了全面的解答:

  首先,在《评参政会》中,对国民党的合作初期的积极抗战做了评价: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1937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 ,1938 年3 月国民党领导的“台儿庄战役”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内。

  而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与《评参政会》中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予充分的揭露:

  “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

  1939年12月3日,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命令山西国民党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屠杀了新四军9000余人,周恩来愤慨挥毫,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讨蒋诗。

  “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

  “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

  “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7月上旬,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一方面,中共中央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一些重要文章被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于此,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并撤回其部队。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从毛主席的论述中,如果如杨天石所说,国民党蒋介石是积极抗日,毛主席却说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了” 那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评参政会》与《论联合政府》中的数据也是“不科学的”,然而,这些文章全部是公开的上了报纸的,蒋介石国民党并没有对这些数据进行驳斥。

  毛主席对国民党积极抗日救国的将士们也是认可的,《论联合政府》中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由此可见,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战中,国民党内也有战斗在抗日的第一线的左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纵观抗战全局,国民党的抗战总体上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展现出来的是局部而不是全部,是树木,而不是森林。

  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蒋介石三次之邀,1945年8月29起,毛主席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语实在为蒋介石量身定做,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10月17日毛主席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随即对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两面性阴谋予以揭露: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

  六、历史的判决书

  杨天石说:

  “我们作为老百姓都希望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都希望了解的历史是真实的,是科学的,是不讲谎话的历史,可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讲到国民党,讲到蒋介石时,应该承认是讲了不少谎话、不少违背历史真实的话。”

  杨先生的这句话说得很对: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

  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如果蒋介石也能翻案,则是全盘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其道理在于,如果说对蒋介石的评价是“不科学”的,“讲了不少谎话、不少违背历史真实的话。”,则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不科学”的,也是“讲了不少谎话、不少违背历史真实的话。”毛主席所有的在28年中的讲话与文章皆为“不科学”的,也是“讲了不少谎话、不少违背历史真实的话”的。

  与蒋公的“密档”与“日记”相反,毛主席的文章既不是墙壁里挖出来的“密档”,也不是暗夜中的日记,都是当年在公开场合讲的,不仅上了报纸,编印了单行本,也编著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所有的事实与数据都是向着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公布的。

  杨先生说:

  “蒋介石是1975年在台湾去世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蒋介石去世几十年了,棺虽盖但是不能论定。”

  毛主席逝世也几十年了,如果他说的历史“不科学”,那么,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却将这样长期说话既“不科学”又“说谎话”的人拥戴为领袖,岂不有辱全国人民与全体的共产党人的智商?据此,肯定了蒋介石国民党,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否定了中国革命。真“不是一个小问题”了。而是超出了“学术研究”或是“学术自由”范畴的,触碰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与中国革命合法性的底线的大问题了。

  综上所述,毛主席早就代表着四万万多人民对于蒋介石作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终审判决:

  1949年元月4日毛主席在《评战犯求和》称:“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

  1949年元月1日,毛主席在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贺词中说: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

  二0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微信号:jhxu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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