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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对抗美援朝的回忆

赵福臻 · 2019-10-2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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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根据老人的手稿节选的。回忆录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恳请知情者给予纠正

  由于时间久远,同时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回忆录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恳请知情者给予纠正。

  一、 响应号召,要求参战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第二天美国就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参战,同时派兵进入我国的台湾省。开始命其军舰炮击我商船、飞机、侵犯我东北领空、轰炸我边界的城镇和乡村,伤害我国人民。美国还声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气焰十分嚣张。

  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激情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我和同志们立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保家卫国。大家一致认为,过去的抗日战争就是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今天,美军又在走日本的老路。我们是革命军人,有的曾经受到过日本鬼子的伤害,现在我们决不能再让朝鲜人民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犯和蹂躏!

  事后我把大家的讨论和决心写成了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社。没想到我们的文章竟然刊登在了第二天《人民日报》上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宣传过,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也是受到同志们的感染和鼓励后做的一点小事。现在把它说出来,就是要告诉年轻人,我们过去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这篇短文登在1950.7.7第四版)

  我家在河北省高阳县东赵堡村,自幼我就积极参加抗日小学和儿童团的活动,长大后又当了兵,参加了革命。日本鬼子践踏华北的“哒哒”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叫响着。特别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汉奸们活活地打死了我的父亲。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40岁的叔叔、12岁的妹妹还有我的祖父,三位亲人相继在仇恨和愤怒、饥饿和痛苦中离开了人世。然而生活在那种凄惨、愁苦和仇恨之中的何止我一家呀!在整个冀中、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遭到了日寇极为残酷的“抢光、烧光、杀光”政策的摧残。这些铭刻在心的记忆,在我的头脑中是永远抹不掉的。我坚信,帝国主义一日不除,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宁。

  二、战前动员

  赴朝参战以前,我在68军侦查科做参谋工作,住在张家口的宣化。开战后的11月份,我们转移到了天津郊区的北后村,开始了全面而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思想教育——“三不怕”:不怕美帝原子弹,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怕美帝打到我们国内来”;“三视”:敌视美帝、仇视美帝、蔑视美帝。让我们从最困难处着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还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

  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自1840年以来,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

  1950年,在刚解放的城市和我国的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他们急切盼望着美国这个后台老板能跑到前台来为他们出气,盼望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反攻的机会。“三不怕”和“三视”的教育,生动、准确、及时,使我们一点就通,使我们树立起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敢于战胜美帝,要英勇杀敌,争取立功的思想。

  三、入朝

  杨成武指挥的20兵团68军,是我志愿军的预备队。根据五次战役的进展情况,于1951年6月底,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长途的行军。我们携带了背包、军鞋和其它军用品:方块雨衣、水壶、急救包、炒面袋子、牛肉干,比解放战争时期算是丰富了许多。另外每人还注射了防疫苗。行军途中,我与一位朝鲜联络员(翻译)在前头带路。行军路上,我边走边问,学一点朝鲜话。如:“这叫什么村?”等等。

  这一年,我们的空军和防空的火炮在苏联的帮助下,已有所加强,敌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不少。但对防空仍然不敢放松。坚持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

  有一天晚上,我们走到一个叫球场的地方,来了一辆“嘎斯”汽车接我们。这也是我第一次乘车行军。记得天色一片漆黑,汽车行驶在一条山路上,可是连小灯都不敢打开。由于路窄,走了不多时就被堵住了。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车越聚越多,大家都是干着急。幸好那天敌机只是经过了几趟,并没有轰炸。可能是隐蔽得好,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直等到天快亮时,才通了路,众多的车辆很快就无影无踪了。真佩服那些司机们的胆量和技术,那时行车的危险和难度在和平的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天亮前我们到了距公路稍远一点的一个村子,伪装好汽车,开始休息、做饭,然后等到天黑再出发。

  四、行军途中

  有时候我们一整天都是在树林里行走,又遮太阳又防空。这片树林的树距均匀,树龄也很接近,不象是自然树林。道边上竖着“爱护树木”的牌子,可能是人造树林。

  又有一天,天下着雨,洪水把前面的路冲坏了。我们在一座山上停了下来,准备在树林里露宿。大家把几块方块式雨衣连接起来,搭成一个帐篷遮雨休息。那天我们断了顿。联络员同志就领着大家挖“道拉基”。“道拉基”又叫“野人参”,吃起来有人参味,不过有的也发苦。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在朝鲜流传着一首民歌,就叫《道拉基》。

  后来,公路两旁的村镇都被炸成了废墟,而且越往南走,越是大的村镇被毁坏得就越是严重。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朝鲜人民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我们的战士都看在眼里,急在脸上,记在心上,一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就想立即痛击美国侵略者!

  五、作战

  我68军入朝不久,就开始了停战谈判。敌人总想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搞到手。谈的时候少,在战场上见高低的时候多。于是,敌人就在1951年夏末秋初之际发动了攻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68军在东线投入了战斗。任务是在北汉江以东至文登里十余里的山地对面组织反击。当时我军刚接过朝鲜人民军的防地,没有工事。多处是石质山,也很难构筑工事。敌人的炮火有空中优势,我部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打得勇敢,打得顽强,在连续几天的作战中,多数阵地,一天之内要打退敌人十几次到几十次的冲锋,顽强死守,岿然不动。大量地杀伤了敌伪的有生力量。然而在北汉江东侧二公里的对面,则被敌伪首都师推进了约二公里。因此军首长极为恼火。

  六、巡视

  一次正在行军,天下着雨,军首长叫我和我们科长二人到防守该阵地的202师606团调查原因。我们找到团指挥所后,耿宏团长虽然没有过多地说话,但是我们明白了作战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在敌人炮火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没有工事作依托,伤亡过大,形成了阵地只能由少数人防守的局面。团长说:“一个电话员在查线路的时候,到了一个山头,没看到一个人,于是他就留在那里坚守着。”团长又说:“我们正在组织团部的勤杂人员和参谋干事们前去增援。”

  他指了指附近被炸毁的一片房舍说:“在那里,敌机曾用‘大把抓’把我们的一个小分队,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大把抓’就是集束炸弹。

  听了耿团长的话,我们认为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则应当抓紧时间向上汇报,请求给部队以必要的补充、增援或替换他们休整。实际上我们的敌人在我军的强力阻击下,也受到重创,成为强弩之末了。果然,没过多久敌人的攻势就停了下来。通过这次调查,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就会联想到606团那些与敌人拼杀的英雄们,就会告诉身边的人“这是真的”。

  就是在那几天最激烈的防御战中,我的战友,605团的侦查股长候景祥同志、我最敬重的202师侦查连长赵老久同志也牺牲了。前者我们同时参军,在解放战争中曾一起战斗。他很聪明会讲令人捧腹的笑话,字写得很好,作侦查工作勇敢、机智,不怕死。后者是解放战争时的老侦查员,比我大好多岁,他总是干净整齐,讲究仪表,人也英俊。虽然大字不识多少,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会忘记。人很机灵,那里有艰险,那项任务最艰巨,他都会亲自带领侦察员们去完成。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何处。

  七、文登里

  从606团返回后不久,我和科长又奉命去了文登里一带的防守阵地,了解204师的情况。文登里是贯通南北公路的交通要地。该师610团防守公路以东不远处有一座1000米高的山峰,我们称它为1111高地,它是文登里左翼的一个天然屏障由朝鲜人民军防御。公路对面有一座山叫鱼隐山,也在千米以上,是文登里的又一个屏障,由202师504团防守。对面的敌人是美第25步兵师,它企图凭借机械化和空中的优势迅速向北挺进,将我防守部队分割歼灭。

  我们从师部赶到鱼隐山,一路走的是高山绿林、杂草丛生的山路。团指挥所设在山顶上,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掩蔽所。在它旁边几米处还有一个观察哨。接待我们的是作战股长俆忠祥。徐股长说,昨天这里遇到了敌机投的凝固弹、汽油弹的轰炸。观察所的同志负了伤,这种汽油弹爆炸后溅到人身上很难搞掉。他还说,敌人进攻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山峰以南的几个高地。在那里一天要打退敌人十几次的冲锋。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从通报里看到人民军1111高地阻击得也很顽强。敌人久攻不下,死伤很大,无可奈何,垂头丧气,把它叫做“伤心岭”。50年后的今天,美国有的文章把“伤心岭”战役和美国空降师被围遭重创一起,称作二战后最黑暗的日子。

  八、坦克阻击战

  在敌人的秋季攻势基本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去了204师。在师部我们找到了侦察科芦科长,他说,610团李团长带的这个队伍作风好,特能打。在敌人坦克的大量进攻面前,部队毫不畏惧,沉着应战敢于贴近打。他还特别指出,610团把打坦克的阵地修到公路边上,接近射击,打击坦克很是得力。就这样把敌人的坦克击毁在阵地前,使其无法前进一步。

  另外他还介绍了610团侦察参谋刘XX的事迹。刘参谋是北京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他在文登里作战中对坦克很感兴趣,多次到坦克里拆卸通讯器材。他还完成了到敌阵地前潜伏侦察的任务。我知道,美军在夜间,有照明弹和探照灯、有值班炮火和轻重机枪的射击等等。刘参谋的机智勇敢,可以说是610团的缩影。它也说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是打胜仗的根本。

  1975年我在军分区工作时,见到民兵训练教材里就有文登里阻击坦克作战的战例,非常高兴。

  九、“三反”运动

  军首长为了便于指挥部队作战,在距前线十几公里的自在沟小山庄,设立了指挥所,由30人组成。指挥所到位时,敌人的秋季攻势基本停止,开始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但是敌人仍凭借其炮火和空中优势来压制和消耗我军。在一线阵地上空经常盘旋着三种飞机:一空中侦察机,每天都可以见到它在低空中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似的飞来飞去。战士们都叫它“大醉鬼”,又因为头部是红色的,也叫“大红头”。它有时也向我阵地投放冒着不同颜色的信号弹,指示其它飞机轰炸和扫射。二是一种黑色飞机,它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空中飞行,是专门为其炮兵侦察我军目标的,而且还帮助校正目标,被叫作“校正机”。第三种是在晚间才临空盘旋,向我军喊话的飞机。通常是台湾来的女广播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细声细气的喊叫。我全体官兵无不嗤之以鼻,这也是一种无效的宣传。

  针对这些情况,部队不断地研究和掌握其活动规律,增加各种措施,尤其是在我工事不断加固的情况下,减少损失,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阵地前线,我们被告知,一发炮弹是一个中农财产的价值。教育我们打仗时也要想到节约。我们组织优秀射手,对敌人阵地上的暴露人员打冷枪,积少成多,也给了敌人以大量的杀伤。

  在在战场上,我们也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们“前指”主要是对管理科的个别同志和作战科长进行了“打老虎”的活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面对面地质问、说理和清查帐目等等。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听了传达后印象很深。我们“前指”的人,都用书面形式作了认真的检查,不放过一点点浪费的现象。沾公家便宜的小事,如:用信纸、信封写私信也都作了检查,极为认真。从而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再也不犯这方面的错误。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是反腐反贪工作的起点。

  十、 反击攻坚战

  停战谈判,谈谈停停,这期间的战斗总带点其它的味道。我们在敌人攻势中失去的北汉江东侧的那块4平方公里的地方,在攻势过去后,我军就要把它夺回来。为此,军参谋长宋学飞领着我,曾经查看过卡秋莎火箭炮阵地。原想依靠火箭炮收复失地,后来计划被搁置。在敌我对峙一年后,我方构筑了以坑道为主的阵地之后,于1952年秋开始了反击战。

  反击的目标有两处:一处是中央部位,949高地北侧的敌伪9师的阵地。另一处是北汉江东岸东西长,南北窄的571高地,敌伪9师的一个连守着的阵地。敌人已经构成了连接明暗射击掩体和小型坑道的坚固体系。

  我到203师检查工作时,曾有幸参加过讨论作战方案的师党委扩大会。203师指挥员们在长期的对峙中对敌人的火力掌握得比较清楚,对攻克敌人阵地也是有把握的。但是对收复后如何经受敌人的空中密集火力的袭击有所顾虑。当时很有名气的杨栋梁师长,反复提出,不要干傻事。大家在烟雾缭绕之中,七嘴八舌提出了许多好点子,••••••

  几天之后,9月18日晚上同时向敌人的两个阵地开火,并且很快就把阵地攻克,消灭了敌人。在随后的几天里,抗击了敌人连续多次的反击和敌人空、炮的密集袭击,并且使部队的伤亡减到了最低的限度,还把俘虏押送到了后方。

  十一、遭到空袭

  在军机关驻地没有敌机轰炸的担忧,但是防空意识是不能放松的。“前指”在远离公路的小山沟里,人员少,目标小,几个月以来从未遭到敌机轰炸。指挥部合并后多数科室住在自在沟西侧的一个村子里。该村叫和平里,有100多户人家。人员多了,目标大了,被发现的机会也就多了。但是主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叛徒。

  有一天兵团通知说,兵团作战参谋刘XX去前方检查工作时,人不见了。他踩的脚印是奔向了敌方,刘某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通知要求军部变更驻地,防敌空袭。

  此时我被派到和平里去寻找适合转移的地方。有一天一架敌机B¬—29型轰炸机直奔和平里而来,水平投弹,狂轰滥炸了一番。我们科住房北侧着了火,但是没有人员伤亡。后来在我们科向千米山外的桃坡里转移时,我看到一户朝鲜老乡家被炸得家破人亡,一片废墟并且还在冒烟。

  此后,“军指”为了开庆功会,在自在沟南侧的一个小山沟里修建了一个礼堂式的大掩蔽所,上面插满了和周围环境一样的树枝和杂草。即使这样,还是被敌军发现了,结果是被炸得一塌糊涂。有几个战士受了伤,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后来我们还是成功地举行了庆功会,参加庆功会的还有祖国慰问团的知名人士。

  这段时间,我亲耳听到敌机轰炸的爆炸声。这声音确实有一种震慑力,但是却没有想象中那样大的杀伤力。

  十二、纸老虎

  敌机对“军指”轰炸之后,在人们中间就流传开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的炸弹未炸,我们的工兵在对其进行拆卸时,有一枚里面却有美国工人阶级“寄”给中朝人民,支持打击美帝的传单。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知道了美国人民同样是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

  有一次204师高炮部队打下了一架飞机,俘获了驾驶员。当我们询问他这次飞行的任务时,他竟然说,因为赌博输了钱,所以想飞过警戒线,能拿到更多的钱,好再去赌。这就是美国的军人!从他的嘴里还了解到:一美国军人当中不少人有大学文凭。二他们大多身上都有裸体女人的相片。三他们从后方到前线划有几条不同的工资线,越靠前线拿钱越多。美国的军人是雇佣军,参军是一些人谋生的手段。四美军每个连都有一个神甫,定时或不定时地领着人们做祈祷。特别是在打仗之前,一定要祈祷上帝保佑的。

  十三、中朝友谊

  1951年秋,我在军指时住在自在沟的一户朝鲜人家中。山沟东西长4公里,它的中段散落着四户、五户人家。沟的西端连着一个南北走向的山川,沟的两侧山高林密。山坡上有一片农田。特别是在北山密林深处常有野猪出没。人民军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狩猎以改善伙食。山沟东还可以见到从树林根部渗出的水滴,集少成溪,长流不止。可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需。那水喝起来有点甜,含有较多的营养。朱学飞参谋长多次说过,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壮,长得也胖,就是因为这里的水好。的确,我们的房东和沟里的人们,吃的很简单:大米饭和一、二指长的黄豆菜,还常喝凉水,冬天里就把雪放在桌子上大家吃。不记得他们吃过鱼、肉,或肉炒菜等等。

  有一次人民军战斗英雄来作报告,房东大妈精心做了好吃的食品,请英雄品尝。那是用一个个木质高脚托盘,盛着一张张粘着的圆薄饼,这就是最好的了。

  我和高参谋住住在一起,房东家有4口人,两位老人和13、4岁的小女儿,大女儿出嫁了,是个军属有时也住娘家。他们家比较穷,只有两间草顶房,连着一间没有门的厨房,还连着一个牛棚。这也是当时朝鲜农村最普通的农家模式了。房东为了照顾我们,把热炕头的一间让给我们住,他们则住较凉的那间。房子的间隔是推拉门,我们感觉很亲近。有空时我就爱唱《金日成将军之歌》,这时他们往往也会唱起来。后来我们还互相教唱,我们还学了些朝鲜话。这样,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离开自在沟两年后,我跟随李达参谋长视察64军军部的时候(那时他们住在那里),还特意看望了老房东。当时他们正在吃饭,见到我很高兴,后来“阿妈尼”抹着眼泪说:“先前听说你被炸死了,现在又见到你了,我们高兴啊!”我想,他们一定为我哭过好多次吧。

  十四、难忘的战斗

  1952年11月我调到“志司”工作。原来上级打算把情报处和参谋作战处分开,需要增加人员。我报到后见过处长和副参谋长,还有负责情报工作的崔醒农处长。我的第一件任务是测绘一幅美军一个连的阵地“老秃山”地图。由崔处长口述,我来画。地图很快就弄好了。当时正是进行“上甘岭”战役的时候。

  美军在我军对敌连、排阵地反击胜利之后,很不服气,想显示一下他们还有进攻的能力,非要把上甘岭拿下来。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也毫无进展,并且被我军打惨了、打怕了。

  与此同时,我军在西线攻克了美军一个连的阵地。这大概就是邱少云烈士牺牲时的那次战斗。美军阵地经过一年多的修筑,十分坚固。它有碉堡式的射击掩体,有明暗结合的交通壕。阵地前有二十多道铁丝网和布着地雷的障碍地带。我军攻克阵地后,美军的空炮又狂轰滥炸,使这个小山头的绿色全无,焦土一片。美军记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老秃山”。

  十五、“志司”印象

  我初到“志司”时,觉得她是一个很大、很神秘又很威严的指挥部。她住的地方叫桧仓,那是一个开了几十年,并且还在开采的一个金矿区。我乘车来时,走进沟时还要把障碍物搬移。进沟后沿着沟底小溪南侧的公路,向东行驶了好几里,只见北山坡全是采矿和选矿的场地。其它的地方则看不到有什么建筑,不像有什么机关驻扎。走近了才知道,在那一个个旧坑道口处,修建的是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长达数米的办公室,真像小山坡的一部分,是难以辨别的。那错综复杂的旧坑道,有高、中、低几层。低层的山高足有一、二百米,高层的也有一、二十米。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美军打伊拉克、阿富汗所用的炸弹,也是无可奈何的。

  可能因为有金矿,山上没有树,草也不茂盛,再向东若干里才是树林区。那里仍然有一条和自在沟一样的小溪。在小溪旁就有人家了。

  我们处长叫杨迪,是个“老长征”。崔醒农处长是山东人,是读过“四书”的,“三八式”首长。参谋长是原来“一野”的副参谋长可能叫王政柱。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能力都很强,对参谋们既严肃又和蔼,思想好,作风好。他们在大机关中工作时间长,具有我军的优良传统。当时,“志司”中还有苏联顾问。我知道的有一位中将、一位中尉参谋和一位翻译。那时,每天晚上都有一点时间学习俄语。

  在作战处还有一个新华社的随军记者,是广东人,在琼崖总队工作过。许多关于志愿军的报道,都在这里经过他才上报的。据说向外界报道的我军的伤亡、击毙敌军和俘虏敌军的数字都由作战处掌握。如1953年8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的击毙、伤和俘敌109万。南朝鲜国防部编印的《韩国战史》记载的总损失为113万人。我方的数字不仅没有夸大,而且还少着四万。这说明我军的统计数字是准确的。

  在“志司”里,还有朝鲜人民军的崔康健次帅和他率领的参谋们。我接触最多的是一位姓金的和一位姓白的参谋。不仅他们都常住这里,而且金日成首相也常来桧仓。他平易近人,每次来都会到山坡那块平地走走,他总是那么沉稳、庄重,他走路时不快不慢,微微摆动着双臂。

  十六、跟着干,学中干

  我到志司后,见到最多的是杨得志司令员。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老太太,头发总是向后梳着,不爱说话。有一次,彭老总到我们办公室视察,我正在拉二胡。他说:“你会拉二胡?”我赶紧站起来说:“不会,正在学呢。”解方参谋长从谈判代表团回来后就主持司令部的工作,他是一位能力强,水平高的首长。他一来就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业务职责、工作方法写出来。我写文章的能力差,真不知如何干、干得好/?其实那时我的工作也不很明确,于是我犯了一阵子的难,交得迟,也没写好。

  参军后,我就一直跟着领导干,跟着同志们干、学者干。我们既没有人学过,也没有人教过,想找书也找不到的。我们只能是一边学,一边干。这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想,若不是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里,而是在其它的地方或行业,那么“适着生存”、“物竞天择”的规则,可能会使我连讨饭都找不到门的。所以我很感恩,感谢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他们的领导和指引,使我们这样的军人在革命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起来。

  十七、 艾森豪威尔

  后来明确了我的任务,我担任敌空和海军方面的情报工作。我们每天接收到不少北京的通报。我要把有关敌空、海军的内容,给予登记和整理,把一些重要的敌情及时报告给领导,还要定时定期地在敌情通报中,加上这方面的内容。

  1952年冬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因为他是二战时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他在竞选中多次提出,要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他上台不久,就到日本和南朝鲜视察。就在这几天,北京方面多次反复地查证,北朝鲜西海面敌人舰船的活动情况,并且査得很仔细,连一只小机帆船都不放过。原来是担心曾是军事将领的艾森豪威尔,有可能到西海岸亲自视察。因为西海岸的清川江到元山是朝鲜最北部的一个“峰腰部”。如果从那里登陆,就有可能切断我后方,围歼我部队。这对我军是很危险的。

  不久,志愿军就依照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以梁兴初为司令员的“西海岸指挥所”。调集了38军、46军等主力部队,在清川江附近及其纵深地区,实施了抗击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艾森豪威尔也一直没有在北朝鲜登陆。

  十八、悲痛的日子

  1953年3月5日我正在值班,接到北京总参的电话,非常简单地通知我们:“斯大林逝世了”。听后我就转过身,对着办公室,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斯大林逝世了”。顿时,十几个人的办公室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都愣在了那里。实际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都在悲痛、在默哀。这一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斯大林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所崇拜的领袖,苏联是全世界革命的榜样。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儿童团就唱过:“第二战场快快开”的歌、知道一些有关苏联的故事。解放后,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大项目就有50多个。苏联是人类解放的先驱和旗帜,是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保障。

  斯大林逝世后,顾问组立即启程,回国奔丧,并且是有去无回。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反斯大林的黑报告。从此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她的受挫时期。多亏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开展了与苏修的斗争和论战,维护了我国的稳定,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教育了我国及世界人民。

  十九、最后的战役

  金城反击是迫使敌人停战的最后一战。此前,李承晚明确表示还要打下去。并且扣压我战俘人员拒绝签字,高喊什么:“要单独干”、“要北进”。因此我军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李伪军队,叫他老实服输。

  金城位于上甘岭以东10公里,是一座小城,其南侧从金化(上甘岭南)以东到北汉江为敌我对峙最北端的一个弓背地带,以轿岩山为主峰,连绵起伏21公里。那里部署着李伪首都6师、8师、3师等四个师。其阵地经过近二年的经营,构筑了盖沟、坑道与明暗地堡相连接,多层次地环形防击工事,十分坚固。火力配系严密,在这些工事前还设有数百米的地雷,和铁丝网组成的障碍地带。

  我军从1952年秋季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之后,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部队。此次战役,我军的意图是集中20 兵团的四个军,调动上千门火炮和上百辆坦克,突破其坚固设防的阵地,继而分割、穿插和歼灭敌人。

  7月13日晚总攻开始,全线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我军多个小分队像钢刀一样插入了阵地深处。敌人全线崩溃,从上到下乱成一团,在惊恐中纷纷要求撤退,要求增援••••••

  我的任务就是在地图上作标记的,那时变化之快,根本就来不及摆毛线阿,插红旗呀,等什么,那里就该一片红啦。我军用红色作标记,敌军用蓝色作标记。

  到14日、15日的晚上,敌4个师的阵地、长21公里,纵深6—8公里,共170平方公里,就被我军全部占领,敌伪4个师大部被歼。尔后又在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的战斗中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就这样毙、伤、俘敌7万余人。终于迫使敌人于7月27日,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在我们墙上的挂图上,标出了两个情况:一在右翼有一支小分队,从敌伪首都师阵地上穿插了进去,进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到了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活捉了敌团长。接着向南又捣毁了美军的炮兵阵地(伪军各师都有美军炮兵)。当时大家都很振奋。原来这又是203师打的漂亮仗。我作为68军的老兵,也感到很自豪。后来这件事被搬上了舞台,传遍了中国。

  另一个是在我进攻部队的左翼,有一支部队在完成了攻占敌人阵地的任务后,14日、15日这两天仍在不停地向南挺进,已经超出了我军占领线十来公里。当时我也很担心它会被敌人吃掉。但是他们行为却震动了敌人,使敌人产生了错觉,在惊恐中仓促调集兵力,而穷于应付。他们的行动同时又为我军抗击敌人的反扑,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毛主席评价这次战斗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二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二十、“狗”的本性

  停战后,志愿军的领导就全换了。在20兵团指挥打过金城反击战役的杨勇任志愿军司令员,19兵团的李志民任政委。原二野参谋长李达为参谋长。

  1953年初秋,李参谋长带各处的五个参谋,一个处长,视察了整个朝鲜战场和各个部队。情报处派我去了。我们乘几辆吉普车先到阳德,那里可能因为处在密林深处,保持得相当完好。然后我们到了元山港。港湾的北部有一个深入到海里的二三里路长条岛。岛上绿树成荫,非常美丽。我们没有向海里走,就向南经过转马里、高铺里山,到15军军部住了一晚。次日到了68军驻防的60军军部——自在沟。接着又到了金城地区的24军。该军军长张震与李参谋长是老战友。24军给了我们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沟口还有乐队迎接。吃饭、看节目还送苹果给我们。我们没有见到张军长,因为他乘车上山时负伤了。张军长是主动要求到朝鲜来的。这座山就是轿岩山,高600多米,是这里最高、最雄伟的。它也是我们在反击中夺过来的。

  从轿岩山向西,大约十五公里就是五圣山。这里曾是上甘岭防击战时的师指挥所。我们到山顶上向南看到了上甘岭和邱少云牺牲时的那个高地。五圣山显得又高又陡。下山后我们还到了上甘岭。上甘岭300米,不高,南北长。山头上还有层层被炸翻的细土,随便抓把土,里面还会有不止一块的碎弹片。

  看过上甘岭后,我们就直奔开城。在那里又参观了签字大厦、交换俘虏的场地和板门店在38 线正中央建立的会议室。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清川江口,看了抗击登陆的阵地和工事。最后返回“志司”,走完了视察的全路程。

  这次视察,我难以忘怀。我们走了一路,李参谋长讲了一路。通过这次视察他向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有“狗”的本性。他第一次是在兵团司令部讲的。当时兵团司令王金山主持召开了一个欢迎会。李参谋长在会上讲道,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像狗一样,它想咬你时,如果你不怕它,拿起棍棒打它,它就会夹起尾巴逃跑。否则,如果你怕它,想后退、逃跑,那么,它一定会追上来,非咬你一口不可。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二十一、文化生活

 

  志愿军的整个文化生活,随着坑道工事的逐渐加固,也就一步步地好起来。在203师战术反击作战时,我曾经到过某团侦查班所住的山岭上。看到树上挂着用敌人弹壳制作的锣和钹等娱乐器材。当即照了像,并保存至今。那时坑道和交通壕都很讲究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比较宽敞的地段,还命名为XXX大街。各单位还要开展评比活动等等。

  到了志司以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志司办公室的坑道里,有一个大地下室,天天有演出,特别是祖国慰问团到朝鲜时都要到总部来,慰问演出一番,显得非常热闹。

  记得在停战以后,在金矿沟口西北几百米处,有一个广场。广场北侧的山坡上,就是毛岸英烈士所在的烈士陵园。这个广场上搭了一个大的临时建筑,办了一个很大的战斗英模展览。就是在参观展览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的陵墓。就是在这个广场上,我看到了梅兰芳、周信芳、裘盛荣、李富英、马连良他们的同台演出。那时虽然并不懂得京剧,但是知道他们的名气,看了以后也很高兴。

  有一样,虽然他们很少演帝王将相,却多是才子佳人。特别是从上海来的一个越剧团,演的是《西厢记》、《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戏虽然有反封建婚姻的意思,却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气氛并不协调,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各文艺团体,志司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评论。比如常香玉的豫剧团作风就是好。他们一有空就到连队,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人们评论说他们的“行头”旧。最差的是总政文工团,他们对住坑道有意见,对吃的也不满意,结果弄得志愿军领导向慰问团的领导提出,要求他们回国。

  我们志愿军总部也有一个京剧团,该团就住在志司机关所在地。在他们住处的东侧有一个简易礼堂,一些大的活动就在那里进行。这个京剧团,不管有什么评比活动,他们总得第一。如美化环境方面,他们在宿舍前用花草和小石子搞了一个花坛,很好看!搞卫生、学习总路线等等也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京剧团是在解放沈阳时,从国民党军队那里投奔过来的。他们知道旧社会的苦,更懂得解放后的甜,所以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又焕发出了青春。该团除了主要演员方荣翔和一位姓段的“胡生”外,也没有多少过硬的演员。方荣翔是裘盛荣的徒弟,在裘盛荣来慰问的日子里,师徒二人除了亲近之外,又专门教学了一番。后来方荣翔在礼堂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穿军装,授军衔。其实他每月工资300元,如果评了营级,每月工资才160元。毛主席当时的工资才400多元。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待遇是很好的,方荣翔不爱金钱而珍惜军队荣誉的觉悟是很高的。正是他们剧团首次排演了《奇袭白虎团》,对志愿军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本文是根据老人的手稿节选的。回忆录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恳请知情者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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