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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22章

东方直心 · 2019-12-0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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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

  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

  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

  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话说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上一章已经说过,早在7月末,陈毅就化妆去了上海。那时他是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如何如何厉害,这才知道红4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刚刚写出的书面报告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记录记载,陈毅在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

  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3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4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提交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

  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李立三问陈毅:

  “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

  “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3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中央可以派人去红4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

  李立三问陈毅:

  “你看毛泽东如何?”

  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

  “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4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4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4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说:

  “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

  周恩来说:

  “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4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表了态,便说:

  “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

  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4军前委写出了一封约8000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

  “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九月来信”于10月22日到了红4军总部所在地广东松源。

  此前,前委代理书记朱德在10月15日带领红4军第1、2、3纵队4000余人,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第1纵队由纵队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率领,从福建上杭出发,10月18日进入广东梅县、蕉岭交界的上步村。第2纵队由纵队长刘安恭、党代表彭祜率领,从上杭出发,18日进入大埔青溪,19日在虎市击溃敌1个营,俘获3个连,攻占石上、虎市、青溪,刘安恭等及20余人牺牲,纵队长由郭化若继任。第3纵队由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率领,打垮了福建省武平县钟绍葵的保安团。

  10月20日,红4军主力攻梅县松口。因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4军主力于次日进入松源。

  10月22日这一天,陈毅在广东省梅县松源见到了朱德,简单讲了一下中央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并说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微微一笑,说: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4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4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朱德说: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下旬我们又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引起了代表们对他的不满。10月初,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

  说罢,他将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他激动地说:

  “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说罢,他当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他在信中写的是: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10月23日晚,红4军主力离开梅县松源。24日晨,红4军主力经南礤、蓝坊进抵蕉岭县城,林彪率1纵队击溃守敌1个营。10月25日,红4军主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10月26日下午,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孔庙召开大会,有600多人参加。大会由朱云卿主持,朱德站在大成殿的石鼓上,用客家话向群众进行演说,宣布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说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号召大家武装起来,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

  是日,粤军第61师师长蒋光鼐率3个团反扑,红4军主力被迫撤离梅县县城。

  10月31日,朱德探得梅县只有一个教导团驻守,率红4军主力再度攻入县城。粤军并不畏惧红军,他们凭借着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又熟悉地形,与红4军主力展开了巷战。从凌晨打到下午4时,红军发起7次冲锋,都未能得手,反而死伤惨重。这时,蒋光鼐的主力已火速赶来增援,朱德急忙下令撤出战斗。

  11月1日,朱德、陈毅、朱云卿等到达梅县平远石正。当晚,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了攻打梅县的深刻教训,拟报告粤省委转报中共中央。

  冒进东江,二打梅县,给红4军造成了惨重损失,死、伤、逃跑共计1000多人,总兵力减员多达三分之一,1纵队原有的3个支队不得不缩编为两个支队。2纵队就更惨了,2、3纵队也不得不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打郴州之后,又一个大败仗。朱德后来曾总结说:“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4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2次的失败教训。”

  且说在陈毅派人给毛泽东送“九月来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毛泽东因敌情吃紧,也离开了上杭县城,仍然以“杨主任”为化名,随同赣西特委机关往上杭县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因为身体好多了,心情特别好,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贺子珍与闽西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曾志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毛泽东回头看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曾志与夫人贺子珍,风趣地说: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苏家坡村,闽西军委书记张鼎丞抽调1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封锁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消息。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见毛泽东病体未愈,非常虚弱,就托人专程去外地或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给他补养;还派人四处寻找有名的中医为他调治。他的身体很快就好多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苏家坡的“树槐堂”阁楼上,蔡协民和曾志也住在楼上。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两家的房间不仅相对,而且近在咫尺,彼此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曾志曾经回忆说:“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主席与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和善又亲切。她虽然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但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爱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俩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毛泽东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可有一天,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初中2年级的课本。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念英语。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读起来有一种怪味,让人听起来忍不住发笑。曾志在教会学堂学过一点英语,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毛泽东在那边读得越认真,曾志在这边笑得越厉害。毛泽东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样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语。

  曾志夫妇晚饭后经常陪着毛泽东与贺子珍去村边小溪旁散步。他们踏上溪边的一座小桥,很有兴致地看着当地群众在小溪里捉小鱼。群众捞到了鱼,就送给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下水捉鱼,每次捞到鱼,就如获至宝似地拿回去美食一顿。毛泽东特别爱吃鱼。他每次吃鱼,都是先将鱼头吃了,再吃其它鱼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干这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有效地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在苏家坡的“鸿玉堂”举办了两期有闽粤赣3省苏区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即“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训练班”。毛泽东经常抽出时间结合实际给学员们讲课,为地方上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苏维埃工作,又能带兵打仗的干部。

  1929年11月4日,陈毅给毛泽东送去“九月来信”及亲笔信已有十数日,仍见不到任何反应,就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陈毅同时与朱德及前委成员商量,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写到目前部队的情况时,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那样的每况愈下之感。显然,他还没有从“梅县失利”的阴霾中走出来。他在报告中还写道:

  “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1、建立4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和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此时的毛泽东,正会同闽西特委在充分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后,在苏家坡召开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自闽西“一大”以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1月5日,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发出第15号通告,即《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证明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土地斗争的政策是正确的。”

  决议同时对“抢夺式”和“平分式”的两种分谷办法,对克服农民在分田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及奖励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由于闽西党组织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根据地已经由原来的3个县,扩大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个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1929年秋天,毛泽东所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生动记述了闽西工农劳动大众在红4军的帮助下,按照闽西“一大”决议,分田分地欢庆翻身的动人情景。词曰: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此时,苏家坡虽然有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所学校也没有,很多人家3代人都是文盲。毛泽东与特委文教干部商量说,应该在苏家坡创办一所小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可是大家说:没有办学的钱,没有教书的先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怎么办?这一切毛泽东都想到了,他拿出自己的20块“交通费”,作为办学经费;让特委机关的一位干部兼任教员;他又亲自编写课本;让特委机关腾出“树槐堂”的一间小厅,摆上8张课桌,8张长木凳,挂上黑板,黑板上方的白墙上还挂着红旗和列宁的画像,这就成了教室。

  毛泽东给苏家坡这所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平民小学。开学那天,近20名男女小孩子背着书包,欢天喜地走进了课堂。毛泽东亲自为学生们上了第一课。

  自此以后,树槐堂里每天都响起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毛泽东是既高兴又犯难,因为他再也不能安静地工作了。他听说苏家坡北端有一个圳背岩,岩下有一个大山洞,可容纳百余人,里面还有常年不断的泉水,是个很僻静很凉爽的地方,就决定到那里去学习和工作。他来到圳背岩,挥起柴刀,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通往洞口的小道。这个地方四周怪石嶙峋,杂树丛生。他很乐意每天步行来到这里学习和工作。特委的干部建议说:

  “‘杨主任’,这儿离村子有一段路,在这儿盖上一间房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麻烦群众了,我这儿很好,很安静,谢谢大家的关心。”

  平民小学的学生们知道了“杨主任”在山洞里学习和办公,就在一次下课后悄悄摸上了山,来看望“杨主任”。他们远远看到“杨主任”正在聚精会神写东西,都躲在大树后面不敢吱声。毛泽东还是发现了他们,招呼道:

  “小孩,你们过来呀!”

  孩子们走了出来,围在“杨主任”身边,唧唧喳喳地问这问那,还说要他回去办公。毛泽东亲切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说:

  “快回学校去吧,等一会儿又要上课啦!我在山洞里很好,瞧,我一个人在这里多安静。”

  学生们只好走了,他们给“杨主任”留下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些红薯干和一些刚摘下来的野果子。毛泽东吃着野果子,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

  11月18日,陈毅因一直得不到毛泽东的反应,只好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红4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

  11月23日,红4军再占长汀县城,前委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

  此时,毛泽东在苏家坡已经住了一个月。这一天,他坐在河边看书,忽然问身旁的邓子恢: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时语塞。毛泽东缓缓说道: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一天清晨,毛泽东来到老贫农雷选如的家里,正巧他们全家在吃早饭。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吃地瓜,他问道:

  “共产党好不好?”

  雷选如笑着回答说:

  “共产党真好,土地平分好,婚姻自由好,债务取消好,苛捐杂税取消好,样样都好。”

  毛泽东又问:

  “样样都好,就没有不好的吗?”

  雷选如不由得看着手上的地瓜,说:

  “现在什么都好,就怕明年开春粮食涨价。”

  毛泽东追问:

  “粮食为什么会涨价?”

  雷选如说:

  “每年秋收以后,富农和奸商就压低粮价,大量抢购和囤积粮食,等到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时,他们再以高价将粮食出粜,这样,贫苦农民就吃了大亏。”

  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说:

  “你提得对,要想办法解决。”

  事后,毛泽东将雷选如反映的问题,提出来与闽西特委领导进行了研究,决定由闽西特委作出成立粮食合作社、实行调剂粮食、防止粮价时跌时涨的有关规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样,就稳定了群众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1月26日,毛泽东终于该走了,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长汀,回到红4军军部,与红4军会合。

  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毛泽东也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

  “是大家讨论,由我起草的,周恩来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

  陈毅在谈话中还说,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六大”路线。李立三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陈毅又说,毛泽民也已经从天津调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内刊物的地下发行工作。

  原来,毛泽民自于1927年8月底在长沙与哥哥分别后,化名为周方,受命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不久,他在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知哥哥已经发动了秋收起义,就带领一批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平江、浏阳一带,寻找起义军,因在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又返回了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共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利用没有被破坏的原厂址继续秘密工作。毛泽民还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就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到了上海,成为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厂被敌特发现,毛泽民、钱希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办起了新华印刷厂,由毛泽民担任经理,钱希钧负责排版印制。

  毛泽东和陈毅谈话后,为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而感到高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复原了。有一次,陈毅告诉毛泽东说:

  “在上海中央开会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否去鄂豫皖或红7军那儿工作。”

  毛泽东说:

  “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还能说什么呢?他高兴地说: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啰。”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

  毛泽东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提议还要更深一层的检查红4军的一般情况。毛泽东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

  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4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夜深了,毛泽东一点睡意也没有,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写道: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4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4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毛泽东又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指陈独秀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笔者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听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才与贺子珍结了婚。后来战事不断,根本没有机会探听杨开慧的下落,现在得知他的好友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弟毛泽民也到了上海,不由得又思念起杨开慧,便趁此机会一探究竟,让李立三通知毛泽民,看看四弟与杨开慧有没有联系。

  而此一时期远在湖南的杨开慧又何尝不思念毛泽东呢?她曾经写道:“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1929年3月7日,杨开慧看到湖南《国民日报》上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悬首示众的报道,随后又看到《国民日报》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非常悲愤,她以《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为题写道:

  “上月底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奇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惊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快的情绪!”

  杨开慧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难以割舍的唯有老母亲和3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只有3岁,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可怎么办?他们可是毛泽东的亲骨肉啊!1929年3月以后,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她写道:

  一弟: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给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

  杨开慧这封饱含母爱的信,不知因何缘故并没有发出。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又撰写了自传散文1600余字,记述了她自6岁到28岁这段学习生活、思想变化、父亲病逝和恋爱的经过。对于她的恋爱生活是这样写的: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吧?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若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我一直在追随他美丽的身影,如果他死了,我的情思要全部注入他的尸体上;我好像看到他站在那里!我会马上到你那儿去,我亲爱的人,我要吻你,吻你的脸,吻你的颈,吻你的全身!”

  杨开慧在被捕前,把这篇自传散文连同她的《随感》、《散记》、信件等共7篇约4200余字的作品,一起藏在板仓住所屋后的砖缝里。直到在50多年后,1982年长沙县人民政府修缮杨家老屋时,才意外发现了这一批珍贵的文物。很遗憾,毛泽东在有生之年,竟然无缘见到杨开慧这发自肺腑的表白和催人泪下的文字。

  欲知杨开慧后来情况如何?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流着眼泪看杨开慧的那封托孤信,可真是叫人不忍卒读,却又不忍心不读!这短短的200多字,岂止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它是一个女人的心,一个母亲的爱,一个战士的品性,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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