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采取了延长假期、封闭管理甚至封城、封路、停工等强有力手段，以期切断传染源，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这种雷霆之举无疑是有效的，除此别无他法。
我们小区因为出现疫情，自正月初二始连续封闭管理14天，个别楼座直到昨天才解除封闭。这期间，从业主群里看出，不少人受不了了，情绪急躁起来，说活不下去了，还不上房贷了，要出去挣钱养家，有人甚至扬言要翻墙出去。
与此同时，企业要求复工的呼声也日渐多了起来，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说经营不下去了，再不复工就要破产了云云。
更要命的，这种情绪正在向金融机构传导，不少企业表示到期贷款无力偿还，到期利息无力偿还。银行吓得要命，赶紧出台若干措施应对。
而此时，发源于武汉的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停工与复工，都军情似火，两种声音，矛盾，胶着，角力，两难。
从疫情防控来说，停工是最好的选择，复工会让疫情更复杂。但工停不了。这让人感到，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很多曾经自信满满的东西，是脆弱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和我们的高负债率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是融资刺激的发展模式，通过大量融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即负债经营，这种方式最终也影响到人们的家庭传统观念，家庭负债也开始急速增长。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显著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债务的高度积累，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居民个人，概莫如此。中国的负债总额已超过整体GDP的两倍多，家庭个人债务达GDP的近一半，而且还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中国私营企业领域的偿债率达20%以上，也就是说，企业要拿出20%的收入用来偿付债务。
会计上有一个词叫速动比率，是看短期偿债能力的，它是现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这些财务指标跟一定时期内要偿还的债务的比率，如果手里现金这些东西够多，那么债务的保障性就比较好，而如果少呢，速动比率就低了，就不好看了，说明你债务重了，还款的压力就大了。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手里没粮，心里就慌慌。你是拖不起的，拖久了就要挨饿。
因为普遍存在的高负债，让整个社会无法承受更长时间的停下来的状态。
这不免让人想起毛主席所致力于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建国之初，我们国家也是借过债的，国内发行过公债，发行过建设债券，也向前苏联借过外债。有人不理解，毛主席那会儿为什么要执意把账都还了?难道他不明白杠杆原理吗?不懂得借钱生钱以小搏大吗?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把这当成毛主席不懂经济的证据，还有人说毛主席是因为跟赫鲁晓夫赌气才不借债的。
毛主席对债务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毛主席并不排斥债务，1949年11 月，他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关于财政概算，他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人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点囚，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关于发行折实公债问题，他说: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
他还曾在胡乔木关于国家预算方面的修改稿上加写“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它是爱国主义的。”
1957年9 月 6 日，毛主席在武昌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在汇报到农村丰收后出现严重浪费的情况时，毛主席说:“要大搞节约运动，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反对大出丧，反对大吃大喝，反对一办喜事就办几十桌酒。总而言之，要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多积一点钱，存到信用社，存到农业社，存到银行，多买一点公债。这样，家兴起来了，社兴起来了，国也兴起来了。”
毛主席非常明白发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他更注重的是收支平衡的财政预算，这可是一项考验治国理政的硬功夫，检验的是对国家发展大局的把控能力，是对财经纪律的约束能力，是对平衡术的运用水平。
1956年8 月中旬，毛主席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草稿) )) ，草稿中说:在"二五"计划期内，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使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期间的百分之五十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毛主席在此处批注: "400-450 亿(军)， 130-140 亿(政) =530 - 590 = 2350 亿的 22% ，比现 32% ，减 10% ;其他支出:(1)还外债， (2) 援外， (3) 物资储备， (4) 总预备费， (5) 信贷资金，共计 10%左右。"后来，建议草案修改稿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批注，加写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32% 左右，下降为 20% 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
1956年11月1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他在发言中说：“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 308. 65 亿元(折合旧价为 317.65 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 22. 5 亿元，即增长 8.2% ;支出增加 9. 53 亿元，即增长 3.2% 。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1959年6月26，毛主席到韶山水库游泳，晚上跟随同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毛主席就是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他精打细算地谋划着平衡，谋划着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
毛主席把综合平衡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
毛主席说，债总是要还的。当1960年赫鲁晓夫要撤走专家，想以此来压迫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坚定的说，我们还他的账!
1964年7 月 16 日 ，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希杜扎曼时说:“过去我们犯过错误，工厂太大，搞"高、大、精、尖"，吃了亏。这是苏联朋友教我们的。后来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还清内债。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
1966年7 月 11 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时说：“不能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当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
从毛主席念念不忘苏联逼我们还账来说，有没有赌气的成分呢?肯定是有的，但这种“气”不是小孩气的“气”，而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从这件事上，毛主席看到的是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自力更生，自己靠自己，不受别人的制约和摆布，真正实现在任何情况下的独立自主。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报到了一则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中国自此开启了无债一身轻的生存模式。
没有债务是不是就不发展了?
1978年以前我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以上，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按1975年周总理在政符报告里的说法：“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在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基础上，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是不是又快又好的发展?
靠借债发展起来的事业是最简单不过的了，然而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吗?我所见到的多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一夜之间可能就轰然倒下了。
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事业才是真本事，这是内功，是硬核，哪怕在巨浪淘天中，也会屹立潮头不倒。
“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内在需求，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疾风知劲草”，毛主席精心打造的这一硬核，就是为了迎战疾风而准备的。
无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不要总想着靠借债过日子，要学一下毛主席的综合平衡，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不要等大浪袭来的时候，象一艘脆弱的小船，被打得千疮百孔。
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无债一身轻的，为“抗疫”大计会坚持的更久，日子也总会好过许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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