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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革前三十年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问题

余建洲 · 2020-02-24 · 来源:乌有之乡
余建洲揭批方方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改革开放初期伤痕文学盛行。在反映文革前三十年农村题材这类作品中,有不少忽略了內容所属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全面真实的社会份围

  文革前三十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涉足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牵涉到对党的历史的评价,如何写这类题材,的确是文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下面谈一下文革前三十年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问题。

  文学作品要写好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是是非非。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土地所有权的变革和推动农田水利建设上。

  改革开放初期伤痕文学盛行。在反映文革前三十年农村题材这类作品中,有不少忽略了內容所属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全面真实的社会份围,特别是这一时期正确的一面,仅把作品内容停留在发怒火出怨气、揭示左的路线造成的伤害、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上,好像文革前三十年都是错,文革以后经过改革开放就形势一片大好;好像文革前和文革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党,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两代互相对立中央领导,否定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连续性,从而对我们党、对党的领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文革前三十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农村推行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土地占有的变革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

  建国前后搞的土地改革,实行平均地权,让农民人人有地种,但是却无法杜绝因土地买卖而导致农民的贫富两极分化。我党推行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地将土地收归国有,人民公社将土地交由生产队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经营和分配,从而杜绝了土地因买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

  除此以外,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还成功地改变了自古以来固有的土地私有制形式,将土土地转化成国有,为改革开放后的土地分户承包和推动国民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沒有人民公社,就不可能改变农村土地的私有制形式,顺利地将土地收归国有;不改变土地的私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今天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更无从谈起;并且,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给我们集累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很难找到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办法。土地收归国有,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公路、铁路、工业发展、城市化建设等大量土地的征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在那些土地实行私有化的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管理办法对推动农田水利建设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有史以来,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是水旱灾害,它可以造成粮食严重减产,基至绝收。

  以我们泗洪县为例,我县地处洪泽湖西岸淮河、濉河、汴河、徐洪河四大河流的入湖口,地势低洼,历年几乎水灾不断。据我亲眼所见,六十年代初的连续两年的水灾,每次大雨过后,上游的客水压境,河水上涨往往会高出地面一人多高,内水跟本无法排泄,造成低洼地带绝收,高一点的地方也因渍害严重減产。为了根治水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县每年冬春农闲时节都会倾尽全力大干农田水利工程,对外水入境的河流加高堤防拓宽加深河道,开挖疏竣本地內水的排泄河道,逐片逐块地修建农田的排灌沟渠。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的水利工程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在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进入了施工高潮阶段,按工程量测算,全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利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到七十年代未,我们县的水利工程才基本結束。到那时我们县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田【湖边少数围垦田除外】大雨雨住水干,暴雨洪水留田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百分之七十以上农田【少数丘堎高岗田除外】可以引水灌溉,基本上解除了水旱威协。和我们县一样,全国各地都在这一时期大干农田水利工程,在全国农村建成了的有效的水利工程体系,极大地减轻了旱涝灾害的影响。这样庞大且有效的水利工程体系,可以说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完成这一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除去我们的苦干精神以外,人民公社的贡献绝对功不可没。首先,修建水利工程,特别是大的工程,势必要占用土地,如果土地私有,其征用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那时我国的土地名为人民公社所有,实为国有,可以随意征用。第二,因那时没有什么土方施工机械,完成这样巨大宏伟的工程全靠我们的双手和双肩,要征用大量人力,如果是分散的个体农户,其调集的难度也是很大的,而人民公社对人力实行集体化管理,它可以快速地调集大量的人力。第三,对于小范围内生产发展需要的小型水利工程,都由生产队自己安排劳力去完成,所有费用由生产队承担。一些大的工程,持别是跨地区的特大型工程,人力调集以后就要解决吃烧住用问题,粮、财、物就是一笔厐大的开支,那时国家拿不出钱,除去极个别国家定的重点项目国家给予很少部份补助以外,绝大部份也都是人民公社将土方任务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无尝地让生产队去完成。为了保证完成工程任务,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粮草钱物,基至连锹锨、筺头、扁担之类的简单工具都要由生产队花钱去购买;并且所出的人工都由生产队计发工分,让生产队纳入本队分配,用生产队的粮草财物来支付水利工程的人力工资。若将这一时期生产队为水利工程支付的所有钱物累计在一起,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现在将那么多的工程任务让如今的与生产队同层级的村民小组去完成,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即便是将这么巨大的水利工程的费用都要由国家或者当地政府支付,也是很不容易的,而这些,却被人民公社做到了。人民公社为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建成的水利工程体系又有效地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完成的水利工程,不但人民公社时期受益,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仍将继续发挥下去。可以直言不愧地说,如果不是那时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完成这一完备的水利工程体系,彻底解除了建国初期无法根治的水旱灾害威胁,今天农业大包干下的个体农民,也不可能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经营劳作,不可能安稳地取得好的收成。

  文学作品在涉及到体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这一题材时,应该客观地反映出真实状况,我们不能仅艰于去体现出错误和蔽端,应该着重于体现出它的成绩和优越性。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文学创作的又一难题。有人把它的起因都说成是人民公社成立时掀起的共产风和大跃进等左的做法造成的,这种说法极不准确,实事求是地说,是人为和自然这两大因素造成的。

  掀起大跃进这个决策是中央领导层集体做出的。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他们虽然大多都是农民出身,但是由于早年就投身革命,远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对农业实际上是门外汉;同时长期与战争打交道,习惯了军队组织生活方式和指挥部队作战的思维模式,用指挥战争的方式来指挥农业工作,认为农业生产也像战争那样可以迅速地大获全胜,追求急功近利的目标强烈,加上那时国际形势的影响,渴望在短时期内实现民富国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就在中央的号召下发动起来了。

  除去来自上层的因素,下面的干部、特别是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些基层干部为了跟形势出政绩捞名利,一哄而起相互攀比胡吹瞎干推波助澜,也是重要的因素。我六六年春担任本县金镇公社金镇大队第六生产队生产队长,那年生产队搞水稻种植试验,从四里以外抽水机站抽水通过大干渠向地里送水,因为大渠修筑没经测量设计,机站地势低洼,上午六点半开机,水从三华里外淌过来,到十点时,机站那里水漫到渠顶,我们这里才能勉强有水向地里流,一个下午连十亩地都没灌,收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水费钱,导致成本太高无法使用。这条宽十几米、高五六米的大渠是五八年底五九年春打成的,时任大队书记的靳广嶺是极力推动打渠的主要人物之一,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动得他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耗尽了钱粮,用广大群众的汗水成就了这条没用的大干渠。结果他那美好的允诺不但没实现,反而闹起了饥荒,六零年春,在群众的一片嘲讽和责骂声中,他无颜于世、上吊自杀。

  另外,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另一个主要因素。我就是这几年灾害的目击证人,六0、六一、六二这三年的确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记得六一年夏天,山芋栽下去就下雨,到了八月上旬雨都没停止过。我们这些读初中的学生放假在家,那时生产队已将土地包产到户,母亲带我到包产地里去拔草,天上下着雨,山芋沟里泥水没了脚面,按正常年景这时的麦茬山芋秧子应该盖满地表,可是枯黄的山芋苗棵只有拃把长,还遮盖在草荒里,秋后收时产量只有五六百斤一亩,减产三分之二。

  有人说现在有的年份也下了那时那样大的雨,为什么现在灾荒没有那样严重,从而以此为理由将饥荒的责任全都归结到人为因素上。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时农田水利状况还是自古以来的老样子,用农民的话来形容是蛤蟆尿泡尿都能把庄稼淹了,现在这样雨住水干,是得益于后来的农田水利建设。

  对三年困难时期如何评价是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目前一些影视文章、特别是伤痕文学所散佈不切实际的十分负面的情景,在误导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后代人对这一时期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任其发展下去对我党的威望是有害的。我认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对这一历史事实为我们决不可以以纸遮目搪塞无视,让那些错误的看法无阻拦地任意流传。对各种错误看法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制止住,我们应该积极面对认真引导,应该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循序渐近地向人民群众展示它的起因和实情,浅移默化地消除各种错误认知。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仅艰于展示那场饥荒的景相,更不应该着重地去展示个别腐败分子的劣行,而应该在客观地展示那时的艰困程度时,更充分地去展示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公而忘私吃苦在前,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战胜困难搞好农业生产的先锋模范行为。电影“焦裕录”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部影片中有很多镜头都是直观地展示了那场饥荒的情景,然而人们看完这部电影不但没对党的事业有负面看法,反而通过焦裕录同志那种和人民群同甘苦共患难、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留下了共产党人高尚良好的印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工作也应该有公正的看法,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因为那是文革期间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许多把文革说得一无是处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党、党的领袖人物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将文革题材列为文学作品不能涉足的禁区,问题的关键是要公正全面地把当时的实情反映出来,既要掲示文革造成的危害,也要反映文革中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

  对毛主席在文革中做得对的地方,我们必须予以肯定。在文革中,毛主席一直将搞好农业生产摆农村工作的第一位,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用革命去为生产服务。大寨战胜穷山恶水夺得农业高产的艰苦奋斗精神产生于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当时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体制下用来激发农民群众克服困难搞好农业生产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毛主席一直号召“农业学大寨”,这是他在文革中採取的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战略措施。他在文革开始不久,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就已经採取一些重要措施去纠正并着手这些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了,临终期间,他将党政大权交给华国锋,将军权文给叶剑英,这就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是毛主席在临终时刻为党和国家做出的又一具大贡献。在对毛主席的评价上,要客观公正,功过分明,不能一听到肯定毛主席的成绩,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做得正确的一面,就认为是为文革翻案。只有这样才能慰藉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坚不可摧的爱戴之情,才能服人心,才能避免民意分裂。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乱了上面,乱了城市,广大农村只是六六年底六七年初短暂地乱了一时期,其余阶段还是稳定的,县城里闹得再凶,下面公社一级的公社领导很少挨过批斗,大队一级的领导班子跟本没人动,农业生产在社队两级的领导下正常进行。那时我正担任生产队长,大队书记按时布置生产任务,搞检查评比,每年冬春正常搞农田水利建设。在这期间,农业生产还是有很大发展的。

  七一年以后,随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体制恢复健全,农业生产逐步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以泗洪县为例,各公社拖拉机为主的农业机械逐年増加,改善了农业的耕作条件;我们县生产碳酸氢铵的化肥厂于七二年前建成投产,化肥、农药的使用也在逐年增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高了扺御水旱灾害能力;在国家的扶持下,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先生培育的杂交水稻良种在七十年代中期在农村成功推广,农业生产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我们县除去西南岗几个公社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变化不大从外,其余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社粮食产量都呈大幅提升的态势,到七十年代未,这些地方的粮食亩产都从六十年代的二百多斤増加到五六百斤。不但彻底解决了吃粮问题,还大米白面逐渐增多,粗杂粮逐渐减少,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提高。

  文革时期就全国农村而言,除去少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春天显得粮食紧张以外,全国并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饥荒。这完全得益于文革初期毛主席採納了陈永贵的建议,禁止造反派夺生产大队的权,穏定了农村的形势,使农业生产在文革中得以稳定地发展。安徽凤阳小岗村那样贫困的状况在全国农村只能是那些自然条件严劣的地区的情况,不能以此类推地认定全国农业生产都沒搞好,全国人民都贫穷没饭吃。农业大包干应该看成是理顺生产关系的有力措施,决不能当成农村全都贪困的证据。如果不是这样让农村乱了,农业生产搞不好收不到粮食,那十年文革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局面!到文革结束时全国人口从文革开始时的六亿多増加了二亿多达到八亿多,这样多的人吃粮从哪里来?那个时期我们的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数量厐大的城市居民吃粮从哪里来?

  文革前三十年的农村工作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我们不能因为伤痕文学给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将文革前三十年党的农村工作的历史排拆在文学创作题材之外。对于文革前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的文学不应该没有它们的一笔。

  有的文学作品为了体现左的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对文革前三十年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一概抹黑,将他们写成欺男霸女淫乱成性的强奸犯,凶残无比毫无人性的恶棍,肆意贪占财物吃喝玩乐的腐败分子,很难找到共产党人普遍存在的英雄模范形象。我们不否认革命队伍中有坏人,但那只能是极少数,更不是党员干部队伍的全部。对文革前三十年我们党的农村干部队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党,在党章规定的标准严格要求下,在党的纪律的约束下,广大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牢固地树立起清正廉洁、公而忘私、不畏艰险、勇于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在文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这种革命本质始终如一,即便是三年困难和四人帮横行肆虐的十年文革中也绝没有改变。伟大的焦裕录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人人皆知,在此不作表述。下面列举一些我耳闻目睹的事例。

  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亲任泗洪县界集公社党委书记。六0年秋一次一位县委常委到界集,父亲安排公社食堂做了白面馍头烧豆腐和冬瓜豆芽汤为招待午餐。那时饥荒刚过,社员生活还十分困难,哪能大吃大喝。照理讲这样招待,作为领导不但不应该反对还应该赞成才对,然而这位常委见没酒没肉心生不满,坐上吉普车扬场而去,跑到下面一个他关系熟悉的生产大队,大队里立即杀鸡买鱼肉买酒招待他。对此父亲十分气愤,当即向县委书记汇报,这位常委受到县委书记严厉批评,并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六二年夏发大水,洪水淹没了地里的庄稼。父亲两天一夜没合眼,整天整夜在泥水里奔忙,带领干群防洪排涝,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第二天中午一下子大汗淋漓瘫倒在泥水里,身边的人知道他犯了低血糖症急需吃东西,那时田野里找不到东西可吃,只好在泥水里扒点茅草根,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把,将病情缓解后又继续工作。

  那时我读初中,一个和我坐一个桌位的同学,他父亲是公社民政助理,掌管全公社救济财物的发放。而他大冬天脚上穿的是前面露生葁、后面露鸡蛋的破鞋子,他家离校五里多路,是个走读生,中午在学校就歺,可是午饭时他经常饿着肚子在教室里干坐着,父亲从不把上面拨下的救济衣物拿给他穿,手里掌控的粮票给他一两,钱给他一分。

  那时因为党风正,干群关系十分密切。文化大革命时期,六七年夺权金镇公社书记马明才靠边站,农民对此十分不满,迫切希望他能恢复工作,带领全公社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六九年八月公社成立革委会,马明才被推选为公社革委会主任。那天在金镇小学大院內召开庆祝公社革委会成立大会,大概是因为心情太激动,他在讲话结束呼口号时,误将“打倒刘少奇”呼成“打倒毛主------”,“席”字还没喊出口,他便愣在主席台上。一千多人的会场顿时炸了锅,一个喜爱上串下跳出风头的小学教师当时就带了十几个人,拿来块写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马明才”的小黒板,挂在他的脖子上驾成飞机式拖到街上游街示众。这个教师的行为立即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大家一窝蜂地将马明才保护起来,又将“打倒小爬虫乂乄乂”的牌子挂到他的脖子上,将他驾成飞机式拉去游街。那时喊打倒毛主席的口号是重罪,农民群众敢于保护马明才,是出于对搞好农业生产多收粮食的渇求,和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信任和情感。

  我的叔父于七一年任涟水县前进公社罗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员完成一万多土方建成一条三华里长的引水干渠,从五八年俢的灌溉总渠引来洪泽湖水,用两三年时间便将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改造成稻麦两熟高产田,迅速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五百斤左右一下子提升到一千多斤,翻了一倍多,除去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全大队社员年口粮分配超过四百斤,加上自留地收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这种情况并不是我叔父一个人,全公社的大队党支部都在各自的大队带领群众大搞旱改水,实行稻麦两熟种植,到七五年左右全公社的粮食产量都成倍増长。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惊动习近平主席的伯乐恩师梁玉明同志的大驾,这位可敬的习近平同志当年插队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有着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目标,并且宽厚仁慈党的原则性强,为党为民勤勤恳恳心底无私。其实在那个时代,像梁玉明同志这样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不计其数,到处都有。正是这些无数个梁玉明式的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守党的信念不动搖,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克服艰难险阻,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不松劲,特别是在三年困难和文革动乱时期,他们对确保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常进行、并取得巨大成绩起到了中流抵柱的作用。我们决不应该受消除左的路线影响就把那一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全盘否定掉,我们的作家不应该眯着良心去蔑视他们的高贵品德和巨大贡献,我们的文学作品决不能没有他们的形象

  建国以来,共产党带着农民一路走来,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跌跌爬爬历尽艰辛,有成功有失败,其艰辛程度不亚于又走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好在共产党的领袖们能紧抱着为农民种好地多收粮食,让它领导下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宗旨不放松,前承后继,敢于承认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农民找出一条能种好地多收粮食的正确道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奋斗,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昂首挺胸地迈入了世界強国的行列,人民的生活显著改善,精神面貌换然一新,开创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昌盛局面。

  文革结束初期盛行的伤痕文学展示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这类作品中,有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忽略了內容所写的文革前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全面真实的社会份围,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仅把作品内容停留在发怒火出怨气、揭示社会的阴暗面上。甚至一些作品还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去编造损害共产党人形象的故事致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很难再看到从正面直接地歌颂文革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文革前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文学作品。好像文革前三十年党的农村工作都是错,文革以后经过改革开放就形势一片大好;好像文革前和文革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党,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两代互相对立中央领导,看不到我们党的这两位领袖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否定了他们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连续性,从而对我们党、对党的领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必须肯定的是,这个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主席领导的文革前三十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打下来的基崛,离不开老-辈人作出的巨大贡献。任何将文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分割开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更不应该用文革前三十年的贫穷来证明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功,而应该用在那个艰难旳时期中,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贫困面貌所作出的艰辛付出,来体现两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连读性。来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个具有坚守为人民群谋福祉的目标不放松,敢于正确面对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胜不骄败不    ,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的党。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召开的文、作两代会的讲话中说:“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党在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是造福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人性工程。如今,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红利的人民大众,都在尽情地颂扬中国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中国社会主义好,并且这种颂扬将被人民永世传颂下去,这就是我国半多世纪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当今中华民族的主流民意。用文学作品将包括文革前三十年在內的这一我国社会生的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民意真实地展示出来,将这一历史告诉世人,应该是文学创作必须完成的伟大任务。大量创作和发表从正面直接地歌颂文革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文革前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文学作品,来淡化、直至消除那些伤痕文学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文学工作者应该完成的任务。

  作者:余建洲,一九四七年生,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五里江农场退休干部,著有长篇小说【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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