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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辨踪

欧阳健 · 2020-06-1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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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已经逝去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胡适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评,都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如何“平心论胡适”,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辨踪

欧阳健

常听人说: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搞不清其说从何而来。将这几个字敲进百度搜索,竟找到11700条相关结果排在前五位的是:

1、凤凰资讯:毛泽东为何要说到了21世纪再给胡适恢复名誉?》

2、凤凰资讯:毛泽东建国后笑谈胡适:21世纪替他恢复名誉》

3、新浪博客:胡适,“到了21世纪替他恢复名誉吧”》

4、超级大本营:毛泽东说: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吧》

5、中国政协新闻网:《毛泽东与胡适恩怨:称到21世纪再替胡适恢复名誉

将这五条信息归纳起来,大意是:1954年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周扬、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曾想作一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胡适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看做是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而在“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当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带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经过这一番排列组合之后,轰轰烈烈堂堂正正的胡适批判运动,竟归结为出于毛泽东之渲泄个人的恩怨。有专家因而断言:“对胡适的批判出自毛泽东所认为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他对胡适的本质心中还是有数的”(李伶伶、王一心:《一介书生家国梦:胡适人生地图1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在此种语境之下,胡适诚然是有高尚人格的“处女”,是光明磊落的“大儒”,周扬、胡绳、王若水等倒是一群听命于毛泽东的强盗。这种大是大非的根本颠覆,立论的依据竟是胡适批判的决策者毛泽东的一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一万多条信息,多交代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出处;某些正式出版的《胡适传》,将这一大段话加上引号,发挥道:“毛泽东为胡适‘恢复名誉’留了一个活口,尽管胡适仍然坚持反共立场,拒绝了他的橄榄枝。”(桑逢康:胡适评传28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月版)某些论述交代所弢的回忆,亦未讲清其来龙去脉。鉴于弢的回忆是本信息的总源头,亦是本案的唯一证言,实有必要来一番“评雪辨踪”,以正此百年是非之视听也。

1989年5月,《人民政协报》、广州《共鸣》杂志社与广州市晶莹灯饰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人民政协四十年·晶莹杯征文活动共收到近5000份稿件9月26日颁奖大会宣布荣誉奖5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弢的《春天的怀念》获二等奖主办方从中选出50篇文章,汇集成风雨同舟四十年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弢文亦在其列,副题就叫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为便于辨析,兹将与本案相关的段落迻录于后

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我们按专业列成长队,每一专业由这个专业的领导人介绍。当茅盾先生介绍到我时,毛泽东主席“哦”了一声,说:“杂文难写,可还得写啊!……”他的话似乎没有说完,我的前面是那位又高又大、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舞蹈家康巴尔汉和不顾警卫人员怎样阻挡、背着照相机的新闻记者抢时间,抢位置,早将毛主席和介绍人拥前了几步。我没有听清他后面的话(也许根本没有说),更不必说回答什么,我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把那只大手放松了。

后来魏金枝告诉我,毛主席见到他时还开了个玩笑,随着茅盾先生的介绍,他说:

“啊呀,金枝玉叶呀!”又笑着接上去:“你评胡风的文章写得很好。”

毛泽东主席那天兴致很高,和每个人握手,有时只静静地听介绍,有时插一两句话。我记得光是介绍握手,就花去了一个多钟头。入席以后,每排五桌,毛主席坐在第一排居中第一桌,我坐在第六桌上,也在中间,挨近第一桌,侧过身去就斜对着毛主席。坐在第一桌毛主席左边的是上海科学家汪猷先生,他当时大概是无党无派吧,因为第一桌上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这位科学家那天很激动,他两次要大家站起身来,举杯祝毛主席健康,并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

和我同桌的有哪些人,几乎一个也回忆不起来,因为我全神贯注在第一桌上。有些话听得清,有些话却隐隐约约,听不清楚。逝水年华转眼已经三十三年过去了,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更少。那时正在批判胡适,席间曾提到这个问题,毛主席说

“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

有人插话,声音很低。

“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毛主席说:“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又有人插话,我听不清楚。

“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主席说着笑了。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这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即使不能保证每句都是原话,但也不至于太离谱,因为这以后的几年中,它们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着,反复地盘旋着。(《风雨同舟四十年115-1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文章回忆了几位印象鲜明的人物,如又高又大、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舞蹈家康巴尔汉两次举杯祝毛主席健康汪猷,似乎给人以真实可信的印象。但所写关于金枝的事,就完全不真实了:第一,金枝不是政协委员,不应出席宴会;即使破格参加,也应按专业和弢一道列队,毛主席的玩笑,他就应该亲耳听见,不必等到金枝后来告诉。第二,毛主席夸奖金枝“评胡风的文章写得很好”,作家出版社《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六集,却没有一篇魏金枝的文章。偶见网上陈家骅《从唐弢不完成〈鲁迅传〉说起》,提到1954年毛泽东到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座谈的魏金枝,因为发表了一篇有关胡风集资创办出版社未成,出不了书的一段经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http://bbs.tianya.cn/post-no01-87735-1.shtml)。可见弢是将1954年的座谈与1955年的宴请混淆了,才表述为“后来魏金枝告诉我”了。

从史实考证的角度,文只说1956年在怀仁堂宴请,却没具体说是何月何日,需要进一步查实。按回忆提到的康巴尔汉1954年12月4日通过的第二届政协委员弢与汪猷,则为1956年1月10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增选增选的委员中又有钱学森网上有《他从未带兵打仗,周恩来提议补授他中将衔,毛主席说至少是中将》的报道:

1956年2月1日,毛主席主持宴请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钱学森也收到了邀请,不过当他走到请柬上安排好的37桌时,发现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来了,把钱学森带到了第一桌,这是毛主席坐的桌子,钱学森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毛主席进来了,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

于是就有了那张经典的,钱学森坐在毛主席右边的照片,当时在宴会上,钱学森成了焦点,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在看参加宴会名单时,把他从37桌划到了第一桌。http://sh.qihoo.com/pc/9f6f476741fdd1a03?refer_scene=so_1&sign=360_e39369d1)

可以确认,毛泽东主席1956年2月1日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知识分子代表的

文的题目为什么是《春天的怀念》?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月2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罗平汉:《1956:知识分子的早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6-17/3118849.shtml)毛主席1955年10月1日回祖国钱学森坐自己的右边,使钱学森成了宴会焦点坐在他左边的著名的生物有机化学家汪猷可见席间必以“向科学进军”题。弢的回忆中,汪猷不为此出谋献策,两次要大家站起身来,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点不近事理。

弢的描述,宴会厅每排五桌,毛主席坐第一排居中第一桌,唐排的第六桌上,也在宴会厅中间宴请知识分子委员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自应出席,政协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以及重要的常务委员,按礼也应出来作陪。弢说和他同桌有哪些人,几乎一个也回忆不起来,似乎并没有重要的领导人,不然怎么会一点印象也没有。

网上有李希凡关于1954年12月25日政协宴会的回忆:

当日晚,政协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我记得当时和我同桌的,有朱学范(他当时是邮电部长)先生、范长江同志等。我只知道范长江同志——因为他是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人们刚刚就坐,突然从进门的几张桌上响起了掌声,接着掌声响彻了宴会厅,全体起立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躯在一位同志的引导下,正健步走向厅中的主桌,随后是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宴会开始了,我这桌的老同志多,他们一面祝酒,一面回忆、谈论着往事,小字辈就我一个,我只有默默地听着,不时地伸长脖子望着主桌上的活动。我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先生、陈叔通先生、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我的心早已飞向主桌,多么想去毛主席身边祝酒,但看了看周围,又有点不敢。朱学范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意,鼓励我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同志(可惜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见我还踌躇不决,就拉起我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我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我碰杯,看着我说:“谢谢你。”我也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时,少奇同志也在毛主席身边。他把手伸给我,眯起眼睛瞧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很年轻嘛!”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8/11/395371.html)

此文可以做弢回忆的参照系。不论如何,各位领导与代表穿插而坐,必定气氛庄重,谈吐得宜。唐文说那时正在批判胡适,席间曾提到这个问题(唐文没有说是谁提出),就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这种场合,任谁都不会偏离主题,不合时宜提出这一敏感的。最高领导毛主席在运动高潮不曾过去的当口,更不可能公开否定自己的战略决策,“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的。

一年之后的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双百方针座谈会上,毛泽东倒是涉及了胡适问题的。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披露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比较完整记录,并说明关于这次会议和谈话内容,已经有不少文章、回忆录涉及,如会议参加者张光年的《在颐年堂听毛泽东谈双百方针》与郭小川1957年2月16日的日记,显示了较为慎重的态度。

张光年的文章说:

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动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开国后曾经受到压抑),决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他大概是想到五十年代初期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联想到我国古代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盛况,希望促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1956年5月,他先让中宣部长陆定一发出试探气球。定一同志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发表后,在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响。但是不少人鼓掌欢呼之余,还是将信将疑。大家期待毛主席出来讲话。(《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张光年指出,双百方针是1956年5月中宣部领导人倡导的,但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证明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宴请政协委员的主宾席上,议论胡适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是在三十三年之后,张光年经二三友人的帮助和提醒,使他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其中最精彩的是细节:

到了吃午饭时候毛主席招待我们午。隔壁房里摆了两桌每桌有菜四大盘五花扣肉、烧牛肉片、炒鸡蛋和一个素菜。康生临时拉住我问了几句什么话我入席晚了只得随康生插进窗边第一席毛、周、朱诸公已经端起大饭碗吃开了。大家都是站着吃左手端碗右手夹菜。我因左臂残废不能端碗。总理让我找个凳子坐着吃。这太特殊化了我宁愿站着用汤匙帮忙少吃点先退席。毛主席大口吞食只见他夹起一大块五花扣肉一呼噜就吞下去了。他也先吃完前厅邀我同坐沙发上漫谈。他知道我新近主持《文艺报》周刊工作不大顺手。他为我解除精神负担一再说“文艺批评好办好的说好不好的说不好。”我笑了。话题扯到《草木篇》这是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新作已经引起争论。我直率地说这篇诗不好我们要发文批评。他教导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他总有两段写得还好的随口举出两例。你先说他这两段写得好然后讲他以后几段写得很不好。读者看了心服。”毛主席这段话我当时印象深刻铭记在心。

张光年的记忆,就比弢清晰真切得多。但在他的记忆里,没有关于胡适的议论;也许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个问题并不一定很重要。在郭小川1957年2月16日的日记里,也没有关于胡适的议论,也许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个问题也并不一定很重要。

而在洪子诚看到的中国作家协会记录毛主席确是谈到胡适问题的: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21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作家协会记录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强调“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对事对人都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如对流沙河的《草木篇》也不要全盘否定他总有两段写得还好的。你先说他这两段写得好然后讲他以后几段写得很不好读者看了心服”。同样道理,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毛泽东当时的观点是:在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所以“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今天也不必平反”,“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这与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有着本质的不同。

张光年说:“听说毛主席当时有个习惯:遇到某个重大议题开讲前,他要找些人一起谈谈;不仅是为了集思广益,而且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使自己的思想逐步深化,条理化,于是有了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颐年堂举行的关于双百方针的座谈会。”毛主席谈话的目的,既然是为了集思广益,整理自己的思绪,说明还处于未成熟、未定型的状态;尽管有比较完整记录,但未经作者审阅与授权,不能算作正式的意见,不宜作为正式文献加以引用。

综上所述,1956年2月1日晚没有人提出胡适问题毛主席也没有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的话。进一步说,弢本人也不曾听到过这样的话。

且试着还原当时的情景:宴会厅每排五桌,毛主席坐在第一排居中,唐坐在排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应该在第十三排。如果有五十桌,应有十五排;如果有一百桌,则应有二十排。每桌以12人计,共600人或1200人,加上记者与服务人员,人数就更多了。虽不能说是“人声鼎沸”,但总不至“鸦雀无声”。坐在第六桌弢,能听得清坐在第一排居中毛主席的讲话吗?

弢的心态,也能证明他不曾听到毛主席讲的话。文章记述毛主席和他握手时“杂文难写,可还得写啊”的话,以及魏金枝“评胡风的文章写得很好”,说明其时正处于批判胡风的热潮。《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虽没有魏金枝的文章,但五、六集却收有弢的两篇文章,证明他是积极参与了的。最妙的是《在“苍蝇”上碰了头》,还对比着扯上了胡适:

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地开展着。从政治上说,胡适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诬蔑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前逃往美国,新近还在那里发表‘拥护’美蒋条约的无耻‘谈话’。背叛祖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新闻日报》1955年3月19日,《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五集第164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版)

文章所持“胡适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诬蔑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正是当时普遍的共识。时间过去不足一年,他在怀仁堂最希望听到的,应该是“评胡风的文章写得很好”;如果亲耳听到毛主席“到了二十一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反应就不会是“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着,反复地盘旋着”,而应该是猛吃一惊,责备自己没跟上领袖的思路,并考虑如何调整自己的观念,怎会对为胡适恢复名誉”心领神会呢?

应该明白,弢所听到的“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的话,不是当时记在日记本上,或通过各种途径告诉他人的;而是三十三年之后,应“晶莹杯征文而写的。他并没像张光年那样,经二三友人的帮助和提醒,使自己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而是偏执地相信:这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即使不能保证每句都是原话,但也不至于太离谱,因为这以后的几年中,它们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着,反复地盘旋着。实际上,一切都源于记忆的“偏差效应”。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证人是提供客观证据的人,是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如实地讲出来的人。但心理学告诉我们,很多证人提供的证词都不太准确,甚至是具有个人倾向性,带着个人观点和意识的,“证人对他们的证词的信心并不能决定他们证词的准确性”(陈公:《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0个心理智慧》第10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尤其是当某种“公众记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往往会影响另一些人记忆从而造成记忆的偏差与扭曲甚至让他“看到”事实上并未发生过的事情

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关于胡适的“记忆”,堪称最最典型的例证。1999年7月,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写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文中回忆”1948年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情景道:

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但据季羡林自己后来“考证”:“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上文绘声绘影回忆”,什么满面含笑”,什么“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全是子虚乌有的既然如此,将原文改过不就行了吗经过慎重考虑季羡林还是决定保留不变理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由此可见,人的记忆是有欺骗性的季羡林记忆偏差,源于他心目中在现实世界已经由臭变香;当年的“胡适思想批判”,已由义正词严的“缺席批判”,变成“乱哄哄一场闹剧”了:“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季羡林记忆偏差更源《为胡适说几句话》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的追悔源于自己对为胡适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殷切期盼。

1989年的心境,与季羡林有类似之处。作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还编辑《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鲁迅佚文在鲁迅研究享有很高声誉。然而,当“鲁退胡进”的潮流涌来之时,当年对于胡适的“不恭”,竟成了76岁的弢的一块心病。据汪晖介绍八十年代我记得和他聊过一次对胡适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的时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轻时,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适影响,身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个人主义等等。你想,五四青年,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爱情,讲一点西方的权利、民主、自由,不都是这些东西吗?回忆我的老师唐弢》,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158-4.html)

所谓记忆偏差多发生在情绪不稳定弢引以为豪的鲁迅研究,已经开始不吃香了;而他曾经指责为“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诬蔑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胡适,却成了“开风气的尝试者”,成了“国学宗师”,甚至“一颗清亮的大星”。这种强势的舆论场,必然会刺激神经,调动大脑中不同的记忆与之相匹配于是,某种经过推理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自己虽受鲁迅的影响,也受胡适影响之类),就成了实际发生的事了;而“回忆”自己早在1956年,就亲耳听到毛主席“到了二十一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的话它们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着,反复地盘旋着”,就成了心灵最好的安慰与解脱

弢这并不起眼的回忆所以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著名的党史专家龚育之,有大功存焉。

《读书》1995年第9期,他以郁之的笔名发表了《毛与胡适》一文。开头说:“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各种过正之枉,都属于应矫之列。不过,矫枉求正,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

1979年开始“重提胡适”,直面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便回避馀地;随着“胡适热”的逐级加码,反思更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人断言,那场批判“至少在三个方面开创了坏的先例”第一条便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孙月才《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更有人断言,在运动一哄而起,把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确认为对敌斗争的特定环境下,这样的批判无疑在科学性上大打折扣,而斗争的政治性却大放异彩(金乌:《沉重的反思——震动历史的大批判》第43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反思极端过正是:胡适是二十世纪最能影响中国命运的政治人物——重大到能与毛泽东、蒋介石相提并论,能与李大钊、陈独秀并驾齐驱。至于鲁迅,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不是常见有人这样问:鲁迅,还是胡适?”一心要将鲁迅压下去,将胡适捧为当代文圣,捧为“光焰无限”的“未来之星”,距离所谓“公允”、“朴实”、“平心静气”,已经很远很远了。

在这“矫枉求正”的过程中,龚育之是倾向于淡化政治色彩的:“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他的文章虽然提到毛泽东对胡适的两分法有肯定有否定但主要倾向是肯定,如五四时期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胡适那时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恐怕也属于“思想界的明星”1954年胡适批评开始以后普遍提出了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怎么看待的问题记得毛泽东说了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等等

毛与胡适》一文,引起了另一位党史专家吴江的重视,他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3发表《平心论胡适》中说:“郁之同志这段话我看是说得对的。虽然过去的政治纠葛也有一个是非问题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现在来看是明显地过分了的35日胡绳给吴江写信“今天看到《平心论胡适》文甚快。有两点奉告1.育之非笔名我们的朋友龚育之也。2.唐德刚非胡适学生美籍华人以笔录李宗仁传、胡适传成名。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还应大大提高。我从三十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五十年代之数百万言。”吴江把信复印给了龚育之引发他撰写了《送别归来琐忆——胡绳论胡适》,刚发表的弢的回忆遂成了最新的论据:

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初起的时候广大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总不能否定呀。记得当时听过传达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唐有一篇回忆文章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邻桌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适批判的问题。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热应当实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插话唐听不清楚。但听见毛泽东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说着笑了。《百年潮》2001年第1期)

龚育之的长项,是毛泽东文献研究。1975年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后又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1月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书信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等,被誉为“善于发掘和提出具有价值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问题,提出见解,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材料与观点相统一”的理论大家(《龚育之同志生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07-2),总该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弢的文章是三十三年之后的回忆,且是一条未经检验的孤证。“孤证不立”,指的是单一的史料不能成立,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原则。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政协委员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有足够的历史档案可资查考;参与这场盛会的人士很多,留下记录与记忆的也决不止于弢一人。洪子诚中国作家协会的记录,披露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尚且援引会议参加者张光年的文章与郭小川的日记为傍证,龚育之何不利用职务的便利,认真查一查当年的档案,确定宴请的准确时间,不用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这种模糊的说法;更可查核出席宴会的名单看第一桌除了毛泽东、钱学森、汪猷,还有什么人在座,从他们那里能寻到日记、书信、回忆录之类的材料否。还可到怀仁堂实地测量,看从弢的第六桌,到毛泽东的第一距离多远能否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等等。既不实地考察,予以核实;又不查找档案,去伪存真,便急不可待地迳直引用作者已声明有些话听得清,有些话却隐隐约约,听不清楚”,甚至不敢“保证每句都是原话”为信史,这与“治学严谨,思维缜密的褒奖之辞,似乎相去甚远

最滑稽的是林伟的《唐弢年谱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1956年(丙申)44岁中写道:

1月30日至2月7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大家按专业排成队伍,等待接见。每个专业由这个专业的领导人介绍。当茅盾先生介绍唐弢时,毛主席“哦”了一声,说:“杂文难写,可还得写啊!”席间,毛泽东谈到胡适,给唐弢的印象很深,毛泽东谈到曾托人带话,请他回大陆,又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的,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一笔抹煞,并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再替他恢复名誉。宴会以后举行文艺活动,唐弢对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印象深刻。(第201页)

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就是从《春天的怀念》节录下来的。问题是,本书唐弢的年谱,郑重其事地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的,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一笔抹煞,并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再替他恢复名誉”写进去,未免有点离题。作者似乎忘记,就在上几页1955年(乙未)43岁”,就有多处写道:

1月28日,写作杂文《〈述怀〉诗考》。文章是对胡适的无情的批判、嘲笑和挖苦。并从胡适的《述怀》诗来揭露胡适的野心。此文后发表在1月30日的《解放日报》,署名唐弢。收入《学习与战斗》、《唐弢杂文集》。

2月5日,写作杂文《“扮演者”的尾巴》。文章对胡适在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兵强奸案的态度,作者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胡适的言行是虚伪的。此文后发表在2月1 3日的《解放日报》,署名唐弢。收入《学习与战斗》、《唐弢杂文集》。(第193页)

2月20日,写作杂文《“压宝”的故事》。这是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使他用赌博“压宝”的办法,把“宝”压在了美国,而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它的下场正是走“下坡”路,这是历史的命运,这是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失败,此文后发表在2月13日的《解放日报》,署名唐弢。收入《学习与战斗》。

3月10日,写作杂文《论“一点一滴”》。文章严厉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滴地改造、解放的说法。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从方向、本质上进行批判,认为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是行不通的,是含毒素、具欺骗性的。此文后发表在3月2 1日的《解放日报》,署名唐弢。收入《学习与战斗》、《唐弢杂文集》。(第194页)

作者好像一点也没有觉察:下一节莫名其妙地为胡适评功摆好甚至恢复名誉,正是对上一节谱主所作所为的彻底否定。

近读由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亲自审定编写方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见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说:

在推进文化建设中,党还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最有影响的胡适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评。这项工作在新旧社会转变时期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积极意义。(第44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无论是已经逝去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胡适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评都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如何平心论胡适”,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2017年10月29日初稿

2019年4月26日改定

 

(载 《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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