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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和他的团队与陕北人民一起创造了人类医疗史上的奇迹!

靳之林 · 2020-07-04 · 来源:摘自《赤脚医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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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赤脚医生往事》 靳之林编撰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上篇

  五、其实他挑战的是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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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和他的团队与陕北人民一起创造了人类医疗史上的奇迹!

  立哲对那个时候价值的产生总结了三条:

  第一,为人民服务;

  第二,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创造专业价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构建自己的能力;

  第三,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

  直至今日,孙立哲都认为当时那个自己参与其中的医疗体系是很出色的。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进来一个血淋淋的女娃,铁锹把儿从肛门杵到肚子里,又穿透腹壁出来。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沟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女娃往下一跳,把人穿成了“穿糖葫芦”。拉到我们那儿打开一看,肠子都烂了,肚子里一汪血,好多组织都坏死了。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立哲说,救!他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他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同时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立哲回延川,一个妇女拦住他,让她身后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被救的那个姑娘,出事那年只有17岁。

  我前面提到的、亲眼看到的立哲做的第一例手术,是他为患病16年的大娘谢桂花切除甲状腺瘤。这位患者是被大医院认为没有治疗意义而推出来的,当时病人步行40多里路来到医疗站,一见立哲就哭,说她跑遍了各大医院,要么不给治,要么说治不好,要么要天价。她把立哲当成了最后的希望。立哲的理念是: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不要放弃。甲状腺肿瘤摘除手术是立哲和他的助手们在关家庄合作医疗站手术室里完成的,当时我观看了这例手术的全过程。

  这时立哲和他们的医疗站已经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也给治好了,又不要钱。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北京干部的表态。陕北和其他地区知青下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北京知识青年的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到1973年6月以后,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立哲拿人做实验或者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他后来的压力其实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

  立哲的行医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在1971年秋天村支书高凤刘的婆姨高凤清胃穿孔那次。高风刘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胃穿孔并发急腹症,疼痛性休克,30多里山路,要翻山要过河,病人怎么扛得住这样的长途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母亲死活都要叫孙立哲治,“治好治歹都行,不能往公社送,不能再死路上了。”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小孙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立哲虽然没做过胃穿孔,但在医院见过胃穿孔修补术,之前也独自动过阑尾手术,还无数次练过手术操作流程,当时心一横,收下了病人。

  这是立哲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当时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窑洞外面围满了乡亲们,紧张地等待着、议论着:“小灾小病好治,这么大动刀剪的能行吗?”腹腔打开了,胃切开后,和事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又做了清创术,病人血压、脉搏、呼吸都正常,仅用了两个小时,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从此,孙立哲“能行”的美名传出关家庄,外村病患也来找他,无论走路、吃饭、劳动,身边总是围着人,半夜也有病人家属敲门。远道来寻医的病人就住在村里,几乎每个社员家里都有借住的病人。

  还有一个手术,至今很多跟立哲在一起的赤脚医生和关家庄的老乡还经常提起,尽管那个当年被他救治的病人早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的身体里曾经流过立哲的血。那个病人当时对立哲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立智用手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但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确诊是肾上腺癌,当时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怎么办?立哲想也没想就到旁边窑洞拿了一个输液器,抽自己的血准备给病人输,李贵芝看到一下子就哭出来,说:抽我的。后来蒲冶青也抽了。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了。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神医”的传说把医疗站前变成了大集市,每日里人山人海。最火的时候,五台手术同时进行,流水作业。五张床上五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立哲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忙,让他练出了少睡觉的本事,每晚也就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出诊,晚上上山背石头盖窑洞医院,夜深点着油灯看书。那时候他想出一个休息的办法,出诊时,一根绳子拴在他和同行者的手腕上,人家走在前面,他可以闭着眼后面跟着走。

  到了1973年冬,因为工作量太大了,立哲不得不办起赤脚医生大学,招收本地青年,学习期限三个月,共办了三期,其效果兑现了老乡的诉求:“一个“观音’不够使哩”,100多名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满足了老乡对“千手观音”的期盼。立哲认为赤脚医生的生源必须来自本地,其益处很明显:一、土生土长的他不存在留得住留不住的问题,即扎根问题;二、他就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分子,不存在熟悉人脉、建立人脉的难题;三、解决了就业。立哲给赤脚医生上课,照仿《农村医疗手册》体例,从问题入手讲如何诊治,让每个病例达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效果。笠年,他们的卫生站被命名为“合作医疗总站”。

  立哲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参与政治,可是政治却找上他了。立哲从不推走病人,从公社卫生院到县医院推出来的被认为患了不治之症或被认为已经没有治疗意义的病人他都接治,这惹恼了从公社卫生院到县医院和地区级医院。可立哲从来不管这些,他就是一门心思地给老百姓看病。赤脚医生们像社员一样只挣工分,那时更没有什么“红包”、“外快”,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令要吃要喝要钱的“紧病慢医生”们深感压力,特别是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的建立,不但有效地抑制了骗钱的巫医、游医的市场,也冲击了公社卫生院的医疗体系,挑战了它的至尊地位。其实他挑战的是一种制度。

  政府终于直接干预了。领导把村书记樊富贵叫到公社,通知他禁止孙立哲再治病。老樊家婆姨生了十来个娃娃,生病死了好几个,自己的牙又是立哲拔的。一听就不干了,这是什么王法?那么多巫医神汉治不了病光坑钱你们不管,能治好病的你们不让治?!组织上定的“硬杠杠”政策没灵,反倒惹了众怒。的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困农民哪管有照无照,他们用脚投票、选择治疗有效的医生。

  在没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公社卫生院用关、卡、压的办法禁止立哲行医,禁止老乡去关家庄医疗站看病,说他行医没执照,是黑医、巫医、坑人的假医生。他们不给关家庄药品,医疗总站开的方子不给药,甚至责成大队扣立哲的工分。没办法,立哲对前来看病的人说,你们以后不要来了,上头不叫看了。不料老乡闻听此话,竟一传十、十传百,求医者更多。他们恐怕以后真有病无处医了,所以拼命也要赶最后一班车。

  县卫生局长听说了老乡蜂拥而至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的信息。一天,他没打招呼,突然来到医疗站,当时立哲正在用针麻做甲状腺瘤摘除术。老乡们见卫生局长来了,便自动站岗,立哲也在窑洞里把门顶上,怕手术被干扰。局长进不来,便和外面的老乡聊天。老乡向局长告状,说公社卫生院如何欺负贫下中农,立哲对待社员怎么好,有老乡竟当场声泪俱下。局长听后自言自语:“这和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40分钟后,手术做完了,局长走进窑洞,看着手术盘中的甲状腺瘤和病人逐渐有了血色的脸,说:“看来不是谣传的那样,不应该对你们关、卡、压。”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

  那时候,立哲他们经常提起的感人场面多极了。有一次做子宫瘤切除手术,赤脚医生们在坑上搭一个手术床,手术床上悬一个布单子,防灰尘用的。他们把手泡完之后,病人家属说你们这水还用不用了?以为他要帮忙把水倒出去呢,就说“不用了”,结果他学着赤脚医生们把手泡进去了,说:“有用的时候我帮下忙嘛。”那台手术做了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出汗了有人在旁边给擦擦,有时打开口罩往嘴里塞点饭。缝到最后一针立哲快虚脱了,怎么都钩不上,嘴里忍不住叨唠着“这一针太难缝了”。病人半醒着,接了话:“我口袋里有个顶针呢。”

  一位视神经母细胞瘤的病人的家属曾直接跟立哲说,为什么我们在半夜三更来找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凶多吉少,没有哪个大夫愿意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那是砸脾子的事。这个手术要是下不来,我们马上就走,不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名誉。

  立哲对那个时候价值的产生总结了三条:第一,为人民服务;第二,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创造专业价值,按照人民的要求构建自己的能力;第三,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直至今日,孙立哲都认为当时那个自己参与其中的医疗体系是很出色的。

  “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

  今天,“赤脚医生”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立哲他们在田间地头背着的那个深棕色的药箱,他们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却成了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摘自

  《赤脚医生往事》靳之林编撰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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