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1966年7月8日写的，到今天已是五十四周年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时代。标誌性的事变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翻盘，“文革”几乎成了一项罪。怎样认识“文革”，评价“文革”，怎样判断“文革"后的形势，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一份珍贵的权威的文献。这封信写于文革发动的初期，是对“文革”的预言，更是对“文革”后的预言，五十多年对去了，他老人家去世也四十多年了，他的预言，不是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吗？他自称是“近乎黑话的话”，不是句句成谶了么！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滴水洞寻幽

　　几次到韶山，都没有去滴水洞，以为那只是一处风景点。近几年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争论，越来越激烈，重读了毛主席《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主席住进滴水洞十多天后，到了武汉的东湖，给江青写的。虽然，主席说，信中讲的“颇有些近乎黑话”，但细细品读，许多疑团顿悟，胸中豁然开朗。

　　50年前，文化大革命之火点燃后，这把火烧到哪里?怎样烧?烧到哪些人头上?我们这些人是不太明白的。就是党的上层，也莫衷一是。我们省的第一书记王任重，是大区中南局第二书记，又当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可能也不明白，以为是反右，如是成了“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派，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有人问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回答说：“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确实不知道”。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闹得北京城风生水起，一些人左右琢磨。

　　正在热闹的时候，毛主席却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十一天吧，说是山洞，只是一个地名——滴水洞，处在大山深处的小建筑群)。他老人家只写了一首诗，当时，也未发表：

七律：有所思

　　(一九六六年六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十一天毛主席在滴水洞“思”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各种文献里很少记载。就是权威的《毛泽东年谱》里，也没有记下一句话。倒是他从“山洞”里出来之后，到了“白云黄鹤”(武汉)的地方，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里，才露出了一些端倪。这封信谈的全是文化大革命：

　　他思索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革命暴风雨，他思索着党内的一场严酷斗争;思索着阶级力量的对比;思索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次大挫折，自己也准备“跌得粉碎”;思索着自己被逼上梁山，当了党内的钟馗;思索着左派、右派都要借他来“打鬼”;思索着右派可能要发动一场反共的政变，断定他们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思索着右派们在他死后，一定会利用他的一些话来企图永远高举黑旗，但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思索着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革命者总会组织群众把他们打倒。最后归结的还是那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可以说，这封不长的信，预测了文革前后的形势。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不可能把这些思考直接地讲出来，他不能在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就向群众泼冷水，只有用这些“近乎黑话”的语言，告诉自己的妻子。

　　读了全信，深感他内心的悲壮激越。和他喜读的岳飞的《满江红》的气势差不多。《满江红》的开头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他在《有所思》中也写道：“凭栏静听潇潇雨”。信中的叙述，也恰似《满江红》所表述的气概：“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五十年后，我们再来读这些“颇有些近乎黑话”的话语，可以说：句句成谶。

　　※                       ※                       ※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发表的“政变经”的长篇讲话)我总感觉不妥”。“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这位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毛主席当然的接班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发表历史上的政变经这样的演说，是要全党警惕发生反革命的政变的危险，“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他告诫全党，如果在毛主席百年之后，谁作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恰巧是这样一位反政变的领导人，自己却演出了一场真正的“大政变”，是毛泽东最早的洞察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并坦率地把《给江青的信》转达给林彪，向他打招呼，林彪也表示“要改”。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从后来揭发的材料来看，他们要“打掉B-52”，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当年国庆游行取消了，报纸上突然没有“毛主席为首，林副统帅为副”的提法了。我是被林彪派到湖北的“活党”们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而流放偏远农村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位军人，正是宣布我为反革命分子的几位。他们找我谈话，说：“这件事本来不应告诉你，但又不得不告诉你。告诉你：你们的林秃子完蛋了，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你要老老实实交待和林秃子有关的人和事”。我向他们瞪瞪眼，意思是：就是你们。他们见我不交待，就问我对林秃子这件事有什么感想?我一下脱口而出：“把红宝书举得最最高的，把万岁喊得最最最响的，把毛主席捧得最最最最的(指四个伟大)，就是反毛主席最最最最最狠的!”有一位军人站起来把桌子猛一拍。我是用钉子把拣来的烂木头钉成的一个摇摇晃晃的小饭桌，这是我唯一的家具，几乎被他们整垮。四位一起站起来，留下一句凶猛的话：“以后有你的好下场!”我回答说：“我没指望有一个好下场。”后来在军区的绝密档案中查出“571”工程(林彪儿子制定的叛乱计划)成功后，我是267个立即处决的名单之一。

　　这真是一场阶级的大搏斗，林彪一类人如上台，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老百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历史已经表明，是法西斯，法西斯上台，“五七一”式的法西斯上台。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被粉碎，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一些权威的党史专家学者，怎么把它写成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那些拔高毛主席的理论，是文革理论吗?“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最高阶段”、“顶峰”……等等，是文革理论吗?读一读《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文革开始，是怎样评判林彪的，毛主席不明明写着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印发林彪的有关政变经的讲话，并直率地把《给江青的信》给他看，期望他改过自新吗?林彪一意孤行，终于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说明着党内斗争的激烈，证明着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怎么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甚至有人还武断地说：“‘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奉劝这些先生们，朋友们，你们不妨去滴水洞取经。在先哲面前，你们的蹦蹦跳简直像飞到他窗前的一支小蚂蚱。

　　※                       ※                       ※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对他的攻击可说是从未间断过。我们按数字的顺序来排列一些重大事件吧!“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月黑风”、“四五骚乱”、“720兵暴”、“九·一三叛逃”……。

　　哪一起不是惊心动魄，哪一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有时，还把他逼得身心憔悴，但没能把他“跌得粉碎”。

　　一直到他去世，党内走资派们开始动手了。假借他的名义，搞了一场“宫庭政变”，说这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和决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主席会安排你们来抓他的妻子!接着是一场拐弯抹角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仍然是打着他的旗子来砍旗，口说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在我党的指导地位，实际上是要以系统地、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肢解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个人，而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要把毛泽东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砍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紧接着来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世纪审判。但审判却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这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人戏称之为“审判五人帮”。

　　果然，接着上演的《历史的决议》就直指毛泽东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十年浩劫，民族灾难，中国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简直是十恶不赦了，但还手下留情，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谁的悲哀?被打翻在地，却没有跌得粉碎，想粉碎又不敢去粉碎。

　　※　　　　　　　　　※　　　　　　　　　※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中国虽然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反共的右派政变。共产党的招牌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牌还在，但内质已经改变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共产党演变成全民党。骂共产党，骂共产主义的人和事，已司空见惯。共产党反共的事，人们也见怪不怪。前些时，任志强事件风靡京城。任志强红二代、地产大亨、优秀共产党员。他先是骂共产主义，说“我们被共产主义欺骗了几十年”，后来又反对“党媒姓党”，连“人民政府”也不应姓党，“是纳税人的钱，怎么就成了党政府了”。这个癫狂的人，简直是亡祖灭宗了，你爸哪里来的?你是怎么长大的?这个癫狂的人怎么会横行一时?最近我读了他写的回忆录——《野心优雅》，才得到解答：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他催生成长，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的变种，这里引证他写的一段话：

　　“延安时期就流行着《白毛女》的故事，‘文革’时《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深入人心的欠债不还钱的杨白劳是个正面形象，而按合同办事的黄世仁则是被打倒的地主恶霸”。

　　这段话就活生生地刻画出改革精英们的心态和素质，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当我们看到阆中对八位讨薪农民工的审判，法官们的“释法”，这不是黄世仁们在审杨白劳吗?读任志强的《野心优雅》时，我还发现，任志强成长的身后，几乎站着所有著名的改革家官员。有的还是铁哥们，任志强说的“喜欢半夜三更和中南海通电话”。这决不是吹牛，任志强的“野心”，实际上是任志强们的“野心”，当然，谈不上“优雅”。

　　今日社会动荡的根源在哪里?就在改革精英们搞的资本主义复辟，掀起了革命的浪潮。通钢事件，乌坎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晋宁事件……大事件是连年不断。

　　是毛主席句句成谶，还是“小康”“和谐”梦的破灭?我就不一一写下去了。

　　※　　　　　　　　 ※　　　　　　　　※

　　滴水洞正处在韶山主峰脚下，去年“12·26”在“人民节”的狂欢后，我步行去滴水洞。两边大山耸峙，夹着一弯溪水跌岩起伏，时而挂瀑飞溅，时而平镜连漪。我估摸着千古以来，这里就是人迹罕至，虎踞龙盘之地，当地县志，也是这样记载的。

　　毛泽东，这位韶山之子，从这里出发，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晚年，又在这里运筹要创建一个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这就是他说的“我一生办的两件大事”。

　　在去滴水洞的沿途山岩上，刻着许多名家名言，多是他的战友、同志、朋友所题。真可说是琳琅满目。但我看得最重的是一位民主人士雷洁琼女士所题的八个大字：

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

　　为什么是一位民主人士，而不是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对他作出如此衷恳的评价呢?因为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后，由“公者”变成“私者”。有的还变成“大私者”，还有的“富可连城”、“富可敌国”。这是毛泽东最担心最反对的事，在从西柏坡出发进北京城时，他把建立政权叫“赶考”，他愤然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讲的最让人震惊的一句话是“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三反、五反，是要打倒李自成;整风反右，也是要打倒李自成;七千人大会后的“四清”运动，也是要打倒李自成。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要打到李自成。当李自成们形成了气候，建立起了潜在的“天王府”，反而要把他打倒了。上面讲的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不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惊心动魄的“公者”和“私者”的大搏斗吗?

　　到他去世之后，那些“私者”们，“大私者”们，真是扬眉吐气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真可说是“口诛笔伐”、“血雨腥风”的了，又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又是“历史的决议”，又是“世纪大审判”，又是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这一切，毛主席早就料到了，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也许在我死后，右派当权之时，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每年“9·9”、“12·26”，全国各地，几十万人，在韶山铜像广场，彻夜不眠，人民齐唱《东方红》。

　　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舆论场上一番奇异景象：主流媒体要大家“拒绝文革”，民间网络欢呼“文革来了”。一家权威的报纸连发几篇《社评》加“任平”：“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文革已被徹底否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开“纪念文革50会、小会、座谈会、纪念会。

　　这风景正好是：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老兵丑牛

　　武汉　　2016年5月26日

　　附录：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

2015年02月09日07:12    来源：党史博览    

http://sd.people.com.cn/n/2015/0209/c368172-23837776-3.html

　　毛泽东在1966年已经形成了他的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他要把这个思路告诉江青等“左派”们

　　在1966年6月之前，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实行这个思路，单靠发表文章是不行的，不能形成打倒“走资派”的力量。唯一的办法，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一是搞“四大”，特别是允许贴大字报，二是发动群众建立造反组织。他也看到，这样做，势必出现混乱，但他认为，为了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乱也是值得的，大乱之后还可以实现大治。由此，他形成了一个由乱到治的思路。毛泽东甚至认为，不仅如此，乱还是好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青年人。

　　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和他们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也反映出了毛泽东的上述思路。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南昌，对江西省几位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很明显，毛泽东的几次谈话表明，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怕乱，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由“左派”掌握政权的思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也是一次“练兵”的过程。通过这样多次“练兵”，就可以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永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被改变的目的。正当这时，毛泽东收到了江青从上海发来的信。江青在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提出，她对今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不十分清楚，以及她的种种“担心”。

　　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左派”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认为江青算是一个“左派”，那么，他自然要把自己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想法，告诉江青。于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侥侥者易折，敫敫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情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久未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综观毛泽东一生，给私人写信，从来没有这样长过。归根到底，这封信从性质上看，不是一封写给私人的信，而是表达他的政见的一种特殊方式。毛泽东这封信中重要的内容，是告诉江青如何看待目前的“乱”的问题。他此时已经形成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这是他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一句话，毛泽东是要打乱旧的秩序，摧毁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改变颜色的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目前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一次认真的演习”。为了从根本上打倒“修正主义分子”，他不惜违心地同意下发林彪的对他搞个人崇拜的讲话。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做。几天后，已经70多岁的毛泽东用畅游长江的举动，表示了他敢于经受全国大乱这样一种风浪的决心。可见，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的根本目的，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告诉江青等这些所谓“左派”，鼓励他们放手搞“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告诉江青等人，他也不赞成某些“左派”(主要指林彪等——笔者注)的一些做法，与某些“左派”是有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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