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渡河新疑之解
非专业小卒
红西路军的历史极其悲壮，但由于许多电文没公布，被不同的学者按需解构，人为的制造出不少“谜史”，而红五军西渡黄河的这段历史叙述中同样的也有“谜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里对五军过河是这样记述的：“30日，……敌关麟征师向北突击至靖远附近，朱、张……令看守船只及警戒渡口的第五军，随船下开到河西的三角城附近待命。”
这段文字，使人们得出五军过河的原因：10月30日由于关麟征师突进，在虎豹口负责看管船只和监视靖远敌军的五军被迫渡河至三角城。
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里，展板上对“三角城渡河”的介绍：“由于国民党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突然开抵靖远，负责监视靖远县城国民党驻军并看守渡口的五军被迫放弃虎豹口渡口，于10月30日全部渡过黄河。”
“纪念馆”展板的这段解说与“战史”的叙述有细微的差别，但红五军过河的原因都被记录成是因为关麟征师向北突击，五军被迫放弃虎豹口渡口，30日全军渡到河西的三角城。
但通过详查当时的来往电报、回忆录以及地图，我认为其中有二大疑问。
一、红五军过河是迫于无奈的临时举措吗?
二、红五军全军是在10月30日由虎豹口渡到三角城的吗?
经过深究，我认为以上问题的答案全是 “否” !
（一）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红五军过河是迫于无奈的临时举措吗?
我们看到，早在10月24日还没渡河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就向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就今后行动的部署提出意见：
"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这份实质为安排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在25日，由朱、张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
于是，徐、陈10月25日安排红五军“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这是个在黄河东岸红五军大部休整，以小部掩护其他部队过河的次要任务。
到了10月26日，徐、陈为红五军安排的任务改变为“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这实际就是在安排红五军过河。不过河，怎么监视两岸(河东的靖远、河西的一条山)之敌?“监视一条城之敌”，这是个“呵呵”的任务，一条山是过河后的三十军、九军的进军方向，距虎豹口至少一百公里以上，哪里需要在河边休整的五军来监视?所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以及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展板里都不提。
10月27日，徐、陈向中央和红军总部提出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的建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中央并未采纳徐、陈的建议，于10月28日12时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10月28日下午，徐、陈给红五军的任务是将来“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这非常明确地安排了红五军未来的行进路线，任务完成后(无论敌军有无追击)，全军就会西渡黄河，开河西。
10月29日，徐、陈再次强调“五军余部控制靖远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带,尔后待命向一条山进。”
以上份份电文，都说明了红五军的全军西渡黄河，根本就不是受到30日关麟征师突进，迫于无奈的临时举措，而是徐、陈可能早在10月24日就计划好了的渡河安排：一、先安排红五军派一个团到河边担任监视掩护任务，大部休整。二、再安排红五军全军分布在黄河两岸，守渡口和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三、任务完成后，再命红五军全军西渡黄河。
巧合的是关麟征师的突进，扰乱了后人对五军过河这段历史的判断，掩盖了五军过河是徐、陈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留下了五军过河是迫于敌情的无奈临时举措的谬论。
（二）
在论证了红五军过河并非敌情所迫的无奈之举后，我们接着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红五军全军过河是在10月30日由虎豹口渡到三角城的吗?
我的观点是：早在10月28日凌晨，红五军就已经全军渡河完毕。
我们先看王定烈的回忆录《冲破天险黄河浪》，因为我所有的疑惑都是由此文引发的，在试图解释其中的疑点后，最终产生了前面有关红五军渡河的两个新观点。
《冲破天险黄河浪》是《碧血染祁连》一文的开头部分，原载《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王定烈，四川宣汉人，生于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三十三军工作，时任西路军第五军四十三团团部文书。
冲破天险黄河浪
王定烈
1936年10月，我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岷州(今岷县，当时我们正在围困岷州之敌鲁大昌部)，部队上下一片欢腾，我们信心倍增，昼夜兼程，向会宁奔驰。
我们红五军，由于长征减员，仅有四个团，我们四十三团此时不足千人。10月24日，我们从会宁出发，经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靖远县以南10多里的虎豹口附近，在梨树林里集结待命。
虎豹口，黄河渡口。黄河流经这里，被南岸的山岩扼住，咆哮着、挣扎着，浊浪排空，震耳欲聋，真是名副其实的天险，真像虎豹一样凶猛，折向东北滚滚而去。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团长郭锡山、政委万汉江从军部接受命令回来，告诉大家：红三十军主力已于前日晚突破敌黄河防线到河西去了，红九军的主力也过去了，这里剩下的人员，待夜间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为了打下中卫、宁夏(今银川)，建立宁夏根据地，背靠陕北，与外蒙接通，“打通国际路线”，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并强调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有了决定，红军将士向来是坚决执行的，士气自不必说，真是气冲霄汉。
黄昏降临，一队一队的船只从虎豹口的岩石下划出来。我们紧接着红九军后卫部队上船西渡。红四军的先头部队也赶来了，他们预定接着我们渡河，我们正在办理移交船只的手续。9点来钟，在我们来路方向10多里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一定是敌追兵赶来“欢送”我们。还没等到红四军先头部队登船，又接到命令，红四军不过了，他们沿着黄河的东岸北上。
这样，渡过河西的有红三十军、红九军、五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1000多人，集结在吴家川、五佛寺、一条山、喜集水地区，准备进攻宁夏。次日，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黄河东岸成群的敌人队伍，搅得尘土飞扬，向我们红四军的方向追击，敌人的飞机不断地盘旋扫射。我们据有黄河之险，在此地休息整顿，还召开了“创造宁夏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我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讲了话，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打下宁夏，背靠陕北”。
11月10日，又通知撤销攻宁计划，改为“西路军”，要求多带干粮、水，准备夺取甘、肃二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通知一下，部队便开始西进。
王定烈的这篇文章里列出了几个明确的日期：10月24日离开会宁→经三天（27日）到虎豹口→晚上过河→次日（28日)在西岸看见敌军追击我军。
那王定烈有没有记错日期的可能性呢?大家都知道在回忆录中出现错误日期，是经常性的失误，毕竟回忆人的记忆是有可能出错的。
好在文里讲到“团长郭锡山、政委万汉江从军部接受命令回来，告诉大家：红三十军主力已于前日晚突破敌黄河防线到河西去了”，这排除了王定烈记忆出错的可能性，“前日晚”是个经推算后怎么都与10月30日才过河挨不上边的日期。
靖远附近示意图
同样，虎豹口渡口的放弃也是有计划的安排，并非被迫。
张国焘10月25日的部署是“……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张国焘27日17时向徐、陈发出更明确的指示，“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湾]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亦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
这些电文说明在张国焘的渡河计划里，作为后卫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是在下游的东湾、陡城堡一带西渡黄河，虎豹口在完成了三十军、九军、五军、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直属队的过河后就会被放弃。这就是王定烈回忆录里出现了正准备渡河的红四军，放弃了渡河，又沿着黄河的东岸北上的原因。
在三十军、九军、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直属队都过完河后，此时的虎豹口渡河点就处于一种尴尬的情况：已无后续部队需从这过河。
其次，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追击下，本就是损失惨重的红五军也没有力量来固守虎豹口渡河点东岸。那么，驻守黄河两岸看守船只及警戒渡口的红五军就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将渡船交给已过河的其他部队看管，离开河岸向东方的打拉池撤退;二是西渡黄河，在下游建立新渡口。
我们看到，徐、陈根据张国焘电令，是安排红五军渡河到在靖远下游的三角城建立新的渡河点，以便接应四军、三十一军可能的渡河行动。于是就有了1936年10月28日5时，徐、陈就向朱、张汇报了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的电报(这份电报原文并未公布，请理解我在此按需解构)。看地图就可知电文里 “靖远东北方” 的范围，大概率是在河西，当然也不排除在河东的可能性。
那么从虎豹口到靖远东北方，是走河东吗?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从河东走，有靖远县城邓宝珊部的一个团卡在中间，不安全，绕行又太远，所以，最安全快捷的是先从虎豹口渡河再转移到“靖远东北”。
有关红五军是10月28日凌晨就已全军西渡的信息，不仅仅是王定烈的回忆录里有，就是在“渡河先锋连”指导员周纯麟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到。
在归建之前，团长熊发庆对我们全连同志讲了话。他说：“大家这次渡河很勇敢，执行命令坚决，仗打得很好!这次渡河，你们立了头功!大家回到原部队后，要继续努力，完成好各种战斗任务。因为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要你们去战斗。我们要为英勇牺牲的同志报仇，要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战斗任务!”
接着，军、师首长也都陆续渡过河来了。我们已经渡过河的两个团，根本没有休息，二六八团一路向左边发展，二六三团一路向右边发展，乘胜继续前进，追击敌人!
大约经过三天多时间，我红三十军、红五军、红九军和总直属队的一部分同志共两万多人，就全部渡过了黄河。
因此，根据并非孤证的回忆录，结合当时的电文、敌情、地形，可以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红五军的全军西渡，是在27日夜至28日凌晨完成。
（三）
最后来谈10月30日红五军在三角城完成“全军渡河”是怎样的来龙去脉。
红五军在10月28日凌晨全军从虎豹口西渡黄河后，就被徐、陈安排驻守黄河的西岸北湾、中和堡、碾子湾、三角城一线休整、守船。徐、陈5 时向朱、张汇报五军在“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部署中，没有安排五军从三角城东渡到河东，所谓的“钳制王、毛”，只可能是“遥钳”了。
由于朱、张决遵照军委电令在海原以南地区消灭胡敌先头一两个师的安排，感到五军全军在河西，无法钳制王、毛，就于10月29日15时电告徐、陈，“五军主要任务要在靖远东北牵制毛、王，不能全部过河”。
接到朱、张电后，徐、陈就令五军当夜派出一个团从三角城渡到河东，“一个营在二十里铺,两营迫近城东及东北口监视靖远敌”。
到了10月30日10 时半，朱张致电徐、陈“五军在靖远警戒，己令渡到三角城”。
这就是说红五军是10月30日在三角城全军西渡的来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红五军的全军西渡是在10月28日凌晨，在虎豹口完成的，10月30日渡河到三角城的，只是再次到河东进行钳制的一小部分军队的回撤而已。
总结
红五军西渡黄河，是在依照徐、陈步步安排下进行的，并非受敌情突变的临时举措;红五军全军西渡的时间是在1936年10月27日夜到28日凌晨。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安排红五军的渡河与西进，引发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与徐、陈的激烈矛盾。在11月12日，徐、陈向张国焘提出调整董振堂的职务，因张国焘回电“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暂时搁置。
1937年1月12日，驻守在高台的红五军2800余名指战员，在无电台和严令不许突围的情况下血战8天，于20日下午3时左右，全军覆没，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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