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在2016年3月29日的《天津日报》和2016年4月13日的《重庆日报》上，看到《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一文。读后深感不安，因为该文似有“伤痕”导向。现将部分段落摘录如下：
返津第二天，张伯苓就来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十分冷漠，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就传来校领导要在会客室开会的消息，张伯苓只好离开。他沿着校园走了一圈，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当天下午，他到南开大学，几位老友给了他些许慰藉，使他感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锡祚交代：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第二天早晨下起了小雨，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去南开中学。锡祚对他说：“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他们也不太欢迎您。”张伯苓马上就领会了，脱下雨衣：“好，既然下雨就暂时不去吧!”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估计多数人看后，会感觉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张伯苓不通人情，并为他不能如愿参加1950年10月17日的南开校庆“鸣不平”。
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呢？为什么说该文存在“伤痕”导向呢？要想正确判断，必须搞清楚张伯苓的身份和1950年10月的形势。
实际上，张伯苓不仅是南开大学校长，还是长期活跃在民国政坛的党政要员。他1932年2月任北平国难会议会员；1936年2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禁烟委员会总会委员，1936年6月任民国政府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1936年12月20日在“西安事变”后发表声明“希望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1938年6月任第一届参政会唯一的副议长，而议长先是汪精卫，后是蒋介石，类似于副国级干部，1940年当选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副主席；1938年7月出席三青团成立大会，1939年9月出席三青团中央监察会成立大会,并被蒋介石选派为监察,不久升为常务监察，1941年11月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1941年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张伯苓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1944年1月，被蒋介石授予一等景星勋章；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12月当选国大代表；1948年6月出任考试院院长，负责人才的考选与任用，因为中华民国实行的是“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并立的“五院制”，所以，考试院长很可能是正国级干部，位高权重，张伯苓属于名副其实的达官显贵，早已不再是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升任考试院长，并非文章所说的为蒋介石“跑龙套”那么简单，还体现了他对蒋介石打败共产党的信心。张伯苓一直对蒋介石很有信心，1948年3月，他当选“行宪国大”主席团成员时，曾表示“戡乱在我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便到8月，仍对国民党信心满怀；由于看好国民党，所以，在1948年6月被蒋介石提名出任考试院长时，他是心甘情愿“为蒋先生跑龙套”，根本不是被蒋介石“利用”，更不是被“逼迫”。
张伯苓很早就开始支持蒋介石。1929年，在欧美考察教育时，多次向蒋介石示好；在“中原大战”后，曾对钱昌照说过：“中国富强，要靠蒋”，并派心腹到南京拜会蒋介石，此举让急于拉拢文教界人士的蒋介石非常受用；“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呼吁放蒋，蒋介石获释返宁后，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放假3天，从而再度让蒋介石印象深刻；抗战期间，曾多次声明：“拥戴蒋委员长为唯一最高领袖”，还劝周恩来：“回延安告诉你们毛主席，赶紧把你们共产党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解放战争期间，曾对到访天津的美国将军魏德曼说：“蒋主席为全国人民之惟一领袖，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只有帮助蒋主席，惟有帮助蒋主席，始能帮助全体人民。”
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张伯苓。“东北易帜”不久，即命令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解了张伯苓燃眉之急；全面掌权后，多次拨款资助南开大学，还亲自充当张伯苓的入党介绍人；在张赴美治病时，拨款1万元供其使用，1946年12月回国时，又亲自设宴接风。总之，蒋、张关系密切，既有相互利用的需要，也有多年的情分。
1949年，张伯苓不幸中风，身体较差，加上周总理挽留，没有追随蒋介石赴台，并表示“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可惜直到1950年10月整整1年间，都未像傅作义、程潜、卢汉等人那样反戈一击，发表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声明，只是在京津等地隐居。正因为张伯苓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情有义”，所以，在他去世后，台湾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蒋介石也很悲伤。
张伯苓与美国的关系也很密切。他曾留学美国，多次到欧美取经，教育理念多来自西方，办学也受到美国影响。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介绍南开办学经验时，称南开“后期靠基督教”，这里所谓“后期”指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去世之后；所谓“靠基督教”，主要指靠美国势力，因为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曾多次赞助南开，张柏林早年加入基督教，荣获的两个名誉博士学位，均来自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据南开元老喻传鉴介绍：校长（指张伯苓）出门，必带三部书，《四书》、《圣经》和《三民主义》。
由此可见，张伯苓作为教育家，信仰的不仅有“教育救国”理念，还有基督教、“三民主义”，加入的是国民党，爱的是蒋介石和中华民国，秉承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念，目的是为国民党和蒋系政权服务，跟新中国的教育理念大相径庭，不会也不可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后世无需对他过度拔高。
1950年10月南开大学校庆时，正值美军在朝鲜战场连连得手，国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敌特分子特别张狂，国内形势相对紧张，而且由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黑暗没落、不得民心，此时让张伯苓这样的民国政要、蒋系亲信参加校庆，既不利于人身安全，又会在政治上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当时“不让张伯苓参加校庆”的决定并无不妥，后世不该为此大做文章，更不该将坚持原则、富有正义感的师生污蔑为“激进分子”、“激进师生”。
至于《谁人不知南开张伯苓》（教育部网站2008年5月20日）、《“南开之父”张伯苓，至死一贫如洗，去世38年后迁葬南开大学》（腾讯网2019年1月19日）、《守正不阿张伯苓之七：留下四处遗产》（《今晚报》2020年5月10日）等文章，说张伯苓晚年（去世前） “贫困交加、一贫如洗”，更是胡说八道，因为虽然张伯苓没有收入，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困顿。实际上，晚年的张伯苓，在周总理和天津市长黄敬等南开校友的关心下，在统战部门的帮助下，在儿子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上衣食无忧，疾病也能得到医治，并且在去世前的6个月中，许多校友以私人名义探望，过得并不凄凉。当然，作为长期担任要职的民国高官，张伯苓到天津后无职务权，多少会感到落寞。
（20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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