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然而，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对国家有何种贡献，为何被捧得那么高，许多人即便在看过他的简历、文章后，仍感到莫名其妙。那么，真实的季羡林到底怎样，他为何那么风光呢？
一、纳粹德国培养。季羡林1935年赴德留学，1945年夏离开，在德国生活整整10年，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德国培养的学生。据他本人回忆，留德10年，8年天天吃不饱，数百次差点饿死，最饿的时候烙铁和泥巴都想拿着放嘴里。令人诧异的是，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对纳粹德国却很有感情，曾在日记中写道：“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今天过午回家的时候，一个小到可爱的女孩伸手向我喊了一声：‘Heil Hitler'！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有趣又高兴。”“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
二、漂白汉奸胡适。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获胡适提拔，被破格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还担任东方语言系主任。而当时副教授月薪50元，正教授80元，一石谷仅2元钱，此举让由贫困落魄的季羡林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也许为感谢胡适的知遇之恩，他曾于1985年撰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明目张胆为汉奸胡适翻案，说胡适 “…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1999年到台湾拜访胡适墓，奉上鲜花并行三叩大礼，回来后又撰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同样写得温情脉脉。
众所周知，胡适是典型的汉奸文人、公知祖师爷。“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是他说的；在日本侵华时，他鼓吹“抗战必败”，还发明“爱国癫”用来挖苦主张抗日的爱国群众；七•七全面抗战后，仍与汪精卫暗中勾通，周总理后来曾气愤地说：“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对国民党也很忠诚，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想到这两党（民社党和青年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季羡林为感谢恩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胡适肆意漂白，如此感恩实在难得。
三、所学屠龙之技。季羡林在德国主修印度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是国内少有的梵文和吐火罗文专家，听起来很唬人。但这些文字生僻难学，如吐火罗文，当今世界已不足30人掌握，说明应用并不广泛，属于可有可无的旁门左道，实用价值并不大。所以，看到媒体无底线地吹嘘他时，我立马想起孔乙己曾问鲁迅：“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四是杜撰“牛棚”一词。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出版于1998年，他把包括“五七干校”、“牛鬼蛇神学习班”在内的场所说成“牛棚”，让许多人误以为他真的曾被关进农村养牛的棚子里，可见，“牛棚”之说的迷惑性、误导性有多强！
其实，如此说法是种高级黑，因为“五七干校”是锻炼干部、知识分子、科研人员的地方，虽然条件千差万别，但怎么说都比普通群众的生活条件好，如在干校中接受锻炼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除参加劳动和半军事化管理外，工资待遇不变，平时能吃到饺子、包子，业余时间玩玩牌、打打球，周末还能看场电影，也可以请假回家，只是不能过夜，因此，王蒙、臧克家、孔庆东等都曾热情讴歌“五七干校”。孔庆东在《我跟父亲蹲的“牛棚”是另一个样子》一文中说：
“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
至于“右派学习班”、“牛鬼蛇神学习班”等“牛棚”，同样由于各地条件大不相同，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如有的像正常上下班，有的则需要留宿，住宿时有的是两人或多人一间，有的则是20多人的大通铺，但无论怎样，都比农村的“牛棚”强。光明网曾发文《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记录了学习班的情景：
“学习班的管教人员，都是军人，态度都很好。学习班提供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双鞋。在管理上比监狱宽松，活动的自由大多了，可以定时体育锻炼、文艺活动，让看了几场露天电影。学习上，还是自学为主。学毛著，多了许多首长讲话。在小班里可以讨论，但不准公开和交流案情。班际间不准串联。最重要的是伙食特好。开始多是小米粥馒头素菜，后来逐渐加多荤菜大块肉。”
当然，可能有的干校、学习班确实如同拘留所，学员像犯人一样挨打受骂，但这绝非普遍现象，季羡林不能出于个人义愤或政治需要把干校和学习班“妖魔化”。总之，季羡林杜撰“牛棚”一词，实属别有用心，而1998年正是自由主义横行之时，由于“牛棚”和《牛棚杂忆》暗合了某种政治需要，间接地抹黑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因此，该书一直受到追捧，季羡林从此风光无限。
五是懂得与时俱进。季羡林机敏练达、头脑聪慧，建国后一直紧跟形势。如曾积极参与对胡风胡适等的批判活动，只是在批判恩人陈寅恪时没有发言；1957年入党，并在反右中将北大东语系许多人打成右派，还曾为反右斗争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欢呼；1958年又称赞“大跃进”；文革中“参与了北大学生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东语系的负责人”，曾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1976年1月又在人民日报撰文《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由衷地表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粉碎“四人帮”后，又撰写《牛棚杂忆》批判文革，说“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由于季羡林懂得“与时俱进”，虽然被儿子批评为“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但一直走在社会前列，受到顶礼膜拜。
（20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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