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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行动力

萧绍良 · 2022-06-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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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其中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经济革命是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革命;文化革命是先行动力,政治革命是前提动力,经济革命是基础性根本动力;三大革命辩证统一、协调有序发力而健康运行,最终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我们从文化谈起。中华文化的概念源自《易经》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中国古籍记载,中华文化相传经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先秦史》云:“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等文化萌发时代;从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直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前为中华古代文化稳步发展时代;此后到公元1949年为中华近代文化动荡发展时期;从公元1949起为中华现代文化进入快速创新大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文化基本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学、艺术、体育、教育,还先后包括道、儒、释教等。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是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大致区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而经济、政治与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文化与其它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文明进步,不断发展,并不断创新、完善和丰富,以至成为人们的传统风俗和社会习惯。

  可以说,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过程,以及不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所创造的并获得人们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符号(以文字为主、以图像为辅)与声音(语言为主,音韵、音符为辅)体系的总和。用更简炼的文字来表述,文化则为语言和文字的总和。自奴隶主义社会到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们是划分为阶级的,如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因此文化不仅有显明的民族性,又有强烈的阶级性,是在民族交往、阶级斗争中不断发展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包括政治革命斗争、经济革命斗争和文化革命斗争。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第一次系统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矛盾运行的规律,以数学般精准证明其发展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又如《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革命纲领。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打开了通向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大门,为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共产党宣言》也是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率领本国共产党人,始终努力学习、创新发展和贯彻实施,发动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文化革命,提高觉悟,并进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即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坚持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终生的革命纲领。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理论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表述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就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为文化、政治、经济三大革命,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真理从此,既成为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必然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真理武装了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所以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指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农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面临着工农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与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中国共产党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又面临着与苏共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只有毛泽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尤其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而陈独秀总书记等向敌对势力妥协,强调“一切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王明等留苏派强调“一切服从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统一领导”,“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遭遇几乎灭顶之灾。只有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线,夺取推翻三座大山,并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是文化先行,会议按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线,即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做出的各项方针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而且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而且正确的指引。其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二是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身建设问题上,提出了极其重要、深入党心的“两个务必”要求。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而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却背离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精神,另外提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张,说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认为“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并指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还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等等。他这一套理论和主张,实质上是坚持资本主义,不准及时搞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已经有了原则性决定。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就明确指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及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说:“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生产力不是在社会主义关系下发展,就必然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发展,没有抽象的生产力发展,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资产阶级强大了,再去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这样要求,这样去做。从而及时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所谓新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点。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此后,刘少奇实际上仍然不承认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直到1964年底,在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时,刘少奇还再三强调“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就是不承认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这样拐弯摸角地主张另搞一套,实质上就是要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毛主席在1965年的1月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否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始终不承认我国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顽固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尽管薄一波赞成刘少奇的那套理论,不分政治是非,不讲原则立场,但是,他的这一段回顾,确实说明了毛主席与刘副主席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上和路线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三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理论、政策和路线上统一和增强团结,实质上是要先行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统一党内思想,以利更加顺利地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更大、更辉煌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自我革命和自身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和斗志昂扬。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在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教育运动。实质上这场政治运动,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牵涉面也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广,用毛主席的话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洗温水澡”。但是,这一搞数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对新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闹事,搞请愿,闹缺粮。毛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中间出现这一情况,与右派不同。对待农民,也不能像对待右派一样,而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毛主席在1957年青岛会议上提议,要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锋芒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对他们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提议,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此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让农民分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的问题,是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问题。庐山会议后,毛主席针对农村中出现的认为富裕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的思想,再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中,毛主席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干部中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多记工分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决心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于1961年11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坏人挡道的“三类队”。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和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又想起此前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要再次运用这个经验。这一时期,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意见,主要是田家英、邓子恢迎和刘少奇等,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意见。毛主席对所谓“单干风”最为敏感。1962年7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单独同杨尚昆谈话时,对“单干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他问,我们“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点名批评人。7月20日,毛主席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 毛主席认为,之所以有中央一级的干部能提出这一意见,根子在于农村中有一股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他坚信:中国农村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1962年8月2日,毛主席在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明确点出了这一问题。自从这次谈话后,毛主席就一再宣传自己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看法。他在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在8月4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特别是8月5日在同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李葆华等人的谈话中,强调得更加明确。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周游”(调研)了全国一遍,又找许多地方领导人谈了话,感到中国不能搞包产到户,不能搞单干。一这样搞,“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现在在农村,“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他还说,现在“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类似敌我矛盾”。

  毛主席的上述认识,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各中央局的领导人影响极大。当时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拥护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在8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肯定毛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很及时,很深刻。这又反过来加深了毛主席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在会议上,毛主席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得更高、更严重。会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发言,都赞成毛主席的讲话。正因为大家意见统一,八届十中全会的报告中,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了完整的表述。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于中国的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当时特别看重的是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注意到城市的阶级斗争。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经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农村,搞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党委按中央的指示,忙于经济调整,忙于抓生产,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省委没有抓这件事。毛主席本以为,中央关于在全国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下发之后,各地就会陆续报上来一些情况汇报材料或者经验材料。不料,一直到1962年底,各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报上来。毛主席感到奇怪。他决定自己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62年底至1963年初,毛主席先后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所到之处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话中,毛主席不出题目,只让各省委负责人自己汇报。在听汇报中,毛主席发现,这些省委负责人,绝大多数不谈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对他亲自提议、经中共中央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感到十分不满。回到北京后,他及时提出建议,党中央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农村社教运动中曾经讲到四清运动,实际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5年1月14日 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是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它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规定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来简称“四清”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表于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决定》共十六条: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二、主流和曲折;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干部问题;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教学改革;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十四、抓革命,促生产;十五、部队;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决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次运动的目的是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决定》内容是清清楚楚的,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深入一步,改称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是,遭遇党内“王、张、江、姚”极“左”路线和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挠,以及“西纠”、“联动”等反动组织和敌对势力打、砸、抢、烧、杀严重破坏,形成极其严重的混乱局面。整个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并未被打倒,走资派们还在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处于胶着状态。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于6、7月份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企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让群众斗群众。这在邓小平1968年致中央《我的自述》和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信中都有交待。其实,只要从动机去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此次运动,除了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一位英明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老人家怎么会转移和干扰斗争大方向,自己提议,自己搞乱,不执行党中央制定《十六条》,自己给自己拆台?谁最希望打、砸、抢、抄、杀,搞武斗、最希望群众斗群众、最希望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说这样做究竟对谁最有利?无疑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逻辑常识者,用脚丫子都能分析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结论。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先后力挽狂澜,艰难纠正极“左”和极右的各种错误,诚心实意教育挽救“走资派,”,并严厉揭露和打击敌对势力,最终维护了文化革命的正常发展。毛主席和党中央原计划文化革命搞三年,结果延续了十年,实属不容易。党和国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依据国家统计资料所载,除个别年份有所下降外,总的来说,经济建设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达到百分之六到八以上,并不比现在低啊!

  总而言之,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其中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经济革命是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革命;文化革命是先行动力,政治革命是前提动力,经济革命是基础性根本动力;三大革命辩证统一、协调有序发力而健康运行,最终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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