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原名冯福春，1903年6月生于浙江义乌，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年6月，经作家张天翼介绍入党。1928年12月，经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随后成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1930年，与鲁迅、柔石、郁达夫发起并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3月参加“左联”成立大会。1931年2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决议，成为左联指导性文件。1933年秋，因身份暴露离开上海，12月底到达瑞金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等职，由此认识毛主席。1934年1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担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幸万苦，是参加长征的五大文化名人之一，担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员等职，途中毛主席曾数次将奇缺的香烟送给冯雪峰。1936年春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上海，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兼管上海文艺工作，参加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此后，还把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和史沫特莱（1937年1月）介绍到陕北；并在上海找到了主席失散多年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受中央委托主持治丧工作，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并特意将毛主席的名字写入治丧委员会名单；1937年7月上旬，经中央批准，与刘晓、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此时冯雪峰仅34岁。
在血雨腥风的1927年6月入党、鲁迅挚友、“左联”党团书记、全程参加长征、为毛主席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 “三人团”……入党仅10年，冯雪峰经历了重重考验，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照此下去，他的人生必将更辉煌。
然而，历史开了大大的玩笑。自1937年12月后的12年间，冯雪峰人生突变，先是负气出走与党失联2年，后被国民党监禁2年，1942年11月出狱后的8年间，虽然做了点文化和统战工作，但重要性和成绩已不能与最初10年同日而语。
建国前夕，冯雪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1949年6月，他以华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当选全国文联常委，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1950年，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并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兼任《文艺报》主编。1953年，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等职。1954年9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5年间，冯雪峰的人生似乎再次走上正轨。
遗憾的是，此后22年，冯雪峰频遭批判、屡遇坎坷，如1954年，因批判《红楼梦》问题，受到毛主席批评，在《人民日报》做检讨，11月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卷入“胡风事件”，再次受到批判；1957年8月至9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受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王任叔、严文井、夏衍、刘白羽、许广平等人批判，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58年3月，被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仅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等职，级别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从此，只能以普通编辑身份开展工作；1961年12月，虽在周总理关心下摘掉“右派”帽子，但党籍、职务都未恢复，其工作生活一直波澜不惊。
文革中又受到冲击，1967年被打成“叛徒”。1969年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到湖北省丹江口劳动。1971年，回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不能到单位上班，只能在家看稿答疑。1975年查出肺癌，1976年1月因病去世，结束了光辉而曲折的一生，享年73岁。冯雪峰未留遗嘱，只是希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中央1979年4月为他平反，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
冯雪峰前10年顺风顺水，为何此后屡遇坎坷？主要有4点原因：
一是谈判时负气出走成人生重大转折。1937年7月，冯雪峰作为上海党的高级干部，与周总理、博古、林伯渠等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却因不同意“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内容与博古激烈争吵，最后以“请假写小说”为由负气出走，与组织失联2年多，期间多次对周总理、项英等到新四军工作的指示和催促置若罔闻，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可见，冯雪峰虽是领导干部，但本质上有点书生意气，这与周扬形成鲜明对比。周扬在冯雪峰出走前倍受压制，在他出走后脱颖而出，不久便成为我党文化战线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可见，平台很重要，冯雪峰负气出走脱离组织，由此失去重要的工作平台，致使他在党内长期籍籍无名，这才有了周扬出头之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冯雪峰的出走成就了周扬。
二是当领导亲疏有别埋下多年祸根。1936年4月，冯雪峰受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委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上海的地下斗争。作为主要领导，冯雪峰理应以大局为重，抛开恩怨、弥合分歧，最大程度地团结带领一班人为党工作。可他到上海后，采取了拉邦结拜、亲疏有别的错误方式，逼得周扬一度萌生退党念头，招致周扬、夏衍等人的严重不满和坚决抵制，后因“口号之争”又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产生尖锐矛盾，这为其日后悲剧埋下祸根。1957年8月，周扬气愤地批评冯雪峰“勾结胡风打击周扬、夏衍”，并说他1936年曾污蔑自己是蓝衣社特务、法西斯。现在看来，周扬1955年将冯雪峰密友—胡风打成反革命，除胡风确实有错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牵出并扳倒冯雪峰，以报1936年期间的一箭之仇。后来，知错就改的周扬曾向冯雪峰、胡风等道歉，但夏衍从不道歉，这从侧面说明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等积怨很深。
三是观点上有分歧受到伟人批评。建国后，由于长期未参与党的重要工作，冯雪峰跟不上形势，其政治观点与毛伟人产生一些分歧。工作中有矛盾分歧原本很正常，但由于某些人的撺掇，两人的分歧不仅没有日渐弥合，反而越来越深，从而受到主席严厉批评。另外，主席对冯雪峰当年负气出走很有看法，1945年他曾在重庆拜见主席，当问及将来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时，主席回答：“现在的工作就很合适”，让冯雪峰大失所望。
四是性格耿直火爆容易招人忌恨。冯雪峰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且生活简朴，不搞奢侈腐化，这在当时的官场难能可贵，但他性格耿直倔强、直言不讳、不留情面，有时暴躁、偏激、孤傲，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如他如果对某人的即兴表演看不惯，会当场发火，批评人家“把肉麻当有趣”，让人下不来台；当他看到有的领导自己不开车门而等候司机开车门，就说人家“官僚主义”；他会不顾人家感受而当面指责别人等，这些做法很易招人忌恨、遭到报复，这再次说明，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冯雪峰半世坎坷恰好印证了这一点。（20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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