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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全国的正定县“拔瓜事件”

冯壮波 · 2022-09-25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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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个瓜棉间作、棉花地里种植的西瓜可能因为剧毒农药的污染而引发毒瓜中毒这样“人命关天”的大问题,幸被领导及时发现、指出,社员就自己解决、纠正了:拔瓜留花。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本来是体现公社领导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和执行力。没有放任,没有简单粗暴,甚至没有影响生产,更没有形成“事件”。

当年发生在河北省正定县的“拔瓜事件”还有几人记得?

1971年,正定县粮食亩产跨长江,成为中国北方过江县,之后粮食一直保持高产、稳产。对于缺粮,粮食生产没有过关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榜样。

仅仅过了几年,1979年7月,因一起记者捕风捉影,编造的“拔瓜事件”,却把正定县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把正定县打成全国“长期极左”、“保守”的典型。

粮食产量,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千斤县”,那样的历史奇迹,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可有哪朝哪代创造过?那难道难道不是生产关系的变更,农业集体经济代替个体小农经济之后,释放出的生产力么?那难道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提高,其中包括“科学种田”,科学技术,水利化、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取得的结果吗?

放眼历史,这本来是炎黄子孙创造的,全国农民,不,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之自豪,中华儿女应该为之骄傲。可歌可贺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

高产县所在的河北省《河北日报》中的有些人,不知道珍惜、维护辖下来之不易创造的历史奇迹及县、社干部、群众用汗水换来的荣誉。他们或许就不知道农民创业的艰辛,把正定县几十万党员、干部、群众三十年的付出,毫不心疼地毁掉,利用掌控的“喉舌”,制造事端,进行诋毁。

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能在全国掀起滔天巨浪,搅得周天寒彻?

这个答案原本不难回答。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其实不是没有人回答,而是不同的声音被压制、被扼杀。关于“拔瓜事件”的报道,或许是暗合了一些人的思想,甚至政治图谋,才一拍即合、拿一个名扬华夏的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开刀,把本来就不存在的“事件”,渲染成为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拔瓜事件”!

是他们把发生在一个普通生产队几亩地上的一个生产中的“故事”,不察缘由,无限放大、扩大,甚至“上纲上线”,让正定县声名狼藉,成为千夫所指,顶着“长期极左”、“保守”的帽子,恶名远播!

所谓的“拔瓜事件”是如何轰动全国的?

最早制造并捅出这一“事件”的是河北省的喉舌《河北日报》。如果说是“事出有因”也是事实。说是捕风捉影,更是千真万确。说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板上钉钉。

1979年6月20日,正是“三夏”大忙时节。留村公社组织社队干部例行检查夏种、夏管时,在南庄村南,发现南庄二队有六亩棉花西瓜间作。一个社员正在用喷雾器喷洒“3911”剧毒长效农药治棉蚜。各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一致认为这样种不行。建议南庄村社员讨论怎么办。结果南庄村社员自己拔掉了西瓜幼苗。这就是所谓的“拔瓜事件”的原委和真相。

一个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个瓜棉间作、棉花地里种植的西瓜可能因为剧毒农药的污染而引发毒瓜中毒这样“人命关天”的大问题,幸被领导及时发现、指出,社员就自己解决、纠正了:拔瓜留花。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本来是体现公社领导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和执行力。没有放任,没有简单粗暴,甚至没有影响生产,更没有形成“事件”。

毕竟是正在生长的瓜秧被拔了,难免不在社员中产生一些议论,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农村发生这样的事,也没有什么奇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这,偏偏被一个到南庄村串亲戚,颇具“新闻”头脑的“通讯员”听到。这个人就是王贵海。

在事后二十多天,《河北日报》记者不顾留村公社党委的反对意见,编造《强令拔西瓜实在太霸道》的报道,刊登在1979年7月19日《河北日报》的头版,并附1979年6月18日《正定县留村公社党委的通知》。并盖“中共留村公社党委”(章)。以证明“拔瓜事件”的真实性。这就为他们策划、制造、渲染“拔瓜事件”,忽悠读者奠定了“事实”基础。

如果仅仅是一个记者的“报道”也就罢了。特别是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必须深批极左》。

这样,“拔瓜”从一个记者所谓的“霸道”的工作作风问题,就被《河北日报》的“评论员”加工、升格,上纲上线到了政治上的“极左”。这个标题,彰显了他们编造“拔瓜事件”这个假新闻的鲜明的政治目的:批判极左。

他们之所以在《河北日报》上制造、刊登如此新闻,说明他们没有把“拔瓜”看成是孤立的的,个别生产队的个别现象,而是正定县“长期极左”的产物,矛头直指正定县县委。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提倡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下发生,岂不是咄咄怪事!

而《人民日报》显然也没有把拔瓜“事件”看成是河北省一地的现象,生产中出现的现象。就像抓住了宝,无限放大,无限扩大,无限上纲,气势汹汹,必欲置他们于死地。

7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大篇幅发表了新华社通讯员王贵海(正定县人。后为石家庄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2014年10月10日 因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领衔及新华社三位记者的文章:《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

文章开头说:“河北省正定县不久前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县的事:这个县留村公社南庄大队三十多亩即将成熟开园的西瓜,被公社党委强行毁掉了,造成经济损失近一万元”。

文章最后编造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正定县委向全县发出通报:一、责令留村公社党委书记张xx、副书记郭xx在全公社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再向南庄大队向干部社员作检查。县委准备根据他们的检查情况作出处理;二、追究毁瓜者造成的经济责任,由公社给南庄大队酌情赔偿损失;三、在全县干部中就这件事展开讨论,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

《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的评论员文章。其中的描述是:

“南庄大队是一个高产穷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长期以来只准搞‘单打一’的经营,结果是搞得集体空、社员穷。……今年,他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间种了几十亩瓜,希望手头有点活钱用。这本是完全正当的事情,想不到竟触怒了公社的领导人。他们对南庄大队大加批评,给扣上了“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触犯了党规国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帽子,还威胁说,如不毁掉,就要“绳之以党的纪律”。因为西瓜已经长得象碗口大了,干部社员一再反映意见,说明利害,也打不动这些领导人的心,他们坚持非把几十亩地的瓜毁掉不可!”

这就是《人民日报》记述的非常“煽情”的关于“拔瓜事件”及其原委的报道与评论。好像真如他们亲历的一般。

因为《人民日报》的加工、描述,传播,“拔瓜事件”好像真的发生过似的。其实,其中竟没有一个事实,没有一句真话。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若干篇对“毁瓜事件”表示“痛心”、“义愤填膺”的文章。

8月20日报道称,自7月27日截至8月15日“已收到二十一个省市这方面的来信来搞二百四十多件”,以《各地读者来信来搞对留村毁瓜事件表示愤慨,并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毁瓜事件?》为题,进行综合报道。

《河北日报》还开设批判“拔瓜事件”专栏:《留村公社毁瓜事件说明了什么?》,8月25日第七期就刊登3篇文章。他们好像已经把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煽动了起来。

虽然在《河北省大事年表》中明确记载:“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就正定留村公社领导人在南庄大队强行毁瓜事件发表评论员文章《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同时报道了记者的调查《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报道中说“轰动全县”。但是,在正定县,却静如止水,远说不上“轰动”。如果说“轰动”,那就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制造的“拔瓜事件”这件事“轰动”了全县。让正定人知道了原来在正定县还曾经发生过所谓的“拔瓜事件”。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真是如老百姓所说,“舌头底下压死人”。

《人民日报》的报道自然引起迫切盼望“自主权”,从“极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的愤慨。使得“长期极左”的正定县成为“过街老鼠”。一个粮食高产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因为“拔瓜事件”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极左”、“保守”的典型。

记者与报人愣是用他们的秃笔,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借助舆论的强大力量,把个正定县在政治上打入“另册”。想用自己喷出的那些吐沫星子,把正定县淹没。

不过,从《人民日报》公开的消息看,在20天里,21个省市,才收到240多件表示“愤慨”的信件,平均每天、收到的每省市的信件不到一封,实在不能说多。如果用“应者寥寥”来形容,不算过分。这就是当时全国民众的反应!

相比之下,那时飞往正定县的信件要多的多,而是以麻袋计,不是表达谴责、愤慨,而大多是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的信件,一封都不入各种报刊及其领导的法眼。

看来,经过“大风大浪”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于“瓜棉间作”具有清醒而独立的认识,都有自己对是非的判断,没有盲从于舆论的“引导”,跟着起哄。这非常令人欣慰。

《人民日报》、《新华社》作为国家级具有独特影响的新闻单位,在事关一个起码也是全国有名的“大寨”县,不去调查研究,不去弄清楚事实真相,不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县委、县政府的意见。顺着《河北日报》树起的杆杆往上爬,越爬越高。与《河北日报》的同道同调,一唱一和,可以说是上下呼应,主导、导演了一场轰动全国的“闹剧”。受“剧情”的影响,还真的引起了几个不明真相,不懂“瓜棉间作”的危害性的“国人”的“愤慨”。这等“宣传”的影响力,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不实的报道,铺天盖地的的舆论挞伐,对于公社领导施以“舆论暴力”,形成“舆论群殴”,与“文革”中的某些“造反派”的“大字报”可相媲美。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中一些“大字报”固然多是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渲染,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毕竟,那是无组织的个人行为,登不了大雅之堂。也不过贴在院子里的墙上,最多,“大字报”上街。至于登在自办“小报”上的,由于发行量小,影响也要小的多。也难怪,刚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当地老百姓说:“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又在报纸上闹起来了。

“拔瓜事件”,通过全国最为权威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传向全国、全世界。这已经定格在那个历史的瞬间。大概是事闹的太大了,以致不好收场,也没有人去收场。

事实真相不可能永远被隐瞒,任何人都无法把谎言长期隐瞒下去。当事实真相被天津《今晚报》揭露出来之后,有些人,只能是装瞎作哑。所看到的是,当初极力传播和渲染“拔瓜事件”的媒体,一个个是回避!回避、再回避、竭力的回避!当初的气势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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