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揭露与道出“拔瓜事件”的真相，就不能不提到尧山壁先生，原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是他，让我了解了“拔瓜事件”的原委。否则，恐怕到现在还仍然被蒙在鼓中，及对家父的疑惑与误解之中。
作为河北省人，他关注、关心已经轰动全国的“拔瓜事件”，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也只知道与在当时舆论闹的沸沸扬扬的《歌德与缺德》一样，是河北省政策保守的例证。
“拔瓜事件”发生之后，全国的媒体一片声讨、大加批判。竟然没有一家媒体，一个记者深入到正定县对当事人进行实地采访，这才使得“拔瓜事件”谬种流传。
就“瓜棉间作”的科学性，也居然没有一家省和中央级的权威农业研究机构发声。或许是有声而发不出。当然，也没有人关心那些被抛到风口浪尖上的人们的荣辱与命运。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竟没有一篇质疑和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说明当时的人们，包括笔者在内，对于发生的“拔瓜事件”深信不疑。
有道是“纸包不住火”，假的总有一天会被戳破。终于在2010年8月之前，一个作家出于“职业原因”，借到当地开会之机，采访了“拔瓜事件”的当事人，当时的留村公社书记（“拔瓜事件”之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83年，在县委新领导班子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后在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岗位退休）是已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采访“拔瓜事件”的当事人而揭露“拔瓜事件”真相的作家。
笔者是在网上瞎撞中看到的作者2011-04-22 07:17:47，作为“百姓旧事”发表在新浪博客的《拔瓜事件》一文。看到标题的那一刹那，先是一喜，看到“闹剧”一词，一愣。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也怀疑是不是那位公社书记因为心存“成见”而表现出的情绪化。
这种怀疑即刻即消，急匆匆地看下去，才恍然大悟。后来通过与那位公社书记交谈，确信公社书记的话是真的，尧教授的文章写的是真的。确定《人民日报》、《新华社》、《河北日报》的那些记者是真的造假者。他们蒙蔽了他们的领导，也通过他们掌控的媒体蒙骗了国人，极大的伤害了正定县的广大干部。
关于“拔瓜事件”，相信知道内情、真情的人不会少，其中多是没有“话语权”普通人。而写出真相的人为什么偏偏是一个与正定县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学者、作家？其前自不必说，为什么其后也没有人对真相进行调查、核实、澄清？尧教授在河北省，起码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他的文章，竟然发表在博客上。
后来，通过一个朋友，才了解到，《今晚报》在2010年8月1日第9版《今日副刊》上登载了尧山壁先生的《拔瓜事件》一文。这比我在尧教授的博客上看到的要早7个多月。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唯一一篇介绍“拔瓜事件”来龙去脉的文章。《今晚报》是唯一的一家地方媒体。
为什么一些人“瞒天过海”，“欺下瞒上”，能够制造出一个“拔瓜事件”？或许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许多事，即使是假的，有人也宁可信其有，甚至乐于传播。这，恐怕是有人热衷于造谣，热衷于传谣的根本原因。因为那样的报道、事件可以与他们产生“共鸣”，或许他们就希望那是真的。借助谣言，大做文章，是某些人的拿手好戏。这种现象，在以后，人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它虽然成事不足，起码在扰乱人们的思想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尧先生与《河北日报》的评论员、记者及《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新华社》的记者，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差距怎么就那么的大呢？是在文化知识上可分伯仲，还是在政治、道德品质上有高下？
虽然尧山壁先生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但是，尧先生文章所揭示的“拔瓜事件”的真相显然没有引起媒体，特别是《河北日报》的回应。这固然耐人寻味，或许也好理解。他们已经没有正视尧教授和事实的勇气。奇怪的是，也没有看到其它媒体的转载。他们当初的热情那里去了？是他们健忘，已经忘记了当年自己在轰动全国的“拔瓜事件”中的推波助澜的角色？
沉默，常常不必付出任何代价！沉默，常常助长恶势力，使得正义得不到伸张。
对于沉默者，或许不应该多说什么。当人们成为“沉默的羔羊”的时候，社会，就已经不正常了。
这样，本来尧教授、《今晚报》提供一个澄清“拔瓜事件”的契机，而就这样，在众多媒体的沉默中，“拔瓜事件”的真相又一次被掩藏了起来。
不过，《今晚报》毕竟在密不透风的舆论空间，捅了一个小窟窿。这个小窟窿，已经无人能够补得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关于“拔瓜事件”的言论，不仅仅具有了“合理性”，更具有“合法性”。
尧先生的《拔瓜事件》，内涵的信息量非常大。应该说，把“拔瓜事件”的来龙去脉、政治背景等记述的清清楚楚。现，未征求尧先生的意见，把他发表在《今晚报》上的《拔瓜事件》一文附后。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尧先生的尊重和敬意。
附：拔瓜事件
作者：尧山壁 发布日期： 2010-08-01 00:00
河北正定，千年古县，土肥水美，向来粮棉高产，曾经是我国北方第一个过“江”县，粮食亩产超过八百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却为一次“拔瓜”事件蒙羞。1979年8月北京钓鱼台《歌德与缺德》座谈会上，“拔瓜”与“歌德”相提并论，当作河北省政策保守的例证。31年后，我来此地开会，出于职业原因，想对当事人采访，又怕人家不来。结果出人意料，对方答应得很爽快，如约而至。
来人时任公社书记，被认为“拔瓜”事件的主角。此人姓武名实，形象与名字一样雄劲，年近古稀而腰板挺直，一脸红润，二目有神，硬朗得像田野上一棵老枣树。对面而坐，我这里揭人疮疤，于心不忍，忐忑不安。他那里回顾往事，从容自若，谈笑风生。原来在武实眼中，所谓“拔瓜”事件，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嗤之以鼻。
1979年麦收刚过，武实带领公社一班人检查夏种夏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思想解放，释放出压抑已久的积极性，田野上一片欣欣向荣。走到一块方田，他们停住了脚步，情况有些不对。两垅棉田夹一垅瓜秧，说不清这六七亩地是棉田还是瓜田。那时提倡科学种田，间作套种。如果小麦玉米间作，可以争取时间，“把天种长，把地种宽”。但是棉花和西瓜在一起犯克，这是常识。此时正是蚜虫、棉蛉为害高峰期，五天打一次农药，1605、3915都是剧毒。而此时瓜秧正在开花坐瓜，农药杀死蚜虫，同时也会积存在瓜内。将来毒瓜上市，必然酿成大祸。还有一层道理，棉花地除草务尽，不让草苗争肥。而瓜田必须有草，草长高了为瓜遮阴，避免太阳直晒，西瓜才能长好。
棉与瓜势不两立，必须拔一个留一个。事不宜迟，武实找来村干部，晓以利害。还特别叮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问题交给群众，发扬民主，拔瓜还是拔(棉)花，干部别表态，社员民主决定。社员大会上，生产队长说现在科学种田，我年轻，经验少，头脑一热，想套种西瓜，弄点钱花，盘子外边找菜吃。这样下去，就是损人利己。有的社员就念毛主席语录：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大一会儿举手表决，达成一致意见：拔了瓜，留下(棉)花。
可是事情传出去就走了样，突出拔瓜了。北方一家媒体捕风捉影，一个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真的拔瓜了，这还了得，侵犯农民自主权，抓住就不松手。不久“拔瓜”事件见诸报端，放在重要位置，上纲到路线问题，其它媒体也一窝蜂跟进，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武实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被人口诛笔伐。那位记者又来到农科所，动员他们参加到批判的行列。农科所说武实他们没有错，瓜就是该拔，不写。武实自己写了反驳文章，媒体压着不发。
此事惊动了作家杨润身，专程从平山来到这里。他想的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好像农民不会种地了，领导干部坐在城市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催耕催种，每亩地下几斤麦种，栽多少棵山药秧，都包办代替了。农业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不管农民爱不爱吃。命令风，瞎指挥要不得。他也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可是实地调查，猴吃麻花满拧。登门上户，田间地头，深入了解，没有一个社员赞同媒体的观点，谁是谁非，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瓜就是应该拔，不拔就可能毒死人。最后他找到武实，来前想好的批评改为安慰：你没错，社员也没有错。应该放下偏见，尊重事实，错的改正，对的坚持，这才是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
杨润身的话给武实吃了定心丸，把劈头盖脸的批评当作耳旁风。不管风吹浪打，一如既往地挺着腰板，奔走在田间地头。县委、地委了解他，支持他，不为闲言碎语所动，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那位记者不服气，还要找茬儿算账。直到第二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明确指示，棉花地里不许套种西瓜，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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