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前副总编梁衡2010年发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其中有一段写道:
“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保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
杨伟名联合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所上万言书的正式名称叫《当前形势怀感》，毛主席当年于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其有所批评：
“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
可知梁衡谓毛“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系加油添醋与割裂歪曲兼而有之。至于“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这些“忧其君”的“忠谏”之言毛主席听不进去，并非简单表面的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之故。毛主席为何说一叶也可以知冬呢？回顾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几段对话就可分晓：
5月21日那天主席心情舒畅一见张即开口：“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张平化认真回称：“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毛主席接著严肃地论道：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显见包产与否影响的不只是短期粮产增加的浅层问题，而是关涉革命道路正确走向的深层要害。5月25日上午张平化欲回长沙主持会议，主席想步送几位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一夜未眠的主席回房休息，主席却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张平化知道多说无用，不禁眼垂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可还是舍不得上车，此时主席便谆谆叮嘱：
“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这番话让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主席的深谋远虑正应验王震所言“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农村一包产，一旦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工业品的销售就会受影响，进而危及国有工业的生存，以资易社的结果将重现劳动人民被盘剥的惨状。君不见包产走资四十年后，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于两会闭幕记者会上坦承：“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而早在2008年7月10日《南方农村报》就报导：“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历经二代人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健康受损为代价的输出财富、换取美元借条发展模式，不须反思其利弊得失吗?于解散集体、丑化社会主义道路的鼓譟中，毛主席所忧心在资本帝国内外夹击下“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不幸一语成谶成为残酷的现实，善良懦弱的中国百姓无助之余只能以一波高过一波的毛泽东热来表达深深的怀念与期盼。
农村包产让毛主席一叶知冬，想借知秋一杨以达不可告人目的的梁衡于前揭文声称：
“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
万方有错，罪在一毛乎？试问“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局面又该问罪于谁？文革前毛主席预以三五年骑马探江、河未成，梁衡竟嚷嚷：
“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
彷彿润之坐镇菊香书屋是吾土吾民的沉重负担，还让华夏丧失历史机遇，救星沦为灾星，曲笔如此，季羡林还吹捧梁某“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岂不是扶同为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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