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世的虚假宣传，许多人误以为，毛主席建国后大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因此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有时不仅开不了会、讲不了话，指示精神被禁止传达，不能与群众见面，就连《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的出版发行都似遭人为干扰。
如有人诬蔑毛泽东思想是“教条主义”，反对在党员教材中引用毛主席言论，并借口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杆子学理论”、“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强制”，极力干扰《毛选》等著作的出版发行。
他们公开表示：“现在书店显得文化很差，书的种类很少，门市部陈列了许多《矛盾论》、《实践论》，好像毛主席著作不值钱，卖不出去”， “《毛泽东选集》一千多万套还不够，那么怪”，“要买这么多《毛选》，是不是《毛选》太便宜了？可以考虑考虑提高定价”，并下令新华书店和发行单位立即整改，人民出版社由此撤销了专管《毛选》的出版机构；后来又规定各部门、各地区不得编印和出版毛主席著作，出版《毛选》必须经过审批。1965年初，冶金系统职工曾翻印3万册《毛主席语录》，有人闻讯后，勒令全部收缴并烧毁。
也许有人辩解说，这些是对《毛选》等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的治理整顿，此举对规范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发行意义重大，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解释，其最终结果是市场上《毛选》数量不足，许多群众向中央和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增加《毛选》数量。与此相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印刷发行量大幅增长。
如1962年，《毛选》在国内没有发行，而《修养》则于当年9月第二次修订出版，从9月到12月，印刷473.3万册；1962年9月到1966年7月，《修养》印刷1840万册，而《毛选》印刷441.9万套；从全国解放到1966年上半年，《修养》印刷2054.1万册，而《毛选》印刷1142.5万套；从1966年7月到12月，半年内《毛选》印刷约1500万套，超过建国后前16年总和。
由此可见，1962年和1966年7月是两条分界线，1962年以前是《毛选》出版多，《修养》出版少；1962年到1966年7月，则是《毛选》出版少，《修养》出版多；1966年7月后，《毛选》的出版量大幅上升，《修养》出版很少，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形势。(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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