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尚书·尧典》中，被后世视为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为中国诗歌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多次题写和论说“诗言志”,鼓励诗人，紧跟时代，言人民大众之志，抒人民大众之情。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诗人徐迟通过乔冠华向毛泽东请求，为中国诗人或大后方诗题词，应该怎样来创作?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欣然在徐迟送来的精美册页上挥毫写下“诗言志”三个大字。
1957年，《诗刊》杂志创刊时，编辑部请求毛泽东题词，他又一次题写了“诗言志”。
1957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同梅白等人谈话时，吟了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说：“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前一句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能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振奋。”
195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天津的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可以说，这“有一肚子火”,就是“志”的表现。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毛泽东赞同司马迁，并用“心里没气，他写诗?”来发挥“发愤”说。这是他对写诗也抒发革命之志的要求，也是对“诗言志” 的新解释。
1958年2月3日，他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特抄下唐人王昌龄七绝《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并说：“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毛泽东不仅积极宣传“诗言志”的主张，还于日理万机之外，操笔创作出很多首言志的诗词。这些诗词，有的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凌云壮志，有的抒发了人民大众的英雄豪情，有的展示了无产阶级领袖的博大胸怀，有的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恢弘气质，有的焕发出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的开阔了无产阶级观察世界风云的眼界， 有的树立了堪称万代楷模的光辉榜样，有的培养了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
可以说，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引起了中外亿万读者的强烈共鸣，还产生了教育和鼓舞人民前进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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