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伦在《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一书中提及，她在采访女红军的时候，问及“你为什么要入党和参军”时，她们都给出了精彩纷呈的答案。
包括了她们在童年时代的生活细节、家庭地位，她们当时是如何预见自己的未来，她们是什么时候、如何被政治化的，她们是如何理解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的。
从女红军五花八门的回答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激发她们成为革命者，从而走向战场的原因也是千差万别。
但是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人民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两大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
首先，救国救民，改变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实现人民的解放是绝大多数女红军参加革命的首要因素。
正如《国际歌》歌词中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第一个上井冈山的女战士贺子珍在自述中回忆，她在福音堂办的女学读书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中国。
她也在共产党先进思想的引领下逐渐萌发了“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不把社会翻个个儿，人民没法活”的革命思想，进而投身革命洪流，“
找到了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解放穷苦人民的革命道路”。
贺子珍参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她坚信中国共产党可以救国救民。
她曾经说过：“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面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如康克清和谢飞所言，“那时我们的理想只有一个，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其次，伸张女权，积极展现女性生命主体意义，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也几乎是所有女红军参与革命的直接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摧残。女子从出生起就受到忽视和歧视，“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
尤其在一些贫困的家庭，女孩是家中养不起的奢侈品，大都一出生就被溺死或卖为童养媳。
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李贞在自述中提及，早年因家境贫寒，6岁就被送走成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在家中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身心受尽虐待和凌辱。
李贞
于是，1926年，这个18岁的小媳妇毅然冲出古家的家门，报名参加妇女解放协会，希望摆脱在古家心酸和耻辱的生活。
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贞”，表示对革命的坚贞不渝。
改变不堪忍受的生活境遇成为她参加革命的直接因素。
《女将军李贞浴血浏阳河》
与李贞有着相同经历的女战士还有很多。
根据老战士杜文凯的回忆，她当了６年的童养媳，每天起早贪黑劳作，但是婆家仍旧对她百般挑剔，让她吃不饱、穿不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就是为了逃出这种悲惨的境地，她才下定决心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那些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备受压迫的女性出于改变自身悲惨境遇的考量，纷纷选择投身革命，走上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
后来很多女红军在回忆中都讲到一句话，“党就是我的家”，因为革命帮助她们逃离了卑微的地位、凄惨的生活，并且为之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
不过，红军长征中还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当中，亦有比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过小姐姑娘生活的人，亦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到过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并且在十年前曾在社会上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者。
如：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任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及中央妇女部的秘书长，在广东曾有不少人称之为演说家。
邓颖超
被红军战士称为“大姐”的蔡畅，她是大革命时代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的夫人，曾在广东、两湖等地致力过妇女解放运动，她还曾留学法国多年。……法文很好，又善于唱歌。
这些女性虽然出身尚好，可依然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社会解放、妇女解放，毅然决然踏上了征途。
毛主席曾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革命是不会胜利的。”女红军在长征中的伟大实践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电影《红色娘子军》
一方面，女红军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打破禁锢妇女的枷锁，试图通过参与革命来改变自身悲惨的命运。
同时，她们还通过宣扬革命精神启迪更多妇女得以觉醒，加入到女性解放的队伍中。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女红军可谓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宣传队、宣言书和播种机。她们为近代以来“女性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必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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