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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炎:一名海外留学生的来信(上)——成长在扭曲的年代

周炎 · 2021-09-17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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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现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讲讲我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变,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从哪里来。以此,跟我同龄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成长在扭曲的年代

  

  我于1999年出生在一个内陆省份,父母都在省会城市的体制内工作。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地点离家远,是外公外婆抚养我长大。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是很慈祥的,在这么长的年月里相互扶持,彼此也相爱。然而,成长在那里,在很早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子女的爱是一种非常自私的爱。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他们对学习成绩、排名、名次之类的事情极其注重,从小就跟我灌输“你要做一个天才,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有出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天才,那么你活着就没有价值”这样的话。于是,幼儿园结束后我便被送入一所“私立小学”,因为他们听说那里对孩子的教育特别严格,能够考出好成绩之类,比公立小学好。

  那里不仅有所谓“国学教育”(像是解放前私塾的一种退化版,背诵三字经,弟子规,论语之类),还有一些非常崇洋媚外,纯粹是为了满足家长们的崇洋媚外心理的超前英语培训,包括抄写英文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完全没有意义的课程和活动。我在抄写时,因为完全不认识那些单词,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录、抄写。

  然而,就是从这些荒谬的东西里,也许我那时,从这个环境中被培养出来,也就是属于这个环境吧——我深深地相信那个价值观:不成功的人,是没有生存价值的;而在这世界上,这样的价值观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中,简直是默认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被怀疑的事情。于是我仗着脑子灵活,善于做题学习,以一种朴素邪恶的恃强凌弱心理去鄙视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们。我记得那时我在与爸爸妈妈坐车时大声咋呼:“学习不好的人,就该长大后进监狱!”我记得爸爸妈妈笑着说,是的,这样才对。

  对我来说,成绩就是权威,考场就是战场。考试考出的名次,就是我做人的价值;当然那些考不出好名次的人,是男是女,是穷是富,迎接他们的都会是悲惨的未来。我身体并不好,打架打不过别人,学习成绩就是唯一的指靠。甚至,由于学习成绩好,我可以非常名正言顺地带领同学反抗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时我就感觉到,老师也是一群被校领导们拿学生成绩算绩效工资的窝囊废;即使他们再生气,由于我的好成绩,他们也得用力哄着我,不敢把我怎么样。

  然而,在小学三年级时,家人去看房子途径一座水库,那时水库里因游泳死了三四个少年。他们的父母没有来认尸,尸体就被扔在岸边腐烂发臭,绿色的苍蝇在他们身上飞舞。那个场景对我造成了极深的印象,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它在真正地冲击了我——有一些人,过着如此的生活,生与死,都没有人在乎。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之前,我也是不在乎的那群人之一:我有理由认为,家人在体制内工作,有官当又有公务车开,我又成绩好,肯定有一个好未来;这些人也许就是城中村子弟,注定在底层一辈子,甚至你看,死在这里,也是被扔掉,被苍蝇吃掉……

  这些话我曾经听着并不刺耳,但当真正看到苍蝇在尸体上飞舞的场面时,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太阳和绿树下水库波光粼粼,苍蝇嗡嗡响啃噬着发青发臭的尸体。直到现在,我还对苍蝇有一种生理的厌恶,不想看到它们,甚至不想拍死它们。进到房间中的苍蝇,我从来都尽力赶出去。当我后来读到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讲的,他童年时在长沙城楼上看到的那些因在灾年要粮而被斩首的百姓人头时,我想他应当也是在看到这场面时,真的产生了对剥削系统本能的、发自骨子里的厌恶吧。

  一段时间后的期末考试考试造句时,用“渐渐”这个词造句,所有人都在写“太阳渐渐地升起了”“花儿渐渐地开了”这样的标准句子,只有我写了一句这样的话:“尸体渐渐地腐烂了”。

  我也不知道这句子给了班主任老师怎样的冲击,只知道那时她吓坏了,叫了我的父母。我母亲骂我心理阴暗,不正常,叛逆。孩子容易说出非常直白的话;我在作文里也异想天开,杜撰母亲是如何迫害我的。现在想来,也许我那时感到了家庭给我的这种价值观的压迫性,我真正的意识就是从那时复活了。

  那时因为这件事,家里怀疑学校的教育有问题,就把我转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的一所小学,由父母抚养。当时爸爸在局里当处长,还给小学的校领导开了一顿饭局,我才得以被转进这所小学做插班生。但那时我虽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是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变化,但我却已经不再在学校用全力好好学习,放学后就去城中村网吧打游戏。

  所有身边的人对我说的话,都是“我这样要求你,是为你好”;“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你只有有本事,别人才会尊重你”;“你去大街上,谁去跟你说这道理!”我潜意识里痛恨着身边所有人,在纸上画小人画,画成千上万的人被丢进焚尸炉,这会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感,好像这些人的罪恶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但在现实中却因为不能离开父母生活,想要得到他们的爱,而对自己的成绩下降感到愧疚。外公看到我成绩下降,极其忧虑担心,爸爸在家就经常揍我。

  临到小升初时,教育系统的潜规则在那时已是发展得极其夸张了。升学考试因为违反国家政策,升学率高的学校举行升学考试,是秘密进行的——甚至是在某些补习机构的庇护之下。我在一个补习机构,进行了前后四场小升初选拔考试。孩子们的教育,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这些毫无价值取向的、目标仅为提升升学率的经营性机构所垄断;所有人嘴上说的“价值取向”已全是表面功夫,“爱国”“爱社会主义”之类的词的实际含义其实已只有成功与失败,而他们迎合的,就是我的家庭这样的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对孩子的阶级焦虑——“我的孩子,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考上这所有名的初中后,我非常幸福,感到自己又从父母那里得到了爱,爱就是孩子这么拼命挣来的——因为当你不为自己努力,没有“好未来”,你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父母也就理所当然地没有抚养你的价值了。很多次,在考得很差的时候,因为顶撞爸爸,他就在半路上靠边停车打开车门,威胁要扔掉我,因为我如不成功,便没有价值。我除了哇哇大哭以外,做不了任何别的事情。我相信这不仅是我家里发生的事情;在这所初中我遇到的无数少男少女,这些被称为“祖国花朵”的孩子们,都受着同样的待遇;我们又是同样地仅为了家人的一点笑脸,就拼命地互相竞争、互相伤害,因为整个社会,都坚信着这样的东西,即使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像我爸爸,都是党的干部。

  我见到宿舍里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半夜起来竞赛着打灯学习,班主任在班里对这种行为明贬暗褒;女同桌拿小刀在左臂刻上几十道伤痕,展示给姐妹们看时她们并不觉得惊奇。我那是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后来看到一部美国纪录片里,一些参与甚至领导“同性恋矫正疗法”的同性恋人士因不满自己是“残缺的”同性恋,从而厌恶不是“合格基督徒”的自己,本能地用烟头或烧红的硬币之类的工具进行自残。我想,那时孩子们对自己的厌恶,就是在这个“奋斗就是道德”的社会,厌恶自己的“失败”。

  爸爸之所以这么对待我,是因为他坚信这世界上强者为王,要受尊重,只有变强。没有正义存在,因为强者就是正义。一切国际关系都是因为利益,当上了领导的就不可能为正义而牺牲任何利益。这种价值观也出自他自己的经历。他生在农村,80年代初,他的父母因为白血病和肝癌无钱医治而双双去世,几个哥哥根本不想管他这个小弟弟,便把他送给了省城郊外一户没有男孩的农村人家。在那个人人都在发财的年代,他在家里就是为了“有出息”而被培养的,养父母也亲口说过很多次,他们养他只是一种投资。他如果学习不好,就得不到爱;于是在姐妹在电视上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他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习。

  初中时,他每周回家经过很多土路,要骑四五个小时自行车才能到家。一天他的自行车的轮子被路上的石子刺破了。那是80年代初,他去求某个车店补胎,车店要他五角钱,可是他没有。因为没钱,他们拒绝给他补胎。他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推着跑了气的自行车,走了整整一夜,五六十公里;路上经过一片乱坟岗,鬼哭狼嚎,好像真的有绿色的火焰窜出来,他吓破了胆。从此他就坚信,如果没钱,面对的就是生存问题,而我因为太幼稚,不经世事,不懂这世上的真理——没有价值的人就要饿肚子,要有价值就要去做人上人,受人尊重。考上大学后,他做了国家公务员。那是一个腐败与公款吃喝盛行的时代,我小时候坐着公务车,不知跟着他出入了多少饭局;但他不敢腐败,是因为他又太怕因腐败被发现而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现在回头看,我相信,他的所有焦虑与对我的要求,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罪恶。

  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到了初中升高中时,我沉迷于动漫,没有考上最好的高中,从此饱受爸爸挖苦、嘲讽与折磨。那时我也读了很多现在社会流行的网络小说,包括《三体》;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宣扬极端的丛林法则。这套法则从古老的旧中国流传下来,当人们去指责毛时代与文革是一场灾难时,他们都自然地相信了,旧中国的原则——恃强凌弱的原则,是正确的智慧,是传统,是真理。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司马昭杀曹髦,永嘉之乱时司马家被屠杀净尽,那些屠杀他们的又被后人所屠杀——好像都是这么一个永恒的真理的彰显:强者灭掉弱者,而强者才有资格掌握政权;道德就是强者的衣裳,在这伪装之下力量的较量才是智慧。正义不存在,社会主义是奢侈的幻梦,“共产党”的名称是一种苍白的理想,它的失败已经在毛时代被“证明”了;而阶级斗争则是落后的思想,这世上存在的只有太平与乱世,太平时努力奋斗,乱世时不过一起倒霉。网络小说的字缝里,每个字缝里透露着这世道的荒唐与绝望,可这流毒于整个社会的“自私的道德”——“要不是我们是你的家人,谁会劝你叫你努力做人上人啊!”——却看起来天衣无缝,毫无纰漏。

  总有人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四史》中吸取了老祖先的各种“智慧”、“道德”。我则觉得不然,他所做出的革命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他在读《二十四史》时感到的,不是那些智慧的有用,而是那些智慧的荒谬,是在他的时代,他该做什么去领导中国人民,不再去相信那些所谓的智慧与道德,去开辟一个被祝福的新时代,而非继续那个被上了诅咒的旧时代。

  也许从那时我的身体就意识到了这种道德的毫无价值,想读书也读不下去。我再也不去为了父母的爱而读书了,上课只去读课外书,作业和练习发下就扔进垃圾桶。成绩一落千丈,政治课讲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与先进这些我从没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却要逐条死记硬背——考试时我全都用小抄与交换卷子抄袭之类的歪招糊弄过去,有时干脆照抄别人的答题卡。

  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感叹着祖国在一天一天地强大。我无法反驳,只是感觉,强大又有什么用呢?难道都这样活着吗?由于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以全国劳工的奴役地位生产着令全世界消费过剩的商品;先富起来的人骑在穷人头上,如罪恶的灯塔一般呼叫着每个善良人去放弃良知;所有人享受着剥削其他人的自由,终极目的地都是这自由的灯塔——美国。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扔在一群狗面前的鸡腿,先到的有肉吃,后到的有骨头啃,没到的喝西北风。每个人都极度焦虑害怕自己是那些喝西北风的狗,却对当下的生活与周围的人,甚至眼前爆了表的空气污染都毫不在意。

  这时,学校公然违抗教育局的停课命令,称因学生家长共同要求,开放学校供学生自愿学习,教师提供辅导。实际是,我们被强迫不准离开学校。父母与老师共同对我们说“校领导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的成绩!”我向教育局举报投诉,却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学校校长的丈夫是省里领导,教育局不敢惹这位太岁的一切家产。

  班里近半数学生咳嗽,我提议以股份制集资买空气净化器保护同学健康,毕业时卖掉退还一部分钱。几个一起打游戏的哥们出了大部分本金,我从其他人那里募集股份,遭到的大多是嘲笑;后来好不容易募款成功买到了净化器,过段时间又有同学觉得教室里空气闷,下课通风也不同意,直接强行把它关了。我们在班里扭打起来,上课后班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同学们在乎的都是高考,真的没有几个人在乎空气,“别人受得了,只有你受不了?”

  我不知道,如果生存只为准备以后的生存,为什么人还要被生下来受累?也许所有人都得找父母声讨,抱怨他们把自己生下来才对,可现实中却充斥着这种赞美:“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我们感谢一辈子!”班里有时组织感恩教育,所有人都哭,班主任走过来时,因为我不哭,被指责为神经病、外星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像别人说的一样“没有感情”“没有孝心”“没有爱”?在笼罩全社会的“自私的道德”轰炸下,我就像个怪胎,像个从小就发育不健全的畸形儿,有害于这个社会。我只有把心思全扎进文学和历史,隐约地感觉到,历史中存在一些东西需要我去发掘,那些也许才是答案。

  我厌恶所在的那个环境,觉得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好起来;也许别的地方,有一些更好的风气;也相信了父母的话:大学是个高平台,那里的人素质更高。高考时,我奇迹般地考到了我从未梦想过的成绩,考上了一所985大学,又顺利地进入了它的所谓“精英学院”去学习历史。一开始,我感到自己真算得上是“一路看尽长安花”了:父母再也不抱怨自己,梦想之后的未来越来越好……现实社会中的那些恐怖的不公,显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到了大学,我很快便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人们素质更高的地方。符号和标签占据了生活的一切,社交网络全是炫耀:吃喝,娱乐,美貌。我一度因自己的“成功”而接受了它,以为这就是我所跻身的“上流社会”:室友一个月买十几双鞋,炫耀自己交过的十几个女朋友;学院里的同学卖弄着知识互相夸赞“大佬”。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很明确的:显得比别人优秀。在什么价值维度上的优秀呢?“我有的,别人没有;别人有的,我早就有了。”学院大会上,辅导员夸赞着一名大二的同学每个学科都开始用英文记笔记,使我恍如隔世,好像回到了抄写莎士比亚戏剧的小学;从一入学起,学生们都开始规划着自己该有怎么样的海外游学经历,“预备”自己的人生,同时喊几声热爱祖国,指望不在政治审核上出任何毛病。

  我只记得同宿舍有一名同学,家里因父亲生病而破产,靠助学金度日。我开学时,拿几百块钱帮他攒了一台台式电脑,他便终日沉迷在游戏上,几乎不去上课;说去当兵,体重却超标。我便因此看不起他,甚至在他好心借给我饭卡洗澡时,我都嫌“脏”,因为他“没本事”。

  现在想来,就像电影《寄生虫》里,朴社长闻着金司机身上的味道皱眉头一样。我久在这价值观的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忘记了我是为什么才来到这大学里。前些日子,想起这位同学,我就找出他的微信,发信息说,我很抱歉那时看不起你。他说那时的事,他也不在意了。他毕业后去凉山州扶贫了,我只感觉有些欣慰,他做的事情比他的所有同学们都有意义。

  一次去西北的旅程,改变了这一切。我在西宁时,亲眼见到了当地基建投资的铺张浪费与无用、汉人社区与穆斯林社区的严重割裂。气氛剑拔弩张,武警到处站岗,身上全是我没见过的各种武器、防弹衣、头盔。那景象令我惊醒,原来社会危机并不是在我的幻想中的事情,中国也并非和阿富汗完全处于两个世界。于是我上网,读到了关于新疆七五事件的事情,又发现推特上居然有一些新疆的东突武装,在推特上公布他们打死的中国士兵的照片。

  我那时感到天旋地转。原来这些都是真的,这社会不是一片祥和!那么那些同学,家人,他们不才是活在梦里?回到大学后一段时间,我几乎茶饭不思,像是些去了一趟阿富汗的美国记者一样再也回不到那种互相攀比炫耀的都市生活中了。那学期我修了几乎最多的课,却开始盘算如何出国,因为我已经开始感到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切身的危险,迫使我去远方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想来,民族主义是当人们开始理所当然地觉得恃强凌弱是这个宇宙的本来规则时,自然的产物。戈培尔说“没有民族你什么都不是”,头等重要的并非什么“民族”,而是“你什么都不是”。既然所有人都说你理所当然地“什么都不是”,那么为了是点什么,人就必须有点什么。这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地位,当然最廉价的“是点什么”,就是你从属于某个强大的民族。

  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只要你有着共产主义觉悟,有着这个愿望去与任何他人友爱、和平、没有剥削地互相信任、一起生活,你就已经是个真正的人,有了最大的意义。但对拒绝相信它的人而言,这不够;必须有肉眼可见的强大令他们受人尊重。

  回族、维族与汉人,无论来自哪儿,背景如何,在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无疑都是抱着建设同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希望而在一起生活、和平共处的;只有在这希望被人抛弃和背叛,社会中充满着不公正,人们认为公正从来就不存在,重新相信只有力量才能决定一切时,“汉民族”和“穆斯林”这样的老掉牙的文化符号,才会被这些绝望的人们捡起来再次戴在自己头上,用来形容自己那相信只能用丛林法则保卫自己的族群。我所目击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矛盾,种子从几十年前的价值观转向起,一定就已种下了。

  出国前,我有几天待在北京的时间,那时遇到了一名朋友, 一起去看了马驹桥人力市场。距离我住的东三环北路只有几公里的地方,破败的城中村建筑上贴满了人流、卖淫和卖血的广告,“早孕试纸”几个大字在窗棂上极为醒目。墙上写着潦草的几个字:“随地扔垃圾的,你妈死了!”污染严重,朝阳看起来模糊而昏昏欲睡,正义与公平好像与此地毫无关系。在岔路口,站着几个皮肤黝黑、迷茫地等着雇主前来拉他们干活的大爷大叔,几乎没有年轻人。在中国,距离首都写字楼的中产阶级几公里远的地方,这些人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我带着对中国这样一个最后的印象踏出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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