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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2009日中行杂记杂感

黎阳 · 2009-07-02 · 来源:乌有之乡
解放思想与图穷匕见 收藏( 评论() 字体: / /

2009日中行杂记杂感


黎阳


2009.7.1.

原载:...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碰巧要去日本东京办事,便跟回国的探亲访友安排到了一起。万事具备了,却不料横空出世杀出个猪流感,搅得周天寒彻。美国这里没有大肆喧哗,我一开始也就没多大感觉。等临行在即才从网上得知中国日本舆论都象开了锅,越来越沸腾,这才觉得不妙:赶这个时候回国不是叫人为难吗?不是找骂吗?便想改票延期。但航空公司的代理不干,国内亲友也不干。航空公司的代理满腔的理直气壮:票既售出概不退换,要延期没门。我说出了这猪流感北美的人都快象过街老鼠那样不受欢迎了,这该算“人力不可抗拒”了吧?大家都退票,我难道不能跟着沾光?人家一听倒乐了,说得了吧你,出了猪流感后去中国的航线反而更热了,好些原本要去墨西哥拉美的游客全改道去中国了,票价只涨不掉,还“都退票”呢。我一查果然回国的机票价格一路上涨(后来回国时飞机的确满座),便死了心,打算认倒霉算了。但跟国内亲友一说那边却闹翻了,说别因噎废食胡折腾了,你们没病没灾的瞎紧张个什么?照样回来就是,我们用汽车把你们从机场直接拉到远离大都市的朋友家呆上一个星期,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该安心了吧?这才终于成行:先到东京,再从上海入境,自我隔离一周,然后去北京,再坐“和谐号”到上海,从上海出境。只是原计划全叫这猪流感拱乱了,自我隔离整整一周,剩下的时间也没法干什么了,连跑马观花都来不及,只能就事论事地把此次旅行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记叙出来留个纪念。


一.东京:未见堵车,未见大量街头停车


不是说东京无堵车,不是说东京无街头停车,只是说我在东京所在期间(既有周日也有周末;既有上下班的高峰,也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所到之处(既有银座、新宿、八重洲、东京站、渔港码头之类闹市繁华所在,也有现在也不知道名字的小胡同)没看到堵车,也没看到马路边上有大量停车(东京郊区、旅游胜地情况如何没看到,不敢猜)。汽车大国的都市街头居然看不到排山倒海般的汽车,这种情形我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没看到过,在北京上海也没看到过。


街道上不见停车的原因不难发现:我见到的东京小巷的建筑物一层多是车库,汽车有地方停,自然不占马路。这在技术上没什么难的,有点难度的是城市规划——从建房起就考虑到停车问题,一开始就制定出标准并强制执行。


(图)东京一小巷即景。周日上午。看得出路边没停车的地方,建筑物一层多是车库。虽是上班时间,车却停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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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堵车的原因也不复杂:多数人出门坐火车而不开车——东京的城市交通主力不是公路,而是铁路;不是汽车,而是火车——由地铁、高架铁路组成的铁路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全城的密密麻麻、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图为东京铁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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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车就能迅速而方便地到达城市的任何一点,开车自然就可以不必要。中国用车牌单双号、末位数字规定等措施限制上道的私人小汽车数量,日本好象更干脆:大家都别开——据在日本的朋友讲,许多日本公司的员工除非特殊批准,平时不得开车上下班,只能使用共交系统。日本人的汽车其实多用于周末假日时外出采购和旅行,平时并不怎么用。我见东京街上跑的小汽车出租车居多——大家都不开车,当然也就无从堵车了。


(图)东京站闹市街头的汽车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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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车是大城市的“现代病”。记得曾看到美国电视播放过一个节目:“想象与实际”,把五十年代美国人对未来的畅想景拉出来与现实情景做了一番对照:


情景一:


想象——未来公路四通八达。汽车风驰电掣。人们出行畅通无阻。
实际——到处堵车。公路变停车场。人们坐在动弹不得的汽车里无可奈何。
评论——汽车越发达,越开不动。


情景二:


想象——未来家庭厨房全部电气化自动化。烹调做饭轻松愉快。
实际——形形色色的“微波炉食品”、“现代化快餐”令人倒胃口。
评论——技术越先进,味道越难吃。


我在美国的大城市里堵车堵得发怵,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也堵车堵得发怵。到了东京这座大城市里居然没看到堵车,当然印象深刻,忍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再想一想:日本人做得到的,中国人做得到做不到?


大城市交通的根本出路在于铁路化。靠公路汽车解决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是方向性错误,决策性错误,从理论上讲就是绝路:火车是集中运输,汽车是离散运输。越离散,占据的空间越多——汽车一动车与车之间就必须有缓冲空间。汽车越多,速度越快,必须的缓冲空间也越大:要有安全距离,要有超车道,要有路肩——这都要占大量空间。铁路可以只在车站设复线。铁路埋在地下、架在空中、密闭在建筑物中都不影响行车安全,公路就不行,密闭隧道中一辆车出事全线就瘫痪了,而谁也没法保证公路交通运输整体的事故率象铁路那样低。城市铁路理论上可以不浪费地皮:上下左右的空间都可以利用上,而公路就做不到。换句话说,城市铁路的安全性、空间利用率、运输效率等都远远高于公路。理论上汽车数量可以无限增加,需要的缓冲空间也同样无限增加。而城市可用于交通的空间却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私人小汽车真正适用的地方是地广人稀的地方,真正合适的用户是乡镇居民。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根本不该也不可能靠大规模使用私人汽车解决交通问题——城市公路再增加也赶不上汽车所需空间的增加,最后非挤成一锅粥不可,谁也别想开起来。而买汽车不就是为了开吗?开不动,汽车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开不动的汽车买来干什么?汽车开不动还能算汽车吗?只能算废铁。花钱买废铁,走不动还落一堆污染,人住的地方都不够却还要挤出地方给车住——这不是花钱买堵吗?只要头脑清醒知道算帐就不难明白:从长远角度看,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为了日常出行而买车的十个有九个其实是烧包。这种地方的“买车热”归根到底是“主流经济学家”和大大小小发汽车财的商人和官僚们精心煽出来的——让别人集体当SB,自己才能发财。


东京靠完整的铁路网较好地解决了都市交通问题,避免了大量堵车。日本人做得到的事,中国人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不过得克服一些阻力:


第一是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阻力——“京城四少”之一、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说:“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注:东京“凋零衰败”了吗?)——把堵车当好事而不当成问题,还谈何解决堵车问题?


第二是来自发汽车财的人的阻力——发展私人汽车油水大大的:卖车、验车、考车、修车、罚车、停车、养车……处处来财,样样连着GDP。而建设城市铁路网是赔本的买卖:投资大,卖不出价,一切维修保养都得自己兜着,再罚款敲竹杠也直接刮不到乘客头上。里外里一算帐,靠铁路网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远不如靠汽车来财。


第三是来自指望靠政绩升迁的官僚的阻力——建设大规模的城市铁路网是几代人的事,得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断,政绩不可能算到某个人头上。靠政绩升官的官员当然没动力:那么大的工程,那么大的耗费,功劳却没法算到自己头上,这种赔本的买卖不划算。


第四是来自靠汽车卖弄身价者的阻力——一乘公共交通,身份就拉平了,都是普通乘客,彼此彼此。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习惯把铁路运输作为出门第一工具,那人们对名车的着迷程度退烧了怎么办?这样一来那些只能靠宝马、奔驰、凌志之类名车卖弄身份的人便不免有失落感——炫耀的机会少了。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喜欢铁路运输抢了他们的风头和优越感。


第五是来自“市场万能论”的“自由化精英”的阻力——大规模的城市铁路网一不赚钱,二不显政绩,三要发汽车财的官商学做牺牲,四要统筹兼顾、系统管理、局部服从全局、整体一盘棋——这一切都违背了“市场化自由化”、“市场自动调节”的原则,而属于“主流经济学家”最讨厌的计划经济。对于“宁要自由化的草,不要计划经济的苗”的“坚定自由派”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资本主义的日本怎么反而搞出了计划经济的东京铁路网呢?说到底是逼出来的。


上了机场高速,感到日本的高速公路比美国的窄,也比中国的窄,还时不时上下起伏,想开快都难。再看时速限制,每小时60公里,几乎是美国和中国的一半。当时的感觉是日本的高速公路跟日本的国土差不多,“袖珍”型的。估计就这样的高速公路用的地皮也不定怎么左抠右挤才好不容易腾出来的。这就是日本的国情:国土狭窄,发展公路的本钱比美国或中国都低得多。如果靠汽车解决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估计还不如腿着走——堵车堵得没法开。


日本二次大战战败了,再也休想靠海外扩张解决国内的问题了。从此就象野兽被关进了笼子,只好老老实实在家里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找出实实在在的办法来解决土地狭小和大城市日益扩大的市内交通的矛盾。若非如此,东京的城市铁路网未必能完善到现在这个程度。


(还有一点:日本的政客和学者不管立场如何,都把日本当根本;不象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一边占据高位一边揣着外国签证乃至外国护照——没打算跑,自然按长远打算来经营。随时打算跑,自然按“捞一把就走”的原则行事,哪还肯管那么长远?)


中国地方大,“主流精英”底气便足。虽然北京上海已经堵得慌了,却仍然把汽车作为城市交通的主力——又是大力推广私人小汽车又是使劲发展公共汽车(北京的公共汽车据说都快有上千路了),虽然也建城市铁路,但显然没当成主力,没有按成网连片涵盖全城的标准建设,没打算用铁路运输承担最大比例的城市客流量。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堵车堵得还不够彻底,还能硬着头皮再撑几年。也许什么时候堵得彻底走不动了,什么时候才会火急火燎转向城市铁路——那正应了《红楼梦》里的那付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二.北京杂感


1.宏大的南站


昔日的永定门火车站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连接站的人开车出站后都转了向),代之而起的是宏大的南站——刚下车时还是中国火车站典型的司空见惯:人挤人挤得水泄不通。等到了出站口,密密麻麻就变成了稀稀拉拉。宏大的建筑甚至令人产生了空荡荡的奇怪感觉,几乎难以相信这是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的人口稠密地段——南站当之无愧“宏大”二字。


不过“大有大的难处”,地方大了,出站口多了,想不到的麻烦也来了:我们与接站的亲友失之交臂,却不知道该到哪个出站口去找。上窜下跳了半天,急得团团转,才突然发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站供人的出口多得让人转向,供车的出口却少得令人担忧——巨大的地下停车场不知是只有两个出口还是只开两个出口,反正只见有两个出口让车出门,排队排了半天。万一碰到地震、火灾、恐怖袭击、战争破坏等意外情况,这种“樱桃小口大肚皮”的地下停车场对迅速疏散车辆可太不利了,十之八九得就地活埋。我倒宁愿相信南站设计者有足够的常识保留了足够的应急出口。只可惜没有用明显的标识标出来让外来的人一目了然:紧急情况下该从哪里逃生。这跟没设计其实没什么两样:大家都不知道存在的东西又怎么会想得到去使用呢?从这个角度看,南站很宏大,很华丽,却存在着致命的隐忧。


2.马路还是停车场?


汽车刚出南站,我立刻感到疑惑:眼前是马路还是停车场?说是停车场太大,说是马路太窄。路两边密密麻麻停满了小汽车,四车道宽的马路只剩下两车道供双向的车走,还时不时地被要进入或要离开停车道的车挡驾——已经深更半夜了还堵成这样,白天高峰期还不知会堵成什么样子?想起网上一些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普及私人汽车,对比东京的状况,实在令人为北京交通的现状和前景捏一把汗。


3.银行


⑴美国银行没有的服务项目


不知是不是美国政府有规定,反正美国的各地银行普遍没有外币帐户服务,一般人只能开美元帐户,外币得兑换成美元才能存入银行。连“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也如此。我曾询问过能否在“中国银行”美国分行开人民币帐户,回答是否定的(现在是否仍如此不知道)。而中国国内的银行就灵活得多,普通人可以既开人民币帐户,又开外币帐户。


不久前听说如果在中国工商银行开个网络帐户,在美国也能直接管理自己在中国的存款。有些中国留学生就这样在美国便通过网络帐户实现了汇兑、划帐,比常规汇款快捷得多。就外币帐户服务这点而言,中国的银行提供了美国许多银行没有的服务项目,占了先着。不过中国的银行也有比美国的银行呆板之处。比如不允许设立共同帐户,每个帐户只允许用一个人的名字。换句话说就是逼着夫妻不打架也得把现金财产分开——这就有点不近情理。美国的银行在这点上就更灵活。


⑵站着办公的值班经理


我没想到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大厅的值班经理是站着办公的——刚开始我还以为前来招呼的是个招待员,等对方开口谈业务才得知是值班经理(或曰“大堂经理”)。态度挺好,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不肯定的当场打咨询专线找到明确答案,还给出种种建议,很令人满意。令人意外的是对方从头至尾一直在大厅里站着办公,包括操纵有关设备,似乎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甚至没有供坐下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其他银行的值班经理也是站着办公的。如果这是中国的银行的普遍做法,那中国的银行的一线值班经理们比美国同行要辛苦多了——美国的银行的值班经理至少都有办公桌,甚至有单独的办公室,从来没见过谁站着办公。


⑶眼花缭乱的服务收费


一进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大厅就看见一张醒目的收费规定布告:汇款、异地存取款、资信证明、综合对账单、外汇汇款……看得人头昏脑涨,最后就一印象:“横一刀、竖一刀,横竖都得挨刀”,总之宰你没商量。客户无可奈何的结论就是“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苛捐杂税多了麻木”,随它去拉倒,爱谁谁。反正“讲理讲不过中央,算帐算不过银行”。怕挨宰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躲开那些花里狐哨的服务项目。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今似乎倒跟着中国的银行搞起“国际接轨”来了,也在一个劲地变着方增加服务收费(尤其是信用卡公司),而且经常有陷阱——好些原来不收费的服务项目现在收费了,原来免费提供的支票现在不免费了,跨国刷卡要加收外汇兑换手续费了……中国工商银行收费至少是大字标题公布于众,惟恐你看不到。美国好些银行新添的收费项目却往往用不起眼的小字偷偷摸摸藏在一大堆垃圾文件中塞给你,惟恐你一目了然(不过也不敢说中国的银行服务收费里就没有偷着宰人的猫腻)。光从收费公告方式看,中国工商银行的收费虽然令人觉得有点蛮横,却至少显得很坦白——如果逼着我在明着着抢与偷着宰之间选一个,我倒宁愿选前者,痛也能痛个明白。这么一想心里又平衡了一点。


⑷银行业务员不容易


中国的银行好象手续特别多,哪怕很简单的交易往往也要涉及一大堆表格。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是盖章——似乎每笔业务都需要业务员在不同的纸上不停地敲不同的章(美国的银行业务中从来看不见这个)。看到银行业务员拎着一塑料兜子形形色色的图章上岗,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光是把这些章一一记住、弄清什么章该敲在什么地方就够奇迹的,弄清为什么就更是了不起的学问。我敢说那些最权威的中国金融“精英”的实际金融业务知识决不会比一个普通银行业务员更多——起码他们不知道该敲什么章,以及为什么。看看银行每天络绎不绝的客户,考虑到银行业务不允许有丝毫差错,让人感到中国的银行的一线业务员很辛苦,身体苦,心理也苦,负荷量巨大,实在不容易。


但另一方面,这些辛苦有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的甚至简直是自找的或被强加的。我这次用旅行支票付给国内某人一笔美元欠帐时就碰到了没想到的折腾。


事情本来很简单:把美元旅行支票存入现有的美元帐户。这在美国的银行属于最简单的业务,连点钞票的麻烦都没有——我到美国后把同样的旅行支票存入美国的银行时几分钟就办妥了:填张存款单,连同签收好的支票递进去,从业务员手里拿收据走人完事,收据上的存款额与支票的票面总额完全相等。


如此三下五除二般干脆利落的事到了国内“中国银行”某分行手里却不知怎的变得极其复杂:存旅行支票,光有存折不行,还要证件,身份证还不行,非得要户口本,逼得人现回家翻箱倒柜来回折腾。证件齐了还不算,还要追问双方是什么关系,还要填表登记,扣了千分之七点五的手续费后总算存了进去——一模一样的事,在美国的银行只用了几分钟,在国内的“中国银行”却足足折腾了好几个钟头。


我猜“中国银行”是把简单的小额支票存帐这一笔业务变成了两笔业务:“兑现支票”,以及“把兑现的现金美元存入帐户”——只有兑现支票才需要闹得那么严格而复杂、才需要看证件、而且非看户口本不可:怕上当。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客户只要求把小额支票存入帐,并不要求提现金。银行“只进不出”,实际上没有任何风险:旅行支票等同货币,把支票存入现有帐户从来按收妥结帐办理——如果有假,银行可以不认帐,可以从容不迫秋后算帐,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为什么硬要自己给自己加了项风险高的支票兑现处理呢?为什么要拼命追查支付人与受付人的关系呢?买卖关系还不够吗?这无论用哪种理由都解释不通:防止洗钱?洗钱从来都是用现钞,哪有用小额支票的?监控老百姓手中的外汇来源?那应该如此严格盘查证件的是外币现金,而不是支票——支票本身就意味着来龙去脉有据可查,怕查的谁用支票?不论是为了反洗钱还是为了监控老百姓手中的外汇来源,需要严加管制的是外币现金而不是支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管现钞只管支票——如果存入外币现金,银行反而不会要求出示户口本加身份证、追问外汇来源,更不会追根刨底地查问存户与外币现钞的提供者的关系。这次如果我付现钞,对方直接把现钞存入自己的美元帐户,那什么麻烦都不会有:没人查证件户口本,更没人查是什么关系——对容易出问题的现钞不严,对不可能出问题的旅行支票存帐吹毛求疵;前者从反洗钱的角度和监控老百姓手中的外汇来源的角度看是大漏洞,后者从实际效果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几分种就能办妥的事愣拖成了好几小时,折腾自己,折腾客户,对反洗钱、监控外币来源、避免银行风险却没有实际任何意义,白白制造出了一大堆没必要的工作来,苦了具体的业务员——这样的折腾和辛劳显然就属于自我强加的。所以对中国的银行的业务员的“不容易”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可敬的与被某些“王八长痔疮——烂龟腚(规定)”强加的。


4.《乌有之乡》:一群可敬可爱的年轻人


尽管手持地址加附图,我仍然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乌有之乡》所在的“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长远天地”大楼倒很好找,繁华商业区里一目了然。但正门只见A座和B座。团团转就是找不到这个C座,来回问了两个保安都说不知道。最后总算碰上个知底的保安才指点迷津让我认对了门——原来这个C座根本就不跟正门的A座B座连在一起,在正门东边老远(保安告诉我不用找什么“C座”,就看“一单元”这个标牌)。从建筑结构的角度看,C座所在楼与“长远天地大厦”其实不能算同一幢楼,只不过都叫“长远天地大厦”而已。也可以说A座B座是“长远天地大厦”的“正房”,C座是旁门“偏房”,离正门老大一截子。没去过的如果不是有意而且有点恒心还真不容易找着门。随便逛店的几乎肯定逛不到那里。


狭小的门口。狭小的走道。狭小的电梯把我送上九楼,面前是一间狭小的门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乌有之乡》门口。


陋室一间,估计大约有四十到五十平方米的样子——这就是全部营业面积。


紧凑排列的书架。紧凑排列的书籍,全是题材严肃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物传记等。不见国内书店最热门的东西如应试教材、流行小说之类,倒见一个专柜专门陈列着已经罕见的毛泽东著作、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等。


墙上醒目的大标语:“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


工作人员都显得很年轻。有两人正在吃午饭。似乎是一样的伙食:铝饭盒,米饭上面一层青菜,好象还有点粉丝和肉末。


我的东张西望引起了一个男孩(对不起,在我眼里就象个男孩)的注意,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乌有之乡》组织的一个讲座。


我问在哪里,他伸手一指:“就这儿”。


我这才发现还有个隔壁。过去一看,是间面积足足大了一倍多的会议室,一排排的椅子、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一应俱全,容纳百十人开会讲座没问题。


我问那个男孩讲座门票多少钱一张。他很自豪地回答:“《乌有之乡》的讲座一律免费。”


这使我一下想起了《强国论坛》上的“自然向前”对《乌有之乡》的阴阳怪气:


——“乌有”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帖子都是(有)价的。


——“乌有”是一个赢利性的网站,就像小街上的毛家饭店一样,挂着马列和毛泽东像,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


——“乌有”既然是一个靠传媒经营赚钱,那么,其要赚钱,赚大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嘛!当然,如果有一天,“乌有”真的“乌有”了,那么,这就是“乌有”经营模式糟糕的必然结果。不过,我在想:用“政治观念”来赚钱,是否合适?


……


真是“说千道万不如亲眼一见”。不亲自咬一口梨子不知道滋味,不亲自走一趟现场不知道“自然向前”之流的虚伪——如果《乌有之乡》一切是为了“要赚钱,赚大钱”,头一条就是要舍得代价抓客户,把店开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而不是开在找都不好找的地方。《乌有之乡》在网上又登地址又给指南的,显然是希望大家都来,希望大家容易找得着自己,就是说没打算把自己隐蔽起来让人找不到。希望人来,却把店设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营业面积还赶不上几步远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里一个部门的零头,附近的“海淀图书城”随便就能找到个营业面积超过它的个体书摊。再看看它工作人员的俭朴午餐——显然《乌有之乡》经济不宽裕。海淀苏州街那么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如果不是不得已,怎么可能不找个临街的铺面、至少离赫赫有名的“海淀图书城”近点的地方开店?哪个开店的希望顾客进门费劲?《乌有之乡》委委屈屈设在那么个不方便招睐客户的背静地方,肯定有经济原因。


如果《乌有之乡》一切为了“要赚钱,赚大钱”,那怎么会经济困难却仍然坚持“《乌有之乡》的讲座一律免费”?怎么会仍然坚持把两倍于营业面积的地方用于从事不收费的讲座讨论活动?怎么会仍然坚持不经营最热门的应试教材畅销小说而只经营严肃题材的书籍?怎么会坚持拒绝商业广告和商业性宣传活动?有这么“要赚钱,赚大钱”的吗?这一切用“自然向前”们的财迷转向逻辑能自圆其说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理想——《乌有之乡》的这群年轻人看重的不是“要赚钱,赚大钱”,而是“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换句话说“有理想、有信仰”——因为有理想,所以有原则,所以虽缺钱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不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雷锋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乌有之乡》收取必须的工本费是为了生存,但生存并不是为了赚钱。


不知“理想”、“原则”为何物者当然理解不了这些——偷儿看别人都不干净。婊子看别人都不正经。癞蛤蟆无法想象天会比一个井口还大。邓贵大无法相信还有见了票子不脱裤子的姑娘。除了“要赚钱,赚大钱”外一无所知、一无所信,“耗子扒秤杆——拿自己称人家”,当然不可能相信如今这个世界上还有会有人有理想、还会为了理想放弃赚钱,自然要出于本能用“要赚钱,赚大钱”来解释一切——也难怪:在这号人眼里,收取必须的工本费跟“要赚钱,赚大钱”没区别;爹妈结婚生自己跟流氓嫖妓猫叫春、狗闹秧子驴爬背没区别——不都是习惯成自然、自然而然就向前么?


如果仅仅是弄不清爹妈与畜生的区别那种一时糊涂倒也没什么大害,以其昏昏逗人一乐而已。然而有些“糊涂”的背后却大有杀机。


按“自然向前”的逻辑,《乌有之乡》无论怎么做都错:不收费,那就叫“经营模式糟糕”、饿死活该——“‘乌有’真的‘乌有’了”;收费,那就叫“靠传媒经营赚钱”、“用‘政治观念’来赚钱”、“是一个赢利性的网站”、“挂着马列和毛泽东像,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要赚钱,赚大钱”……总之死活都有罪——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什么叫“刁难”?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什么叫“无赖文人”?这就是典型。


按“自然向前”的逻辑,有政治倾向的媒体只要收费就属于“靠传媒经营赚钱”、“用‘政治观念’来赚钱”、“是一个赢利性的网站”、“要赚钱,赚大钱”——那么收费的《人民日报》又该怎么算?环顾四周,倒是XX功最符合“自然向前”的标准——美国XX功的喉舌《大j元》可是不收费到处白送的。按“自然向前”的逻辑,要没有“要赚钱,赚大钱”的嫌疑就只能学习XX功、《大j元》。


“自然向前”用“靠传媒经营赚钱”、“用‘政治观念’来赚钱”、“是一个赢利性的网站”、“挂着马列和毛泽东像,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要赚钱,赚大钱”之类语言贬损《乌有之乡》的动机其实是激将法:故意说刺激话挑逗挤兑对方去学XX功《大j元》——这样不但可以从经济上搞垮对方,而且可以从政治上坐实对方“邪教化”的罪名:邪教就是这么干的嘛!


孙子兵法云:“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自然向前”在这里用的招数正是“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确是老谋深算——这个“糊涂”背后的杀机够凶险毒辣的吧?


(其实对“自然向前”的这一手也可以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断言崇拜毛泽东的收费就是“挂着马列和毛泽东像,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那么根据同样逻辑,崇拜真主的收费就是“打着真主的招牌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如果“自然向前”当真坚信自己的逻辑,敢不敢跟穆斯林们宣布他们的清真寺、清真食品店等等都是“打着真主的招牌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敢不敢到麦加去坚持自己的“真理”?)


不过“自然向前”表面上还算客气,文绉绉地用软刀子对《乌有之乡》下手。“霹雳火”急先锋们却没那么多顾忌,更不在乎什么遮羞布,摩拳擦掌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早就迫不及待了:


——《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取缔?》([中国新青年2000]2009-03-0815:08:18)


——认清极左网站“乌有之乡”的邪恶本质


——震惊!“乌有之乡”思想导致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中华网评2009-03-1714:09:26]

——“我是主张言论自由的,可是对主张专制的‘左粪’、‘毛左’、‘极左’,就必须专制。”  


——“对鼓吹压迫的人永远保持高压状态,对鼓吹禁锢的人永远施以禁锢,这是最公允、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主张爱别人的,可是有人一天到晚主张杀我们,这种情况下,我该捍卫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言论自由’吗??”  


——乌有之乡:懒汉、精神病患者、乞丐、劳改释放犯的乐园。 (把弄国粹36 2008-11-24 14:41:19 )


——坚决支持海淀警方查封乌有之乡的正义行动!本着【打击一小撮儿,挽救大部分】的原则,建议把此极端组织的首恶分子依法严惩 ( Pluto38 2009-03-15 16:54:39 )


——乌有之乡在北大还有个书店也是黑据点请海淀井方不要遗漏掉~哈哈(叁孔布2009-03-15 17:04:52 )


……


杀气腾腾倒也罢了,凶神恶煞还要咬定自己是观音菩萨——“凸显‘宽容’、‘言论自由’、‘和谐’、‘多元化’”……这才堪称滑稽。


“精英”把持的宣传机器容得李鸿章,容得袁世凯,容得吴三桂,容得洪承畴,容得汪精卫,容得张灵甫,容得蒋介石,容得太后老佛爷,容得帝王将相,容得一切窃国大盗吸血鬼汉奸卖国贼,唯独容不得一个毛泽东——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上,“正说李鸿章”、“正说吴三桂”、“正说洪承畴”、“正说清十二帝”之类“正说”翻案铺天盖地,唯独容不得一个“正说毛泽东”的《乌有之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不得已被排挤到角落的区区几十平米的一家拥护毛泽东的书店,还恬不知耻自吹“宽容”、“言论自由”——虚伪不虚伪?


鲁迅说:“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好玩的是那个为日寇侵华战争翻案、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而一举成名的马立诚也不甘寂寞,一马当先参加了这出围剿《乌有之乡》的反毛大合唱,甩出了篇“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带头向《乌有之乡》发难——日寇侵华战争都叫你“平反”了,南京大屠杀都叫你“平反”了,现在还用“平反”当罪状指责别人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把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是大非都颠倒的家伙,有什么资格拨弄中华民族内部的是非?


在这排山倒海的虚伪与无耻面前,《乌有之乡》的这群年轻人的严肃、真诚、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显得格外可敬可爱:身居闹市,安贫乐道,追求真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乌有之乡》,能感受到的不仅是“四有”——“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而且还有“两无”——“无虚伪,无低俗”。他们使我想起了几段话: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


——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有这样的青年在,中国就不会垮。就算天塌了,也必定有人挺身而出当女娲。


我没有说明自己是谁,悄悄离开了。脑子里想到的是刘禹锡,是《陋室铭》,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遂忍不住照葫芦画瓢模仿了几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乌有之乡》,唯民是命。
铁肩担道义,丹心照汗青。
俯首唤民众,横眉斥“精英”。
可以长见识,悟真经。
无奴颜与媚骨,无铜臭与色情。
江西井岗火,陕北延河星。
主席云:其乐无穷。


5.不遗憾的遗憾


猪流感造成的自我隔离一周使行程变得“匆匆,太匆匆”,好些地方都没时间看:“鸟巢”、“水立方”、“大粪蛋”、“大裤衩”……


与这么多的大名鼎鼎失之交臂按理说该有点遗憾。但一个知道底细的朋友告诉我有些地方不看其实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里边有太多令中国人感到不是滋味的东西。特别是“大粪蛋”和“大裤衩”,说是外国人设计的,其实外国人相当于只画了个美术构思图,大量的工程技术难题(好些还是世界级的难题)全是施工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法解决的。但成绩全算在外国人头上,中国人的贡献全被埋没了——而且是中国人自己带头埋没自己、自己带头糟贱自己。“大裤衩”的设计师库哈斯本来潦倒不堪,都快混不下去了,听说央视招标,半开玩笑地模仿男女生殖姿势做了个设计来撞大运,竟然入选,遂使竖子成名。他说:“没想到中国人居然没看出我的用意”——其实哪是中国无人识破机关?是中国人的真知灼见全被某些中国人硬压了下去,这才导致以庄重典雅的中华文明古建筑为自豪的中国首都冒出了这么个“睡草屋闭户演字,卧樵塌弄笛书符”的下流不堪的“性交楼”,从此世世代代在那里“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地丢人”。整个建筑造价奇昂,却脆弱得不堪一把星星之火:今年元宵节一把焰火一下子就蔓延到了整个大楼,从上到下烧了个遍,扑都扑不灭。这种大楼的钢结构只耐烧三小时,而元宵节那把火烧了五个半小时,大楼的结构强度已经毫无保障。如今是左右为难:推倒重来——太丢脸,没人肯负这个责任;硬着头皮死马当成活马医——安全无保障,谁敢长期呆在里头?(验证是不是这么回事只须静观事态发展:看央视失火的那座“阳具楼”是否真能如宣称的那样在国庆60周年之际投入使用,今后是否有“大人物”敢长久在里边停留活动。)


知道了这些,我再也不觉得没去看是遗憾了——有多少人天生就那么贱,以到如此不堪的地方“钻裤裆”、受“胯下之辱”为荣?


三.上海:一连串小动作的背后


LP大人是个“上海迷”,几年来被诸如“东方明珠”、“东方巴黎”、“磁悬浮”、“外滩新景”、“南京路新貌”、“淮海路新貌”、“世博会奇迹”、“购物天堂”之类欢欣鼓舞撩得心里直痒痒,又满脑子的正宗上海风味小吃,什么南翔小笼、生煎馒头、阳春面之类,一心要体验体验,采购采购,为上海的GDP做点贡献,终于争取到这次走上海入出境。


本打算在上海停留三天,但被猪流感搅得只剩下了一天。为了充分利用时间,特地安排乘晚上的动车从北京出发,一大早到上海,就近找个旅馆开间房把行李存上,然后好好逛一天。


可惜我们精打细算偏偏漏算了一件:细节有最后决定权。


1.“红帽子”


听说上海站是新修的,很怕象北京站那样,上下车得拖着行李上上下下折腾几乎几里地,所以下车后接受了一个“红帽子”搬运工的招揽,雇了他的车搬运行李。没想到车站的宏大只是北京特色,上海火车站娇小玲珑本色不变,出站口近在咫尺,越过一个月台就到了。


收费员过来张口欲言,“红帽子”却使了个眼色,抢着说:“十二元!”收费员立刻闭嘴,收了我十二元,却不给发票。我便明白了:有猫腻。


2.秤行李


我正想追讨发票,突然耳边一声大吼:“那边去!行李称秤!”——不管这一嗓子是巧合还是配合,反正时机恰到好处:让我忘了发票,转身去搬行李。


此时我心里还挺坦然:这两件行李跟我们俩从美国到东京,从东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已经来来回回称过好几次了,都没事。到北京时还有点礼品,现在全清空了,更不会有什么问题。果然上秤一看,37公斤,不超重。


我们正想提行李走人,不料又听见一声大吼:“把身上背的、手里拿的全都放到秤上去!”


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把一切都放了上去,结果立刻超重,要罚款。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航空公司那么斤斤计较,也从来不把笔记本电脑和照相机按托运行李算重量;同样是铁路客运,北京站并有没象上海这样把身上背的手里拿的全按行李称重。即便要称重,我们手里拿的矿泉水是火车上买的,暖壶里泡茶的开水是火车上灌的,我们已经为这些水的一切费用付过钱了。现在却硬要把这些水再称重罚款,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我正想理论,突然瞥见几双制服中的眼睛正阴沉沉地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心里猛然警觉起来:这显然是个套:明明看见你手里拿的是矿泉水和暖瓶,却故意要按行李一样称重罚款,显然是故意刁难,显然是故意激你发火,显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想到这里我顿时意识到正在悄悄逼近、已经一触即发的危险:只要你沉不住气争辩起来,对方立刻正中下怀,立刻就可以变成争吵,立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你扣上“违反规定”、“无理取闹”、“干扰工作秩序”、“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安定”等大得吓人的罪名,立刻就可以在“维稳”、“纪念国庆60周年”、“保证世博会顺利召开”等义正词严的大旗名下名正言顺地把你当场拿下,轻则罚你个底朝天,重则让你当杨佳——上海火车站就在闸北,空间上离杨佳出事的闸北分局不远;如果此时中招发火,那杨佳的遭遇也就不会太远——坐地虎,地头蛇,人多势众,可以多少张嘴把你往死里整,多少双手把你往死里揍;文打官司武斗手,哪样不能置你于死地?况且按孙东东大教授的逻辑,据理力争再有理也没理:争辩就是较真,较真就是偏执,偏执就是精神病,精神病就该“强制隔离”关疯人院——有此大前提,我据理力争岂不是给自己进疯人院创造条件吗?到这会儿我才突然回过味来:杨佳大概就是这么着了道的——原来“外地乡下人”到上海旅游却游成个杨佳是件挺容易的事。


想明白这些,心里就有数了:如此处心积虑,不就是想咬我一口吗?这第一口我还经得起,让它得意算了。不让这一口,就会有胃口越来越大的第二口、第三口……那我就吃不消了。我到上海干吗来的?旅游开心来的。开心寻不成至少也不能赔上老本。如果节外生枝,即便赢了却误了飞机也得不偿失——这会我可对“不争论”的伟大深有体会了:乖乖让人家敲诈勒索而一声不吭,一切就和谐了。


挨了这一口,连LP大人原先对上海的一切美好期待也顿时烟消云散,而且觉得自己傻得可笑——人家有足够的精明不用你愿意就把你的钞票变成自己的GDP,哪用得着你自作多情给人家贡献什么GDP?此时什么心情也没了,只想赶快离开这里。于是立刻改变计划,马上乘出租汽车直奔机场。


3.出租车


上海的出租汽车全是清一色的桑塔纳,跟北京的出租车一样干净整洁。我拖着行李跑了半天已经热得一身汗,进了车更闷得汗如雨下。打开车窗想透透风,却正赶上堵车堵得水泄不通,车夹在车的洪流中象乌龟一样慢慢爬,一点风也没有。偏偏还又下起了雨,雨水直往里潲,只好又把车窗关上。司机置若罔闻慢条斯理不急不慌只管开车,有空调就是不开。我想起这些天来在北京坐出租汽车,回回空调都是开得足足的。有两次空调是关着的,但乘客一上车“的哥”马上就把空调打开了——可见北京“的哥”不是不会精打细算,只是不算计顾客,不跟你搞小动作。而这位上海“的哥”显然不准备放过这点利润——都说上海人精明会算计,果然一点不假,难怪“滴水观音”诞生在上海(把水龙头拧松,让水一滴一滴滴下来,用脸盆接住。一滴水的水流量水表测不出,不会走字,也就不算水费。早一盆晚一盆,一天一夜白捞两盆水,故曰“滴水观音”)。


(我后来有些后悔:忘了来个“以毒攻毒”——笑嘻嘻地说:“师傅,您车上的坐垫这么干净,我这一身臭汗,弄赃了可不好洗啊……”以上海人的精明必定立刻算计得出洗坐垫的成本和开空调的耗费孰重孰轻,说不定会把空调打开。)


到了浦东机场,帐单吓了我一跳:161元——就在来上海前几天我们刚好到北京首都机场接站,“打的”把客人从机场送到西苑饭店,费用是82元——都是“打的”,从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到隔着一个北京城的西郊旅馆的费用居然只是从上海市内的火车站到机场费用的一半,真够雷的。


再一看,上海的出租汽车发票上打出的实际价格是每公里3.2元,而车窗标价是每公里3元(其实我记得当看到的车窗标价是每公里2元、起步价11元。但把2元这个数字写下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搞错了吧?可能吗?揽客时说每公里2元,算帐时却变成了每公里3.2元?有这么肆无忌惮的疯狂吗?万一记错了还不说我造谣啊?虽然我的眼睛告诉我上车时看到的车窗标价就是每公里2元,但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为保险起见,我在此勉勉强强委委曲曲地用了每公里3元这个半推测数字以防万一,真相待查。)北京则不同:北京的出租汽车的车窗标价是每公里2元、起步价10元,发票打出的实际价格就按每公里2元计算,丝毫不差,没有任何手脚小动作。


还有一点很清楚:来时从浦东机场到芦浦大桥这一段一直是走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施工。可见浦东机场到芦浦大桥间的高速公路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了。而这次去机场的出租车过了芦浦大桥到了浦东后却离开高速公路,走了半天坑坑洼洼的施工路,在红绿灯间穿来穿去,显然故意多绕了路。当时是早上八点半,高速公路从浦东往浦西方向堵得厉害,而反方向——芦浦大桥往浦东机场方向一直路况良好,畅通无阻,不存在“避开堵车路段”的问题。对绕路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小动作”——从下火车到现在“连中三元”,不知是我们“点背”,还是普遍规律?


4.最后一口


一连串的不愉快使我们不再抱任何幻想,义无反顾地把好不容易挤出来准备在上海观光的宝贵的一天全浪费在机场候机大楼里,再也不敢乱动了,心想这不会再挨咬了吧?


但有几个电子邮件需要临行前发出。候机大楼里不能无线上网,要上网就必须租终端,一小时十元。这是我们此行在上海的最后一笔花费。


然而等办完手续出了关,才突然发现国际候机室里的无线上网是免费开通的。我们不禁相视苦笑:又被咬了一小口——谁让我们对上海的“内外有别”、“优待外宾”估计不足呢。


5.教训


仔细回想起来,这次上海之行的不痛快其实该怪自己——太盲目,处处盲目,盲目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没粉身碎骨算是运气。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旅游。所谓旅游,说穿了就是花钱买高兴。但结果却是花钱买了个不高兴。分析起来,头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忘了旅游,即“花钱买高兴”的规律和原则:


第一,天下的好地方是去不完的,好东西是看不完的。人一生连轴转也总有没去过的好地方,总有没看到过的好东西。所以根本没必要为没去过哪个好地方、没见过哪样好东西而遗憾,更用不着耿耿于怀——反正看不完,少看一样与少看两样没什么区别。要是一样一样都遗憾起来遗憾得过来吗?那一辈子也别想高兴了。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结论:不管是哪里,不管是多好的地方,都不是非去不可的;不管是多好的东西,都不是非看不可的。从旅游的角度看,再好的地方也是可去可不去的。世界上没有“不可不去”的地方,没有“不可不见”的东西。去与不去应只取决于一条:能否让自己高兴。对上海的“引人入胜”也一样,不能不计代价追求“一睹为快”。


第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城市相同的地方比不相同的地方要多,与众不同、特别值得一看的就那么一丁点。


所有的大城市拼命宣扬的都是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粹”(阿Q头上的疮也算他的“粹”)。实际越是现代化的大城市,越没多少区别:办公楼、公寓楼、街道、红绿灯、商店、学校、餐馆……基本大同小异。每座城市所谓与众不同的“引人入胜”其实就那么一点点,甚至就那么一两幢建筑,其他99%的地方都是彼此彼此、早就司空见惯的东西。从旅游的角度看,这样的城市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点值得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晃一晃。


结论:既然与众不同之处就“一点点”,那么为了这“一点点”就不值得代价大大的。费了半天劲,大海捞针一般从一大堆千篇一律中挑出几个出类拔萃已经属于不惜工本了,要是为此再劳命伤财就更不合算。


象“东方明珠”、“外滩美景”、“世博中国馆特设照明夜色中美轮美奂”之类“万绿从中一点红”除非与生计有关,多看了不会多活两年,少看了也不会早死两年。顺便之际看看当然无妨,但不顾一切专程拜访非看不可就有点烧包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上海的传统风味实际已经变味了,名店的名厨早就被各大宾馆高价挖走,伺候“先进生产力”去了。想到街上的店里品尝传统风味其实是缘木求鱼,真去了又得生一肚子气。至于采购,上海现在还有多少自己的名牌名店?差不多全让外资混了血,变成了杂种产品杂种店。这样的杂种产品杂种店到哪都能一抓一大把,在哪里都能领教,用不着专程舍近求远。这么一算帐,我们此行的目的其实一样也达不到,实在多余。)


第三,好地方只要去的人一窝蜂,好也不好了。


比如象八达岭、故宫、颐和园这些名胜一过节就人满为患,赶这时候去其实是不看风景只看人,花钱买门票变成了花钱买“人”票——要看人,哪里不能看?干嘛挤着累着倒贴着花钱看?自找不自在,再好也不好了——不是地方不好,而是实际摊到自己头上的条件好不了。


同样,那些大吹大擂的时髦,比如世博会什么的,如果有生意可做,那挤破脑袋往里拱也情有可原。但如果没正经生意光是想去看热闹,那就属于一窝蜂,结果往往是找不自在。


结论:别凑热闹,别赶时髦,别听铺天盖地的大肆推销——反正这样吹的人自己挤不着,信他们的遭罪的是自己。


第四,到某地旅游,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财产托付给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了。既然目的是“花钱买高兴”,当然就不是为了去送命,生命财产自然不能托付给谋财害命的地方,甚至不能托付给有谋财害命之嫌的地方,否则就是自己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开玩笑。


世界上著名的旅游胜地都特别重视治安,重视秩序,就是要让大家都相信:我这个地方安全有保证,公平有保证,值得人生地不熟的旅游者把生命财产托付给我,放心到我这里来花钱。


结论:到某地旅游(不是探险)之前必须弄清楚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人的生命财产在当地有没有保证——至少当地有提供这种保证的积极性。


我们此行最大的失误,就是犯了经验主义,照搬在其他地方的经验,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没听说出事”就是“没出事”,就是“秩序良好”,就能保证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旅游者的生命财产,就可以按象在其他地方旅游那样计划一切——实际上“不出事”与“不准说出事”是两回事,表面现象似乎一样,实际截然不同,这次算领教了。


更严格地讲,我还不是“没听说出事”,而是“没把出过的事当回事”——杨佳已经应该引以为训了:他到上海是旅游,我也一样;他在当地属于是“外地乡下人”,我也一样;他在当地无权无势,我也一样;他没有当地熟门熟路的人参谋指点,我也一样;他在当地如果吃了亏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也一样……在当地人的眼里我跟杨佳其实没什么区别。能从一大堆人里单把杨佳挑出来,当然也就能同样从一大堆人里单把我挑出来。能给他设套,同样就能给我设套——杨佳比我年青,衣着肯定比我入时,仍被一下子就从一大堆人中挑了出来,看准了这是个势孤力单的外来户——这份精明用到我身上我还有个跑吗?


杨佳已经给了个前车之鉴,我却视而不见,因为我实际在潜意识里把杨佳当成了低我一等的“小人物”——他出事是因为他“素质低”,而我不同,我高等,这样的事轮不到我头上。然而事实证明那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我陶醉:在处心积虑算计人的人眼里你们其实都一样。能怎么算计他就能怎么算计你,能发生在杨佳身上的事同样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杨佳出了事你不当回事,你出了事别人也不当回事——可笑我还自以为比杨佳“高级”,重蹈覆辙其实是自找。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怕贼惦记,更怕官惦记”——“官惦记”比“贼惦记”可怕得多:让贼惦记上了还可能有个跑;但如果叫官惦记上了还有个跑吗?官不但能惦记你,还能算计你,还能下套设计你。你防得了贼,防得了官吗?而最可怕的是“官惦记”+“贼惦记”——黑白两个积极性合到一起,足以让你处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连中三元”后就有这感觉。


“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虽然获得了一肚皮鸟气,但也顺便长了点见识:


——到上海这种高级地方之前先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级别?


在“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是人民就够级别。在“为先进生产力服务”的时代,得是“先进生产力”才够级别——是不是权贵富豪、名人权威?是不是“坐特等车、吃特等饭”?如果是,尽管放心,敞开了去,人家敞开了欢迎,包你享受到世界一流的阿谀逢迎。


——级别不够也不要紧,不过得有挨宰受气甚至钻裤裆爬狗洞的勇气。如果是去谋生,去发财,那倒也还值得一赌。反正只要有钱可赚,有便宜可占,即便一时吃点苦头受点气也值了——“杀头生意有人做,赔本买卖没人做”嘛。


——如果既无权势,又不是为谋生或探亲访友,当地人生地不熟还爱较真讲理,那要是还想去就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病?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旅游本是“花钱找乐”,而不是“花钱找气”——而杨佳甚至落了个“花钱找死”,何苦来哉?


——“好奇”是一种奢侈,不是谁都负担得起的。


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仅仅因为几句天花乱坠如“东方明珠”、“东方巴黎”、“世博中国馆特设照明夜色中美轮美奂”、“磁悬浮”、“外滩新景”、“南京路新貌”、“淮海路新貌”、“世博会奇迹”、“购物天堂”之类就专程拜访——这就属于“好奇”。如果不是因为好奇,我们不会专程绕道走上海。


在丛林世界,“好奇”往往是弱者的致命伤——强者狩猎的诀窍之一就是利用牺牲品的好奇心设伏。所以在丛林世界里,“好奇”是强者的专利,弱者不该奢望,否则很容易因好奇而丧命——我们毫无保障就跑到一个盛行“丛林世界法则”的地方去,在容不得弱者好奇的时代、容不得弱者好奇的地方好奇,为好奇而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孤注一掷,赢了没任何好处,输了则破财丧命,实在是蠢到极点的事。


现在看来,对弱者来说,那些诸如“东方明珠”、“东方巴黎”、“世博中国馆特设照明夜色中美轮美奂”之类的天花乱坠和娓娓动听其实是在用“好奇”编织罗网,专等着傻小子们愿者上钩。杨佳如果不是好奇,未必只身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旅游。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好奇杀了杨佳。我们这次差一点儿当了杨佳可以说也是因为好奇。但愿今后这样因好奇而自投罗网的人少些。


四.“和谐号”“动车”


1.“必也正乎名”


跟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说我在国内乘“动车”到上海,他听了一脸的茫然:“什么‘动车’?难道还有不动的车吗?”


我也被问愣了:对呀,“动车”这个名字是经不起推敲——难道中国的铁路上就它在动?这种命名水平跟把“大裤衩”正名为“智窗”(痔疮)有得一拼了。


这又让我想起“动车”的印记——CHR与“和谐号”——CHR跟“和谐号”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显然对不上号。网上有些人试图捍卫国粹,用汉语拼音缩写解释CHR以便把CHR与中文联系起来,结果是弄出个“耻辱号”。


孔老二说:“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的高速列车标记不用中文用英文,别号还起得不伦不类令人捧腹,起码沾了个“名不正言不顺”。


回首中国历史,往往到了“開到荼蘼花事了”的时候,也就是“男的发酸、女的发嗲”时髦的时候,兴的就是不管内涵专在名字外号上胡折腾,不伦不类得一泡狗屎也能吹出花来。


2.“和谐号”上看到的和谐与不和谐


和谐:


——速度快了


——宽敞整洁了


——大喇叭可控了


——不准吸烟了


——厕所没臭味了


——厕所免费供应手纸了


不和谐:


——不见提示、警告,无声无息就开车了,好几次看到送人的毫无知觉没来得及下车。


——仍有人肆无忌惮吸烟,列车员却视而不见,不知是不想管还是不敢管。


——两节车厢倒有三个厕所标出“下水道阻塞,暂停使用”,令人急上加急。


——看见刚开车时送水扫地干活的几个列车员到了夜间一个个都坐在软卧车厢过道的折椅上打磕睡,我很奇怪:难道“和谐号”上没有《乘务员室》了?留意了一下,发现是有《乘务员室》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列车员还要可怜兮兮地挤在软卧车厢过道里打盹过夜,连个靠背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才发现她们胸前的牌子写着“实习乘务员”——原来干活时算人,待遇时就不算人了,所以没资格使用《乘务员室》。


3.“自主知识产权”


有人说“和谐号”是“自主知识产权”,有人说“和谐号”是“耻辱号”,是买了日本人的技术冒充“自主知识产权”。


刚在日本看到了“新干线”的“子弹列车”,记忆犹新。第一眼看到“和谐号”时的确弄不清谁是谁,大有即便搬出地藏王菩萨的照妖镜来,也分不清“真假孙悟空”的感觉。


但感觉只是感觉,不能当判断依据。不过我这次坐了“和谐号”,突然发现一个或许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东西。


前面提到“和谐号”里的一个不和谐是:两节车厢倒有三个厕所挂着“下水道阻塞,暂停使用”的牌子,令人急上加急。


估计“精英”对此十之八九要冒出句口头禅:“中国人就是素质低”。但是当我自己如厕之后才发觉不对劲:光看见醒目告示“请勿将废手纸丢入马桶”(大意),却看不到投废手纸的地方,前后左右左看右看看了两圈也没看到,手里拿着脏手纸不知如何是好。有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这规定是不是在糊弄人?是不是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废手纸扔进马桶一冲了之?再一想,不对啊,飞机上的厕所也是这样规定的,可见这是普遍规则,应该有专门扔废手纸的地方。于是又仔细搜寻了一番,这才发现废手纸的投入口:位置很低,几乎挨着地,标记很不起眼,不低头仔细看几乎很难看到。后来又上厕所时看见盖板松开了,露出了隐蔽在墙壁里的废手纸箱——小得出奇的一个塑料桶,已经塞满了。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么多厕所都发生了下水道堵塞事故——堵塞是因为太多人把废手纸扔进了马桶,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没看见扔废手纸的地方,以为没地方扔;或者因为那么小的废纸桶已经塞满了,真的没地方扔了。没看到扔废手纸的地方是因为安放的位置太低,而且标记太不醒目。为什么低了就看不到呢?因为不习惯——飞机上的厕所的废纸篓投入的位置要高得多,所以我一开始也习惯成自然地在类似的高度搜寻扔废纸的地方,根本没想到看紧贴地面的地方——因为那是很不符合我的习惯、很想不到的地方。


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和谐号”与中国以往普通客车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厕所装备了无臭密封马桶。这种马桶承受不了冲手纸,否则很容易堵塞。为了确保正常使用,就必须确保用户不把手纸投入马捅,为此就必须:


⑴专门设置扔废手纸的地方;


⑵醒目标识出废手纸投入口,让用户一目了然知道往哪里投;


⑶确保废手纸箱有足够的容积。


(此外要让用户只使用标准的柔软卫生纸:万一有些用户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手纸仍进马桶,标准的柔软卫生纸至少不那么容易堵塞马桶——难怪“和谐号”的厕所提供了专用的柔软卫生纸:如果让乘客自带卫生纸,谁知道会弄出多少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代用品来?那马桶就更容易堵塞、一旦堵塞就更不容易清理了。)


换句话说,这三条是“新生事物”,是中国列车设计过去没遇到过的问题。如果是“自主知识产权”,由中国人设计,那就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的特色。然而“和谐号”的厕所马桶连续堵塞这一现象却暴露了其废手纸箱的设计背景很奇怪:


⑴废手纸的投入口设计得那么低,只有习惯于点头哈腰、低眉顺眼的人才容易发现——从印象来说,点头哈腰、低眉顺眼似乎更符合日本人的习惯——但我不是国际民俗专家,不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单独坐到马桶上时普遍是什么个习惯。不过从我自己找废手纸投入口的亲身经历看,至少我的习惯不是首先低着头往下看的。推己度人,我只能猜其他中国人也不是坐在马桶上习惯性地低眉顺眼的。


⑵废手纸的投入口的标记不特别醒目,不能让人一目了然,证明在设计者的意识里乘客对这种很低的废手纸投入口已经很熟悉很习惯,没必要特别强调。也就是说,设计者假定的乘客群已经很熟悉密封无臭马桶的使用要求,而且对很低的废手纸投入口已经习以为常——这似乎更符合日本的情况:中国过去的火车厕所都是简单的敞开式厕所,手纸直接仍进便池完事。如今头一次在列车上装备密封无臭厕所,从此再不允许把废纸扔进马桶,这是一个大变革。如果是“自主知识产权”、由熟悉中国的这一历史实际的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当然要为改变列车上入厕习惯这件大事采取充分的技术保障措施,千方百计方便乘客把废手纸仍入废纸篓,起码会特别醒目地标示出废手纸的投入口,而不是很不显眼地标一下完事。


⑶废手纸箱容积那么小,证明设计者的设计思路里有个假定:厕所负荷不是特别重。这意味着三条:第一,用户精打细算、节俭成性;第二,列车运行时间不太长;第三,客流量不特别大——这一切又是更符合日本的情况。中国地域大,列车运行时间一般比日本长;中国的客流量一般比日本大;有些中国人对免费供应的手纸不会吝惜——所有这些使同样的厕所在中国的负荷量肯定比在日本重,相应的废手纸产量必定大得多,同样容积的废手纸箱在日本够用,在中国就不胜负荷,纸满为患,促成乘客不顾一切把废纸扔进马桶,导致马桶下水道阻塞。如果是“自主知识产权”、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应该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应该会使用大容量的废手纸箱。


上述各项都是分析,是可能的依据,但还不能算最后的证据。过硬的证据在日本的“新干线”上——只要看看“新干线”里边的厕所的废手纸投入口的位置是不是很低、标记是不是不特别醒目、废手纸箱是不是很小巧玲珑就能对比判断了。可惜我只看过“新干线”,没坐过“新干线”,更不知道里边的厕所是个什么样。但不要紧,有机会坐“新干线”的网友多的是,他们自会观察对比的。(如果他们的调查证明“新干线”厕所的废手纸箱的设计特色跟“和谐号”一样,那这个“自主知识产权”就只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中国设计人员的大脑都叫日本人给克隆了,连厕所设计都按日本的国情办;第二,正如一个笑话:某人钓鱼钓不着,买了一堆鱼回家吹牛说自己钓鱼技术高,收获大大的。老婆问:你怎么钓的都是一样的鱼,而且一样的大小?)


五.高速公路


1. “中美国”


中国的高速公路比美国的又新又漂亮,但技术标准似乎是照抄美国的:宽度、弯度、坡度、路面硬度、密度、状态、颜色、规则线符号等等无一不象,许多交通符号也一样。时速限制换算成英制跟美国的也一样。连交通标志的标准也都几乎一样:都是绿底白字,都用英文,大小尺寸看上去都一样。如果不是还有中文和公制标准,光凭车开起来的感觉简直分不清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什么都象在美国,只是中英文对照的交通标志令人想起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国”。


2. 高速公路人工扫


令人惊异的是如此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有的地段居然是靠人工扫的——隔不远一个人,手执大扫把就象城里清洁工扫大街一样一寸寸地打扫高速公路,呼啸狂奔的汽车就那么一辆接一辆紧贴着她们绝尘而过——简直令人胆战心惊。


3. 高速公路车祸卡车多,卡车净是瘪头车


我走过的高速公路上车不算多,但一路上见到的车祸却不少,而且全都是卡车车祸。这与美国很不同。美国的车祸绝大多数是小汽车,卡车车祸很少。(我自己在美国只见到过小汽车车祸,大卡车车祸我还从来没亲眼看到过。)


怪的是国内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几乎全是象大城市的公共汽车那样发动机内置的瘪头车——这种结构对司机毫无保护,一旦前部车祸很容易伤人(我见到的卡车车祸几乎全是车头部位撞烂,这就意味着司机非死即伤)。对此我开始很想不通:为什么如此不安全的卡车却如此泛滥、如此受欢迎?难道中国不能造正常的“大鼻子”卡车?发动机前置的卡车是很难造还是很贵?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同样的总长,瘪头车的货箱长,装得多,但代价是安全,是司机的生命。说来说去又是钱闹的,要钱不要命——可见实际情况并不象“精英”们宣称的那样“中国人从此惜命乎”。


4.大一统与四分五裂


中国的高速公路似乎到处有卡子,到处要收费,而且收得还特别狠:同样的距离,走高速交的费竟比乘火车飞机还贵。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收费站横在那里,有时仿佛眼前跳出个黑旋风,挥舞板斧大吼: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难怪中国高速公路上卡车车祸那么多:跑一趟运输不知要过多少关,进多少贡,交多少费,罚多少款,被敲多少竹扛。上了路谁都可以欺负自己,为了生存,只好自己也欺负自己——超重、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通过自己强化压榨自己把损失补回来。结果:高速公路车祸卡车多,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多——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的论断:“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说是“中国人从此惜命乎”,其实是“精英”从此惜命,百姓从此玩命。


美国是联邦制,每个州活像个独立国,法律规定都不相同。有的州有死刑,有的州没有;有的州收所得税,有的州没有。但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给人的感受却不是各州的独立性,而是联邦的大一统: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都是一路畅通无阻。除了两洋沿岸的几个州外基本没哪个州的州国高速公路收费,州与州之间除了界牌外没有能让人感受到类似“楚河汉界”关卡之类的东西。


中国号称大一统,理论上是“中央集权、号令天下、举国一致、车同轨、书同文、四通八达”,但高速公路上到处林立的收费站给人的感觉却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相互隔绝,流通不畅——那一个个壁垒森严的收费站令人联想到的是“垮越国境”,是昔日行商路人通关过卡,是剪径的强人拦路抢劫。


高速公路的收费状况其实反映了对一种国家统一的潜意识:把天下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就会通盘考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这里收费多了,别处就少了;总合起来收费多了,老百姓剩下的就少了;收费站多了,高速公路就不流畅了……这一切对全局总起来的利益不利。结论:少收费,不收费,高速公路名副其实高速,促进四通八达物畅其流。


如果内心深处已经把国家四分五裂了,那当然只会按国家分裂、把自己这块地盘当独立王国来考虑一切:雁过拔毛,我不拔,出了我这个地盘就是别人的了。与其让别人捞,不如我先捞足了再说。什么对其他地方的影响、老百姓的实际总负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之类,管不着,也不想管。


高速公路拼命收费的心态是一种分裂国家的心态:过去“以邻为壑”是把祸水送出去,如今“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把油水扣下来;一个是把坏东西塞给别人,一个是把好东西劫给自己,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国家分裂。


一旦国家分裂,必然“以邻为壑”——四分五裂就用不着管黄河长江了:如果洪水泛滥,上游“国家”只要把洪水排到下游“国家”自己就没事了。至于下游“国家”的人的死活跟自己没关系。如果大一统,那不管黄河在哪里泛滥都不能容忍,因为哪里的灾都是整个国家的灾。(就凭这中国就必须统一,否则黄河长江下游的老百姓就别活了,老得准备被人“以邻为壑”,一旦“以邻为壑”则必须对上游“国家”进行战争以制止“以邻为壑”,结果必然战争连绵。)


同理,一旦“以邻为壑”,必然国家分裂。


本应是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却被大大小小的收费站弄得关卡林立、支离破碎、到处“肠梗阻”,让车辆望而生畏甚至望而却步,这不仅是对高速公路功能本身的一种讽刺,而且是现代版的“以邻为壑”,是为封建割据、分裂国家创造条件。容忍甚至鼓吹这种状态,实际是在搞“温水煮青蛙”一类的“渐进式增量分裂”。


六.其他:


1.江苏山东沿路已难见大片农田


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毁地盖房。残存的农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地象小块菜地那样杂在新盖的小楼中间(直到进入河北才看到大片农田)。有时火车简直如同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里穿行,目光所及之处全在施工,甚至不见绿色。长此以往,谁知道“鱼米之乡”这四个字今后会不会成为历史名词?


看看这情景,想想“十八亿亩红线”的信誓旦旦,只能说:捏一把汗。


中国领土70%是山地,平原面积就那么一点点,人均可耕地更少得可怜。人口世界第一的民族赖以为生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这点可耕地资源如今就那么被大片大片毫不吝惜地大肆挥霍着。看了这才领会到什么叫“城乡一体化”:说白了就是毁灭农业,整个民族自掘坟墓——建筑里装活人就是房屋,装死人就是坟墓。一旦粮食断绝,再好的建筑也会变成坟墓。


2.令人同情的小公务员


自我隔离结束后亲朋好友的饭局便纷至沓来,都是竭诚招待,盛情难却,不少好东西。可惜我实在没那个福气,两天下来就招架不住了,上吐下泻,几乎脱水。此后整整三天,顿顿稀饭馒头咸罗卜干,结果肚子不治自愈。从此我一听说下馆子心里就哆嗦,宁愿粗茶淡饭。不过我也因祸得福,借此推掉了不少饭局而不必担心得罪人。


有了这亲身体会,我对一个老有推不掉的饭局的小公务员朋友深感同情,就问他:“我才两天就受不了了,你天天下馆子,受得了吗?”


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受不了也得受。可别说‘天天下馆子’,不让说的。说自己‘天天下馆子’会挨查的。吃了不能说,不吃还不行,谁请客你不去都会得罪人,得罪了人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你要办事要拉关系也不能不请客。一顿也少不了,还得悄悄的不敢声张。最后只好自己硬挺。”


我说:“那搞坏了身子可是你自己的。既然推不掉,那就光说不吃好了。”


他说:“不吃还好办,但不喝不行。现在讲的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敬酒不吃更得罪人。而且还得喝白酒。”


我说:“你不能用白水假装白酒吗?”


他笑了:“你那法子早不灵了。会喝酒的一眼就能看出你杯子里装的是白水还是白酒,闻都不用闻。”


我说:“那你就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喝酒。”


他说:“现在有病的都不说自己有病,哪还敢没病说自己有病?”


我:“……”


(又:刚刚得到消息,此君刚被诊断出脂肪肝,还不到四十岁。)


3.有钱难买的棉毛裤(秋裤)


都说中国如今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偏偏我有钱买不到棉毛裤。


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有富不会享,天冷了却要折磨自己:女的“要风度不要温度”,冰天雪地还穿裙子(难怪那么多关节炎);男的好象也没几个知道在外裤和裤衩之间加一层。虽然商店里裤子琳琅满目,但不是最外边的就是最里边的,偏偏没有夹在当间的——除了紧身裤。但那玩艺其实只适合搞艺术体操的穿,普通人穿了简直是找罪受——如果穿在我身上,感觉大概跟过去裹小脚差不多。


美国买不到,只能托人到中国买。90年代还买得到,后来就买不到了,都说不造了。


我有点想不通:那国内的人现在天冷时里面穿什么?难道也光着大腿“美丽动(冻)人”?


朋友告诉我:穿紧身裤,或类似紧身裤那样的时髦东西,反正不是传统的棉毛裤。


那中老年人怎么办?也赶这种时髦?——我有点不甘心。


大城市里的好象就是这样。反正北京很难见到卖棉毛裤的——过去只有国营的针织厂才生产这种物美价廉的东西,如今谁还肯干这种不赚大钱的事?


没戏了。只好把现有的绵毛裤当宝贝,发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光荣传统,在美国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想不学雷锋艰苦朴素都不行。


这次回国一大喜出望外就是在一农贸市场上居然发现了崭新的棉毛裤,价格还挺好。我当然不肯错过机会,把合我尺寸的存货一扫而空——可惜才三件。


“您还能进货吗?”我意犹未尽。


“没了。都在这里了。这是国营工厂的存货,现在倒闭了,不会再生产了。”


可惜呀可惜,有钱难买的棉毛裤——比某些“高科技”还稀罕的东西。


4.一班学生八十人


朋友的孩子上初二。作客时我无意问了一句:“你们班上多少同学?”


“八十。”


我大吃一惊:“是一个班还是一个年级?”


“一个班。”


朋友插话:“现在的班就那么大。”


我将信将疑:这是个别现象吧?


碰巧几天后又碰上个在某重点中学教高中的老师。我又问一个班有多少学生。


“六十八。”


遥想当年自己上中学,一个班45人算标准,50人算超编。如今“教育大发展”,发展得一班学生人数顶两个排,点一次名就得小半堂课功夫,维持课堂纪律难度不知道有多大。这还怎么教?怎么学?“学问学问”,得有学有问。八十人的班,老师一堂课能提问几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机会被问到,自然也不会有机会回答,只能被动地听,被动地记,上课跟报告会没区别了。下课老师答疑都轮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想正经学点东西就只能雇家教、上课外辅导班——又是逼着学生家长花钱。如此教育体系,没钱开小灶的孩子再努力,希望又有几何?即便有钱开小灶,也问题一大堆:同样的东西由不同的人来讲立刻有个衔接协调的问题,不是重复就是遗漏。实际更可能的是重复,大课讲完小课再讲,等于同时上两次学,同一内容两个人讲两遍,浪费时间打疲劳战术,学生负担不重也重了——起码好些时间必须用于消化协调不同的人的不同讲法上了,不折不扣的劳民伤财。

如此义务教育哪还是教育?分明是生意,而且是坑人的黑心生意。


5.贫富隔离正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如今国内富人和穷人正在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地方彻底分开:住宅分开、餐馆分开、娱乐分开、聚会分开、社交分开、交通方式分开、学校分开、病房分开、购物分开;火车站专门划出了“动车候车室”;银行专门划出了“大户间”……国外的种族隔离在衰落,中国的贫富隔离在兴起。人们对贫富分化已经麻木,贫富隔离正在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变成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


“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上的隔离造成了意识上的隔离。贫富之间没有什么共同意识,没有什么彼此认同——对方对自己而言仅仅是个符号,是属于完全不同世界的东西。整个社会正在从精神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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