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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违法“占街”事件是敌对势力为我们敲响的“亡党钟”、“亡国鼓”——乌有之乡举办香港时局研讨会

作者:黎声 发布时间:2014-12-10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社会基础问题,是解决香港长治久安的关键。资本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到底“站哪边”、“为谁服务”、“依靠谁”的问题,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

  九月底以来,敌对势力在香港搞起违法“占街”事件,一度裹挟了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如今已是强弩之末,很多问题也水落石出。为了深入认识这次事件的社会根源,对我们党和全国若干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一些积极思考,乌有之乡于2014年12月7日上午举办了香港时局研讨会。会议由乌有之乡总经理范景刚主持。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做了系统的主题发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先生、《经济导刊》总编辑高梁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李艳艳老师、爱国企业家魏先生等人随后发表了本人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先生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生在香港通过微信做了录音发言。大家一致积极评价中央应对这起事件的态度和举措,也对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香港违法“占街”事件的政治本质和内外背景

  与会学者认为这次香港违法“占街”事件本质上是美英帝国主义操纵的港版“颜色反革命”事件。之所以此时此地上演,有三个重要背景。

  有学者提醒,我们不必跟着敌对势力的话语走,称呼这次事件为“占中”运动,这是他们的话语权。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发出我们声音,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表达见解,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不要小看了这点,这里其实是信息心理战的话语策略在发挥着影响人心的作用。媒体已经有充分报道,揭示了这次群体事件有深刻的美英帝国主义的背景,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合谋策划搞起的。我们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已经明确定性这是违法事件,我们就要使用香港违法“占街”事件来称谓,树立起我们自己的话语权。香港违法“占街”事件这个称谓虽然还没有直接揭示事件的深层政治本质,但是直观形象,跟香港市民群众的直接感受最近,违法“占街”事件严重影响了市民正常生活,引起市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是这次事件偃旗息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个称谓可以普遍地使用起来。

  与会学者认为,这次香港违法“占街”事件本质上是美英帝国主义操纵的港版“颜色反革命”事件。在事件刚刚发起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舆论就鼓吹“雨伞革命”,按照先前在东欧、中亚、中东地区的“颜色反革命”模式行动起来,配合发起舆论攻势,逼迫中国就范。事件发起人自己在策划阶段也透露,他们谋取的不仅仅只是所谓的“自由香港”,而是期待更进一步的所谓“自由中国”。他们企图以香港为桥头堡,首先点火,引烧内地,颠覆中国。有学者在语言使用中建议不要使用美国定义的“颜色革命”,而要使用我们的“颜色反革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得出敌对势力搞的是“颜色反革命”事件,而没有丝毫的社会进步意义,这在先前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颜色反革命”事件中看得很清楚,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只是换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更加地卖国。

  与会学者指出,这次港版“颜色反革命”事件有三个重要背景。第一,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国霸权无可奈何地进一步衰败下去,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发展崛起势头不可阻挡。美国出于帝国主义霸权的本性,企图遏制中国发展,随后推出所谓“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于2012年1月宣布把中国作为头号军事敌人。这次港版“颜色反革命”事件就是配合美帝国主义“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举动。这是这次事件的深层国际战略背景。第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当政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调整治党治军、国防外交、意识形态等战略方针,赢得越来越多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使得美帝国主义企图内外联手扳倒中国的人心基础快速削减。所以,经过观察,敌对势力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彻底绝望之后,他们为了干扰和破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重归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进程,决定以香港为桥头堡,给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制造麻烦,增添乱局,迫使其改弦更张,重新跟着西方指挥棒走。这是这次事件的深层国内政治背景。第三,近期中国举办APEC会议、参加G20等重要国际会议,此时在香港搞起事件,诱导中国政府犯错误,聚焦国际舆论,抹黑围攻中国,企图使得中国难堪,换取中国向西方出让国家利益。这是这次事件的直接背景。

  香港违法“占街”事件已是强弩之末

  郭松民在香港前线发来录音说,现在参与人群已经很少,大量的帐篷十之八九是空的,主要参与骨干也已经明显地分裂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

  有学者分析指出,香港违法“占街”事件没有多少人心基础,不仅在香港同胞中得不到广泛支持,就是在内地人民群众中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支持,反倒更加令人厌恶反感。虽然一度裹挟了一些群众,但是现在已经明显地人心丧失,幕后大佬水落石出,现出原形,他们是一些极端自私的人,根本就不尊重民意,丝毫没有一点爱国心,赤裸裸地要做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他们的命运注定好不了。

  中央政府应对得当,非常英明,值得赞许

  与会人士一致赞赏中央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应对态度和举措,给予极高的评价。首先,中央政府坚定地坚持政治原则,态度鲜明而坚决,立场明确而坚定,没有向国内外敌对势力做出丝毫的让步。大家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极其宝贵的国家意志和品格。要不然,如果像以前那样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和内部压力下妥协退让,后果不堪设想。不少人都谈到,在基本法23条实施立法问题上、在实行国情教育问题上,先前中央政府在应对方面都是“一闹就退”,没有坚定的政治原则,导致陷入被动。这次中央政府的态度坚决,令人称赞。

  其次,中央政府的举措得当,没有上敌对势力的当,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而是发动政治舆论战,争取人心,以时间换空间,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让敌人自己表演,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而中央政府稳坐钓鱼船,自如地掌握大局。这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式,既做到了坚持原则,又没有激化矛盾,上敌对势力的圈套。刘书林教授谈到,事情刚起来的时候有些担心,一是担心事件会蒙蔽一些人,二是担心中央政府手忙脚乱惹下一些事,三是担心内地第五纵队趁机捣乱。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应对得很好,他们都没有得逞,感到很欣慰。

  王立华大校指出,中央政府的有效举措使香港右翼造反派泄了气,幕后敌对势力露了底,包括香港民众在内的全国人民齐了心,树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定力、政治智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有与会人士坦陈,共产党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表态、敢于亮剑,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对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并没什么丢人的。相反,越怕丢人越丢人,越追求西方看好的所谓“国际形象”越被人民看不起。新一届党中央重新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脊梁骨,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

  香港违法“占街”事件引起系列反思

  与会人士在肯定中央政府应对良好之余,也都纷纷表示应该将坏事变成好事,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深刻反思检讨过去中央政府的治港方针。大家对此进行了几个方面的热烈讨论,并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夺取教育阵地,实现国家教育主权,促进香港的教育回归、人心回归

  王立华大校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在英殖民地时期,香港同胞心向祖国;回归之后反而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背弃祖国的思想动态、言论行为”。他鲜明指出,如今在香港,美国人、英国人可以在那里给青年人洗脑,却不允许我们给青年人介绍祖国的历史和国情,可以让反对势力说旧宗主国、新世界霸权的好话,却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宣传科学真理,岂不是咄咄怪事?!这个问题必须反省,必须改变。

  有与会人士指出,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领导者、参与者皆出自高校,加上先前曾经因为要在香港中小学实施国情教育遭遇抵制而搁浅,认为虽然领土主权回归了,但是国家教育主权并没有回归,这必然影响到人心的回归,特别是青年一代。

  刘书林教授提出,看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似乎看到了内地的“影子”。多年以来,学术界、教育界打着学术自由、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的幌子,大肆推行反华反共的殖民地教育。一部分学者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编造谣言、捏造故事,污蔑了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历史,误导了青年一代。这使得青年在对祖国、对共产党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偏差,他们通过这些不真实的、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产生了对祖国、对我们党的错误认识、负面情感,因此在香港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内地的情况与此类似。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党和政府要着力改变。

  刘书林教授建议,要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在香港大力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使用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历史教材,让香港年轻的一代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正确认识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他又进一步强调,“一国两制”的方针强调了50年过渡期内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并不包括国民教育不变,今天看来这个必须要变,不能与之前没有区别,否则,主权回归就是一句空话,形式上回归了,但是最终还是要失掉,只有教育跟得上,主权回归才能够获得长远的保障。

  搞清“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要调整社会政策,重构共产党在香港的群众基础

  爱国企业家魏先生从历史上的“省港大罢工”与今日“占街事件”的对比入手,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社会基础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为什么当年3个共产党员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领导一次轰轰烈烈的大罢工,而如今我们有那么多的专司香港事务工作人员,几百家驻港机构、又有庞大的祖国做后盾,却闹出了那么大乱子?!”他还特别强调,不要太多突出强调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的因素,敌对势力一直在与共产党为敌,从共产党诞生到现在就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困苦年代,共产党有那么大的能量,而现在反倒没有了呢?只要共产党自己有战斗力,就不怕外部敌对势力。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外部敌对势力的因素,就容易导致忽视检讨我们共产党自身的问题,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就是我们十七年来的治港路线问题。我们需要对政府在香港实行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教育等一些列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究竟让哪些人获得了利益,香港人民群众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首先,我们党要认清“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为富豪、权贵、资本家服务的,应让绝大多数的香港普通群众享受到切实的好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党对香港给予了优厚的政策倾斜。然而,这些优惠政策的受益者多数是香港富豪、权贵们。那些大资本家们利用中央的优惠政策中饱私囊,赚取巨额财富,过着极其奢靡腐败的生活。然而,绝大多数香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获得中央的支持的实际好处。回归后,香港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变好太多。十七年来,香港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是在加大,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普通香港老百姓支持你共产党,从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真正决定香港命运的是老百姓,能够真心支持共产党,让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权站稳脚的,只有香港老百姓。不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只呱呱乱叫要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那是不好使的。因此,共产党应搞清楚“为了谁”的问题。让更多的香港百姓得到共产党的好处,才能获得更多香港群众的真心支持。

  其次,我们党要悟透“依靠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在港领导地位不是取决于香港的富豪权贵、社会精英,而是取决于绝大多数的香港普通劳动者。过去中央政府将希望寄托在了香港各界精英身上,希望香港的政商权贵、文化精英们能够心向大陆,支持共产党。这种政策倾向,是明显错误的。多年以来,中央给了香港政治精英、商业富豪、文化精英们多少的财政支持,多少的政治支持,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香港代表,也多数是这些达官贵人。而普通的香港老百姓,则备受冷落。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香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怨声载道。最后敌对势力挑拨离间,那些富豪商贾、贤达政客、文化精英们,有几个肯站出来真正为共产党讲话?有几个真心地支持共产党?!商人没什么固定财产,政客文人们靠嘴吃饭,国家民族有难时,他们随时可以“逃离香港”。而在危难时真正为香港说话、为香港走上街头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香港老百姓。然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惯了的老百姓却没得过共产党什么好处,在受到蛊惑、挑拨的时刻,首先起来反对你共产党。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对香港特区的领导?谁真心听你的?!

  同志们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社会基础问题,是解决香港长治久安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和无产阶级、普通群众两种力量的对比和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到底“站哪边”、“为谁服务”、“依靠谁”的问题,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这一规律不仅体现在香港,同样适用于全国!对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更显得尤为重要。

  不能单讲“两制”,更要强调“一国”

  很多参会学者都提出,我们不能单讲“两制”,更要强调并且首先应该强调“一国”的问题。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权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任何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冲突;第二,香港作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区域,并不是说永久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期限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香港迟早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绝不准有任何争议。

  鉴于此,有同志建议: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内地,中央政府不应对香港地区有特殊的经济支持、物质援助;反而,应向中央政府缴纳特别税收,并支付驻港工作人员的经费开销。刘海波同志在发来的信函中提到,“应落实中央在香港的直接管治权力不应仅限于外交国防,诸如国家安全领域、货币金融政策领域,也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他进一步谈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司法终审权必须实质回归中央”。他还强调,香港地缘经济优势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香港青年的前途在大陆,所以要全面落实香港居民的中国公民平等待遇:在就业、参军、入党、当公务员、落户等方面,对香港居民与大陆居民应一视同仁,完全平等待遇。他还建议,中央与内地各地方政府要鼓励和帮助香港青年北上就业

  张文茂建议大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比如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应该可以给出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经济、民生政策至少应该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底线,实行节制资本、保障民生的基本政策,决不能无限地亲大资本,枉顾民生。高梁建议要认清香港在全国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香港要更好地融入祖国大家庭共享发展成果,中央政府要继续帮助香港发展经济,寻找出路。李艳艳呼吁香港民众要融入祖国大家庭,坚持全国一体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做帝国主义代理人角色。郭松民强调,共产党要挺直脊梁走好群众路线,发展好人民民主,要向反对势力夺取民主话语权,而决不能对民主问题视而不见,把民主话语权拱手相让。

  香港的“战鼓”为我们敲响了涅槃的“警钟”

  正如刘书林教授谈到的,在香港问题中,仿佛看到了未来大陆的“影子”。是的,香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大陆未来形势的一个“显影”呢?!今日,敌对势力敢于鼓动大学师生走上街头,裹挟一部分香港群众公开向中央政府叫板,向党中央发起公开地进攻。那么,这种情形在内地是否会发生?!

  三十年来,香港高校成为了西方势力向祖国高校输入殖民意识形态的战斗碉堡,内地大学里众多的人文社科类学者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殿堂,这些人盘踞在我们的教育部、研究院、高等院校里,成为了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各学科的学术权威、专业骨干。而我们内地身居要职的一些“改革派”、“自由派”,则打着改革的旗号大搞私有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导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两条战线上,一批人把我们的国家搞乱,让老百姓骂娘,另一批人跟着歪曲事实,给老百姓灌输“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想,让老百姓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情况再继续蔓延下去,我们的老百姓会不会在某些“西化学者”、“反共公共知识分子”的振臂一呼之下走向街头,为反动势力的“颜色反革命”充当炮灰呢?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打铁还须自身硬。共产党只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纯洁自身队伍,实行群众路线,果断地停止继续扩大两极分化趋势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重建人民信任,巩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避免发生历史的悲剧,陷入发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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