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体制方案：生死之问
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胡北思 作
唐芳芳 译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为它已影响了许多人，还将会影响更多的人。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且全球联系紧密的社会中，这使疫情得以更快地传播。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加快，也更容易遭遇难以预料的风险。因此，全球合作比以往更为必要。中国及其全球合作伙伴已经开始从国家、区域、宏观区域层面，直至全球层面，展开更可持续的合作交往。
世界各国基于不同政治经济制度采用不同的方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英美“新自由资本主义”方案截然不同。中美之间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争议乃是中美贸易摩擦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近年来，当美国开始挑起全球摩擦时，中美两国及其制度已发生了冲突。此次疫情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迫使我们重新评估当前的西方式全球化，它是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需重视中国在过去20年中推行的世界交往方式及其发展方向，它将继续为推进全球化做出积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与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密切相关，我们不应停留于表面现象，孤立地看待疫情，也不能以非历史的方式分析疫情，只有沿着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轨迹，在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考察疫情引发的问题，才能真正发现并解决问题。
一、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方案
世界各国政府选择不同方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种方案是中国的方案，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被中东欧一些国家采用。第三种方案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案，它主要以美国和英国的做法为代表。第二种方案介于二者之间，以意大利的做法为典型。
第一种方案采取限制性措施，包括隔离感染区、宵禁、戴口罩、停止生产活动、关闭商店等，以保护公众健康为目标。这种方案已由中国推行，一些欧洲国家仿效中国的做法，它们主要是参与“17 +1合作”的中东欧国家。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获得关于该病毒的信息后，及时采取病毒防控措施。捷克共和国是欧洲最早采取严格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捷克等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受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比西欧国家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其社会主义时期建立了广泛的医疗网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并逐步将医疗网络现代化。例如，捷克共和国的重症监护病床数量比意大利多，尽管意大利的人口是捷克共和国的六倍，且意大利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捷克等国家的全部人口(儿童和成年人)都已系统地接种了抵御其他疾病的疫苗，例如结核病。疫苗合成物质可能如今成为中东欧人群适合的免疫抵抗源。目前，这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猜测。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采取了与捷克共和国类似的应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抗疫表现相比，德国作为一个较大的国家，虽然其感染率较高，但死亡率比其他西方国家低三到四倍。这可能是由于德国有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优越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还可能由于前社会主义东德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采取第二种应对方案的国家，包括欧洲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即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做出反应较晚。尽管它们后来像中国那样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意大利推行的措施尤其严格，但这些措施不再能产生最佳效果。法国、俄罗斯和巴西最初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病毒蔓延的形势，尽管采取了措施，目前仍处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同样，土耳其和伊朗最初低估了病毒的传播力，尽管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今仍成为伊斯兰国家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一些阿拉伯国家情况相对要好一些。次撒哈拉非洲的情况看似相对有利，但这乃是由于测试次数少和对问题记录得少，实际上该地区仍面临病毒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第三类国家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政府最不重视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保健。疫情开始时，美国和英国的保守派政府最初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方案。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执行以初步估计将导致20万人死亡为代价的“群体免疫”策略之后，病毒蔓延的局势并没有缓解，在公众压力下，被迫重新考虑其方案并采取更严格的法规，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人。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方面看，美国是全球应对疫情最糟糕的国家。美国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方案对穷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打击最大，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就是一个缩影。新自由资本主义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它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制度。
在此还应提及一种技术措施，它与中国采用的第一种方案有关，已经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得到成功应用。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采用了这一措施，例如，捷克共和国推行了“智能隔离”和其他智能防疫应用程序，以追踪受感染者及其接触者。新技术的使用不是孤立现象。对于技术措施，需要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中去评价，要考虑到人们有意愿在争取生存和健康的斗争中采取一些防疫措施，包括大范围的隔离，戴口罩，停产，关闭商店、办公室和学校等措施。这不仅是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也是为承认而斗争，人们希望能够保护所爱的人和周围的人并受到尊敬和被承认。尽管如此，在欧洲和美国，提及类似的数字化技术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侵犯个人隐私，却忘记了他们自愿将自己的数据信息提供给娱乐社交网络（Facebook，Twitter等），这实在令人惊讶。
二、世界交往中的中美摩擦
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没有采用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且自我孤立，不参与全球经济政治合作，其中有的国家在疫情之前已处于紧张局势中，疫情加剧了其社会矛盾。正如其他类似的历史事件一样，疫情揭示并深化了已经存在的问题。它像一面放大镜，放大了各个国家和各种制度已存在的优点与缺点，使人们能看得更清楚。因此，在疫情期间，无论中美贸易摩擦还是相关的世界交往都不会得到改善。
美国仍未能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事实，是其经济和政治实力衰落的表征。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其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最初版本的全球化密切相关。40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的西方式全球化已经数次达到它的极限，上一次到达极限的表现是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大国，因此它试图主要以经济和技术方式遏制成功的中国。美国一些政客以疫情为借口，谋求与中国进一步脱钩，并力图阻止各国与中国合作。有的国家可能会屈服，但是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哪种方式能、哪种方式不能应对疫情危机。在疫情控制方面，美国的表现很糟糕。
中国的历史情况却不同。中国过去几十年来能够参与全球合作，发展成为按名义GDP计算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并坚持其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尤其自新千年之初加入WTO以来，中国在世界交往中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中国已回到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国和文明国家。在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今时代，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做得更好。
中国与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合作。它开始以更有利于合作和促进发展的方式，为推进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在疫情危机中，中国向许多国家提供了针对新冠病毒的医疗救助，这些国家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新冠病毒有时简直被说成是平等主义者，而事实上，尽管每个人都可能被感染，但具体来说，穷人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差，他们比高收入群体更容易被感染。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个问题，例如，那里许多人缺乏充足的饮用水和肥皂供给，尤其是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因此，新冠病毒会再生产当前的不平等，有时还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尤其是当它激发偏狭和种族主义而非促进团结之时。中国支持非洲等地抗击疫情的表现及其与欧亚、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的实践证明，它善于与其合作伙伴展开团结合作。
基于抗击疫情以及在此之前的经历，一些国家希望重塑全球化。它们认识到，由美国和英国最早发起的最初版本的全球化，既推动建立了广泛的全球经济联系，也引发了各种问题如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尤其注意到，中国在过去40多年间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并使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此外，中国还发展了高技术经济和产业。毫无疑问，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与中国合作的动力。对后疫情时代而言，这将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放缓，现在又开始改善，预计明年它可以恢复实力，但这将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公司、机构和消费者，还取决于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经济如何发展。无论如何，此次疫情还将持续，中国可能处于全球的优势地位，比西方国家更早地恢复其经济活动。
暂时来看，生产和贸易领域中的去全球化趋势可能会盛行，这将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现有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但是，与几十年前的全球化程度相比，未来社会仍将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社会。这将是全球重组，而不是去全球化。从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是辩证矛盾的运动过程，即由全球一体化发展到部分去一体化，最后朝更大范围的全球一体化发展。
中国能够在中国式的全球化(即全球范围的“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发展，并加强与欧亚大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那里尤其需要合作与帮助。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17+1合作”
由美国和英国推行的最初版本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仍发挥作用，它既在各个方面带来了强有力的全球联系，也在全世界引发了一些问题和危机。它的推行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去一体化浪潮的此消彼长，但从长远来看，仍需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背景下去评价它。
中国为世界交往提供了创新性的理念：全球化2.0。在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当今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推动世界交往进入了新阶段。“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它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孕育，在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萌发出来。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发展成为欧亚大陆和东非合作共赢的典范，并继续延伸到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将发展成一个全球性项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切合全球合作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某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引入多边合作的理念。“一带一路”是联通世界之路，促进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了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以一种适合21世纪发展的新形式，重塑了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那2000年来穿梭于中国、中亚与欧洲之间的骆驼商队的画面，也生动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的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国际合作项目的基础上，这与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密切相关。从1978年起，邓小平就设计了一种能与新的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方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参与全球合作而被迫接受西方模式，只有中国既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全球经济合作中，同时又保持了中国特色。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合作奠定了基础。因此，1978年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世界交往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以1911年为现代中国元年，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视为其第一次革命的里程碑，那么1978年可看作其第二次革命的开端。这不是一场立竿见影的革命，而是一场跨越几十年的革命性改革，它使中国实现了巨大发展。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国际贸易不必只在采用同一制度的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改革开放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成果。因此，我们或许能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梦构想的形成而将2013年看作是现代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端。
“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之间建立了联系，故它着重于：（1）该倡议的整个领域和（2）特定的宏观区域和项目所涵盖的区域。虽然16+1合作(即中东欧16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已于2012年建立，但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人们界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侧重于某个特定宏观区域的部分。2019年，希腊凭借其具有战略意义的雅典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正式加入了该合作，“16+1合作”升级为“17+1合作”。“17+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旨在为参与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多的对话、联系与合作，“17+1合作”的侧重点在中欧、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的宏观区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宏观区域合作领域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为全球共同体展开多边合作做出了具体贡献，体现了不同地区、国家和宏观区域的需求、利益和价值，它将在后疫情时代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可以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学习，并从中解放自己。人类终将设法控制住一次次疫情，处理它带来的健康风险和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对政治和环境的挑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世界交往的历史框架中理解疫情带来的问题，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的从局部到全球的交往方式，它有助于克服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困难，并基于更好的联通、合作与正义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交往。
译者：唐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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