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年前，野人参与了一本关于城中村的书的写作。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是为记录深圳“多元”的城市空间和历史脉络。考虑到“多元”在这个过剩时代已经成为空洞的符号，准确地列明“多元”究竟包括哪些面向，是一项困难而又必需的工作。否则它就只会是温情脉脉的“怀旧病”，是一种决绝又虚伪的向前看主义——正如袁艾家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的，白石洲提供了一种市井想象，但它并不引发社会观念讨论。人们一边消费它的旧日魅影一边抛弃它，这同时也是一类人对另一类的人抛弃。
作为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的旧改具有象征意义，这座年轻城市用钢筋水泥为自己的历史立碑，它拥抱彻底的新、彻底的商业、彻底的未来，是一种大胆的价值选择。但这种选择有极其残酷或者说工具理性的一面，城市的意志未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这篇文章也如另一篇讲城中村所庇护的非正式生活的文章一样，顺理成章在书稿中被拿掉。城市选择遗忘。
来福
白石洲居民。摄影/林亦非
白石洲争论：通向不同的“城市目的”
白石洲的更新方案有深圳的“旧改航母”之称：用地面积超过48万平方米，计容积率面积将近348万平方米，规划更新后将由31栋49-65层的超高层住宅、21栋公寓、4栋59-79层的写字楼组成——这个体量，比起数年前引人瞩目的大冲村旧改，更要上了一个层级。
某种程度而言，白石洲和大冲是一对位置相近、同气连枝的“难兄难弟”。它们都位于深圳目前创新经济最为活跃的南山区，紧邻着这两个片区的，除了市区的交通大动脉深南大道，还有卧虎藏龙的科技园(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一大片科技企业聚集区)。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深圳市民印象以及媒体叙事里，大冲和白石洲的意义，正是作为科技园那些“IT新贵”的廉价居住配套存在的。
在比较典型的深圳励志故事模板里，存在着一种大家都津津乐道的“深圳人”想象：他们会从白石洲的握手楼里起步进入这个城市，借由科技行业的机会参与到高速运转的城市经济生产链条(这一行业在早期毕竟代表了一种没有资金和背景门槛的知识平权化)，最后以离开城中村并购买商品房为转折标志，从此在公众形象上宣告自己跻身到此城的成功阶层中。这套想象赋予过白石洲以及大冲非常美好的“外来人家园”色彩，这也是城中村式的社区与这个城市经济前进方向最后的关系蜜月期。
那时候还没有人把城中村当成深圳城市经济发展的“阻碍”。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白石洲，还有另一套盘亘在深圳人头脑里的说法。此即把白石洲跟一墙/一街/一路之隔的华侨城片区置于对比，大有“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式的感叹。这套说法也被另一种方向的深圳励志叙事延伸开去，他们会对你谆谆教诲：在这个城市往上走是通往华侨城式的花园社区生活，而沉沦下去则只能停滞在白石洲的粗糙里——即便城中村的回忆也可以很温情，但那毕竟是某种专属于“发迹”之后的忆苦思甜。在个人奋斗价值秩序上，城中村的生活始终是次一级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刚刚我无法对白石洲和华侨城的地理区隔作出一个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从城市建筑观感出发，两者间唯一可供定位的“分界线”就是那个矗立在深南大道边上的益田假日广场。在购物中心的背后，两者的界限再度模糊起来。而这一切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因为这两者本来确实也是同胞出生的城市产物。
从准确的历史概念出发，“白石洲”甚至不算是一个城中村。1959年，如今的白石洲一带建立了沙河华侨农场，原有几个的自然村村民身份已经完全变为农场职工;递至20世纪80年代，沙河华侨农场一分为二：靠东边的地块划归新成立的国企“华侨城集团”去试办开发区，如今大家理解当中的白石洲，则由“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继承管理。
白石洲之所以容易被人误会为那种经历城市化后被“遗留”下来的城中村，概因沙河实业集团公司在当时仍然保留着“企业办社会”的社会管理形态，这与城中村的村民集体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其实华侨城集团同样采取这套模式，只不过华侨城顶着开发区的光环，很早就走上了现代化规划社区的道路，并且通过一系列主题公园的开发，慢慢变成了深圳城市化的明星社区。
而沙河实业下辖的白石洲社区，自20世纪90年代末把管理职能归还政府后，因为经济和市政公共设施投入上的巨大差距，逐渐变成了一个环境较差、治安也相对较乱的社区。这种与华侨城孪生却又异向的发展落差，给了这个城市某种强烈的视觉与意义冲击：尽管从结果上说，这是因为被不同的“继父”(从亲缘去理解让我使用了这样的比喻)选择而生成的两个孩子;但人们更偏爱倒置其中的因果，把白石洲的破败理解成——因为这里聚集了“低端”的社会人口，所以迟迟没有获得有如华侨城般的显著发展。
用发展主义去思考城市目的的主政者就是贯彻了这个逻辑。虽然现在官方对待城中村(或者是像白石洲这样的类城中村社区)已经有了一些观念上的调整，但把时间倒回到差不多10年前，与深圳市区主流建筑风貌迥异的白石洲，是曾经被视为过“城市毒瘤”的。值得一提的是，从改善社区治安、提升居住环境这些层面讲，来自政府的“善意”并非无的放矢，白石洲确实存在过这些负面风险;又因为这些事实的存在，很多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民众并不吝于支持拆迁，甚至主动代替政府在舆论场上打压那些反对拆迁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后者抱有一种读书人的浪漫主义情结，美化了白石洲内的生存现状。
深圳的知识分子们会承认这种“指控”吗?应该说，是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一度把对香港“九龙城寨”的浪漫想象间接投射到白石洲身上：乱糟糟却活力生猛的白石洲，显然是一种对抗单一化、资本化城市景观的“需要”。他们厌恶这个城市唯房价论，甚至是唯成功论。
但那些靠着不断前进的城市供给他们一种成功机会(或者想象)的人，非常需要深圳去承担一种“发展”的使命。他们不会接受知识分子那套忧心忡忡的语境，甚至不用政府费心参与，同样来自民间的双方，本身已经自带立场，并互相指责对方躲进了“道德盲区”：前进式的发展主义指责对方看不见城市发展为人们带来的整体效益，而“反发展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指责对方看不见因片面的发展而被牺牲掉的中下层劳动者。对比起来，一些没有立场的媒体只是乐见不同的“主义”能带来不同的舆论声量，从来没有致力于让同一个城市的两种“城市参与者”，在一个持平公允的舆论场里进行理性辩论。
其实知识分子们的态度早已更加“锋利”了。如果说关怀中下层劳动者的境遇仍然是他们的道德热情立足点，那在应对以“大拆大建”为主流模式的发展主义时，他们也发展出了一套更坚实的反对理论。譬如白石洲旧改方案号称能为5万人口提供居住配套——而没有旧改的白石洲，实际已在容纳14万的多样化人群和谐共存;旧改宣称能为片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而他们则尖锐地指出，由于产业中下游人群仍然需要寻找居住地，被白石洲旧改这一类决策“驱赶”去城市边缘的大量人口，只会增加城市公共交通压力，客观造成了“城市蔓延”现象，还降低了中心城区的活力。
这些观点引述自一个由建筑师、规划师以及社会学者组成的“白石洲小组”。白石洲旧改方案公示以来，他们一直以专业身份出现，试图在为城中村的发展问题上提供可供替代、同时理据也更显周密、理性的选择方案。甚至不仅仅是白石洲，早在2016年，这批深圳知识分子已经活跃在湖贝村的旧改议题里，也同样提出过系统论证的专业方案——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些理性的声音似乎没有怎样被推到公众舆论场中接受检验。
真正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白石洲之类的社区去与留，本来能引发一场“城市到底因何存在”的社会观念大辩论;而在此提出了不一样“城市目的”的知识分子，却被民众一再误解，仿佛反对白石洲旧改，就等同于反对深圳发展。
白石洲，猪肉档凌晨4点开始准备一整天的猪肉。 ©张超建筑摄影工作室
城中村商业困局：社区的，还是城市的？
如同很多城中村一样，白石洲是一个盛产“都市美食传说”的社区。很多热衷挖掘城市生活另一面的自媒体，尽管他们无视在这里日夜上演的生活冲突，但这不妨碍他们热情盛赞白石洲为深圳人提供了坊间秘闻式的美食想象。城中村这个事物对于普通深圳人来说从来都不僻远，甚至也不封闭，它是向城市生活高度开放的。
但这也正是居于白石洲之外的人，与白石洲这一类社区的暧昧关系缩影：对于即将到来的白石洲拆迁，他们没有切身的利益冲突，更不会感知到任何生活逻辑的变动;甚至以近在咫尺的大冲村更新经验来看，崛地而起的万象天地，很快又会成为城中热门话题，取代那些一度被视为“值得好好寻找”的小店美食。城中村旧改永远都能对市民许出一种美丽的承诺：一个更大更新的现代化商业中心，填充永不餍足的消费欲望。
久居深圳的美国学者马立安素来反对把白石洲视为等待被更新方案去“拯救”的贫民窟。在她看来，白石洲之内的居民依然有自己的谋生以至致富路径，只不过并不如主流叙事所呈现出来的那么鼓动人心。与其说白石洲是那种被动容纳社会失败者的破败社区，倒不如说这里依然保留着极其鲜活的向上生命力，甚至能够提供到另一种“深圳生存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城中村原有商业网络的替代者，大型集中式商业中心的出现，其实是把一个社区的“主语”偷换了。就如万象天地引入了诚品书店(编注：本文写作时，诚品书店尚未开业，两年后的今天，它已经进入结业倒计时，再次说明这座城市的多元标价之高)，总是能让城市居民觉得商业生态越发丰富了，休闲生活也有了更多选择;但要害的是，连锁品牌的胜利，并不会让在地居民均沾其中的利益(固然购物选择多了也是一种幸福感)——而与此同时，被驱逐出社区的，可能是任何一间无人知晓的沙县小吃，或者江西瓦罐煨汤。
当然了，从来不会有城市居民为了吃“这家”沙县小吃或江西瓦罐煨汤而跑到白石洲，但也正是这些沙县小吃们，可能支撑起一个城中村租户的日常生活开支，以致远及他们留在家乡的父母子女。这背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网络，更多的城市外居民，说不定就依赖着这些社区商业产生的财富(尽管也许很微薄)，来换取进入城市的资本与机会。大型商业中心的出现，多多少少扼断了这个层面的“深圳生存经验”。
所以，我们在指责或嘲笑白石洲的商业并不光鲜、潮流(因而期待更多万象天地或益田假日广场的诞生)，其实是我们这些并不生活在城中村之内的人，在用自己的消费期待与喜好倾向，逼迫。而在互联网传播的加速下，掌握了舆论工具的城市年轻人，更能“合理”又巧妙地用他们的审美形塑着一个城市的商业形态——各种消费榜单上，个性独特的“网红”小店总被提倡追捧，它们往往是商业中心这类消费形态的天然同盟;而与此同时，真实地嵌在白石洲之内的那些街市、餐饮、五金、数码、美容美发或者足浴按摩类商业，都笼统地被年轻的商业审美排除在传播话语权之外。
也就是，其实商业本身也能被排序。无论这些社区化的商业支撑了多少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以及大量租户的谋生利益，在一个更宏观的资本语境里，它们是被忽视以至鄙视的对象。马立安在白石洲建立了一个名为“握手302”的社区艺术工作室，致力对外传播本地社区生活的丰富性(他们认为这是值得了解的)，但在消费主义的审美面前，人们无意知道城中村的生活(哪怕包括商业)，与自己何关。
少数侥幸“生存”下来的商业，是那些确实取得了差异化效果的对象。譬如白石洲内有一两家精酿啤酒、咖啡馆，以及某些连锁品牌的牛肉火锅店——它们依然能构成一种“这家店在白石洲”的消费指引，成为白石洲内与白石洲外的互动链接;而失去这些互动链接功能的其他商户，当拆迁指令强硬地降临它们头上了，它们甚至连抗争的身份都不具备。
当然了，刚刚说的侥幸生存，也只是说某些特色小店能够在白石洲这个具体场景中获得某些来自白石洲外的关注资源，并不代表它们在整体的“大拆”面前有任何豁免权。但这似乎能够为白石洲的未来商业生存指出某类方向：即打开那种只服务于内部社区的封闭性，从而建立起它们值得在白石洲继续存在的“商业地标价值”。
然而这又导致另外一问：是谁给了这样的权力，让白石洲的商业必须向外发展?——因为那就等同于肯定一件事情，即服务于14万白石洲“原住人口”的社区商业，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这里需要跨过的一层道德论证是，为什么面向城市的商业发展，优先层级要高于面向社区的。
回过头看，白石洲面临的更新方案其实有两层内涵：第一层是空间性的替换，即现有建筑的替换，以及由此带来的聚居人口迭代(迭代这个词真是毫无感情色彩);而另外一层内涵是，随着空间的改头换面，白石洲之于这个城市的存在意义，需要彻底被替换：过去是纯粹的居住社区(因为这里的商业都是相对内向的，所以并不看作它提供的“功能”)，未来它还要满足产业、商业等诸多功能的发展期待。
在这方面屡被提及的样板可能是纽约的苏荷区。这个曾经以制造业为主导、遍布铁铸楼的社区，一度也面临厂房废弃而要被推土机一次过拆除的命运(当时金融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纽约经济支柱)，而不少市民团体也在此时挺身而出，反对政府主导的更新方案，历经多方力量的争论，这个社区最终以“引入”艺术家成为主要居民的方式(低廉的租金以及工业风的建筑其实也吸引着艺术家)，达到了另一种城市更新方向的和解，最后苏荷区反而以时尚设计产业在纽约城市版图中异军突起。无须远及纽约，深圳自身也有一个田面村的模板，他们就是以保留原有建筑，发展设计产业，来完成社区内部的替代发展。
所以也有一种为白石洲出谋划策的声音指出：如果发展是白石洲必须回应和承担的“使命”，那区别于邻居大冲村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只有“大冲商务中心”这一类现代化商厦作为城市更新结果，白石洲是否可以有更“宜办公”的替代方案——譬如将现存旧楼与厂房进行“存量活化”?对应地，如果万象天地所代表的高租金店铺不是未来唯一的商业答案，那我们又将如何期待白石洲自己的“商业景观”?这些思考导向并不总如人们的偏见所想那样“对抗发展”，它们同样在不同的维度关心着白石洲的价值实现。
但即便上述场景可以(也值得)实现，那又是否可以换来现有更新方案的退让。
白石洲银河路 ©张超建筑摄影工作室
值钱的逻辑：地产，还是“社区生态”？
其实这最终都指向一个很核心的现状：白石洲，以及已经完成更新的大冲，它们之于深圳而言，实在是太“值钱”了。
只不过这个值钱，对于不同的受益方有不同的讲述角度。在深圳市规划局编制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中，我们可以明确城市主政者秉持着一个直白的理论：不少城中村占据着城市显要的地理位置，却产出不够多的经济效能，这于城市发展而言，“经济效率”十分低下。
现在的白石洲完全符合这种“刁难”：它紧贴深南大道，周边交通便利，而围绕它发展起来的，除了有发展为豪宅区和文旅区的华侨城，还有贡献了大量产业新贵的科技园，从账面计算，如果让白石洲继续维持作为居住社区的存在，确实“不太划算”——尤其这里面本来就还有替代原有人口结构的冲动。
上述“规划纲要”还对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另一个锐利的批判：过去不少城中村村民(现在应称“居民”)凭借房屋产业，坐吃租金，而以原村民为主体结成的“实业公司”，大都陷入了“无实业”的尴尬境况(现在或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言下之意是，城中村的经济发展，应该有更市场化的路径，实现更高效率的经济收益。
应该说，为了解决早期的城中村问题，政府层面条分缕析的“规划纲要”并非对城中村现状完全冷漠。在他们纲目并举的经济发展主张中，仿佛房地产也不是规划层面的最终目的，他们也屡屡试图平衡村民权益以及移民心理，并以更新城中村产业作为号召，最终对城中村社区实现一种“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改造。
某个层面讲，主政者的这类设想，蕴含着一种当代乌托邦主义的美好初衷。
由开发商主导的“房地产化”，就成了这套逻辑之下一个可选的“外科手术”，在方法论上也被验证成一种快捷有效的城市化经验——假如替换一批现代化的建筑就能自动更新居于其中的人口以及“文化”，我们的城市怎么会有动力去耐心经营一个持续的社区生态。
讽刺的是，房地产市场奉行的逻辑中包括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当楼盘的视野是看得到低矮破败的城中村时，这样的户型往往是叫不上价格的。于是在规划者眼中，城中村的存在反倒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发展”。一种奇怪的逻辑由此生成，并且不自觉地浸染到所有社会成员脑海中：衡量一个社区是否“值钱”，主要看它有没有卖得出好价钱的房地产楼盘;而原应容纳人们去生活的空间，与建立在这些空间之上的“社区生态”，更加变得无足轻重。
困在白石洲头上真正的“梦魇”，恐怕是一纸规划公告的背后，只见量化的居住单元甚至办公产能，而无一丁半点对“社区生态”的考虑。尤其是，那还是即将被驱赶的、没有太多经济产能的“低端人口”的社区生态——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也更愿意维持华侨城式的社区生态(美术馆、创意园区、文旅商业……)。在深圳我们往往能见识到一种奇怪的悖论：有一些公共社区对市民从不吝于表达友好，希望公众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而另一方面，白石洲的14万人口，却在意见表达上被排除于久居的“家园”之外。
白石洲能往哪个方向发展经济(或者说实业)，正尴尬地处于一个“无人做主”的状态中。白石洲背后曾经的主体“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单从其公司网站现有主页上看，已经看不出其发展方向与白石洲的前途有任何的关联，而白石洲更新方案被知识分子们反对的“地产化”，恰恰才是它作为深业集团成员之一的主营业务。无论人们怎样希望“与白石洲对话”，并从中挖出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最后都会陷入一个奇妙的失焦状态：拥有决定权力的当事人往往享受着最沉默的利益，而在此生活最久、也最有表达欲的租户们，却又是最没有“发言权利”的人。
在发展主义的许诺包裹下，地产顺利坐上了城市更新价值图谱的王座。对于深圳而言，它所失去的白石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节点”，曾经生活着14万人口的社区生态，也只是一段寄存在地名里的城市记忆。
我们似乎要学会接受这样一件事情：这座曾被理解为“希望之城”的城市，一切生活都是寄存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交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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