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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为什么说“天堂往左,深圳往右”?

乌鸦校尉 · 2020-10-20 · 来源:乌鸦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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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兄弟》后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这话在深圳体现得尤为明显。

  40年前,深圳的前身叫做宝安县,一眼望去,荒烟蔓草,尘土飞扬,而就在不远处的对岸,香港恍如另一个世界,高楼耸立,灯火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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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只能挣270元的宝安农民们,纷纷心向往之,逃港浪潮应势而生。 此后,对标香港,成为深圳最大的使命。 从1979年忽然而至的一阵风,到无数人如过江之鲫涌入深圳,它的传奇就这样开始了。 深圳人见面时,常会用一句话开场:“你是哪年闯深圳的?” 他们当中,有迫于无奈时的一次次铤而走险,有陷入泥潭时的一次次人困马乏,也有勇敢决绝下的南下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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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跟着父母来深圳的马化腾,毕业后和几个小伙伴创办的一个软件公司,未曾想这个小公司成了全球500强; 被一家大型国企开除的任正非,在中年危机时创办了华为公司,如今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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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狂人王传福,当他从生产手机电池转向生产电动汽车时,举世全是嘲讽,但他硬是让比亚迪成为纯国产汽车代表品牌。 他们的成就毋庸赘述,一个个不凡的名字早已写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上。 金钱与资本在这座城市里汪洋恣肆,不断洗刷着旧日的土气与简陋,南中国最耀眼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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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人走得太快了,也难免心浮气躁。 当人们感叹“深圳在左,天堂在右”时候,巨大的鸿沟将人活生生撕裂,竟有一种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悲伤。

 

  古人说,四十不惑,深圳四十岁,也到了最疑惑的年纪。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曾经心气满满,志在四方,如何到了后来,开始汲汲营营,面目可憎?

  四十年,深圳的故事里写满了辉煌,但也有一些阴影。  

  就在整个中国都在巨大的十字路口的当下,也许,深圳也需要思考思考,重新再出发。

  1

  关于《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已经耳熟能详,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歌词里,春潮滚滚,万紫千红,美景如画。其实,当时的现实,与歌词相去甚远,甚至有些残酷。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火如荼召开,邓小平主持工作,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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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料的是,一场“逃港”潮的风潮席卷而来,而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最大的一次逃港潮。后来,人们称这次事件为“大逃港”。

  那时,封闭的国门开始露出一丝缝隙,在深港边界,深圳有个叫罗芳村的地方,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

  这不是巧合,因为这两个村本就是一个村,许多人还是亲戚,新界的罗芳村,是20世纪60年代,深圳罗芳村的人跑到了香港建的。

  过去,这边人都以为那边处在水深火热中。

  现在两边通了信息,人们得知深圳罗芳村的人,收入才百十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一年收入高达万元,两者相差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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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河之隔,收入差距竟如此悬殊。

  于是,深圳的人,选择了用脚投票,或者说用生命做选择,冒着被大海吞噬、子弹击毙的风险,偷渡到香港。

  除此之外,由于文革结束,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民间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情绪。

  不止是困难群众,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异己分子,都加入了逃港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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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1979年,从深圳河偷渡外逃累计29万多人次、成功逃出人数7.6万人。形势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几乎无力防守。

  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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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广东省干脆向中央提出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并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一搏。

  邓小平回应:“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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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的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说起颇为神奇,这个消息刚刚放出,逃港的风潮就戛然而止了。

  1979年10月,《纽约时报》刊文称:“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兵贵神速,说干就干。1979年9月,解放军工程兵一支先头部队奔赴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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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工程兵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某连队营房

  此时,深圳还是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街道狭窄,建筑破旧,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

  现在的罗湖火车站,原来是一片洼地,一下雨就汪洋恣肆,连大便都浮在水上,恶心至极。香港来的女士下了火车,就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

  当时在东门的新园招待所,集中了全国108个建筑工程师,招待所都是平房,雨天水漫金山,第一件事就是抢救图纸。

  工程师向市委书记吴南生建议,问他敢不敢搬掉罗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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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人发挥了战天斗地的钢铁意志,将罗湖山移走,用它的土将罗湖填平。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凭空多出来大片土地。

  这也回答了初到深圳的人可能都会有的一个疑问——罗湖为什么没有湖?

  罗湖第一栋高层建筑“国商大厦”、深圳第一幢高档酒家、第一座大型商场,都出自工程兵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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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正在建设中的深圳电子大厦,该楼高20层,是深圳特区第一栋高层建筑

  很快,五年过去。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了深圳。

  站在深圳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见到了一个今非昔比的城市。

  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汇报了特区建设情况,满以为小平同志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后,一语不发。

  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别墅备上的宣纸,直到邓小平同志离开深圳,仍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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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在珠海考察后,邓小平提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人倍感压力。

  直到大年三十,邓小平终于为深圳题词,是一个长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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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关于“要不要办特区”以及“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一锤定音。

  而深圳也开始一路狂奔。

  然而,随着时间的继续,一度平息下来的质疑声,也慢慢变得公开。有人说:

  “深圳除了口岸的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已经黑了,变天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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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19日,9点整,一列没有车次编号的列车缓缓驶进。南国春早,此时却尚有寒意。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的搀扶下走下火车,到了宾馆,大家想让小平先休息一会儿,但老人只在庭院里散步了10多分钟,就急迫地要求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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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老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深圳,这一次与八年前显然不同,他不再沉默,而是一路走一路说。也许,老人是觉得有些话需要抓紧说出来,不说就来不及了。

  《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跟随在后面,用心记下了老人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表情。

  3月26日,他写下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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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披露了老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对中国未来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南巡讲话”。

  第二天,全中国报纸都在转发这篇通讯,而另一本叫《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的书,很快被抢购一空。

  举国目光都投向南方,各地考察团奔赴深圳。

  最后一天的行程结束时,邓小平慢慢地走向停候的小巴,在即将上车时,又转过身来,对送他的人们说:

  “你们现在是个好机会,你们要抓、要抓,我们国家已经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对国家要爱啊,对人民要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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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转,光阴迫。在这个转身里,自然是一个老人的殷殷嘱托,也是一个关于盛世的美好希冀。

  1992年,深圳按下了加速键。从此,开弓再无回头箭。

  2

  一句不争论,让人们面对“改革姓‘社’还是姓‘资’”拷问时,不再纠结。因为大家心中悄然明白一个道理:发财才是硬道理

  邓公南巡讲话后,“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豪言壮语传遍中国。其中的人,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

  想去深圳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去的。

  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一开始如果摊子铺大了,担心收不了场,如果只在小范围内试验,万一失败可以立刻刹车。

  一道长达84.6公里高3米的铁丝网,将深圳分割成两部分:特区内、特区外。也叫关内、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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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到深圳去,必须办一个。边防证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手写着姓名、籍贯、年龄。

  每天在南头、小梅沙等几个关口,除了人头涌动的排队验证进关者,还聚集着大量无证的人,他们心急火燎地四处设法搞证,也就是花钱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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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某房地产大亨,当年曾徘徊在深圳特区外,因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而且边防证也卖脱销了,他只好花50块钱,找了一个当地人,被带到铁丝网中段的偏僻处,找到了一个缺口,偷偷溜进了深圳特区。

  1990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开业。盛况空前,麦当劳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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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大洋彼岸的风吹遍了大街小巷。

  琳琅满目的商店次第而开,很多人第一次目睹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玩意儿。

  更吸引他们的是,深圳对外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声音,很快,百万民工下深圳,创业者同样络绎不绝。

  南方燥热的空气里,透露着魔幻与现实交错的味道。

  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爆红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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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的冲撞下,守在田地上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农民,终于放下了镰刀与锄头,满怀兴奋与不安,走上了南下的道路。

  那时的深圳,每逢星期天,邮局就会出现排队汇款的长龙。

  这是“打工妹”在排队向内地汇款。10年间,深圳临时工从邮局汇往内地的款项多达40多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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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任正非北上招人,有人说“人招多了也没事干”。任正非就骂,“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那一年,称为创业之年,大家来到深圳只有一个念头,办公室,当老板。

  “想当老板的人太多,办公楼明显不够,当时繁华地段的写字楼很少出租整套办公室,而是出租桌位,基本上一个桌子就代表了一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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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初,手持大哥大的女老板

  1993年,揣着400元来到深圳的王文银,出了车站,身上仅剩10元钱。他一度流落街头,以捡废铜烂铁为生。2015年,他的已经身价超612亿。

  此类例子,不算罕见。

  空气里金钱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嗅觉,像“我要发了”这样直接粗暴的广告词,街面上四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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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告诉我们实现财富自由的另一条路径。

  1992年8月8日前,易骏鹏还是个深圳的初中生。8月8日这天,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父亲催促叫醒,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十分焦急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他们此去是为了早点排上队,人群中,男男女女们都在谈论一个新词 :“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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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无数人的人顶着烈日,躲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快餐盒子等垃圾,扔得到处都是。

  所谓“打新”,就是指抢最早股票申购的资格。因为有利可图,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股民。

  8月10日,深交所"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

  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不到半天的时间,一抢而空。售价100元表格,被黄牛炒到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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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就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崩溃,并发生冲突。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才得到稳住。

  那个夜晚虽然混乱,但却直接推动了证监会的成立,资本市场正在飞速发展起来。

  当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增加了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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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

  人们见了面,都要说一句,恭喜发财。

  “下海潮”席卷全国,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投身商海。据统计,当年辞官下海的人超过了12万,而保留职位而去经商的更超过了1000万人。

  如同电视剧《下海》剧情一样,一夜之间,有人从千万富翁沦为一无所有,也有人从一穷二白到亿万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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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起飞了。

  卖投影机和录像机的万科,加工电风扇和电话机的中兴,为香港公司代销交换机的华为,此时虽籍籍无名,但很快就会迎来他们的曙光升腾。

  1999年,深圳最中心的位置,华强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汇处,竖起了一座华强电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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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采购商纷至沓来,这里也渐渐变得一铺难求。一个边边角角的铺位,转让费就炒到了50万。

  再往后,北方掀起一场浩大的互联网浪潮,深圳从表面上,似乎掉队了。

  实则不然,以小米为例,虽然总部北京,但硬件生产、加工等环节多在深圳。此时的深圳,也有一个新的身份——科技之都。

  无数人前赴后继,这座小镇,慢慢变成了大城。

  深圳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其一张白纸。  

  在这张白纸上,各地的人接踵而至,没有历史负担,没有文化牵绊,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深圳的包容性。

  如果非要给这张白纸作个注脚,那就是在这座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一句话:

  来了就是深圳人。

  但在深圳的辉煌背后,同样也有苦痛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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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狄更斯写过一部传世之作《双城记》,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

  几十年后,遥远的东方也被硬生生分出了一个双城,香港被从广东的母体上切割下来,而深圳更是与香港纠缠不清。

  《双城记》讲的是大革命背景下,小人物在风云变幻时代里的血与火。中国的双城自改开以来,亦给世人透露出激荡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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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里,深圳一直是香港的陪衬。今天,当对岸的天通过关口,来到深圳,看到的早已不再是一个旧世界。

  两边俱是满城灯火,霓虹闪耀,各自璀璨。

  的确,深圳和对岸越来越像了。  

  而且,是全方位地像,好的与坏的,都被复制了。

  年轻的作家慕容雪村写下《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似乎说这里一阵躁热,一阵寒冷,忽冷忽热,令人难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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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复杂的滋味,体现在网上的一个段子上。

  在XX街道办办公室内,甲乙两人正喝茶闲聊,讨论深圳的未来。

  甲:“上一个十年我们飞速发展,一个粤海街道的税收可以顶一个青海省,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优势?”

  乙:“采用人肉干电池模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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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哦?愿闻其详。”

  乙:“我们不生产年轻人,我们只是年轻人的搬运工。梦想是很便宜的,我们用梦想来吸引外省的优秀人才。”

  甲:“但这些人涌进深圳,基础设施跟不上啊!他们在这里生孩子了怎么办?全市中小学教育资源缺口巨大,更不用提养老了,医疗设施连许多二线城市都比不上。”

  乙:“我说了,深圳只需要年轻人。只要生了孩子的,超过35岁的,电池空了,就请他们回老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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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哪里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乙:“房价。30岁前年轻人租房子,好好拿那一万两万的月薪,开心享受都市生活。30岁之后要考虑结婚了,一平米贵的房子10万。想一想,不如回老家舒服,生娃买房子都便宜,爸妈还能帮着带。”

  甲:“内行啊,房价简单,我们只要不批地就行了!而且市里都是些互联网企业科技型企业,是吃青春饭的,他们也不欢迎35岁以上的员工,本来就有一万个理由把他们‘对行业输送出去’,都不需要我们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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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这么一想,上几代留下的口号真是精妙啊!‘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欢迎你来,但没说欢迎你留下,除非你能证明你是有用的人。

  段子总是冷俊不禁的,而现实总是来得更残酷。

  2015年开始,深圳引领了新一轮全国房价普涨。楼市均价从前一年的2.39万上升到3.34万;2016年继续上涨到5.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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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房价高位翻倍,仅用了两年时间。

  更早前,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划定了 974 平方公里不可开发,占去了将近一半的面积。

  剩下的1023平方公里中,在2016年已经建成的面积达到了923.25平方公里。如果不考虑旧改,深圳能够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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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土地拥有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市场价格。

  土地越少,越易内卷。

  内卷问题的根源,就是在城市诞生了一批以房地产食利者为首的新地主阶级

  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越来越多。

  网上有个很有有意思的问题,问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深圳是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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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是“福都”,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福报的降临;有人说是“加德满都”,加班加得满满的都市。

  最有趣的回答,当属“戾都”。

  “戾”由户和犬组成,源自深圳两大著名现象:房和狗。

  房,自然说的是房价高,年轻人接盘不易盘。狗,则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与国际接轨。此外狗还代表畜牲,即社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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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必胜客、龙岗无敌手的对抗,吃狗肉人士与不文明养狗人士的对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产生出了严重的戾气。

  一个“戾”字,既指出了原因,也道出了结果,不可谓不精妙。

  有人行走在巍峨高耸的写字楼间,一掷千金,谈笑风生;有人住在经年不见阳光的握手楼,白昼如夜,无端凄凉。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后面,其实有一句鲜有人提及的话——来了就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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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今年40岁了,“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荣誉加身,却止不住人们在茶余饭后的窃窃私语。

  这就是终点了吗?

  冷战后期到现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都在搞改革。苏联把自己改到猝然长逝,东欧如今已七零八落,朝鲜尚在在艰难尝试中。

  对中国自己来说,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老师了,而美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摇摇欲坠的灯塔,再也无法让兔子摸着过河了,中国再次来到了抉择的路口。

  以“窗口”著称的深圳,背后藏着无数双目光,十几亿人密切注视,每迈一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扬鞭向前,毋庸置疑,因为火车不能停下。但朝哪个方向出发,不仅是深圳,也是关乎我们所有人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趟远行里,请别忘了我们当初的承诺,要请所有人都登上列车,跋山涉水后的黎明曙光,应该打在所有人脸上。

  参考资料:

  《深圳传:未来的世界之城》胡野秋

  《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人民网

  《“来了就是深圳人”,从30万到2000万》南方周末

  《深圳怎么了?》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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