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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中国宁要一千个百姓看得起的小剧场,也不要一座亮瞎世界的大剧院

黄纪苏 · 2021-02-09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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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规划必须二选一的话,那么宁要一千个让普通艺人交得起场租、普通观众买得起门票的小剧场,也不要一座让世界亮瞎眼的大剧院——都能要当然更好。

  【导读】古代城市大多依“宫”建“城”,唐宋以来,“市”才开始在皇城之外发展壮大,从此“城市”文化一直蕴含在“城”与“市”的张力之中;殿堂对市井,王霸对烟火,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近代以来,皇权被推翻、私园变公园,可传统文化心理中挥之不去的“王霸气”、“中轴线”,仍影响着城市建筑乃至城市规划的审美取向。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观成为效率和规矩的表征,可城市的文化气质中也因此缺失了烟火气的一面。作者在古今、中外、正野史料间轻松游走,举重若轻地速写出中国城市的文化发展史。作者将扎实的史料梳理隐藏在轻松的语调之后,“四两拨千斤”地呼吁着“城市温度”的回归:多留出些“平民空间”给老百姓自由发挥,或许是纾缓城市审美疲劳的最好解药。

  本文载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前些时从北京去了趟西安,不禁想起刘家往事。刘邦是沛县丰地人。丰说城不城,大概镇的规模。刘邦行三,青少年时代是镇上的顽主。刘家老爹也不是多正经人,平日跟些嘎杂子琉璃球打得火热,酷爱斗鸡踢球。刘老三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上进心。他后来去咸阳服徭役,目睹帝都的气派、今上的威风,立下好男儿要活就活成这样的大目标。再后来,目标实现了。目标刚实现,沛县帮的萧丞相就大兴土木。刘老三说,天下一惊一乍指不定归谁呢,老萧咱造它呢!老萧说,正因为天下方定未定才要大造特造:不炫不酷谁看得见您,您又镇得住谁呀!刘老三赢就赢在从谏如流上,于是在长安造起亭台楼阁,并把刘老爹送进深宫颐养天年。庄严肃穆的深宫里,刘老爹的规格待遇上了天,幸福指数却跳了水。老三见老爹郁郁不乐,找人一问,居然是住不惯:刘老爹虽企盼儿子在万人之上,自己却只习惯在万人之中,苦苦怀念在丰的日子。刘邦说这还不容易,在长安边上建了个一模一样的新丰,把旧丰的老街坊整体搬迁了来。

  从刘家的往事里,可以约略见到古往今来城市发展的两条路线:殿堂对市井,王霸对烟火。

  ▍宫的底子

  人类是抱团的动物,城市是扎堆的地方。最早的城市是村——比如说小王村。小王村后来添丁进口,成了大王村。大王村后来挖环壕、起围墙,版本不断升级,成了“国”(都),真的有了王,并向四周收保护费及存在税。《禹贡》里评定九州土色、列举各地物产,想必也是为了课税大摸底吧。城(市)一般会有城(墙),但也不一定。城墙据说跟坝关系密切,能防水,但主要功能应是防人,防抢东西的敌人。敌人不光外面有,里面也有,因此城内套城,墙内筑墙。到了国家阶段,国(都)几乎等于国王的住宅及办公厅。一般的城可看作国(都)的简写本,因为城的首长都是“分身之君”(黄宗羲语)。一百年前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比较了东、西方城市之后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不过是行政机构的堡垒,或官员的驻地。这话未免绝对化了,未必尽合数千年间的百城烟水,但确实犀利。

  中国早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跟畿服的“天下”一样,俯看是由里而外的同心圆,侧看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城的主体是宫,然后是“仕者近宫”,再然后是“工商近市”,再再然后是“不仕与耕者近门”。出了城门还有“郊”,郊以外就是“野”了。国王自己玩不转养心殿储秀宫,勋贵自己也运行不了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他们需要各种碎催烧陶运菜、吹喇叭抬轿子。碎催在“市”或“门”一带打工,起先都不一定让住城里,后来放进来成了“国人”,是因为需要他们的24小时不间断服务,跟现在的住家保姆差不多。“郊人”类似城乡接合带的北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重要人才池。

  早期帝王的“都市观”很可能是:宫城≈都城。秦都咸阳原在渭河北岸,那里有甘泉宫、望夷宫以及荆轲刺秦的咸阳宫,后来扩容到南岸的阿房宫、兴乐宫、上林苑,于是便有了“渭水贯都”格局。嬴政在黄土高坡上修了好多宫殿,还用各种“道”将其勾连在一起。实力、气魄在那儿,始皇可能真是想“表汧(后称千水)以为秦西门,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把整个关中都当了帝都。汉长安城,宫殿就占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还不算城外的宫殿。当时也搞南水北调、西水东输,甚至还修了“飞渠”(渡槽),河水笑入皇家林苑。王公贵族的陂塘也喜分一杯羹,可以荡舟,船上张着伞盖,四面围着帐幔,船夫摇着橹,唱着江南采莲歌(恕我稍作演义)。普通市民则使用用不了太久就会污染的水井。

  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运动也好,帝制运动也罢,至秦汉大功告成,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其实帝王本人的想法一般比较朴素,无非秦二世说的“作宫室以章得意”,或前引萧丞相把刘皇帝说乐的那席话。而理论高度则要靠等着往里挪、向上挤的打工仔了。只要激励机制到位,打工仔的创造力不可低估。被发到西北守边防的山东人娄敬,就是在迁都问题上一言兴邦而一举姓了刘。意识形态打工仔们在君权和天命之间媒婆似的忙个不停,“五德之运”“天人感应”实属千禧年级别的理论创新。当然忽悠蒙事的也不少,徐福、卢生还中了标,和他们的“长生不老工程”相比,今天那些首席专家或学科带头人弄到的钱真不算个数。

  天命谁也看不见,但特殊领域的专门人才能看见,国家的天地四时之官,民间的张仙姑马道婆,都能通过一些迹象得见权力的神圣合法性。有些迹象比较low。还是天象有品位,尤其星空,神秘而深邃。北极星是天上的头子,皇帝是地上的头子,“天极”和“皇极”之间,不只是老子和儿子,而且是镜前和镜中的关系。于是秦的咸阳城“象天极”而“则紫宫”(北极星及其团伙),汉的长安城也被附会成“斗城”(北斗南斗),其政治含义很明确,即杜甫说的“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所以,天象之学在历代跟导弹、核潜艇的学问一样,都禁止民间研习。

  作为权力大讲堂的国都,不但“象天”还“法地”。由于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法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安排社会的贵贱。有时“地”还优先于“天”,如汉长安即“因天材,就地利”没把宫殿安排在离北极星更近的北城,而是建在城市最高处的南部。西安一带考古发现的秦汉宫殿不在高坡上就在高台上,这与再早个两三千年的杭州天目山良渚文化古城一脉相承。要想洪水淹不着而洗脚水有人拎,等级是必要的前提。自然地形因此获得了社会含义:平地适合垂首,谷底适合仰望,而雄视天下、俯瞰众生最宜在城门楼子上。

  除了高高在上,王者还“必居天下之中”,即“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国都建在大地中央据说是为了不偏不倚,让四方进贡的和四下收税的跑同样的距离。平面的“中”被争强好胜的人类捣鼓成社会的“高”。因此,边疆的夷狄入主“中国”,有时包含了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接轨的意思,如北魏孝文帝便觉得拓跋在北岳之北,缺个“九州”户籍,于是决心迁都天下之中的洛阳。要属秦始皇重位置更重本质,咸阳在西岳之西,他既要居中又不想挪窝,便把天下名山像废封建设郡县那样重新任命了一遍:东五座、西七座,秦居中央。

  “择天下之中立国”还不算完,还要“择国之中立宫”。这在原理似不太通,实践上也不易行。就算在城中央立了宫,宫中央立了殿,殿该朝向哪边呢?就算殿是祈年殿那样360度的,王者既非三头六臂,要接受四面八方来朝,他不得坐转椅吗?再说了,方向也早就像位置一样等级或礼制化了,“向明而治”“南面称帝”“北面称臣”都弱化了四面居中的意义。于是中央收缩为中轴。中轴原则与方向原则合计商量的结果是:南北中轴线最好,东西中轴线也行。梁思成先生以北京城有中轴线平分东西、无中轴平分南北为憾事,估计是心里放不下《周礼·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模本吧。在城市尤其是宫殿布局中,中轴线把主从、尊卑、左右平衡演绎得淋漓尽致。不过受地形、坡势、旧房基、新发展诸多条件的限制,有时候伺候好一根中轴线并不容易。据有关专家考证,明清北京城从永定门到钟楼7.8公里的轴线不但没均分城市,甚至还跟子午线成一定夹角,即不那么正南正北。其实,前面说了,宫才是城的主体,从万春亭放眼望去后三宫前三殿天安门正阳门一路中轴就OK了,哪个皇帝还真“左准绳右规矩”去验收啊。中轴原则对我们民族的等级观念影响至为深远。平日老百姓圆桌聚餐,都要推举出一把椅子为上座呢。

  大汉前边有个“大秦”,西边也有个“大秦”——古罗马。位于中西两大文明上游而人口在几十万到百万之间的长安与罗马有同有异,最显眼的不同是公共设施。罗马有斗兽场,长安也有——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禹犯了事就曾被扔进上林苑的虎圈,经汉武帝特赦才虎口余生。罗马斗兽场向所有罗马市民开放,而虎圈的观众席上只有汉帝及其后宫。罗马的广场熙熙攘攘,演讲的、算卦的、卖东西的、偷东西的,应有尽有。而建章宫、未央宫前的广场大概只见过皇帝的仪仗,没挨过普通人的鞋底——衙门前的空场同样是“肃静”的地方。罗马有不少浴场,不光搓泥,还集茶馆、KTV及微信群于一身。长安也发现了汉代浴池的遗迹,但位于插翅难进的宫城,唐代有汤泉宫、华清池,都是“私”到百分之上千的私人会所,没一点“大同”的意思,对于同城的普通人而言不是传说就是谣言。我没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意思,只是纳闷:长安的普通居民比上固然不足,比外就一定有余吗?当然换个尺度,比如说满意度、快乐指数之类,长安的贩夫走卒又完全有可能碾压罗马的诗人学者。

  我们对古代城市的了解,一大部分来自文献,而文献的一大部分又出自文人词臣的手笔。在古代城市特别是都市的内/外、主/次结构中,文人词臣这些打工仔,物理上也许“近市”“近门”,但心理上无不“近宫”。从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中,不是闻不到平民百姓的市井烟火气,只是与崇楼巍阁的王霸气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读骆宾王的《帝京篇》就好像跟着小导游逛紫禁城、颐和园,听他娓娓数别人的家珍,末了还抱怨上户口好难!

  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和礼法制度的破败,“市”在皇城外默默积累,并在观念文化中渐渐做大。到了唐传奇,已经有城市平民的身影,虽然虚虚实实、神神鬼鬼。唐宋之交,半起居半禁闭的里坊制经拆墙打洞变为前店后宅的街坊制,中低端人口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文人阶级中老也“进步”不上去的loser可以掉头就走,向已然可以养得起他们的市井讨生活,或为刘兰芳编话本,或替赵本山写脚本。城市的普通居民成了勾栏瓦舍的主顾,甚至评书杂剧的主角。至此,中国都市的气场虽仍由王霸气控股,但烟火气好歹也成了股东,殿堂与市井就像在演一主一辅的二人台。

  ▍权力的美学

  世界进入现代,又是一番天地。刘老三vs刘老爹的城市发展路线呢?殿堂+市井或王霸+烟火的城市股权结构呢?今昔隔着沧海桑田,当然不能刻舟求剑,但历史的惯性也不能视若无睹。只要看看四线城市政府大楼的个头以及一官半职们的派头,再看看这些年用宫殿和仪仗酷炫大秦国力、大汉声威的影视剧作品,就知道王霸气是一口不太容易咽下的气。

  平心说,王霸气不是没有合理的因素。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一定的威严,警察都跟礼仪小姐似的眉飞眼笑,街头非乱套不可。再者说,社会成员的利益是利益,社会管理者的利益也是利益,他不会不追求,你也不能不承认。追求是对的,但上要封顶,不能如入无人之境;承认也对,但下要保底。

  如今城市挥之不去的王霸气,我想除了权力和利益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因年深月久而习焉不察的审美传统。权力(及不平等)的城市建筑美学看着高大上,其实相当粗鄙,没多少灵动的文心、瑰丽的想象或温暖的情意,只会用堆砌、排比、重复进行视觉狂轰滥炸或死磨硬泡。中古诗人笔下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弄得建筑物就差正步走了。友人齐东方教授评论古代里坊格局说得很透:也就是横平竖直的几何划分,图个尽快、落个平均、瞧着齐整、管着省心罢了。一刀切、标准化的建筑及城市布局在管理学上都嫌粗放,不要说美学了。中轴线布局更是威严中透着压抑,压抑中透着阴森,我回回逛故宫,都对当年的业主充满同情式理解:幸亏还有宫斗、政变等各种权力游戏,否则住这儿跟躺定陵长陵没区别嘛!权力及不平等美学赶上国力雄厚的“盛世”,也没多少进步,无非是什么贵来什么,讲究的是“气派”,突出的是“规格”。当代那些只恨没建成太和殿的楼堂馆所透出的官威霸气,跟科长夸处长的“镇得住场”、处长赞局长的“压得住台”,美学上都是同一个村的五保户。

  权力/财富美学自上而下俯瞰狭窄嘈杂的背街小巷,不眼黑就怪了,最好是整体拆迁,能第三季度完成别拖到第四季度。至于那里的四时景色、晨昏情味,别说美学五保户了,就是各种美学通论、专论也未必想得起来。这些年兴起的胡同怀旧之旅,多聚焦曾经的公馆侯门,矮门矬户没人关注——住过穷名人可以通融,如初来京师的齐白石、过了花期的赛金花。所幸历代还有“竹枝词”之类闲杂人等,否则文学史的这部分真成清一色的势利小人了。真要感谢老舍先生这样的现代平民作家,为世人描画了斗拱歇山雕梁画栋之外的那个被人声、人情捂暖的贫寒世间。相比之下,大宅门由于庭院过深、烟火几无而抑郁症、妄想狂高发,有的甚至都成了凶宅。

  我出生在北京,到现在六十多年了。对于我,北京最柔软的部位是胡同,胡同最动人的时刻是黄昏:天光渐隐,灯火初上,小饭铺飘出的炊烟里满是归家的身影。二十年前,我有次骑车从二环转入北锣鼓巷时,天上开始飘雪,雪花在一家后窗的灯光里如醉如痴,就像小时院里胡同里疯玩的我们,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雪景。其实,无论巷多窄、室多陋,只要窗台上摆着几盆娇生惯养的花草,门槛上卧着一只气定神闲的老猫,就足以让人流连不舍。读者会说,您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没错,正是。有“情”人不会做“硬”指标的俘虏,他们会由表及里、由心而物再由物而心,用生活的厮磨、情感的投入来体会朴素中的美色、平凡中的佳趣。而无“情”人看到的所谓“美”,大都浅表、无机、冷淡、速溶。

  ▍平民的世界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城市会越来越远离“自然”的城市,越来越成为“统一规划”的产物。但正因为如此,主导规划和设计的社会管理者除了自信恐怕更需自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部下认为的那么睿智,还因为以他们罕有其匹的资源、近乎绝对的权力,但凡心思偏一点、手艺潮一点,造成的损害可就不是一点而是一大片了。应该说,手艺还在其次,心思最为重要。

  说说城市的广场吧。十年前,西安的一些高校邀我去和同学们交流,有天没事我溜达到小雁塔那儿的广场,见一群“汉服运动”的青年正朗诵祭文,我后来把稿子要过来拜读,那文采和激情真把很多主流报刊甩出好几里地。我也特别怀念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的年代,太心旷神怡了!那只蓝蝴蝶从我手中飘然远引,渐渐融化在湛蓝之中。当我把它从碧海青天往回拉时,会感到几分迷惘:它这是返乡呢还是离乡?我去各个城市,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到广场上转转,看跳舞的、轮滑的、唱歌的、甩响鞭的、谈情说爱的、议论天下大事的、像我一样戳那儿傻愣着的。我很认同有人讲广场是“人民的空间”,但我想改一个字——“人”改成“平”。说广场是“平民的空间”更接近实际,而“全民的空间”——也就是说大人物也来此与民同乐——则是尚遥远的理想。广场的精气神不在名称,也不在面积,而在谁在那儿、干什么。有的三四线城市,巍峨的政府大楼像布达拉宫,正对的巨大广场像雪域高原,因为远离居民区,人迹罕至,也不知给谁修的、修它干吗。真还不如把钱分了,为每个居民区弄个小型广场或空地,让大叔大爷上午下棋唱戏,奶奶姥姥中午推小贝贝晒太阳看世界,大妈大姐晚上跳鬼步僵尸舞呢。

  同样基于“平民空间”的理由,我一直认为,如果城市规划必须二选一的话,那么宁要一千个让普通艺人交得起场租、普通观众买得起门票的小剧场,也不要一座让世界亮瞎眼的大剧院——都能要当然更好。还有公园,起码对于中国来说,“旧社会”变“新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帝王将相的私园成了公园。如果没有这场现代变革,平民百姓真没必要为“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园林艺术”自豪到泪目。

  ▍建个金三角

  2019年我去西安参加一个题为“城市的温度”的会议。会议源于叫作“西安温度:文化创意温暖城市角落”的一系列活动。这些由设计师们帮小店小铺小摊整容的活动,我虽无缘实地现场观摩,但通过阅读文字和图片资料,还是得到几点感想。

  首先,整和不整真不一样。从前的这类小字辈,就说小饭铺吧,也就支个锅、摆张桌,再往前都不见得有桌,祥子柱子站着或蹲着就把卤煮火烧干了。那会儿买的只求个饱,卖的也不考虑什么情调色调。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回走进北京近郊的一家饭铺,我纳闷那饭桌上干吗放一笸箩煤呀?往近一凑,苍蝇呼地腾空而起,原来是一笸箩馒头。如今不一样了,顾客虽然还是平民,但赶大车的已经换成了开大货的,对于就餐环境的要求肯定高于以往。现在小饭馆的桌椅板凳普遍比过去干净像样了许多,大学生跟女朋友进去吃完了都还能继续聊会儿。不过,内外装修有创意实不多见,顶多挂些老玉米,摆个旧窗户框什么的,属于人云亦云,很少有让人记得住的。北京有个饺子馆我倒是记住了:开业时弄了个汉白玉石狮子放门口,下次再去已经黑不溜秋成了晾墩布的地方。相形之下,“西安的温度”对小店铺的捯饬就相当成功,设计者不但拿出了专业技能,而且明显用了心思。西安设计者们显然不是简单地面对一排参数,而是有体温地进入“常姐”“何师傅”的冷暖世界,体会他们啥条件啥特点、缺什么图什么,因形就势、顺水推舟,不生硬、不过分、恰到好处。烟火气是平民生活的声色气味,不等于脏乱差。“西安温度”没有用王霸置换烟火,而是用简朴与时尚的交融为烟火气更新换代。

  再有,这个活动,如果我判断不错,应是基层政府发动民间组织,对身处市场经济最低端、面向最基层百姓日常之需的个体户进行帮扶。相对于不少地方领导视这类鸡毛小店为落后生产力,觉着既创造不了多少税收,还拖了市容后腿,影响政绩,早拆早好,西安基层政府无论是牵头还是点头“西安的温度”都值得称许,因为这才是“为民”——平民或草民。不仅“为民”,这里面还多少夹着些“民治”的意味,我是指让民间社会也参与到了城市治理中来——虽然不一定是主角。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大传统叠加七十年的举国体制小传统,使得国家权力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这样一个年深月久的格局的确有利的方面,但也有弊的方面,既要承认,也要反思。有天晚上我遛弯遛到空荡荡的王府井,见治安协警正阻止一对恋人摄影留念,让他们先去填申请表;人家问为什么,协警说因为你们用的不是手机是相机,而且带三脚架。权力膨胀到了莫名其妙、无事生非的地步,光反思就不够了,也得改造。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个旧楼改造工程,至于最终改成什么样,流行过各种效果图,如一堆碎砖断瓦玻璃碴子,又如一坑秦始皇兵马俑。我个人比较中意的(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国家、市场、社会三者既竞争、又互补、又合作的金三角。有了这个金三角,王府井那儿的照相机就可以安放在三脚架上,拍下既奔放又祥和的画面了。我们都知道,自我扩张是每个生物体、也是每个社会组织的本能。因此我们也都理解,由一柱擎天的国家来领导三足鼎立的工程,非常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西安的这个活动才让人觉着格外有意思。

  从刘老三/刘老爹的二人台,到社会、国家、市场的金三角,城市走过的路已经很长,接下来要走的也不会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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