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世界卫生组织刚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的几个月中，印度小说家阿兰达蒂·罗伊撰文希望新冠疫情成为“当今世界通往新世界的契机与途径”。换言之，她希望，在疫情的刺激之下，全世界将认识到其面临的严峻问题，为社会体制的重组开启一线希望。但除非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阶级性质得到变革，这些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仅仅承认问题并不会让美国、欧洲或者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幡然醒悟。实际上，过去这一年中的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选择挪用公共资金拯救危机重重、伤害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变革，将普罗大众的权益置于少数人的利益之前。
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全球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十大顶级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了五千亿美元，这笔钱足够为全民支付疫苗费用，保证无人因疫情陷入贫穷。”这些钱并没有用于疫苗以及扶贫，而是流向了非法避税港，进入了膨胀的银行账户。疫苗民族主义与日益严重的饥饿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却在疫情期间消除了绝对贫困。2020年11月，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有关部门宣布，该省最后九个贫困县已从贫困名单上去除，这意味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如今已全部脱贫。在七年之内，中国的政策使得8000万人(大致相当于德国总人口)与贫困告别;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共有约8.5亿中国人脱离贫困。这一蜕变有三个衡量指标：首先，中国再无低于农村贫困线的家庭;其次，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解决了“两不愁”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再次，国家实现了“三保障”，即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的安全。这一切都发生在疫情期间。
毫无疑问，大多在贫穷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后者尽管国家富有却依然危机重重。仅用一个数据即可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20年前三季度的劳动收入总额平均损失10.7%，相当于劳动收入减少了3.5万亿美元，约为2019年全球总产值的5.5%。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无力解决“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及“三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问题，这些服务通常都被私有化了。
由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尚不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愈演愈烈的信息战中遭到诋毁，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未能推动全球性的政策导向。相反，当前的形势是由三大社会不公决定的。
1）财富不公。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超过了11万亿美元，截止本公历年年底前的偿债总额据推算将达4万亿美元。去年，64个国家的偿债开支超过了医疗开支。有关方面就延期还债事宜进行了谨慎讨论，一些多边机构也提供了少量援助。在延期还债讨论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低息为由敦促各国继续借钱。与其继续借钱，为何不把外债一笔勾销?同时，为何不动用藏在非法避税港的至少37万亿美元呢?形容债务减免的词语通常是“宽免”。然而宽免一说并不存在，因为这种债务是殖民主义长期掠夺攫取的结果。富国可以获得低息甚至零息贷款，而发展中国家却被索要畸高的利息，本应用于打破新冠感染链的宝贵资金却要去偿还巨额债务。
2）医疗不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最近表示，世界正濒临“灾难性的道德沦丧”。他所指的正是令资本主义本性毕露的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囤积行为。北大西洋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多国)对印度、南非等国暂停疫苗相关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呼吁不予理会。这些北方国家对COVAX，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资金支持不够，使得该计划存在较高的失败风险，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预计，发展中国家很多人在2024年前将无法获得疫苗。而这些北大西洋国家还在囤积疫苗，比如加拿大利用COVAX计划的疫苗建立了可供每位国民接种五次的疫苗库。这种疫苗民族主义与古巴、中国等国的医生们展现的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精神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因为此，我们必须为古巴亨利·里夫国际医疗队争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3）粮食不公。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饥饿现象曾一度减少，之后却又开始上升(尽管在这一阶段，中国已经解决了本国内的饥饿问题)。世界饥饿现象目前处于2010年的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关于粮食不安全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饥民总数将超过8.4亿。但这一推算是偏低的，人民可获取食物数量、质量的下降已经影响了20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6%。这么多人已经“经历过饥饿”，而且“在2019年”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充足而有营养的食物”。这一数据是在全球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饥民总数会翻倍。
在全球饥饿如瘟疫般日趋升级的当下，按理说政策应该向援助农民及农业工人倾斜，以使得他们能生产出疫情当下所需要的优质食物。应该加大补贴力度，使得人民负担得起食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却无意鼓励发展中国家补助公共食品分配系统。印度的极右翼政府巴不得取消价格补贴政策，而且也做到了，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农民反抗活动，反抗活动或许会在印度导致新的政治局面。印度等国削减补贴的严苛政策背后是极度的虚伪，是粮食不公的本质体现：美国在最近20年中耗资1.7万亿美元补贴农场主，且大多是企业，而欧盟每年花费65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北大西洋肥鹅的福利，南方呆鹅是不配享受的。
这就是构建了世界体系的三大社会不公，在这一体系之外是那些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这些国家正面临着军事打击的威胁，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混合战争技术(如信息战、经济战、外交战等)。北大西洋国家谋求的策略是对抗而非合作，宣扬一种蓄意污蔑而非团结合作的世界观。
全球疫情或许会是一种契机，却非是因为它会让精英老爷们自动醒悟。他们注资力保银行，严防需求低迷。这就是他们的动机。他们不会减免债务，不会生产为人民所用的疫苗，也不会推动由农民和农业工人主导的粮食体系，他们不会主动拆除造成社会不公的体制。
更有甚者，全球疫情对于工人、农民的打击通常会令工资缩减加剧，从而强化了跨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当工资和收入减少，社保福利缩水时，企业就能要求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但生活条件一旦恶化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激烈反抗就随之而来了。
印度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反抗活动、肯尼亚和秘鲁医疗工作者的罢工、海地和突尼斯人民的总抗议、巴西抗议政府应对疫情彻底失败的斗争、阿根廷争取堕胎合法化的群众示威，这些都是人民揭竿而起的体现，是黑格尔1807年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严肃、痛苦、忍耐以及消极劳动”。这种“消极劳动”，这些斗争是由各种组织支持的，是这些运动令工农阶级树立了信心，积蓄了力量，从而得以推动各项议题。他们用脚步踏出了道路。
精英没能力解决资本主义常态危机造成的常见问题，当然也没能力解决疫情产生的异常问题。人民运动应时而起，从而推进议程，创造解决问题的契机，这当然是为了解决疫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的苦难。
热忱地，
V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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