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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大学教授亲身感受中西方医疗的差别

韩东屏 · 2021-04-03 · 来源: 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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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国医生打交道的几次经历

  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农家出身的我基本没有求医的必要。一共只跟医生打过很少几次交道。在这里写下来,让国人知道美国的医疗体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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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我们一家住在波士顿。一个周末在唐人街买了螃蟹。这是儿子第一次吃美国螃蟹,半夜的时候,我们被儿子哭声惊醒,发现他的脖子肿的跟头一样粗了。我们吓得不轻,就赶紧带他去医院急诊室。当时医院的急诊室里坐满了人。我们等了五个小时,早上五点多才有一个医生过来。他说儿子是过敏,没有办法治疗。让回家等,如果中午十二点还没消肿,再回来。我们就回家了。结果不到中午,儿子的脖子就恢复了正常。后来,我们收到医院寄来的八百美元的帐单。

  一九九八年,我博士毕业后到西伊利诺州立大学教书。那年的夏天我到纽约乡下的朋友家里去住了一个月。回程的飞机上广播里讲纽约州的鹿身上携带一种能传染拉姆病(lyme disease)的跳蚤。一旦得了这种病,一辈子治不好的,并说早期的症状就是身体上有大片的红斑。听了广播,我看了自己的胳膊,发现胳膊上有一大片红斑。我开始担心。到家后,我就开车去看医生。医生看了一下我的胳膊,说不是拉姆病,是过敏。就给我开了一些药。我回家吃了他开的药,便开始发烧,拉肚子,浑身疼痛。第二天,我让妻子开车带我再去看医生。医生看了我一下,说可能他开的药剂量不够,让我双倍剂量服药。我遵医嘱服了药,但结果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第二天我妻子又带我去见医生。结果那个医生,看了我不到五分钟,竟然说,看来剂量还不够,把剂量再增大吧。我回家后,我觉得这个医生太荒唐。不能再照他的剂量服药了。

  我打电话咨询我的一位牙医朋友,跟他说了我的情况。他告诉我,马上停服那种药。他说医生给我开的抗过敏药,是市面上现有的最强的抗过敏药。像我这样健康的人不应该服用。即使平常剂量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如果加倍的剂量,会要我的命。我停止用药后,大概一个星期才慢慢恢复了正常。这次经历让我对美国医生的水平画上一个大问号。

  我在西伊利诺大学有一个中国朋友,四川人,比我大十几岁。在学校里教数学。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有很重的关节炎。一次他让我跟他一起去伊利诺州首府去看治关节炎的专家,帮他翻译一下医生的话。那个医生检查了他的关节后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你的关节炎很厉害。好消息是我有药能治你的病。我的朋友问,他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那个医生说,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那个药有副作用,会伤害他的胃。好消息是,他有一个药可以帮助他的胃。我的朋友又问,那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那个医生又说,有一个坏消息,也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那个药有副作用,会伤害他的肝,好消息是他有另外一种药可以帮助他的肝。我的朋友又问,这种药有无副作用。医生的回答还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这个药会伤害他的身体,好消息是他有别的药可以对付那个副作用。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说,他不治了。他宁愿忍受关节炎的痛苦,也不愿意伤害自己的肝和胃。

  我朋友后来到中国新疆进行了沙蒸疗法,把关节炎彻底治好了。新疆的医生把他埋在太阳底下的沙里,让阳光蒸烤。他治疗了一个月。关节炎就全好了。我的朋友现在八十多岁,身体仍很健康,而且关节炎也全好了。我非常佩服我的朋友当年坚决不服西药的决定。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我请纽约的一位教授来我校讲课。我到机场接他。可他的飞机晚点,本来是九点到,到晚上两点才到。我在机场等他五个小时,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讲完课,要急着回纽约讲课,要赶早上六点的飞机。早上四点就起来往飞机场送他,又没睡好觉。他走后,我的眼睛开始发红,发痒,很难受。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推荐我去看专科医生,这是美国就医的正常程序。不可以不经过私人医生就去看专科医生。眼科医生给我做了全面检查,給我开了眼药水。回来点了两天不见效,又回去看了一次,又做了一次检查,又开了眼药水。但是用了两天,也没有什么效果。我有医疗保险,每年除了学校給交的百分之七十,自己还要交近一万美元的医保费,但这次看眼科医生仅自己掏腰包的部分,就好几百美元。周末我到常去吃饭的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餐馆的服务生是一个广东人,三十多岁,我们比较熟。他一见我,就说韩教授你上火了,回家煮一点菊花水喝吧。他给我说了怎么煮。回家照他说的煮了菊花水,喝了一天。第二天眼睛就不再痒了。真是神奇极了。美国医生没有给我看好的病,一个中国餐馆的服务生帮我治好了眼病。

  我爱人曾经在幼儿园工作。我们家院里,有美国特有的一种毒藤,接触到就会引起皮肤溃烂,奇痒无比。中国人对这种毒藤知道不多。我爱人可能在院子里干活时碰到了毒藤,手上起了很多水泡。她去看我们的私人医生。医生诊断后说是传染性很强的鸡瘟疱疹,给开了药,并让妻子不要去上班。我妻子用了她的药后,手上的泡变得更大了。我妻子觉得不对,就自己去看了皮肤专科的医生。结果那个皮肤专科的医生说我爱人是碰到了毒藤。没有传染性,给开了一些药水,涂上以后就好了。我妻子告诉了私人医生这个情况后,她很生气,说没经她同意就去看专科医生,违反常规,她不能再做我们的医生了。把我们从她的病人名单开除了。多年后,我从报纸上读到,这位曾经的医生和丈夫被发现在德州的一个出租房里双双死亡。死前把自己电脑里的文档全部清除。警方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死亡一个多月。警方认为他们是自杀身亡。一个本身生活中就有很多问题的人,怎么能是好医生。

  我在美国有很多医生朋友。其中一位是治疗淋巴病的专家。他跟我说,他自己的医生给他诊断错误,不但没有治好他的病,反而让他病了三个多月。他花了半年时间才把身体调理恢复到正常。还有一位在退伍军人医院上班的印度裔医生,告诉我有病不要去找美国医生看病,他们只想挣钱,并不关心病人的死活。说我有病可以找他,他可以免费给我看。

  美国的报纸上曾登过一条消息,一个美国医生为了挣钱,竟然让一个没有癌症的病人进行化疗。还有报道说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给几千个女性,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进行了上万次乳腺切术。许多病人对他感激不尽,认为他救了他们的命。但后来他医院的同事,对他的病例产生了怀疑,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发现他做过的乳房切除手术,有多达八千多例是错误的,有的病人根本就没有患上乳腺癌,就被他粗暴的把乳房切除了。

  美国报纸上还报道过,当以色列的医生和法国医生罢工的时候,社会上的死亡率居然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我就这个统计数字问过多位医生朋友,他们都不感到吃惊。当医生、药商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的时候,这样看似很奇怪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我自己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进行体检了,尽管我有医疗保险,可以享受一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体检一次我自己只需付二十美元的检查费用,和二十美元的验血费用,但医生却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一千多美元的医疗费。我的医生在我不去体检的第二年、第三年,都让他的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尽管他们知道我很健康,但他们仍然需要对我进行体检。我则回答说,我感觉不到我有必要体检。

  我现在的原则是把健康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任何别人的手里,包括医生的手里。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无非是健康饮食,尽可能食用有机的蔬菜和肉食。我自己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如韭菜,辣椒,白菜,萝卜,菠菜等等,鸡蛋我只买我们学校农场产的鸡蛋,肉也尽可能买学校自己养的猪和羊。健康睡眠,每天九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每天坚持锻炼一个小时以上。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健康的精神,而健康的身心,是高质量生活的基础。没有了健康则没有了一切。

  中医曾救了我和弟弟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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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周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年代。爸爸因为参加我们县的第一个钢铁厂的建设非常忙,常常几个月不回家。我妈妈在生产队设在田间的大食堂里做饭,也经常不回家。比我大四岁的大姐,经常背着只有一岁的妹妹,拉着三岁的我,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从我们家到地里的大食堂有两公里远。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正是收庄稼的大忙季节。一天,大姐背着妹妹,拉着我的手,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给妹妹喂完奶,大姐就背着妹妹回家了。只有三岁的我,觉得在地里玩比在村里玩更有意思,就没有跟着姐姐回家,在地里跑着抓蚂蚱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跟着大姐回家了,我大姐则以为我跟着妈妈在地里。那个时候大姐也只是个七周岁的孩子。

  我在地里玩了一下午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了。那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发烧,左大腿上有三个好像被虫叮咬过的红点。我爸爸带我去看他们的厂医。厂医给开了一些药。吃了几天药,发烧好了。但腿上的三个被虫咬的地方开始感染,扩散,面积越来越大。厂医建议到县医院去就诊。那个时候,职工家属到县医院看病,报销百分之五十的药费。当时县医院刚分来一个山大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大夫,他后来在即墨工作了一辈子。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叫杨维骏。当时给我看病的就是这位杨大夫。我母亲每星期背着我去看这位杨大夫一次,他每次的操作基本是一样的,用剪刀把我腿上的腐肉剪掉,然后往创面上涂当时最好的西医外伤消炎药膏“消治龙”。在他给我治疗的一年当中,我腿上的那三个感染点蔓延开来,连成一片,并开始往小腿溃散,最后小腿跟大腿粘连到一起,伸不开了。我不能走路了。一年当中家里花掉一百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普通家庭的所有积蓄了。更糟糕的是,治疗一年后,他告诉我妈妈,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药对我腿上的疮毫无作用。让我母亲另请高明,不要再去找他了。

  在当时,杨大夫是县医院的外科专家。他说没有办法治疗了。无疑是判了我的死刑。邻居开始说我得的是“大疮”,没得治了。我父母也准备放弃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熟人告诉妈妈,离我们家三十里远的城阳镇有一个老中医,可能治好我的病。母亲背着我走了一上午,找到了那个老中医。妈妈跟老中医说,大爷,如果你治不了我孩子的病,我不怪你。因为我们县医院的杨大夫都治不了了。我背着儿子,走了一上午才找到你,你治不了,我就不再来了。那个老中医说,你儿子的病不是不治之症。我给你一副药,你回去给他涂五天。然后你再来一次就行了。保证十天内让你儿子下地走路。我妈妈花了五毛钱,买下老中医的药,半信半疑的带我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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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妈妈和我四姨按照老医生的嘱咐,让我爸爸和四姨按着我,然后点燃农村过年用的用羊油做的红色蜡烛,烧着老人给的药,让蜡泪和药滴到我的腿上。蜡泪伴着药滴到我的伤口上,痛的我要死要活。但是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腿上的疮的周边开始结痂,停止往外蔓延。到第四天,我腿上的疮都结痂了。更离奇的是,我的大腿跟小腿不连在一起了。我能够下地走路了。到第五天上,我妈妈能拉着我的手走着去看那位老中医了。那个老中医检查了我的腿,说不需要再用药了。你儿子已经好了。我这个被西医判了死刑的人就这样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我的弟弟比我小十岁。在他五岁的时候,一个大热水瓶在他头上爆裂,开水从他头上浇了下来。浑身烫伤面积超过被百分之八十五。他的头发都掉了,头肿的像西瓜那么大,眼睛也睁不开了。县医院拒绝收治,他们说医学史上,烧伤面积这么大的孩子,治好的记录不存在。我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只能守着弟弟哭。弟弟睁不开眼,用他的微弱的声音说,妈妈不要哭了。就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之际,我们村里的袁友魁老人,他并不是医生,说他有一个偏方,能治好我弟弟的烫伤。他给了我妈妈几个自制的像核桃大的黑药丸,让妈妈有黄酒润开,涂抹到弟弟的烫伤处。那个黑药丸发出一种非常臭的味道。但是这个药涂到的地方,一直很干燥,蚊子苍蝇不叮咬,烫伤处一直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慢慢的弟弟的烫伤开始结痂,头部消了肿,眼睛慢慢睁开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头发也慢慢长了出来。因为没有感染,他的脸上,头上,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疤。没有人能看出他曾经经历过那样一次致命的烫伤。

  后来,县医院的人听说了袁友魁老人的秘方,就找到袁老先生,让他把药方献出来。袁老先生不愿意,但愿意到县医院去为他们制造那种药丸,做了好多年。后来,我考上大学,听村里人讲,袁老先生的子女中没有人愿意继续做老人秘方的传人。因为制造那种药丸的过程很难闻的味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县医院是否把老人的秘方继承了下来。也不知道袁老先生的子女中是否把这个能够治疗烫伤的灵丹妙药的药方保留了下来。

  我一直没有忘记当年救过我命的老中医。一直想找机会去看望那位救命恩人。但是后来求学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后来又出国定居。这个愿望就一直没有实现,也因为我当时太小,妈妈也忘记了那位老中医的地址。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中国民间流传的各种中药偏方集中起来,为人类的救死扶伤作出贡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个人是很难完成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尽早开始这项工程,广泛征集中国民间的偏方,给拥有这种偏方的中医非遗专家的称号。国家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从事这项工作,也应该开设一个专门的网站,登录所有这些中医和民间拥有这种偏方的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让有需要的病人跟他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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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好多人质疑中医的科学性。我认为那些质疑中医科学性的人,根本就没弄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医通过几千年的实验和证伪,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救死扶伤的偏方,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一个伟大的宝藏。中华民族有义务,有责任把中医发扬光大,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新的贡献。在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疫情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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