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刘建修先生，台湾新竹人，生于日据时代的1928年，成长于日本殖民教育。台湾光復后，1948年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其在台隱蔽战线工作者，即所谓的台湾“地下党”人，并在蒋氏政权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先后于1950年因“邮电案”、1976年因“陈明忠叛乱案”而两度被捕入狱，前后坐牢20年。第二次出狱后，仍继续积极推动两岸统一、中国復兴，其中包括1987年底至2020年5月过世前，曾先后出任《远望》杂誌总编辑、发行人、荣誉发行人。《远望》2020年7-8月合刊号“敬悼刘建修先生”特辑各文，介绍了先生奋斗的一生及其思想概述。1本文作者刘復秦，为刘建修先生的长子，则提供了近身相处的家人视角，让我们了解先生、甚至那一代台湾地下党人的处境与抉择，及其一生对大是大非的坚定承诺。
1.特辑文章包括：简皓瑜〈民族將兴，代代永旌──敬悼《远望》荣誉发行人刘建修先生〉、刘建修〈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文化〉、龙绍瑞〈记刘建修谈屡仆屡起的台湾地下党人〉。特辑亦可见诸《远望》官网网址http://www.yuanwang.com.tw/subjectDetail?id=31。
1950年刘建修以“邮电案”入狱。左图为邮电局国语补习班同学会的几个干部，其中后排右一为刘建修。右图为同学会运动刊物《野草》创刊第一期。
突然消失的白恐“政治犯”
1976年，8岁，某一天半夜，我睡在家中三楼，睡意朦朧中听见二楼有吵杂声，便起身下楼查看。依稀记得，看见几个身穿卡其制服的警察，拿著纸箱，翻箱倒柜，似乎在搜什么东西。不知是不愿、还是真不记得父亲在哪、以及他当时的面孔，也不记得我怎么又回到房间的，我好像失去了之后的记忆。从那天起，我就没再见到父亲。只记得某一天母亲带我坐车上台北，进了一栋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坐著一位头髮花白的人，操著外省口音，是一位律师（长大后才知此人以前是一位军法官，退役后当了律师）；母亲和他见面，似乎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后来明白，原来是谈怎么帮父亲打官司）。记得直到看了《中国时报》，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因为“陈明忠叛乱案”2，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且起诉了。
2.编按：陈明忠相关案情，可参见：吕正惠〈以革命为志业──陈明忠的人格与风范〉（《远望》官网转载网址https://www.yuanwang.com.tw/detail?id=281）；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4）；龙绍瑞〈记刘建修谈屡仆屡起的台湾地下党人〉（网址https://www.yuanwang.com.tw/detail?id=343）。
那会我还很懵懂无知，对这事无甚感觉，也不知道它意味著什么，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了。某一天，还在念小学的我，放学后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一时似乎是闹矛盾了，他竟然脱口而出：“你爸是匪谍！”记不清当时我是什么反应了，有没有哭？也许就只是无地自容得逕自跑开！那时候的反共宣传“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深入人心，一般人也不太敢跟“政治犯”来往；突然听人那样骂我，或许在內心深处是一个很强烈的刺激吧。后来我在父亲忆述的书籍里看到，国民党特务曾把我家隔壁的邻居叔叔带去问话，问他父亲有没有跟他“宣传”过大陆的科技进步，比如说发射人造卫星一事，而这样竟然也成为“为匪宣传”的所谓“罪证”！
父亲被关过两次；这是第二次。此前，家里一般不来什么人，记得有时候在家会听见父亲打电话，说著客家话或闽南语夹杂著日语，不然就是刻意全说我们孩子听不懂的日语。偶有他的朋友上门拜访，父亲就会让我叫“叔叔、阿姨好！”这些人看起来和蔼可亲，很有风度，知识水平很高的样子。然后父亲会领著他们上我家闹轰轰的工厂，避开妻儿和其他外人，去里面的会议室谈话，就像只是谈生意一样。大人们说话，我们小孩子很自觉，不会在旁边，但有时我会假装不经意“经过”，听到他们似乎在谈些对我来说很艰深的话题，诸如政治、国际局势之类。长大后才知道，在特务统治的年代里，“政治犯”出狱后的这种聚会是要冒著“生命危险”的，因为派出所会时常上门来“看看”。
记得这次被捕前，父亲有时会上台北。我不清楚他是去办什么事，只知道回来后，他的书柜里面就会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书；所谓莫名其妙就是：都是外文，以日文为主，我也看不懂。但我还是会去翻阅，他也从未阻止。看不懂其中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我，只能按汉字猜：似乎是些描述中国大陆及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后来才知道，“陈明忠案”所谓“牵连”我父亲，就是因为父亲常去台北某一家陈所熟络、专卖外文书的书店买书，并开过支票给老板，而里面很多进步书籍是“禁书”。
我喜欢看书，学校成绩很好，几乎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父亲被捕、特务搜刮走了大部分的书籍和资料后，我问也没问，依旧自己去看了父亲书房里留下的“漏网之鱼”；后来知道，那是一些父亲第一次坐牢时期留下的资料。这些书籍和资料，似乎在我內心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触发其后我的一些思想的启蒙，容后再述。
刘建修在第一次出狱后，艰苦数年才勉强重建家庭。右上：为第二次入狱前几年，与长子刘復秦的出游合照。左上：第二次入狱期间儿子给他装了照片的信封，刘建修在临终前一直仔细珍藏著。下图：1980年第二次出狱后的全家福照。手写说明文字，皆出自刘建修。
不吃“教训”的反蒋“地下党”
不记得当时父亲离家多久了，记得我只会拼命读书，努力“考第一名”。或许，內心深处是出于自尊心，不想因为我爸是“匪谍”而让人看不起。
到我小学四年级，父亲才在关押进入第二年后，终于被判“感化”3年定讞。从此，开始了母亲带著我们孩子们每个週末从新竹坐火车北上，到“台北县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探望父亲的日子。我们通过大门口穿著深蓝色制服的警卫（其实就是军中退伍下来的老兵）荷枪实弹的检查，进入营区；有时候母亲会让我“夹带”父亲的哮喘药，快跑进入。然后持续一天的探望，直到傍晚才离开。最终，父亲这次其实总共坐了5年的牢（1976-1980）3──我上初二那年，有一天厂里的员工放鞭炮，我才知道他“出狱”回来了。
3.编按：按前注龙绍瑞文，从筹备台湾“地下党”第三次集结之初，刘建修先生在所谓“陈明忠叛乱案”中的实际角色就不算轻。其最终仅获判“感化3年”，以及其他许多相关人士获判刑罚皆较过去大幅减轻，一方面与所谓国际人权组织的介入有关，一方面与台湾于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被否定后蒋氏政权的统治正当性更难维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主谋”陈明忠先生的坚毅与担当关係很大（陈于本案获判15年）。然二蒋白恐统治时期的所谓“感化”，实预留了视“感化结果”而定的调整“弹性”，流露出再次迫害人权的恐怖色彩。而刘建修先生刑期“延长”，正显示其“不服感化”的结果。
之后，我考入省立新竹高级中学就读。随著年龄渐长，加上后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父亲书柜里日渐增加了中文书籍，而我也都能读懂了。其中有很多是介绍中国文史与大陆风光，以及《夏潮》和后来的《远望》（父亲的办公桌上常可看到堆得很高的《远望》杂誌，有几十本）、《海峡评论》等左派和统派的杂誌，还有陈映真先生等左派人士的著作。只是父亲从不主动跟我说起这些，也没提过他是《远望》杂誌的发行人云云；是我如同吸水海绵一样自己主动去读。高中时期的我，在主动看了父亲于绿岛时期留下的一些资料后，才第一次隱约了解到原来他之前还坐了15年的牢（1950-1965），是资深“政治犯”！同时，往来我家的亲朋好友中，许多都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譬如陈其昌、王津平、廖天欣、林书扬，以及“邮电案”中父亲的同案许金玉女士……等大名，在家里个个耳熟能详；我们邻居及我家的厂长彭新贵先生，也是白恐受难者。这些，或许让我在耳濡目染下，有一种思想在心中萌芽了，而当时不自知。
虽然我们出生在“反共”的戒严时代，反共宣传无处不在，但是对于父亲“坐牢”这件事，我从来没去质疑过他，亦不曾觉得是他“犯错”；对于父亲的思想、主张，我也从未纠结过。反而，经由阅读父亲放在家里的书籍杂誌，“左派”、“统一”、“社会主义”等词汇与观念，逐渐在我心中发芽，我对父亲的心路歷程、信仰，也有了初步的理解。他失去了人生最好的加起来20年的光阴，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我现在知道，那就是以“社会主义”完成“祖国统一”，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不能再被帝国主义侵略剥削”。他第一次坐牢时，是“顽固分子”，进出火烧岛几次；第二次入狱，也仍然在狱中宣扬进步思想，非但国民党的黑牢无法感化他，反倒是他能去“感化”別人。父亲过世后，他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时的后辈，目前定居南美洲巴西，写了一篇悼词纪念父亲，就承认自己是父亲在牢里吸收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父亲正如同他在2018年10月20日悼念某同志的〈鞠躬尽瘁 永垂青史〉祭文中所传达的，热切而坚定地信仰著社会主义、祖国统一：
啊！老前辈！
敬爱的老前辈！
忠诚的社会主义战士！
勇敢而杰出的爱国志士！
为国为民 牺牲奋斗
鞠躬尽瘁 永垂青史
我们满怀悲痛
我们满怀希望
在你们灵前跪拜
祈求你们早日看到
互利共贏、互助合作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繁荣强大的祖国，以及公平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出现。
人民幸福快乐欢唱！欢唱！再欢唱！
格局高远的堂堂明眼人
母亲有时候在我面前会提起，怀我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別说是肉了，连青菜都要娘家接济，幸好当年有一种鯽鱼，长在小水沟里，闽南人不吃（我们是客家人），才偶尔能补充一点营养，因此我也长得比较矮小。那时候我们在新竹市租房子住，由于父亲找不到工作（第一次出狱之初），经济条件很差，家里小。但是父亲的朋友来访（应该也是白恐受难者，因为当时除了少数亲戚外，没人敢跟我们来往，怕受牵连，又怕我们太穷要借钱），晚上住在我们家，而家里只有一张床，母亲尽管正怀著我，也还要把床让出来睡地板，让客人睡床上。虽然许多年来家里有这么多的艰难不顺遂，我没有埋怨过这个“特殊”家庭。反而在上了高中以后，我开始厌恶有关国民党的一切，比如升国旗唱国歌，教官的存在，“三民主义”课等，凡是跟国民党扯上关係的事我都抗拒。似乎“反国民党”思想在我心中萌芽了；虽然还不知道这和共产党、祖国、社会主义、左派这些词汇有何联繫，但我知道，国民党在我心里是极权暴政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不记得是在1984年洛杉磯奥运会，还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总之，台湾的电视台播放奥运比赛，一碰到大陆选手得奖的颁奖仪式就进广告。但那时台湾已有卫星电视，可收看到大陆中央电视台，我于是第一次看到了大陆选手贏得金牌的颁奖仪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并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时，我便忍不住眼泪往下掉，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大中华思想及祖国情怀，甚至认同了红色祖国。
父亲第二次出狱之初，老“政治犯”之间基本不敢有太多联繫。但到我高中毕业，考入东海大学后，台湾的政治氛围已很大程度缓和了。1986年“党外（党外公政会）”准备组党；校园內多了一些反国民党的社团，我也参加过几次活动。那时我对“台独”并没有概念，只是单纯“反国民党”；我也了解到，父亲及不少白恐受难者亦积极支持党外运动以及之后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父亲还多了一些民进党的朋友，譬如，林正杰、范振宗、林光华等民进党內政治人物，每到选举都会邀请父亲站台；但那时国民党禁止“政治犯”公开演讲，盯得很紧，所以我听他说过他站不了台。
在我大学时期，父亲增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派出所也已不常派警察来家“看望”了。于是父亲还利用农历七月二十日新竹义民庙大拜拜之机，以我家工厂办流水席的名义，联繫了全岛同志前来“开会”，以此避开情治单位过多的“关注”。会议最后通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筹备。
随后，民进党经过排挤党內非“台独”人士，逐渐露出它“台独”的真面目。1987年“工党”成立；后来才知道父亲一开始就加入了工党，有很多白恐受难者都加入了，只是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另组工党，以及何为工党？之后，工党又分裂了，“夏潮”系统及“互助会”系统的党员脱离工党，在1989年另组“劳动党”。后来我在父亲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他出任该党监察委员的党证，才知道他也是其创党党员。
1987年10月“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左图：互助会第一届全台代表大会合照；刘建修在前排左四。右图：刘建修做为新竹地区代表致词。刘建修在相簿里，为首次的全代会留下了“心情凝重”的记录。
每个月从学校回家，父亲的书籍杂誌我都会翻一遍，这个时期现在回想起来是我非常苦闷的时期，我接触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书刊，但是父亲从来不跟我谈，在外更不会有人讨论，到底我信仰的是什么？“反共”思想当道，虽然开放党禁了，但谈论社会主义还是禁忌，大多数人依旧不敢提到“共产党”等词汇；只有蒋经国时期迫于美国压力而鬆绑的民进党偏向“台独”的理念，在随后李登辉的帮助下得到了发展。尽管当时发生的“逼退万年国大代表”、“清大歷史研究所学生因为‘台独’被捕”等抗议活动我都参加了，因为我反国民党，以反国民党为主要目标，我都会参加；但是，我隱约知道“台独”不是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有点混乱。
让我对自己的信仰有较清楚的认识，是在大四那年。1989年大陆发生了“ＯＯ事件”，台湾铺天盖地宣传“大陆学生是在争取民主自由”，而没有其他任何不同的声音。有次从学校回家，我和工厂厂长彭新贵先生在饭桌上对于此事件的定性，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发生了争吵。彭先生认为这是暴乱，而我反驳说：“那些死伤的学生怎么办？”“他们是为了民主！”这时父亲在旁缓缓说道：“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当下大陆学生对于大陆党和政府的某些贪污腐败的不满情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引导成占领天安门，故意制造流血，并且意在‘推翻共产党’、‘分裂中国’的阴谋！”我突然觉得被当头棒喝，完全醒悟过来。情势随著时间的推移，的确是往“暴乱”的事态发展！随著美国中情局介入事件的曝光，带头几个学生成为中情局的“打手”，完全顛覆了我对该事件的看法，也奠定了我的信仰的坚定！
择善固执的中国传承人
大学毕业后入伍，我在高雄空军后勤部运输站当兵；作为营区里少数几个大学毕业的大专兵，我显然是受到背景因素影响了。我的同梯告诉我：“你是‘黑名单’，无法进入电脑室及政战室”，便把我派到负责营区清洁的单位。我也不以为意，甘之如飴，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错，父亲也没有错！
1993年退伍后，父亲引领我到大陆参观。第一站到了汕头，因为我们在汕头投资，厂房刚建好，周围黄土一片。之后又飞往北京，参观了故宫及长城。那时台商还很稀罕，记得游览途中碰到一位应该是大学老师的大陆人，他饶有兴趣地找我聊天，聊天当中表达了对大陆的失望，和对台湾的好感。我说：“不要灰心，大陆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于今想来，或许是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使然！而这点，应该也是父亲多年予我“潜移默化”的一种体现吧！现在回想，父亲或许是想在我赴美留学前夕，让我到大陆看看他参与的祖国建设，理解他在台湾多年坚持两岸统一，投身社会主义復兴中国的初衷！
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并在美国IT业界工作数年后，我回到大陆深圳的家族企业任职。虽然事业上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我见证了2000年后，大陆每2、3年一个小变化，每10年一个大变化，经济及社会高速发展，人民一代比一代富裕。2004年我和互助会的前辈们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自豪感油然而生。和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先生一起座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除了因为亲见其人的感动，也是因为彷彿看到了父亲一路走来坚持不懈的缩影，歷歷在目。读了父亲编辑的《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和《台湾人民的歷史》，我更加了解台湾命运如何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绑在一起，以及从日据时代到1950年代，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两岸人民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歷史。他生错了时代，也生对了时代。他生在了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汲取台湾光復后祖国母亲的养分，台湾人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解放，重新做回了自己的主人。同时，他在思想上也受到红色祖国的启蒙，认识到蒋氏政权对社会正义、民族復兴造成的阻碍，举手向中国共产党宣誓共负歷史使命的坚定承诺，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从而，在和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最后一块前沿阵地台湾，不幸两度和许多同志一起成为了白色恐怖受难者。
“屡仆屡起的地下党人”几个字，很能描述父亲的一生；《远望》杂誌等书籍刊物，则是陪著我长大的统派刊物。前者于我，是“潜移默化”的身教；后者，是“思想解放”的言教。让我打开一扇窗，眼界里看到的不再只有一个小小的台湾，而是包含大陆与台湾的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并让我超越台湾“反共”的视角，看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真实样貌。
2014年，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內，台湾的走势越来越像“温水煮青蛙”地逐渐滑向“独台”。父亲深谋远虑，委我趁著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之机，提醒“台湾的走向令人担忧，大陆应该早作准备”，于是我建议“给予台湾人民同港澳地区人民同等待遇，用卡式台胞证取代现有台胞证，方便两岸同胞往来”。次年，大陆就宣布实施，台湾同胞从此往来大陆免签。我感到很荣幸，有幸亲身参与到推动两岸统一的实际行动；同时也很欣慰，大陆一直在倾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也能及时反馈！这就是一个人民民主的活生生的例子！
正义何时告亡灵？
以上这些，犹如“时间胶囊”，虽然平时埋藏心底，待一段时间取出重新审视，却又恍如昨日。父亲之于我，就像一本有別于台湾一般“反共”宣传的歷史教科书一样，作为歷史见证一页页翻过，便让人恍然大悟。同时，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作为一个足足关了20年铁牢的“地下党人”，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而数十年矢志不渝，这不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吗？此外，父亲尽管身教多于言传，但我还是知道，这位始终忠于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也始终保护著妻儿的台湾地下党员，即使许多话不方便明说，已用一生所为教导了我们，潜移默化中让我们挣脱现实的思想桎梏，并让我们依各自体会而自行选择──择善固执，然后承担自己的选择！
父亲过世前，我每次从大陆返台探望父母，总会在我们家客厅墙上，看到多了一些父亲用旧的月历纸，写上他內心信仰的肺腑之言，譬如，他一生坚持的信念：一、要为人民谋幸福，二、要为民族谋復兴，三、要为世界谋大同！很遗憾，父亲没能在抵达人生终点前，看到两岸统一、民族復兴。但我坚信，我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代他见证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实现！
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但近年国民党推动的“戒严时期不当判决补偿”及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未正视比“程序不当”更为根本的“道德不当”问题，为这些白恐受难者爱国爱乡的正义平反。其中，国民党是避重就轻，迴避是非；民进党把“不当”仅仅局限于二蒋时代，则是法西斯化，以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打击异己，实在令人失望！衷心希望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以告慰父亲及白恐受难者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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