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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南京大屠杀,天皇选择了什么路线?

作者:孙锡良 发布时间:2014-12-14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作者按:12月13日,是中国人民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特殊日子,心情极为复杂,我们关注的绝不止于南京,而是其后几千万同胞的鲜血与生命,是谁制造了这样的灾难?是日本裕仁天皇,即使战后美国让他逃过一劫,但是,中国人民绝不应该忘记他的滔天大罪。本文引自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未作任何修改和情感描写。

  1937年7月之后的战局看起来日本军连战连胜,在华北,日本军到年末控制了自北部绥远省的包头至南部山东省的济南一带。在华中,日本陆海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猛攻上海的中国驻军,但是,历时三月几无进展。进入11月,中国军队突然战略后退,日本派新兵团从上海侧面的杭州湾登陆,好不容易打开了局面,并于12月13日占领了国民政府南京。

  蒋介石因华北和上海失陷很快就开始动摇,暗中探索与日本媾和(实际上的投降)的道路。但是,中国民族的抗战意志不仅没有挫伤,反而日益旺盛,因此,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只得退至武汉继续抵抗。

  在这一阶段,参谋本部终于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害怕苏联趁日本对华用兵之际,增强其远东兵力,对满州国施加压力。参谋本部本来最重视的是对苏战争准备,决心进行这次战争的目的,也是指望动用大军一举压服中国,以确保对苏联战争时的安全后方。这一打算完全落空了。正因为这样,参谋二部(作战课)在攻克南京前的《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方案》中已经主张:要使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权保持体面以实现媾和,我方须采取各种措施,要点如下:

  第一,如果日本否定蒋介石政权而迫使他继续抗日,那么日本因同中国的对抗必消耗巨大的国力,将使欧美在亚洲坐收渔利;

  第二,为了将中国的赤化限制在最小限度,则不应摧垮现政权,必须保持其统治力量;

  第三,最坏的情况是全中国是排日的,但只要它不是容共的,那么对日本的不利比起中国分裂而赤化对日、满两国的祸患还是轻的,因此,必须在蒋政府还有控制中国的能力时,同它媾和。(《日本现代史资料》第9卷45-50页)

  这一主张和参谋部第二课同年7月17日制定的《在华北行使武力时对华战争纲要》比较来看,该纲要中有:同中央军的交战......以覆灭排日抗日根源的中央政权为目的,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并规定作战要在三四个月内争取结束。

  但是,当四个月以后,弄清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时,该课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不要覆灭中央政权,而是谋求其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中央政权不容共,即使它排日也是可以忍受的。

  不过,近卫内阁因攻克南京而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以前,它赞成参谋部同南京媾和的条件是:南京政府承认满州国,在华北和上海建立非武装区,在华北给日本以经济权益等等。10下旬还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斡旋。但是,南京的胜利已经让政府不能按那样简单的条件进行媾和了,12月14日,日本召开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增加了条件:准许日本军驻在华北、华中和内蒙;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取得使中国经济从属于日本那样程度的经济权益;战争赔款等。

  参谋本部反对这样的媾和条件,坚持11月的方案,但没能说服因战争胜利而冲昏头脑的政府,12月24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不希望同国民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一方面要继续军事行动,一方面要推行各种使中国殖民化的政策,以“对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

  1938年1月11日,为了确定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天皇主持下,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参谋总长闲院宫和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以及其他全体成员赞成政府方案,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其中规定: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日本的条件请求媾和,日本今后不把它作为谈判对手,协助中国成立新政府,谋求消灭中国现中央政府(《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件》385页)。

  近卫首相前一天曾建议天皇不表示任何意见,因为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发言就会决定会议结果,责任就归于天皇,这就很不利,所以,天皇在会议上始终未发言。

  参谋部对总长发言表示赞成的御前会议的决定,内心是反对的,极力希望同蒋介石政府争取速和,尽管1月25日是中国方面回答日本提出和平条件的最后期限,但是参谋本部向政府表达了蒋政府延长五天答复的请求。1月15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8点,关于会议情况,近卫首相曾向原田熊雄说:“总之,参谋本部自始至终要求尽快同中国停战,做好对苏联作战的准备,这种希望是迫切的,副总参谋长甚至说今后要根据天皇陛下裁决。

  对此,外相和总理都反复地议论说,老是被中国方面牵制是不好的,参谋本部和政府双方各持己见,最后米内海相终于说:那么说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吗?政府同参谋本部的对立就会造成要么参谋本部总辞职,要么政府总辞职的结果。下午7点左右,暂时休息,休息时,参谋本部单独进行了讨论,结果以此时更换政府很不妥当为理由,决定同意政府的意见。

  反映当时政府对华主张和军部反驳的文件有《关于媾和的信念》104—105页。该文件的要点是:政府这次为了不使祸患根源留给未来,期望彻底解决中国,为此,必须树立即使战争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也要有在所不辞的决心和准备.....如果中国再不接受全面条件,当然要停止谈判。

  天皇支持政府的路线是明确的,15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以及其后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帝国政府今后不把国民政府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同中国合作的政府的成立、发展......”这一政府声明后,近卫首相向天皇报告了这一上午声明的同时,并请求批准这一政府声明。天皇批准备政府声明的同时,对近卫内阁说了如下的话:“为什么参谋本部那么急不可待地停止对华战争,以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闲宫院回答说:“归根到底就象陛下外出时需要警卫那样,尽管如此认为没有什么,但一旦出事,作为负责人就无言以对了,因此要尽量加以警卫,在这个意义上讲,同样要做好对苏联作战的准备。”天皇把这一回答告诉近卫,并接着说:“既然如此,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就更好吗?既然已经挑起事端,那就必须坚持干到底。”(《西园寺与政局》)

  天皇在决定大量派兵去华北的7月11日,正如前面已讲过的那样,连内阁大臣也没有听到而先会见了参谋总长,然后接见了首相,但这次,天皇察觉到总长的意图就回避先听他的意见,首先听取了首相的意见。这两个不同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说明天皇已经选择了政府的战争路线,而拒绝了速和路线。

  就是这样,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使中国民族死亡几千万人,造成了无边的灾难,也强加给日本人民无限的苦难和牺牲。天皇和近卫丝毫也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

  结束语: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近代对抗只是两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线段,不是全部,既不要因历史的耻辱而自卑,更不要因现实的些许进步而沾沾自喜,关注历史细节不是回忆战争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认真思考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何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内被日本压制?如果不想让历史重演,请认真地观察现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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